【陳世明】兼采諸家，賡續(xù)批判：“儒家八派”研究的推進與深化
兼采諸家，賡續(xù)批判：“儒家八派”研究的推進與深化
——讀宋立林教授《儒家八派新探》
作者：陳世明（作者單位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國學院）
來源：《中華讀書報》（2023年11月01日）
儒家思想之活力在于孔門后學與歷代儒者對孔子思想大義進行不斷地詮釋與創(chuàng)發(fā)，以孔門后學為代表的早期儒學正是這一闡釋與詮釋歷程的開端，也正是孔子思想得到繼續(xù)深化與發(fā)展的第一階段，但此階段儒學史有很多問題依然有待進一步地研究和澄清。比如“儒分為八”是否符合孔門后學發(fā)展演變的歷史實際？ 孔門后學是否只有八派？ 這就涉及孔門七十子乃至整個早期儒家學術史的諸多問題，待發(fā)之覆頗多。因此，“儒分為八”成為中國儒學史上爭論較多的一個學術史難題。
曲阜師大宋立林教授所著《儒家八派新探》（線裝書局2023年2月出版）一書，正是對這一難題進行批判性研究的系統(tǒng)性與總結性的最新成果。上個世紀90年代，李學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時代》中提出“走出疑古時代”與“重估中國古代文明”等觀念，對學界反思疑古思潮曾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隨著人們對疑古思潮的反思與對出土文獻的深入研究，不斷地更新著人們對古書流傳的認識，拓寬了人們的思維視域，也改變著人們對以往很多傳統(tǒng)典籍被視為偽書的看法。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宋教授兼采諸家，融匯新知，繼續(xù)研討和考述“儒家八派”中的諸多問題。
“儒家八派”是郭沫若先生所提出“儒分為八”的一個學術史概念。據(jù)《韓非子·顯學》載：“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保ㄍ跸壬鳎骸俄n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456頁）郭老著《儒家八派的批判》，對“儒分為八”進行批判性研究，在學術史上影響很大。郭氏此文雖在戰(zhàn)國學術史研究上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但由于時代局限與材料限制，“儒家八派”的很多問題依然有待推進，尤其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出土大量的簡帛文獻，以及早期儒學研究的不斷突破與深化，給重新討論“儒家八派”帶來了新契機。由此，系統(tǒng)總結梳理與研究“儒家八派”具備了更充分的條件，有其必要性。
此書是作者在其博士論文《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基礎上不斷拓展完善與深化之作，以新材料、新方法與新視野重新思考舊問題，屬于學術史、思想史的范疇。本書以近幾十年來新出土簡帛文獻材料為依據(jù)，以及以往很多被視為偽書而可能實際不偽的傳世文獻，同時借鑒學界對早期儒學研究的前沿成果，對孔門后學中涉及“儒家八派”相關人物的生平事跡、學術傳承、思想發(fā)展及其衍化進行全面性的總結梳理和研究，是一次對傳統(tǒng)“儒家八派”研究中的重大問題進行比較徹底的反思性、批判性的再研究，具有很強的學術創(chuàng)新性，這對于人們重新思考早期儒學研究具有重大的學術史意義。
通讀此書，該書在理論方法的運用與主要內容的詮釋上，主要具有如下七大特色：
第一，運用二重證據(jù)法對傳世文獻進行考辨與論證，以新材料重新思考舊問題，解決新問題，有益于補充孔孟之間的學術史，深化了后人對早期孔門后學發(fā)展與演變的認識與理解。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郭店簡、馬王堆帛書、上博簡等文獻的出土，給學界研究帶來了新材料，改變了人們對先秦儒家局部學術傳承的認識，也給重新討論傳統(tǒng)經(jīng)史之學帶來了新視野。比如孔孟之間相距約200年，但卻沒有更具體詳實的材料說明此時段孔門后學發(fā)展和傳承譜系，而郭店簡出土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孔孟之間儒學傳承的學術史空白，也因此被譽為“改寫中國思想史的典籍”。然而，出土文獻雖然未經(jīng)后人增刪、潤色，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文獻材料，但相對于大量的傳世文獻來說，畢竟出土文獻的數(shù)量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部分出土文獻的保護、整理都很困難，比如簡牘散亂、殘斷缺損，文字漫漶、訛誤脫衍，致使部分簡帛釋文在釋讀上分歧很大，學者們往往各執(zhí)一詞，自成一說。所以僅憑有限出土文獻依然很難在已有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真正起到改寫哲學史、思想史的作用，而只能在局部上對其進行適當?shù)难a充或改寫。
第二，檢討疑古思潮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對古書形成過程的源流及其復雜性提出新見，有益于深化我們對古書形成與流傳的認識。李先生雖然提倡“走出疑古時代”，但顧頡剛先生認為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證全部皆真”的觀點，依然是很有見地的見解。正因此，對于那些完全沒有史料依據(jù)、難以論說的孔門后學人物，作者重新搜集與“儒家八派”相關的先秦兩漢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充分運用文獻材料，根據(jù)目前最新研究成果辨析其真?zhèn)纬煞?，重估其思想價值。比如作者根據(jù)新近出土的《儒家者言》、阜陽雙古堆漢墓木牘與上博簡《民之父母》等新材料與前沿研究，對《孔子家語》是偽書一說提出反駁。同時，作者基于對近代疑古思潮中存在疑古過勇問題的反思，對孔門后學的材料進行細致的梳理與辨析，認為在先秦兩漢的諸多文獻中，除了《論語》外，《孔子家語》與大、小戴《禮記》是保留孔子弟子及其后學言行思想最為豐富、最全面的幾本文獻之一，思想價值最大。（宋立林：《儒家八派新探》，北京：線裝書局，2023年，第143頁）這是作者對傳統(tǒng)辨?zhèn)问酚^和近代以來古史辨派疑古思潮進行反思和檢討的重要體現(xiàn)。
第三，融貫古今，兼采諸家，品評是非，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笨鬃釉U明對待學習求知應持有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正如孔子對待文獻不足，從而保持闕疑的態(tài)度一樣，存而不論。此書在考證“儒家八派”人物所涉及的生平事跡時皆能采取“多聞闕疑，慎言其余”的態(tài)度。由于先秦孔門后學資料確實遺存太少，雖然此書對不少結論也未能做出定論，但對一些論據(jù)不足或前后矛盾的考證進行再辨析與批判，亦有助于正本清源，澄清“儒家八派”一些問題。同時，作者合理吸收各家研究成果，審慎地進行分析研究。對目前未能下定論者，作者不厭繁細，將諸家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進行總結概括與歸納，供大家繼續(xù)批判與思考。比如關于“顏氏之儒”屬于八派中比較有爭議的一派，有“不可考說”“顏回說”“言偃說”“顏濁鄒說”等等。
第四，從架構與布局上看，此書問題意識明確，邏輯框架清晰，各部分自成體系，篇章結構合理，論證扎實，體例嚴謹。此書對材料取舍合理，思路清晰，出入經(jīng)史，評判諸家觀點，考證細密，論證有力，不做無根之談，對各家考證觀點基本都進行總結和評價，并分析其理由與依據(jù)。作者也將一些較有代表性的說法列出，以求在點滴史料中能窺見“儒家八派”的蛛絲馬跡，供學人參考借鑒。細細品讀，從全書來看，行文流暢，用語考究，比如在第三章《入官》與子張之儒的論述中，對所引文獻進行一些文字?？迸c考辨，可知作者語言功底扎實、深厚，對“儒家八派”的史料極其熟悉，從而對其進行較為徹底的整理與爬梳，可見其多年的學術積淀。
第五，重新梳理和勾勒早期儒學孔孟之間的儒學后學傳承與分化譜系，為我們揭示了孔門后學思想脈絡中多元嬗變的內在脈絡與復雜面向，在傳統(tǒng)儒學史研究專著中，基本呈現(xiàn)為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的思想大師的研究思路?！妒酚洝吩疲骸白钥鬃幼浜螅呤又缴⒂沃T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wèi)，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yè)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后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并爭于戰(zhàn)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閑，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yè)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卷一百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116頁）可見此書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提出早期儒學實際上經(jīng)歷了一個“合—分—合—分—合”的正反合的辯證發(fā)展，（宋立林：《儒家八派新探》，北京：線裝書局，2023年，第305頁）這無疑大大拓展和深化了我們對早期儒學思想的譜系傳承的認識。
第六，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綜合運用多種理論方法，引述古往今來有關“儒家八派”的各種經(jīng)典論述，旁征博引，條分縷析，逐一辨析各家觀點及其論據(jù)。比如此書緒論部分回顧了學界對“儒家八派”的研究史，梳理并總結了此前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存在的問題以及擬就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進行簡要闡述，并對出土文獻與“重寫學術史”的關系、“疑古”與“走出疑古”之爭、“二重證據(jù)法”與所謂“顧頡剛難題”與學派研究的“陷阱”和“可能”等以往研究方法進行深入的檢討和省思，為我們重新認識“儒家八派”提供了新的方法，打開了新視野。
第七，以新的研究范式對“儒家八派”進行批判性的探究，不斷地挖掘和詮釋“儒家八派”可能存在的分化路徑。田浩曾指出：“思想史與社會史的研究方式有其本身的限制，但這種研究的長處是能把思想的發(fā)展放在當時的文化、學術、社會、政治等情境中求得了解，因而予讀者以既生動又具體的印象；其短處則是稍不經(jīng)意即流入某種方式的化約論以至決定論，使思想的自主性消失在外緣情境中。”（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此書既能從思想學派內部傳承本身對“儒家八派”思想內在起源——孔子思想的發(fā)展性、豐富性與多歧性進行考察，尤其是對孔子整體思想進行分段研究的卓識與概述很值得借鑒；又能從時勢、地域與諸子百家等諸多外部思想挑戰(zhàn)來追溯“儒家八派”形成的外部條件；亦能借鑒部分學者對疑古思潮的辨?zhèn)纬晒匦绿綄ぁ叭寮野伺伞彼枷朊}絡及其路徑，從而深化了我們對“儒家八派”在不同層面上的理解與認識。
綜上所述，本書在充分反思疑古思潮的背景之下，借助新出土的簡帛文獻資料，在重新厘清傳世文獻的基礎上，對孔門后學在不同層面對孔子思想的多元詮釋予以梳理和辨析，揭示早期儒家哲學的復雜面向與多元嬗變的內在脈絡，進而把握其多重分化與整合的發(fā)展理路，以及不同學派之間互鑒互融的內在關系，使得早期儒學中孔門后學的學術傳承與學派分化的面貌更加清晰，是對“儒家八派”研究不斷拓展與深化之作。此書可謂是“儒家八派”研究中一部非常有分量的考論性著作，這源于宋教授多年將精力傾注于孔子與早期儒學、儒家學術史與儒家哲學研究。即使由于客觀資料的限制，使得許多學術問題有待解決，但此書無疑從理論方法的反思、運用新方法、新材料與新視野重新考證與辨析“儒家八派”諸多問題，對我們重新理解和認識“儒家八派”早期的學術傳承、流變皆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大大加深了今人對“儒家八派”學術傳承與思想衍化的深入理解，其學術價值不容小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