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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書之不盡：另辟蹊徑的圖書易學

作者：陳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宋至清圖書易學研究”負責人、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五月初三日己酉

          耶穌2023年6月20日

北宋時，經(jīng)儒家士大夫與學者的不斷努力，儒學終得復興，再次成為學術主流。在這一過程中，《周易》作為儒家“群經(jīng)之首”，自然受到廣泛關注。以周敦頤、邵雍、朱熹為代表的宋代學者除對《周易》經(jīng)傳加以新注之外，還進行了一項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即繪制出以《河圖》《洛書》、先天圖、《太極圖》為代表的諸多《周易》圖像。

相比于抽象的《周易》符號和晦澀難懂的卦爻辭，這種“以圖解《易》”的方法無疑更為直觀清楚。因此，以河洛、先天、太極之學為核心內容的圖書易學，也在創(chuàng)立后得到迅速發(fā)展，成為宋、元、明三代易學中的“顯學”。

褪去神秘色彩的《河圖》與《洛書》

《河圖》《洛書》作為中國歷史中的古老傳說，一直以來都身披濃重的神秘色彩。先秦時期的歷史文獻中，《河圖》《洛書》的出現(xiàn)頻率很高，《尚書》《論語》《易傳》《禮記》中都能見到。在這些記載中，《河圖》《洛書》要么被解釋為伏羲創(chuàng)作《周易》的靈感來源，要么被附會為上天賜予的祥瑞或寶物。如孔子就曾經(jīng)在晚年慨嘆道：“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河圖》這種祥瑞降臨，那么孔子沒有成為圣王的可能了。漢代之后，隨著陰陽五行學說的興起，《河圖》《洛書》身上附著的這種神秘色彩也愈演愈烈。東漢時，甚至已經(jīng)發(fā)展出了神龜背刻《河圖》從黃河走出、龍馬背負《洛書》從洛水降臨的傳說。這種傳說雖然荒誕不經(jīng)，但在漢唐時期卻頗為流行。

然而，細究這些先秦兩漢古籍中的記載，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雖然都把《河圖》《洛書》講得神乎其神，但卻沒有哪本書講清《河圖》《洛書》究竟記載了什么內容。以至于到唐代，雖然大家都對《河圖》《洛書》津津樂道，但《河圖》《洛書》卻并沒有任何實際的學理意義。

這一情形在北宋時發(fā)生了變化。一方面，隨著儒學的復興，儒家士大夫非常關注對于《周易》之道的理解，胡瑗、程頤、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大學者都留下了闡釋《周易》的著作。另一方面，宋代之前的易學存在兩種主流范式，一種是專注于取象配物的象數(shù)易學，一種是重在闡發(fā)《周易》卦爻辭與《易傳》之理的義理易學。許多宋代學者對這兩種固有模式也開始感到不滿，于是他們便以《河圖》《洛書》作為突破口，創(chuàng)造性地賦予了《河圖》《洛書》以實質性內容，從而開創(chuàng)了易學發(fā)展的新方向。

宋代學者所繪制的《河圖》《洛書》，以抽象的黑白點線為基本符號，以自然數(shù)的數(shù)理變化以及其與方位的關系為主要內容。這樣一來，《河圖》《洛書》便不再是僅具神秘色彩的上古傳說，而是具有了數(shù)理意涵的理論圖示。

其中，我們如今能見到的五十五點《河圖》，便是根據(jù)《系辭》中所記載的“天地之數(shù)”理論，將一至十十個自然數(shù)分為“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五個數(shù)組，并依次分居北、南、東、西、中五方。這一數(shù)理變化系統(tǒng)，也被賦予了《周易》卦爻體系創(chuàng)作原理的理論意義。而四十五點《洛書》則是以一至九這九個數(shù)分居四正、四維與中央，用以闡釋“九宮”變化之數(shù)理。

可以說，《河圖》《洛書》之所以能在易學領域具備無可取代的理論與學術價值，便始于宋代學者在褪去其神秘色彩之后，創(chuàng)作出的這種圖像形態(tài)。

朱熹對圖書易學發(fā)展的巨大影響

依據(jù)《宋史》的記載，黑白點圖示《河圖》《洛書》的創(chuàng)作可以追溯到五代末期的陳摶。然而這種記載也只是一種源自北宋時期的傳說，并沒有實際證據(jù)。從我們如今所能見到的史料來看，黑白點圖示《河圖》《洛書》最早出現(xiàn)在北宋劉牧編纂的《易數(shù)鉤隱圖》中。

然而，劉牧版本的《河圖》《洛書》雖然已經(jīng)采用黑白點線為圖示符號，并以“天地之數(shù)”和“九宮”為主要內容，但在他的“河洛”系統(tǒng)中，卻是以四十五點圖為《河圖》，五十五點圖為《洛書》，與今本《河圖》《洛書》剛好相反。

■河圖作者/供圖

■洛書作者/供圖

■先天八卦次序圖作者/供圖

為什么會存在這種完全顛倒的差別呢？

其原因在于，在劉牧創(chuàng)造了黑白點圖示《河圖》《洛書》后，這一“河洛”圖像體系雖有一定傳承和發(fā)展，但引起的反響卻非常有限。直到南宋大學者朱熹編訂《周易本義》時，將這兩幅《河圖》《洛書》收入其中，其學術影響才逐漸擴散。只是，朱熹在收錄劉牧版《河圖》《洛書》時，卻對調了二者的內容。在朱熹看來，五十五點圖所揭示的“天地之數(shù)”，源自于《易傳》中的《系辭》，其與《周易》卦爻系統(tǒng)在學理上是密不可分的，應當承擔《河圖》的理論意義，被定位為伏羲創(chuàng)作卦爻的理論源泉。相比之下，四十五點圖所展現(xiàn)的“九宮”之理，則與《尚書·洪范》中所記載的大禹治國理政的“九疇”之法更為契合，故而應當承擔《洛書》的歷史定位和理論職責。正是由于朱子這種對調《河圖》《洛書》的處理，才奠定了“河洛”的理論意義，讓其哲學價值得到了飛躍性提升。

除對調《河圖》《洛書》外，朱熹還在先天圖和《太極圖》的圖像流傳中有著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先天圖共由四幅圖像構成，其主要內容是闡述八卦、六十四卦的次序和方位。事實上，早在《易傳》的《說卦》篇中，已經(jīng)記載有明確的八卦次序與方位理論。在這種理論中，離、坎、震、兌四卦分居正南、正北、正東、正西，既是一種權威的方位坐標，也能夠進一步拓展，與春、夏、秋、冬或青龍、白虎、玄武、朱雀等理論系統(tǒng)相配合，用來解釋自然現(xiàn)象變化的現(xiàn)實意義。這種古老的八卦方位理論不僅為歷代儒家學者所熟悉，更作為一種空間坐標理論，傳播到了北涼、吐蕃等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并作為重要元素出現(xiàn)在了石塔、唐卡等建筑藝術作品中，成為了當?shù)孛褡逦幕闹匾M成部分。

然而，到了宋代之后，邵雍等學者不再滿足于這種流傳已久的八卦理論，開始嘗試著另辟蹊徑，探尋八卦符號體系變化中的其他可能。朱熹在邵雍發(fā)明的“加一倍法”等數(shù)理學說的基礎上，發(fā)明了“逐爻漸生法”，并以黑白點、塊為形式，繪制出了《先天八卦次序圖》；又以“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為坐標，繪制出了更合于儒家倫理的《先天八卦方位圖》。為了與“先天八卦”加以區(qū)分，宋代學者又把《說卦》中的八卦次序和方位稱為“后天八卦”。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頂著“先天”之名，但無論是《先天八卦次序圖》還是《先天八卦方位圖》，都產(chǎn)生于宋代，是遠遠晚于后天八卦的。在《周易本義》中，朱熹并未貪功，將先天圖的作者讓給了邵雍，但如果沒有朱熹的理論改造與圖像創(chuàng)作，如今的先天圖系統(tǒng)是無法構建完成的。

除此之外，朱熹對《太極圖》的理論闡發(fā)也作出了無可取代的重要貢獻。朱熹闡釋的《太極圖》，并不是為現(xiàn)代人所熟悉的產(chǎn)生于明代的陰陽魚《太極圖》，而是濂溪先生周敦頤所繪制的《太極圖》。不過，雖然后者問世于北宋初年，產(chǎn)生年代較早，但初期的影響卻非常有限，且莫衷一是。如果沒有朱熹親自下筆寫作《太極圖說解》，在本體意義上闡釋周敦頤所提出的“無極而太極”觀念，并將《太極圖》與《周易》之間做出了截然二分的結構性處理，《太極圖》就不可能產(chǎn)生在宋、元、明、清四代的歷史影響，周敦頤亦難以擁有“北宋五子”之首的學術地位。

由此可見，朱熹在河洛、先天、太極圖學的定型與闡釋中，都擁有無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堪稱圖書易學圖像與理論體系構建、發(fā)展過程中的第一功臣。

“象數(shù)”“義理”“圖書”三分方案

自朱熹確立了《河圖》《洛書》、先天諸圖以及《太極圖》的圖像形態(tài)與詮釋方向后，圖書易學便得到了迅速發(fā)展，在元、明兩朝蔚為大觀。雖然這一模式在清代初年受到了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胡渭等學者的質疑，但不可否認的是，圖書易學已經(jīng)成為了《周易》經(jīng)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肇興于宋代的圖書易學，究竟應該在易學史中居于怎樣的歷史地位？這卻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歷史上最有影響的易學史宗派區(qū)分，便是《四庫全書總目》所提出的“兩派六宗”說，也就是將易學分為象數(shù)、義理兩派，象數(shù)派又細分為占卜、禨祥、造化三宗，義理派則分為老莊、儒理、史事三宗。依據(jù)《四庫提要》的這種區(qū)分方式，圖書易學因為與陳摶、邵雍的糾葛，只能被劃分到象數(shù)派之造化宗。可事實上，以《河圖》《洛書》為代表的圖書易學之所以能在易學史上成為流行數(shù)百年之“顯學”，并不只是因為托陳摶、邵雍之名而在象數(shù)乃至民間術數(shù)領域產(chǎn)生的影響，更是在經(jīng)由朱子改造之后，對《周易》創(chuàng)作源流、卦爻系統(tǒng)之數(shù)理基礎、易學概念與易學哲學闡釋等重要問題上做出的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圖書易學雖然在義理上創(chuàng)造頗豐，也確實在形態(tài)上創(chuàng)造性地繪制出了河洛、先天、太極等各類《周易》圖像，這些易圖在歷史上產(chǎn)生的變化形態(tài)多達數(shù)千種。因此，圖書易學又與程頤、張載等人以儒家義理闡釋《周易》經(jīng)傳的義理派儒理宗易學有著本質性的區(qū)別。由此可見，《四庫提要》的“兩派六宗”分類法，無法對圖書易學給出合理安置。

《周易》之詮釋歷來以方法眾多、模式各異著稱。因此，對易學流派之區(qū)分，也必須注意到其復雜性。一方面，我們不能對孟喜、京房、鄭玄等漢代學者在象數(shù)易學領域的貢獻視而不見；另一方面，王弼、程頤等學者“以理解《易》”之法，也是《周易》能一直維系“群經(jīng)之首”地位的關鍵。但除此之外，在劉牧、邵雍、朱熹等人的不斷努力下，圖書易學無論是在“以圖解《易》”的方法層面，還是“融合數(shù)理”的義理闡釋層面，均徹底突破了既有的象數(shù)、義理兩派之局限。無論從解《易》模式還是歷史影響上來看，以“象數(shù)”“義理”“圖書”三分易學史之天下，才是一個更為合理的修正方案。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