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斯特恩】聰明的無能
聰明的無能
作者：亞歷山大·斯特恩 著 吳萬偉 譯
來源：譯者授權儒家網發(fā)布
聰明何時成了大麻煩？
聰明的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曾經在《認真的重要性》（或《不可兒戲》）中寫到“我對聰明厭煩得要死。當今時代，人人都這么聰明。。這事已經絕對成為令大眾討厭的的麻煩?！闭軐W家路德維?！ぞS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也一直受到他只是“小聰明”的想法的折磨，并批評自己和他人更看重小聰明而非真正的智慧。將真正的宗教生活置于審美生活之上的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愷郭爾（S?ren Kierkegaard）則寫到，“宗教法則是采取與聰明相反的行動?！?o:p>
聰明真的有什么過錯嗎？即使聰明有時候能搞得我們心神不安，但它的相關意義基本上仍然有積極意義：人們通常覺得聰明不僅是快樂之源而且是洞察力之源。不過，很多人仍然贊同王爾德的抱怨，當今公共生活中聰明的泛濫的確讓人討厭。大眾媒體上充斥著矯揉造作的無所不知和辛辣諷刺。聰明已經成為網上貨幣一樣的東西，成群結隊的時事解說員、評論家們竭盡全力吸引訂戶和同道的關注和喜歡，他們常常利用令世人厭煩的分析和自鳴得意的玩笑。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種明顯的退化墮落呢？
請讓我首先從更狹隘的方式上來嘗試為聰明下定義。我們傾向于在兩個相關的方式上使用這個詞。首先，聰明意味著他人可能缺乏的那種聰穎、敏銳、洞察力強?！奥斆鞯摹苯鉀Q辦法不僅有效而且表現出豐富的想象力和對所在情景的精準把握。它源自或揭露出一種不同的、更具想象力的理解問題的方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想解決物理學根本問題時，他的解決辦法之所以聰明就在于它顛倒了有關時間和空間的假設，這種假設人們習以為常，根本就沒有認識到他們在提出這些假設。我們也使用“聰明”來表示某種類似機智的、妙趣橫生的話語。就像聰明的解決辦法一樣，聰明的言辭也顯示出說話者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聰明的個人身上往往有一種超脫的、孤立的沉著和鎮(zhèn)靜，他們能調查整個場景，建立起其他人做不到的聯系。在兩種案例中，聰明都意味著靈巧---有能力從外部把握這個世界。其實，聰明（Clever）這個詞就源于東盎格魯詞匯（cliver），意思是“善于抓住”。
接著是聰明與外來者之間的一種契合性。聰明的個人往往特立獨行，無論是主動選擇的結果還是環(huán)境使然，而且他們使用這種異化和疏遠的地位為自己牟利。因此，現代性中聰明的泛濫與異化和疏遠的泛濫密切相關，無論在小說中還是在現實中都可以找到的眾多特立獨行，與眾不同的人物類型---私家偵探、滑稽演員、漫游者（the flaneur）以及最近的變體---社交媒體信息發(fā)布者。
偵探是聰明的完整化身，他非常擅長以精巧的方式破解奧秘，而且語言詼諧，妙語連珠。正如很多批評家注意到的那樣，偵探是現代聰明人的原型。他是獨來獨往的雇傭兵，認定自己不屑于受到任何傳統(tǒng)規(guī)范的約束。他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注定要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道德原則和行為規(guī)范，他極度懷疑官方機構，尤其是覺得警方極不可靠。
不僅僅是俗套的科學家或學者---其思想激情和純真質樸成就了他，雖然人們往往假定他擅長理性分析，但是，他和理性本身往往格格不入---私家偵探是人類世界中的酷斃、冷靜、分析、理性的化身---他沉著冷靜，分析嚴謹。他采取措施，確保自己在分析案情時與世界保持一定距離。他從來不會被搞得措手不及，從來不會犯錯。
這種聰明通常表現為一種形式---即看破幻覺。我們就拿雷蒙德·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小說《再見，吾愛》中的偵探菲利普·馬洛（Philip Marlowe）的話為例：“我需要一杯飲料，我需要很多份人壽保險，我需要度假，我需要鄉(xiāng)間別墅。我擁有的是一件外套，一頂帽子、還有一把槍。穿戴整齊之后，我就走出房間?！闭沁@種令人膩煩的但切合現實的諷刺---常常出現在消費者的奢侈或浪漫視野面前---產生了偵探的分析能力和他特約的那種聰明和幽默。
但是，這種看破幻覺的聰明往往成為自己的幻覺。這種可能性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黑色電影得到了實現（the neo-noir films是指于1960年代后出現的具有黑色電影元素的電影。此類電影依舊保持早年黑色電影的風骨，在視覺上，大多以夜景中的黑暗城市為背景，采用極端角度的攝影構圖，高反差照明，低調布光，營造出黑暗氛圍。其故事基調是充滿了深沉、悲觀、陰郁、墮落、偏執(zhí)等負面情緒。故事主題往往會圍繞著犯罪、道德淪喪、黑幫斗爭等。---譯注）。新黑色偵探往往聰明過了頭，聰明反被聰明誤。美國性格男演員亨弗萊·德弗瑞斯特·鮑嘉（Humphrey Bogart）扮演的馬洛毫不費力地做出智慧敏捷的判斷，杰克·尼科爾森（Jack Nicholson）在《唐人街》中扮演的私人偵探杰克·吉特斯（Jake Gittes）的聰明更多是防御性的、牽強的和脆弱的。他上了冒名頂替者的當，這位女士聘請他追蹤據說是她丈夫的人，接著受到真實妻子（費·唐娜薇Faye Dunaway扮演的）的威脅，說是要告他，與他打一場官司。吉特斯來到她家，在那里，他了解到她出人意外地撤訴。“霍利斯（丈夫）似乎認為你是無辜者，”她告訴吉特斯，他回應說，“啊，莫拉雷太太，我一直遭到很多種指控，但從來沒有這樣的指控?！?o:p>
吉特斯的聰明更多是作為掩蓋其脆弱性的幌子，而非證明其刀槍不入，不會受到任何傷害的證據。而且，它遠非那么成功：在掩蓋脆弱的過程中往往不由自主地暴露了他的不安全性。我們不妨想一想青少年在其自我受到威脅的時候，試圖用一種見過世面的話語表達其世事洞明的虛張聲勢。同樣，新黑色電影中的偵探嘗試將各個節(jié)點連接起來，這遠非展現來自外部的理性支配能力，反而是過分自信的、很容易混淆的舉動，最終將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吉特斯的行動在不經意間導致莫拉雷太太的死亡。電影中失敗主義者的最后話語是“那是唐人街，杰克”，這句話暗示了我們根本不可能理解個城市的非理性力量和罪惡，更不要說戰(zhàn)勝這些罪惡了。吉特斯的聰明是一種沒有效果的鎮(zhèn)痛軟膏，只不過為我們提供了在非理性條件下的理性控制的模擬假象。
這種防御性的聰明不僅用來撤退到更高的地方，而且重新設定被迫處在更高地方的異化困境的框架。這至少部分解釋了某種美國猶太人幽默取得的成功。強加在身上的外來者地位變成了一種分析優(yōu)勢，并被用來當作笑料。比如，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短篇小說描述了一個主人公，他“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遭受來自父母的不公和迫害，而且這些往往是難以訴說的”。艾倫寫到“的確，老父親是猶太教堂的教徒，母親也是，他們根本無法接受自己的兒子是猶太教徒的事實?！豹q太人作為外來者的地位和看似不知從哪里來的主流文化在任何時候都將矛頭指向猶太人，分析性聰明的荒謬性被夸大，其破壞性遭到削弱。正如偵探的聰明讓混亂恢復秩序（至少表面上）一樣，猶太人滑稽演員的聰明能在去人性化面前恢復人性。
在伍迪·艾倫的電影中，或許最明顯的是在《宋飛正傳》（Seinfeld）中，猶太人的異化成為主流。在《宋飛正傳》中，猶太人與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社會規(guī)范和實踐的格格不入逐漸變成與日常生活本身的格格不入。喬治·克斯坦薩（George Costanza）探索工作、愛情和消費主義的種種偏執(zhí)狂的焦慮不僅僅與猶太人有關（可能有些夸張）而且與任何美國都市人有關。（正如美國喜劇演員、社會評論家、諷刺作家和編劇蘭尼·布魯斯（Lenny Bruce)所說，“如果生活在紐約，你就是猶太人”）。該劇的聰明不僅削弱了反猶主義的沖擊力，而且削弱了美國式個人主義的根本性焦慮。也就是說，我們變得日益脫離任何真正的共同體語境的束縛。這個電視劇通過從這樣的文化中不相干的操作者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尋常困境中產生的聰明笑話，尤其是圍繞他們沒有能力構建和維持真正的浪漫愛情關系，不斷挫了挫那種焦慮的銳氣。
就拿埃萊娜Elaine的擔憂為例，她害怕和剛剛中風的上年紀男人脫離關系產生的社會后果。她告訴杰瑞（Jerry），“我可能被排斥放逐出這個社區(qū)。”
杰瑞：什么社區(qū)？有個社區(qū)嗎？
埃萊娜：當然，有個社區(qū)。
杰瑞：所有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社區(qū)里，我一點兒都不知道。
宋飛式聰明傾向于在機場這樣的空間里產生，這是沒有錯的。因為在機場，個體最帶有原子化特征，共同體意識的缺乏在此也最容易讓人察覺，除了等候飛機之外，人們離開了本來擁有真正社會紐帶的或者目的的任何背景。他們被困在消過毒的、受到控制的環(huán)境之中，他們沒有辦法逃避，除了買點吃的喝的和呆頭呆腦地盯著看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機場是眾多現代空間之一---購物中心、體育館、候車室、娛樂公園---將個體簡化成為主觀性最小的人或至少是竭力讓那種主觀性變得無關緊要。作為旅客或顧客或“客人”，你其實并不是你自己，而是成了建筑師的這些空間內三維塑造中看不清面孔的人物。正如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辨認出的那樣，這些環(huán)境在迎合或者討好他或者她的時候，甚至存在一種監(jiān)獄的色彩，因為其建筑給客人強加上一種身體約束。
德國社會理論家和批評家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將這種強制性消極被動與游蕩漫步者（the flaneur）聯系起來。在本雅明看來，游蕩漫步者或者“人群中的人”是在尋求逃避自身的人，卻沒有加入共同體的意愿?！皩τ讵毺幐械讲皇娣?，他潛伏在新現代環(huán)境的邊緣如時髦的林蔭大道或游戲廳或巴黎封閉的購物中心。游蕩漫步者在享受幾乎帶有色情的肉體快感、自我展現、自我陌生化和匿名性，這給他一種支配場景的意識。正如本雅明的朋友德國著名作家、社會學家、文化批評家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在一篇有關旅館大廳---另一個匿名空間的文章中所說，“虛假個體”（pseudo-individuals）為相互之間提供了一種“根本抓不住的乏味幽靈”?！霸谒麄兛磥?，外表呈現是吸引人的存在，少許異國情調色彩帶給他們愉快的戰(zhàn)栗和顫抖?！?o:p>
游蕩漫步者仍然是沒有實現的人，他的支配意識被其軟弱無能暴露無遺。在本雅明看來，偵探小說的出現就是作為這種處境的幻想式解決辦法。偵探小說將這種匿名空間得不到滿足的異國風味變得生動鮮活起來，終結了讓人感受到的那種消極和被動。作為偵探，游蕩漫步者最終被允許充分利用其感受到的對局勢的支配，依靠他的觀察發(fā)揮一些作用。本雅明寫到，“如果游蕩漫步者變成了身不由己的偵探，這給他更多機會為社會做好事，這讓他的無所事事有了某種合理性。”游蕩漫步者變身偵探對共同體有好處，同時卻無需進入該共同體之中。他的聰明源自與自我保護的滑稽演員同樣的沖動：從外部抓住這個世界，讓自己的異化獲得救贖，但無需犧牲掉其快樂。
游蕩漫步者、偵探、滑稽演員都是網上聰明實踐者的先驅，這種人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大麻煩。因特網就是一個沒有空間的機場。就像機場里的旅客一樣，其用戶從根本上說就是無所事事的游蕩者。他們癡迷于瀏覽信息---既是可以用來消費的對象也是其他消費者瀏覽的對象。他們被置于類似的、但更極端的位置上，看似無所不能實則什么也做不了。這個世界就在他們腳下，但除了表明姿態(tài)和捕獲信息之外，他們不能采取任何真實行動。與此同時，因特網讓人能夠以機場只能在夢中設想的那樣控制人們的運動和欲望。所有這些自然促成一種重新奪回某些控制權的欲望。
方法之一是用積極的偵探工作替代消極的信息瀏覽。針對騙局或者陰謀論，因特網偵探永遠處于警惕的狀態(tài)。針對上門推銷員、黑客、騙子、機器人(bots)”、“噴子(trolls)”、“宣傳員”、虛假信息傳播者等啟動經過深度調查的指控，這成為他們?yōu)槠錈o所事事辯護的策略。這些偵探將很大程度上毫無意義的信息國度生產的垃圾變成真正的證據。他們賦予因特網理性的意義----其荒謬性和無意義性本來可能讓那些在網上消磨時間的人感到難以容忍。
另外一種救贖潛伏在那里的消極被動的方式是制作聰明的段子和笑話，用來顯示你凌駕于網上的一切之上。推特的發(fā)帖功能特別能讓用戶在字面意義上和比喻意義上顯得優(yōu)越于對話，聰明地占據特權地位，鶴立雞群傲視所有對手。事實上，游戲是這樣的：誰能顯得凌駕于大部分人呢？但是，發(fā)帖的環(huán)境---獨自在控制，周圍沒有人，但人人都在觀看---所有這些都保證帖子無論看起來多么聰明，都夾雜著不安全性。就像太過聰明的偵探，他需要展示那種支配地位，結果往往造成更多的混亂，聰明的發(fā)帖者試圖凌駕于媒介的愚蠢之上，結果卻暴露出他依靠那些可憐的快樂。聰明從提出分析的敏銳性墮落成為透明的展示，本來要減輕消極消費的焦慮，結果反而強化了這種焦慮。
克爾愷郭爾在批評19世紀的聰明時，辨認出類似這種趨勢的東西。他在日記中寫到“人類在邪惡的意義上變得越來越聰明，甚至到了宣稱其客觀的時尚變成客觀事實的地步。‘這是爛透了的世界’---這樣說是對世界的恭維，他們是在面向這個人群講話。”克爾愷郭爾是在譴責一種基督教形式，他認為這種基督教試圖從外部掌握和譴責這個世界，結果卻變成在這個世界內表演---甚至或許是這種功能失常的核心部分。
克爾愷郭爾將聰明與他認為的人生的低劣形式---美學生活和倫理生活---聯系起來，這與真正的宗教生活相反，在他看來，宗教生活不僅僅是教條式信仰的問題而是擁抱作為人類生活特征的荒謬和痛苦。美學家和道德家都是使用聰明的形式來回避這種痛苦。對于唯美主義者來說，機敏巧辯、誘惑、轉移視線提供了暫時回避荒謬性的解脫。道德家拒絕唯美主義者缺乏道德感的瑣碎生活，宣稱他們已經辨明是非。但是，對于道德家來說，生活最終變成自視清高正直的遵循法則工程，在最極端的場合，變成永不屈服的執(zhí)著信念驅動下的一系列圣戰(zhàn)。在克爾愷郭爾看來，從外部抓住事物的嘗試---無論是享受還是譴責---等同于回避，旨在創(chuàng)造一種控制和將荒謬性置于控制之下的幻覺。
克爾愷郭爾的解決辦法---做出沒有任何種類的理性控制根據的信仰跨越---或許并不令人滿意。但是，克爾愷郭爾要求他的讀者放棄詼諧話語的快樂和是非判斷，相反，他看到其誘惑及其局限性。他在鼓吹一種比聰明更謙遜的形式，承認人類理性的局限性，承認我們偏向回避和自我欺騙的習性。不是從世界上隱退，再往后倒退一步，這樣的聰明或許是往前走一步，更加接近真正的智慧。
譯自：The Impotence of Being Clever by Alexander Stern
https://hedgehogreview.com/issues/hope-itself/articles/the-impotence-of-being-clever
作者簡介：
亞歷山大·斯特恩（Alexander Stern），《公共利益》編輯，著有《語言的墮落：本雅明和維特根斯坦論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