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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地天通”與中國古代文明道路

作者：梁濤（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四月初十日癸亥

          耶穌2022年5月10日

“絕地天通”是古代社會的重大事件，對理解古代宗教、倫理、刑法乃至文明的起源，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歷來受到學者的關注。近代以來的學者如徐旭生、張光直、陳來等都對這一問題表示極大的關注，但由于問題意識不同，觀察的角度不同，對“絕地天通”的解讀亦有所不同。大致而言，以上三位學者分別提出了宗教改革說（徐旭生）、權力壟斷說（張光直）、巫師專業(yè)化說（陳來）的不同詮釋進路，在文獻解讀與思想闡發(fā)上均有所獲，不僅厘清了“絕地天通”中含混不清的問題，也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本文擬對以上三種詮釋進路作出考察、分析，總結其得與失，并通過“絕地天通”這一歷史事件，對中國文明道路作出分析、探討。

根據(jù)陳來教授的研究，古代宗教的第一階段是“民神雜糅”，而非傳統(tǒng)所記載的“民神不雜”。這一階段的情況是：“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保ā秶Z·楚語下》）據(jù)韋昭注，“方物”是指不能對民神作出區(qū)分、分別，“夫人”指人人?！胺蛉俗飨怼笔钦f家族成員都可以參與到家族的祭祀活動中?！凹覟槲资贰钡摹盀椤碑斢枮橛小Ｊ钦f家族內(nèi)部已經(jīng)有了專門的巫，執(zhí)行祭神活動。以往學者將該句理解為人人都作巫，家家都作巫，是不成立的，也不符合古代宗教的一般情況。其實這里的“家”并非后世的小家庭，而是父權家族。所謂父權家族是以父家長為核心的家庭組織，它是早期氏族組織長期發(fā)展演變的結果，一般由父家長與若干代子女組成，成年子女雖然可以組成家庭，成為小家長，但他們沒有經(jīng)濟獨立權，父家長利用對家族經(jīng)濟活動的管理壟斷了家族的財產(chǎn)。為了維護對家族的統(tǒng)治，他們竭力壓制小家長的“個性”。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家族財產(chǎn)集中在父家長手里，雖然也出現(xiàn)了私有制——父家長私有制，但不同于個體私有制，它不僅沒有瓦解父權家族，反而強化了父家長的統(tǒng)治。由于父家長占有了家族財產(chǎn)，在家族內(nèi)部取得了支配一切的權力，父家長不僅擁有對家族財產(chǎn)的絕對所有權，還擁有司法審判權以及宗教祭祀權。故“民神雜糅”實際反映的是原始社會末期父權家族階段的宗教情況，其特點是人神相通，人人都可以參與享神，家家都有巫史。由于古代社會是以家族為單位的，負責祭祀的是父家長，參與祭祀的主要限于家族成員。這種早期巫教雖然對整合家族關系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明顯的局限。特別是隨著家族的不斷繁衍、分化，在家族的基礎上形成更高一級的宗族，在宗族的基礎上又形成更高一級的氏族，以及超越氏族和宗族之上的部落聯(lián)盟時，其局限性就顯得十分明顯了。主要表現(xiàn)是“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由于神人的界限不夠明確，不同氏族的神也沒有隸屬關系，故影響范圍有限，無法促進社會的分層，樹立政治權威，形成政治共同體。

于是到顓頊主政時，“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顓頊的宗教改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提出了超越宗族、氏族之上的天神，作為更高的精神信仰。二是“絕地天通”，禁止與天神任意交通，設立專門的巫覡——重，壟斷了祭祀天神的特權。三是在專業(yè)巫覡之外，設立管理民事的官員——黎。經(jīng)顓頊的改革后，早期巫教被以天為至上神的信仰所代替，古代宗教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需要說明的是，“絕地天通”并非完全隔絕人與天的交通，而是將交通的權力壟斷在少數(shù)人手里。天也不再是各個氏族信奉的祖先神，而是更高的神靈，是超越地域性的至上神。各個家族祭祀祖先神的傳統(tǒng)雖然仍然保留，但祭天只能是少數(shù)人的特權。由于古代社會宗教與權力的密切關系，壟斷了通天權也就壟斷了世俗的統(tǒng)治權。原來各個氏族都有自己的祖先神，現(xiàn)在則有更高的至上神——天，而信奉天的權威自然也就要臣服于壟斷了通天權的部族首領，故顓頊的改革實際是為部族國家提供了宗教信仰?！敖^地天通”可能最早發(fā)生在顓頊所屬的華夏部落聯(lián)盟，后又擴展到東夷部落聯(lián)盟和苗蠻部落聯(lián)盟。前者即《國語?楚語下》所記，后者則見于《尚書?呂刑》關于“絕地天通”的記載。

“絕地天通”發(fā)生于原始社會末期，此時已進入父權家族階段，故對于“絕地天通”需要結合父權家族來理解。所謂“民神雜糅”并不是指人人都為巫，家家都為巫，而是指每個家族乃至宗族都有自己的神，都可以與神溝通。家族成員雖然均可參與祭祀，但祭祀權實際是掌握在父家長手中的。古代社會是以家族而不是個人為基本單位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人人都為巫的情況。學者多強調(diào)，中國古代宗教是一種類似薩滿的巫教，其特點是通過巫覡與神或天進行溝通。由于父權家族階段已出現(xiàn)了祖先神，故這一時期的宗教信仰主要是祖先崇拜，巫是在這一信仰下活動的。從這一點看，巫師專業(yè)化說雖然有一定根據(jù)，但顯然不足以揭示“絕地天通”的真正內(nèi)涵。稱“絕地天通”為宗教改革當然可以成立，但也需要注意，這種宗教改革實際是將民眾排除在外，沒有為民眾提供超越的精神信仰，而是為王權的興起提供了宗教的根據(jù)。因此，宗教改革說恐怕要與權力壟斷說需要結合在一起，才可能對“絕地天通”作出全面、合理的說明。張光直認為，古代中國宗教與政治統(tǒng)治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掌握了通天權也就掌握了統(tǒng)治權，反之亦然。故“絕地天通”既是宗教改革，也是政治改革，是通過宗教達到對權力的壟斷。張先生是將夏商周三代作為一個整體看待的，將其均視為通過神權與暴力的壟斷以實現(xiàn)財富積聚類型，這樣無形中就夸大了“絕地天通”對后世的影響，而無視三代內(nèi)部宗教觀念的變化，尤其是周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史意義。

王國維先生在《殷周制度論》中提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辈贿^王先生雖然作出“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的正確判斷，但他解釋周之所以有德的原因卻并不準確。王先生認為，周人之所以有德，在于其立嫡之制，由立嫡之制而有宗法及喪服之制，進而有分封之制，有君臣之制等等，最后“納上下于道德”，“成一道德之團體”。但王先生的這一推論并不成立，他推崇立嫡之制，并以此來解釋殷周之變，不僅未得其解，反而反映了其思想的局限。其實，殷周之變并非宗法制的確立和完善，而首先是一場宗教的變革，是周人天命信仰對殷人上帝信仰的克服和取代，其根本精神則是“德”的自覺和“民”的發(fā)現(xiàn)。從宗法制來看，周較之殷固然有所發(fā)展，但這是量上的而非質上的，況且殷周宗法制的異同，學界尚有不同意見，有待進一步討論。從宗教信仰來看，殷周之變則根本性的變革，是“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正如學者所言，“新的宗教觀是西周文明的普照之光，失去這道光，我們將無由窺見西周文明的全體大用，無法對于西周文明乃至中華文明的精神品格做出深入的說明”（趙法生：《殷周之際的宗教變革與人文精神》，《文史哲》2020年3期）。對于殷周之變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如果說“絕地天通”是一次宗教改革，是對神權的壟斷，為王權的興起提供了宗教的根據(jù)，而將民眾排除在外，那么周初的宗教變革則是一場“革命”，是“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是在神權的形式下綻放出理性的灼灼光芒，并為此后的中國文化的發(fā)展注入新的血液和生命力，以至于孔子感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主導并完成周初宗教變革的是文王、武王尤其是周公，其基本精神則有三：一是塑造了超越各民族之上具有倫理內(nèi)涵、代表人間正義、關心民眾疾苦的至上神——天；二是強化了天命靡常、“天不可信”的觀念，而以敬德、保民為獲得天命的條件；三是因此之故，突出了民的地位與作用。

因此，“絕地天通”的事件顯示，中國古代文明走了一條壟斷宗教與暴力的路徑，但這一文明之所以能長期延續(xù)，卻絕不僅僅是依靠排他性的宗教與暴力，而是不斷有新的宗教、思想因素的注入。這些因素顯然已經(jīng)突破了“絕地天通”的范疇，是其所無法概括和包含的了。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