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杰】儒學與馬克思主義
儒學與馬克思主義
作者：李林杰（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系研究生）
來源：作者賜稿
關于儒學與馬克思主義（馬學）的關系為何，一直困擾著當下的知識界，前者指稱著中國作為一個傳統(tǒng)文明的“中華性”，后者代表中國作為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現(xiàn)代性”，兩者的關系如何牽系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如何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保持自身的連續(xù)性，使得“中華”與“現(xiàn)代”兩者不至于異質與斷裂。這一問題，是關系中國作為國家與文明兩重體的時代之問。
近日清華大學戴木才教授發(fā)文，提出兩個否定：反對“以儒代馬”，亦反對“以馬廢儒”，標志著儒學與馬學的關系定位進入第三階段：從建國以降，主流論述在于“以馬廢儒”，高舉馬學打倒孔家店，并在文革時期達到高峰，以“現(xiàn)代性”之實否定儒學之名，圖求“以實定名”的“現(xiàn)代性一致”；自改革開放起迄，主流開始漸有“以儒代馬”的論說，至于九十年代國學熱時，何以從內圣開出新外王，建設現(xiàn)代性儒學成為時人熱議，大有以“儒學之名”接續(xù)“現(xiàn)代性之實”的“因名責實”之風。直至今天，進展到第三階段，即兩個反對，互不否認。這標志著儒學與馬學的交鋒進入合題階段，而謀求和解與共存之狀態(tài)。兩個反對，互不否認在當下是可欲而合理的，儒學的“名”對應的是“中華性”的“文明”之“實”，馬學的“名”對應的是“現(xiàn)代性”的“國家”之“名”，而中國作為國家與文明之兩重體。任何割裂化或混淆化的努力均是不可欲、不可行的：不必強求“現(xiàn)代性”以至于改造“文明性”，也莫苛求“文明性”以屈尊遷就“現(xiàn)代性”，前者導出的是“以馬廢儒”，后者流向的是“以儒代馬”，而二者的和解與共存，方符合各自的“名實相符”。反對“以儒代馬”，亦反對“以馬廢儒”，儒學與馬學的共存關系，是儒學與馬學的“合理關系”。
儒學與馬學之所以發(fā)生關系，在于近代以來以西學為標識的現(xiàn)代性沖擊。費正清提出“沖擊-反應”模式，指中國近代的發(fā)展是因西方對中國進行沖擊而產生的反應。這一論述存有缺乏解釋力的內容，如中國對西學的借鑒均是來自對照儒學本身而得的“鏡像”方作容納。但其西學沖擊-中國反應這一邏輯先后關系的論斷本身無誤，無論這一沖擊是外源主導性的，還是僅加深了中國傳統(tǒng)文明的內生性演進。從歷史演進來看，當儒學缺乏解答時代命題的能力，便會有外學的介入及其部分對儒學的替代，玄學、佛學是例；近代的命題不同，這一問題是關乎全方位、現(xiàn)代性的，近代的西學也不同，這是文明的“大分流”導出的，完全異質而整體的思想與掛念體系，其在邏輯與論述上是自洽自足，而不可屈于統(tǒng)攝的。近代的命題與西學呈現(xiàn)的特質性，使得西學對儒學的沖擊是全方位的震蕩，儒學對西學的反攝是根本性的不切，終于西學東漸之末迎來馬學，于此立地生根。但中國的命題，并非只有現(xiàn)代性命題，因而馬學作為西學雖在邏輯與論述上自洽，亦不能反攝西學，但二者在發(fā)生學上具有先后關系。馬學作為定鼎之西學，是在儒學無法解答中國的現(xiàn)代性命題時，就這一命題繼儒學而作答，二者均是自洽不可歸攝。繼承關系，是儒學與馬學的“歷史關系”。
儒學與馬學在歷史上的“繼承關系”，在現(xiàn)實中的“共存關系”，這種繼承與共存的“功能性體現(xiàn)”，在于兩者是“體用關系”、“魂魄關系”與“本體論與方法論關系”。馬學在中國的體現(xiàn)，存在于現(xiàn)代性場域，指涉政治敘事、政治愿景與政治建制與政治經濟學，取向于在解答現(xiàn)代性命題中，所構造與形塑的種種“關系”本身，這種“關系”的建構具備突破性，市場、政黨、民族國家等人造“關系物”為傳統(tǒng)中國所不曾見的，為這些關系所定義的，便是中國人在現(xiàn)代性場域中化身的“現(xiàn)代人”，這是專于現(xiàn)代性命題之解答的，是“用”；是構造全新的現(xiàn)代性場域所必須的，是“魄”；是解決如何現(xiàn)代性場域安身立命的，是“方法論”。儒學在中國的體現(xiàn)，則存在于一切非現(xiàn)代性場域，如存心、人倫、文辭、審美、思維等諸多場域，是現(xiàn)代性場域得以建構的“基底場域”，乃至于現(xiàn)代性場域本身仍未脫離“中華性”，政治敘事、政治愿景、政治建制乃至政治經濟學取向，均能在“中華性”中定義自身，市場、政黨、民族國家等人造“關系物”均在傳統(tǒng)思維考量與行事路徑實現(xiàn)自我運轉，為這些所定義的，是中國人在一切場域賴以為“基底”的“中華人”。人是可以具有多重關系性的，現(xiàn)代人與中華人可以并行不悖，人是可以具有多重生存場域的，現(xiàn)代性場域在文明中扎根，亦要以傳統(tǒng)為基底場域。儒學所定義的場域、關系、乃至人本身，是“體”、是“魂”亦是“本體論”。體用關系、魂魄關系、本體論與方法論關系，是儒學與馬學的“功能關系”。
儒學與馬學是共存的，是繼承的，是體用、魂魄、本體與方法相依的，這一關系可能構成較長時間段之關系定義，而不得偏廢而顧此失彼。儒學與馬學的這一關系，體現(xiàn)在執(zhí)政黨的最高政治論述中：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即邏輯上的中國本位；中國本位，即學理上的儒學主流。未來儒學的方向，不在于強求現(xiàn)代性轉換，而在于保持“中國本位”，爭得“中國要素”，正其身于“中華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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