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學到理學》出版座談會
《從經學到理學》出版座談會
整理：吳潔、解曉昕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廿三日戊申
耶穌2021年12月26日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何俊教授的新書《從經學到理學》近日出版，2021年11月21日，在上海虹橋凱悅嘉軒酒店召開了本書的座談會，以下為座談會發(fā)言記錄：
《從經學到理學》，何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版，定價：88.00元
郭曉東教授：先恭喜何老師的新書出版，從《經學到理學》這本書我覺得對當前的宋明理學研究來講是一部非常有意義的著作。這本書不僅是在發(fā)生史意義上討論理學如何是從經學轉出，更重要的是這本書討論到了廣義的理學與經學的問題。
廣義地討論理學與經學的問題，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我覺得有何俊老師對理學的整體性思考在里面，特別是在討論到宏觀上的理學與經學的關系時，他特別點出在經學的時代，理學有它的不得已，同時理學的轉出也有它的經學源頭所在。所以我覺得他這本書的非常有意義之處就在于糾正了當前宋明理學研究中聚焦于流而忽略了源、聚焦于本體工夫框架而忽略了儒學整體性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何老師的這本書看上去好像只是討論理學怎么從經學轉出以及經學、理學關系的問題，其實是代表著何老師對宋明理學的整體性思考。我看到這本書最后的序言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表述，因為我們傳統(tǒng)上講宋明理學的時候都是要么關注于理、要么關注于心，但是何老師在最后總結中認為宋明理學的主流精神是追求事理、挺立人心，同時他又加入另外一方面叫關注人間，我覺得這一點其實就是試圖把我們曾經被窄化的宋明理學研究再重新恢復到它原本應該有的面目所在。在我看來，這一點就是這本書的最大意義所在。下面請何俊老師來介紹一下這本新書。
何俊教授：謝謝曉東老師，我的書出來以后，其實是不想開這個座談會的，我覺得座談會好像有點王婆賣瓜，但是因為同道們建議我還是要開一個座談會來進行學術的分享。那么我就借這個機會來介紹一下這本書的由來。
我在2013年申請到了國家重大項目，在這個項目之前我又拿到了古委會的項目。我的研究重點一直是宋明理學，在做宋明理學研究的時候就注意到，大概在2000年左右宋明理學研究中的經學史研究方向開始發(fā)展起來，就是從解釋學的傳統(tǒng)來看中國哲學，我記得是湯一介先生推動這個事情的。后來大家就漸漸覺得中國的解釋學就是經學，于是就開始關注于經學。那么以經學史的眼光來研究中國哲學就變成一個有意義的進路。
按照我的理解，在宋明理學中研究經學史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四書，那么這個工作怎么推進？四書的著作很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面對四書類著作的評價又非常低。我學養(yǎng)、精力也不足以把這些書全部翻一遍，所以就不知道該怎么弄。后來很偶然的機會得到了一套《馬一浮全集》，我就閑來無事翻看，我就注意到了馬先生在復性書院的時候開具的關于宋明的經部著作書目，叫《群經統(tǒng)類》。我又再去了解他的思想，包括他的六藝論思想、他的生平以及他所有的論學書信我都看了，并且選了一部分的書信做了導讀，這個書已經在四川出版了。
于是我就覺得《群經統(tǒng)類》的文獻整理應該是有點意思。對于這套書標出的書目，我又再去看了全部的提要，同時我也選擇了若干種翻看，我就發(fā)現(xiàn)這套書里面有很多是我們現(xiàn)在做中國哲學的人大多聞所未聞的作品。雖然這些人是宋明理學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說清初的李光地。但是對于李光地，他選擇的書是研究《詩經》的《詩所》，這些一般不在我們宋明理學的研究領域當中。還比如元代敖繼公的《儀禮集說》，敖繼公這個人恐怕大家都沒怎么關注過。再比如說王宗傳的《童溪易傳》，大家可能也不太了解。還有關于啖助的新《春秋》學，雖然臺灣也專門整理了他的著作，也開過啖助新《春秋》學的學術論壇，出過一個比較厚的論文集，但是在我們大陸學界還不是那么關注，所以我就覺得這里面有很多著作是值得整理的，能夠對我們現(xiàn)在宋明理學研究的領域有所拓展。所以我當時就跟古委會申請了一個古籍整理的項目，現(xiàn)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陸續(xù)出版，大概已經出了八種。應該說對于我們理學的研究是填補了一些資料上的空白，是有所拓寬的。
在文獻整理的基礎上，我們就希望能夠進一步做一個更大的項目，就是基于這些經部著作來開展研究。因此我們申請到2013年的國家重大項目，但因為我那時候還在行政崗位上精力有限，到了2018年的時候我們只做了一半多一點，所以我2018年就辭去了職務到復旦大學。我非常感謝復旦大學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工作條件，于是我就加快進度，我們團隊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好，最后按照當時延期的要求就順利完成了。
完成之后國家社科規(guī)劃辦專家組成員來進行評議，吳震老師也是評議組成員，陳來老師是組長，還有楊國榮老師、樂愛國老師、董平老師，專家組給了一個優(yōu)秀的評價，但是專家組給的優(yōu)秀不等于說就是優(yōu)秀，國家社科基金委還有一個全國范圍的評估程序，最后我們也是拿到了國家的優(yōu)秀。
這個事情完了之后，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就來聯(lián)系我，表示他們愿意給我們出版，但是我自己的書和我們團隊的書略微有一點區(qū)別，我的書是一個總論性質的，可以單獨出版。所以按照我自己的出書計劃，我就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他們收入著作集里來出版。其他幾位同志的書會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們已經列入了國家出版重點領域，那時候我們爭取再開一個會議，這是大致情況。
關于我的書我就簡單講幾句，第一點就是我剛才說的，我們現(xiàn)在的研究范式、理論架構基本上很簡單。我對這個問題是不太滿意的，因為它既不符合朱子在《近思錄》里所呈現(xiàn)的十四卷基本架構，跟整個宋明理學的實際展開也不一樣，這是我不太滿意的地方。
第二點，對于宋明儒學的研究，我自己是非常受兩部學案的影響。兩部學案是以人物為對象、以學派為歸趣，而這樣的路數(shù)又跟西方哲學史的編撰有高度吻合，所以在宋明儒學研究當中也就延續(xù)了以人物為對象來談中國哲學的范式。第一線的人物做完之后就做二線人物，二線人物做完之后就做三線人物，現(xiàn)在大家都覺得碩士論文、博士論文不知道該做哪些，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局限。
從宋明理學的實際情況來看，儒學家都是通過對傳統(tǒng)經典的解釋來表達思想的，并且通過新經典系統(tǒng)的構造來完成思想的創(chuàng)造。也就是說，他們整體上是處在一個經學的時代，但是理學也確確實實在這個經學時代里面打開了它的知識面向。如果沒有元朝、清朝，也許理學在南宋時就可能會催生出這樣一種新的知識形態(tài)，也或者在明代就變成一種現(xiàn)代的學術樣式。
但是不管怎樣，歷史發(fā)生了轉彎停滯，這就導致清代的學問就對理學做出了全面的反撥。顧炎武講理學離開了經學就無所謂理學，這個說法就表明理學已經成為一種獨立的知識形態(tài)。同時，他更對這個知識形態(tài)提出了質疑，這都是兩面性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為了更清楚地展現(xiàn)宋明理學的思想，我確立了這樣一個從經學到理學的考察。
這本書的結構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我為這套整體分析確定了一個全面的基礎。這個基礎主要是講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在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系統(tǒng)當中經學是一個什么樣的問題？它都有什么性質？第二個問題是我為什么要選這樣的一些內容來進行討論？這主要是來自馬一浮先生的思想，馬一浮先生就是從整個經典系統(tǒng)來思考，第一個部分主要是這兩章。
中間部分是書的主體，因為我不想把整個研究變成泛泛而談，所以我把它落實到具體的經典解釋當中去，所以中間部分就分門別類地來談五經和四書，也包括《孝經》。因為每種書的著作有很多，所以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來選擇這個門類當中的代表性著作來談，比如說《春秋》學是選擇了啖助。之所以如此，我是有一個時間線的考慮，因為理學是從晚唐到清代展開的，這里有一個時間線索，所以我相應地就把這些經典與時間線結合起來考慮。
最后部分是專門分析顧炎武的思想，對顧炎武的思想我也同樣不是泛泛而論。因為我看到了顧炎武的讀書筆記，是關于宋明經部著作的讀書筆記，有三卷本。它就反映了顧炎武對整個宋明理學思想的取舍，所以最后一章是討論這個問題。那么在研究方法上也與以往有不同，現(xiàn)在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我明代和宋代的兩本書，大家如果看過可能會知道，我以往的研究方法是比較注重于哲學史研究中的思想史進路，雖然我是哲學的科班出身，但我不太喜歡概念抽象化的反復討論，我還是希望能夠有血有肉地展現(xiàn)思想的過程。這一次我有所改變，我著重是在經學史與學術史的意義上、從文本的處理層面來進行討論，但是我也有意識地兼顧了思想史的進路。比如說關于胡瑗的胡學、關于宋代理學中從北宋對《周官》的重視到南宋對《儀禮》的重視的轉變，做了思想史的一些分析。但總體上來講，這本書還是以學術史、經學史為主的哲學分析，大概就是這個情況。
我最大的希望是通過這個書能夠在宋明理學的研究范式上做一些新的探索，在文獻資料上面有一些拓寬，能夠把宋明理學的研究放在整個中國知識傳統(tǒng)當中去理解，我就匯報這一點，請同志們批評。
郭曉東教授：何老師對這本書作了一個整體性的介紹。剛才何老師講了這本書的寫作的緣起、以及它的內容和基本觀點。這些問題對當前的宋明理學研究來講，應該說都是一些帶有刺激性的問題。所以我想在座各位應該都有話說，我們先請議程安排上的幾位老師先發(fā)言，然后其他的各位也暢所欲言。我們先請吳震老師發(fā)言。
吳震教授：大家早上好，首先是要表示祝賀，祝賀何俊老師的新書的出版，我很早就拿到這本書。實際上在這本書出版之前，何老師就經常拿給我看書中的一些文章，和我交流。所以我非常早就熟悉了何俊老師這本書寫作的過程和思路。剛才何教授也詳細介紹了研究的過程，這里就不多說了，我就直接切入主題。因為今天發(fā)言的老師還是比較多的，可能時間要有控制，所以我的發(fā)言要控制在一定的時間之內，不能夠多說。我想分幾點簡單談一下我的感想。
像剛才何老師他自己所說的，他總體的思路是比較清楚的，他首先是在方法路徑方面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自覺的意識。因為研究進路的這種自覺意識對我們學者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但自覺意識這個問題用他自己的話概括，是對于以前的一種固定的范式有一種自我的反省，并且他突出了在宋明理學研究領域當中學術史、思想史等研究進路的重要性。
但事實上在我看來，可能何俊老師在研究過程當中，事實上是把思想史和學術史打通為一的，是結合起來的，這不是孤零零的、單獨的，比如說這篇研究的是思想史，那篇研究的哲學史、學術史，不是這樣。在我看來，他實際上是完全兼顧到了思想史和學術史，又有思想性又有學術性。雖然他說可能對于純哲學的進路不大喜歡，但是哲學史和思想史怎么來分開？我覺得有時候是慢慢分開的。
坦白地說，我自己的研究進路也是比較貼近于思想的進路。很早以前，我實際上就是從思想史的進路來進行研究的，所以我對這個點是有切身的體會。但事實上思想史本身的內涵含義是非常寬泛的，也不能做過多窄化的理解。比方說你要研究宋明的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思想的時候，從政治史角度的研究來看不可能不涉及到一些思想史的重要內容。比如說政統(tǒng)、道統(tǒng)的問題，它跟政治的問題是非常密切的，但事實上放在理學的語境當中來看，它又是在思想史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雖然可能跟哲學史稍微有點距離，但是很顯然這個問題跟思想史是非常密切的。你要從孟子開始談起，談到韓愈，一直要談到朱熹《中庸章句序》等等，這樣的思路不僅是一個政治史的問題，更是一個思想史的問題，它同時又是學術史的問題。
所以我有一個總體的感受，歸納的話，我覺得何俊老師這本書在方法上它有兩個特點，第一個就是會通，還有一個就是突破性。匯通性是說它把思想史、學術史、哲學史等等都會通起來。那么突破性主要表現(xiàn)在什么地方？在我看來突破性就是指他抓住了一些重要的議題，在方法運用和問題意識等方面都有新的展現(xiàn)。比方說剛才何俊老師自己所介紹的，他為什么要選這么幾部經典、幾個人物來寫，他如果沒有問題意識的話就沒有辦法做成，他肯定有一個明確的問題意識，然后把它連貫起來，并且從中來找到一個突破點，這就是他的創(chuàng)新性、突破性的非常重要的表現(xiàn)。
那么我們再來談第二點，我覺得第二點是何老師這個研究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專題性，就如他所說，他不大喜歡那種泛泛而談的風格、抽象的概念等等。在這一點上我們兩人也是比較接近的，非常注重問題性和專題性。專題性被抓住了就有可能達到許多新的成就，有許多創(chuàng)新的可能性。我們在研究過程當中，實際上有許多問題撲面而來，但是我們就不知道怎么來抓住重要的、核心的、在學界中未受到關注的問題而這個點又有重新研究的價值等等這樣一些問題，怎么樣來用你的眼光去審視，去把這個問題抓出來，這實際上是研究過程當中一個非常要緊的點。
再一個就是，他剛才說我們以前的研究對象就是人物，兩部學案當中按照人物來排列，然后是學派，如果再大一點就是某個時代的思潮，是這樣一種研究方法。那么現(xiàn)在就有一種新的經學思想研究方法，包括經學史、學術史研究。在抓住專題性的方面，何老師的書我覺得他有非常重要的突破，各章可以是獨立的一個專題，同時各獨立的專題互相之間又有關聯(lián)，而不是孤立的。這個關聯(lián)性就表現(xiàn)在他有一個一以貫之的經典詮釋視野。這也就回到我們剛才第一點所講的，他在方法上有一個突破的自覺。
第三個特點就是書中內容的豐富性問題。這一方面是指理學的精神的豐富性，另一方面是在審視理學整個思潮的時候，它也有一個整體性的展現(xiàn)，由于整體性的展現(xiàn)才能讓我們認識到理學思想的豐富性。我剛才說到了專題性，孤立地看每一個專題都好像很偏，但如果把它們連貫起來看就會展現(xiàn)出豐富性，在這一點上何俊老師有相當高度的自覺意識。而要做到這一點就不僅僅是關注某一個小的人物或某一個單獨的經典，而是要在關注經典的同時怎么能夠把他們連貫起來，把它放在從經學到理學這樣的一個脈絡當中作為整體來審視，從而把宋明理學精神的豐富性提出來。要做到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實際上是不簡單。何俊教授這本書的出版在學界可以說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成功范例，這是我的第三點感受。
第四點，我覺得這本書還有一個當代的意識。這個話怎么說？這本書的內容與當代沒有關系，這個當代意識是跟馬一浮有關。馬一浮先生不是當代人，應該說是近代的人物，但卻是近現(xiàn)代中理學研究的一個典型人物，一個典范。我以前對馬一浮的有關內容也不熟，因為我也是一直關注宋明領域，對近代沒有涉及，《群經統(tǒng)類》我聽說過但是也沒有看過。但是通過這本書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粗讀之后有一個感受，就是馬一浮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人。他自己認為是要堅守程朱理學的傳統(tǒng)，所以外界的印象認為他是在做比較保守的思想工作。但事實上，根據(jù)何俊老師的研究給我們揭示的一個面向，他絕不會是這樣，他可以說是中西打通的。我特別感興趣的一點是他在《群經統(tǒng)類》中關于“統(tǒng)類”的說法，這個說法放在今天來看是非常具有當代性的提法。我想怎么會在20世紀初的時候他已經能講出來了，這讓我覺得非常地驚訝。統(tǒng)是一統(tǒng)的統(tǒng)，類是分門別類的類，這個概念本身是比較重要的，但是馬一浮更賦予了它新的含義，這就是多樣的統(tǒng)一。我覺得多樣的統(tǒng)一這句話放在馬一浮的時代能夠講出來是不得了的一件事?，F(xiàn)在的學界，包括我自己，是比較喜歡講多元化。但如果你光講多元化而不講統(tǒng)一性，實際上是不對的，這樣很可能導致一個嚴重后果，就是墜入到相對主義。因此講多元的同時，還有必要強調統(tǒng)一。
從另外一方面，你光講統(tǒng)一，但忽視了文化的多元和思想的多樣化、豐富性也是不對。實際上，多樣和統(tǒng)一兩者之間是一個辯證的關系，是一個互動的關系，不能夠只強調單方面的重要性。你光講多元重要，不要統(tǒng)一，或者你只要統(tǒng)一的、抽象的但是多元性都不講，這也是不對的。而這個問題在馬一浮思考《群經統(tǒng)類》的時候就清楚地講了出來。這個話放在今天來看仍然能立得住腳，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這個說法我覺得也能夠為我們大家所接受。所以我看了這本書之后，就覺得馬一浮先生的思想非常重要，這值得引起我們大家和學界后進將來做進一步的拓展，來加深馬一浮先生的思想研究。
那么何俊老師的新書是集中在《群經統(tǒng)類》的經典范圍之內，我覺得如果有可能做一步拓展的話，就是在《群經統(tǒng)類》之外對馬一浮的理學思想進一步地深入拓展，應該會有更多的成果，這是我對何俊老師新書出版之后的一個小小期望。我希望他能夠在今后再進一步地、更全面地來拓展馬一浮思想的整體性研究，為我們學界再提供更豐富的篇章。
我已經談了超過十五分鐘了，時間不能太長，我就簡單講這么幾點來拋磚引玉，謝謝大家。
郭曉東教授：謝謝吳老師的分享，剛才吳老師把何老師這本書的一些主要特點都做了介紹，比如方法上的匯通性和突破性以及內容上的整體性和豐富性，還包括專題性和當代意識等都做了比較詳細的分析，非常感謝。我們請下一位發(fā)言人，華東師范大學的方旭東教授。
方旭東教授：我盡量簡短一些。這次收到何俊教授的《從經學到理學》，同時也收到他新印的早期兩本書（《南宋儒學建構》《西學與晚明思想的裂變》），所以實際上上海人民出版社是出了三卷本的“何俊著作集”。我想把三本書連起來，談一些自己的感想。前兩本書在最初出版的時候，我都在第一時間自己買了?，F(xiàn)在是得到了作者的簽名本，所以我又重新看了一次。將三本書連在一起，相對來講是一個長時段，就可以看得出一些特點。
首先，從三本書的出版時間上來說，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何俊教授他整個的學術歷程。第一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它出版于1998年。第二本書是他從哈佛訪學歸來之后，是2004年出版的。這本書我覺得對他個人來說，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本書。一般來講，博士論文是一個人進入學術界的敲門磚。第二本書，2004年出版的《南宋儒學建構》，可以說是作為一個成熟學者標志的一本書。眼前的這本書——《從經學到理學》，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應該是一本姍姍來遲的書。當然，這不是說這中間何俊教授沒有出版其他的著作。從何俊教授自己高要求的角度來講，他經常跟我講“要出大書、要出硬書”。他自己現(xiàn)在“何俊著作集”是收這三本書。第三本《從經學到理學》，是符合他自己講的“大書、硬書”這樣一個標準的。
以何俊教授的學術素養(yǎng)來說，他第一本書《西學與晚明思想的裂變》實際上遠遠超出了作為博士論文的這樣一個普通的水準。雖然在那個時代可能還沒有什么全國優(yōu)秀博士論文的評選，但是這本書直到今天仍然是這個領域里面的一個必讀書。按照何俊教授本來的勢頭，1998年出第一本書，2004年出第二本書，這中間是6年。今天2021年出第三本書，這中間的跨度是17年。當然，何俊教授在書的后記中也講到了人生因緣是不可預料的，他自己覺得有一個歸去來的過程。這個書可以講是何教授重歸學術的一本書。因為我自己這些年跟何俊教授交往也很多，我也見證了他是怎么在一個非常密集的時間把這個書推出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覺得這個非常難得。大家都知道何俊教授這中間做了很長時間的行政工作，實際上這種行政工作是足以將一個學者廢掉武功的一個過程。但他在做了這么多年的行政之后，居然能夠“起死回生”，能夠又把武功找回來，我認為這本身是一個奇跡。這當然一方面是何俊教授天賦異稟，另外，我覺得也是跟他以前深厚的功底有關系。這是第一點，三本書拿到后我有這樣一個整體的感受。
第二點，剛才何教授在自己的引言，還有吳震教授在前面的評論當中已經提到了，就是何教授他是有一個非常清醒的方法論的自覺。他不是走哲學的、概念分析的路徑。這就是所謂的思想史的路徑。實話說來，何老師這樣的研究路數(shù)，在哲學系是一個孤獨的路數(shù)。長期以來，何教授是以一個孤軍奮戰(zhàn)的這樣一個形象出現(xiàn)在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實際上由于某種因緣，他可能跟史學、跟思想史領域的同仁可能交往更多一些，而跟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中國哲學的交往反而少一些。這當然是因為他出身的原因，他大學時就因家庭世交而受教于著名的宋史專家徐規(guī)。所以這樣一種孤獨，他又何以能夠立身呢？這跟何教授非常善于學習、轉益多師有關。從他的老師來看，博士論文的導師陳村富先生，是做西學的。之前是跟沈善洪先生，是做宋明理學的。同時又跟陳植鍔先生，是做宋史的。他到美國之后，因緣際會，跟余英時先生。實際上，我認為在他《西學與晚明思想的裂變》的書里面體現(xiàn)出陳村富先生的影響，因為當時這本書是作為外國哲學方向的博士論文提交的。在《南宋儒學建構》這本書里面可以看到余英時先生的路數(shù)的影響。而最近這本書《從經學到理學》，正如剛才何教授所說的，他是從馬一浮先生那里獲得了自己的靈感。這本書其實已經不是余英時先生的研究范式所能承載。這當然是跟何教授自己不斷地學習、不斷地吸收有關系。
《明儒學案》中，黃宗羲喜歡講“宗旨”。何老師的三本書，晚明、南宋、經學各一本，看起來好像沒有一個“宗旨”。但實際上，在這種所謂的多變之中，還是有一個不變的東西。這個不變的東西是什么？何教授他其實一直是在關注儒學的真精神的。這在他第二本書的前言中有一個交代。這種對儒學真精神的把握，他覺得是在一個更廣泛文化、社會，乃至實踐的領域當中得到體現(xiàn)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何俊教授他對儒學真精神的把握，某種意義上跟他浙江人的特點是有關系的，即有一種經世的意識在里面。我這樣講是有比較的。比如說，我自己的兩位老師——楊國榮老師、陳來老師。我覺得在他們兩位老師那里，顯然沒有像何俊教授這樣一種對經世之心的關注。這是我自己粗淺的一些體會。
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郭曉東教授：好，感謝旭東兄。旭東兄把何老師的三部大作合在一起做了一個系統(tǒng)性的研究，并且非常深入地解讀了何老師多變中的不變的宗旨，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討論的余地。我們再請下一位發(fā)言人——杭州師范大學的范立舟教授。
范立舟教授：謝謝主持人。我寫了發(fā)言稿，在這里念一下。
顧炎武之所以提出“經學即理學”的口號，乃是有感于后世理學逐漸有擺脫經典、空談義理的傾向。他曾說：“《論語》，圣人之語錄也。舍圣人之語錄而從事于后儒，此之謂不知本也?！崩韺W作為一種學術思想形態(tài)，不應該間隔在經典之外。顧炎武不承認宋明理學的獨立學術形態(tài)的地位，未免顯得偏頗。而錢穆先生則聲辯道顧炎武所說的理學并非宋代理學而是指明代，尤其是晚明陽明學，也顯得乏力?！敖泴W即理學”這句口號，我們今天的理解可以是如果得不到經學的養(yǎng)分，義理之學是不可能茁壯成長的。
何俊老師《從經學到理學》一書共10章，大都是從宋代理學家對經典的詮釋入手，具體細致地分析了以經學為載道之器而求經世致用的為學路徑與為學工夫。對理學史上重要的思想概念與典范人物作了新的解讀，而這種解讀又完全依據(jù)他們的經典詮釋而展開，就思想史或哲學史研究的方式看，有著鮮明的特點，也顯現(xiàn)出獨創(chuàng)性之所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人物、學派，無論有怎樣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也無論是否進入權力世界的視閾，甚至一時成為政治與文化領域的執(zhí)牛耳者，在思想的理論形式上，它們終歸是要以以往的思想資料作為出發(fā)點。無論是在野的新思潮，還是官方統(tǒng)治意志的統(tǒng)治思想，其主張無論有怎樣的創(chuàng)新，形式上總要依傍經典，從中找出立論的根據(jù)，并標榜為儒家正宗。
理學史的蕤生、成長與發(fā)展成熟也充分證明了這種判斷。一般來講，理學史比較重視“宋初三先生”對理學蕤生所作的貢獻，也關注到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對士大夫人格的模鑄作用?！稄慕泴W到理學》則注意到晚唐啖助的《春秋》學與理學開啟之間的關聯(lián)性。關于這種關聯(lián)的研究，從前周予同等學者不是沒有注意到，而是語焉不詳，根本沒有從學理層面展開相關的研究。而此書的第三章就遵循了周予同“要把經學與哲學合起來研究”的號召，探究理學之從經學中轉出。兩宋理學的形成、發(fā)展以及理學群體對儒家經典文本的詮釋之間的密切關系，從啖助及其著作為起點，討論了經典詮釋領域的諸多細節(jié)性問題及其與理學互動關系的揭示，是對理學生成歷史研究的深化，也是理學思想研究的深化。今人慣常認為，啖助等人對《春秋》的解釋的一個特點是“舍傳求經”，而作者則指出啖助的新《春秋》學從此前關于《春秋》的撕裂的解讀與繁瑣的注疏中抽離出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問題，那就是歷史中的理與情，還有明白問題的具體方法——因事明義。尤其是對歷史表象背后的“理”“義”的思考，不僅從方法與內容兩方面開啟了宋明理學，而且也把張力帶入了理學的建構。
我們還可以舉一個研究的范例，那就是第四章關于胡瑗的研究。猶如田浩說的那樣，理學涉及三個層面的內容創(chuàng)發(fā)：哲學思辨、價值關懷和現(xiàn)實政論。理學自稱“明體達用”，就意味著個體道德意志的弘揚與對現(xiàn)實社會生活的關切應該是等量齊觀的價值追求。《明體達用與思想盛衰》一章既講隱含于胡瑗主要著作《洪范口義》里的政治哲學以及此種思想與現(xiàn)實的作用，更進一步揭示隱含于蘇湖教法之中的理學精神。這種理學精神又是怎樣通過胡瑗在教育上的成功，將一種代表地方性經驗的教學方法升格到中央，并將它塑造成國家的普遍理念與行動的呢？作者指出胡瑗的成功根本上是因為胡瑗針對時代問題，使傳統(tǒng)的知識借助教育的形式作出了創(chuàng)新性的轉化。對蘇湖教法的理解，折射出胡瑗的思想乃至整個理學不僅僅是一個知識問題，它具有更深的內涵，它指向廣闊的生活世界，它對之后政治世界的風云變幻也起到了潛移默化的運作之功。
何俊教授的專著，有他自己的特點。一般來說，專著總要有許多鋪陳，在通往論點的途中需要構筑大量的知識暗堡，總希望讀者可以逐次攻克這些知識暗堡而領悟其論點或著作的宗旨。何老師的著作卻大多采取專題深入的形式，不作過多的知識本身枝節(jié)上的糾纏，直奔主題和問題，而各個章節(jié)之間的關系并不顯得突兀、孤立，暗中體察，自有其內在的邏輯關聯(lián)性。這是應該注意到的一個方面。我的發(fā)言結束了，謝謝各位！
郭曉東教授：好，謝謝范教授的發(fā)言。范老師主要是從何老師這部著作中理學怎么從經學中轉出，他特別舉了幾個例子，像啖助、像胡瑗等等，都是分析得比較具體和深入。我們再請第四位發(fā)言人——南昌大學的楊柱才教授。大家歡迎！
楊柱才教授：謝謝主持人，謝謝何俊教授，給我一個機會來參加這次新書的座談會。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學習機會?！稄慕泴W到理學》這本書，我應該是大概一周前接到。何俊教授之前的兩部書《西學與晚明思想的裂變》、《南宋儒學建構》，以前也出了，現(xiàn)在是重印，也都陸續(xù)收到了?，F(xiàn)在就《從經學到理學》這本書，談談個人較突出的三點印象或者說想法。
第一，我聯(lián)想到了20世紀初以來，關于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學科的方法問題。中國哲學史剛剛興起的時候，馮友蘭先生把中國哲學史分為兩個時代：子學時代、經學時代。整個中國哲學史就這兩個時代，清末廖平標志著經學時代的結束。那么，中國哲學在20世紀就面臨一個問題，中國哲學史究竟該怎么建立？20世紀初或者上半葉，確乎有一個怎么突破傳統(tǒng)的經學，也包括子學的學術分科，走向一種現(xiàn)代的中國哲學學科的建立的問題。到了今天，中國哲學學科也有100多年的建設和發(fā)展，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表述系統(tǒng)也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形態(tài)，但總體來說仍然延續(xù)了胡適、馮友蘭以來參照西方哲學來建立中國哲學研究和表述范式的路子。只是所參照的西方哲學的具體哲學體系或流派有所不同。因此又出現(xiàn)了新的反思，提出了新的問題，比如關于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中國哲學如何突出自己的主體性問題，中國哲學如何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問題等等。歸結起來，也可以說是如何在引進和吸納西方哲學的同時，又不完全依傍于西方哲學的問題。那么，還是要回到傳統(tǒng)本身，從傳統(tǒng)本身尋求內在的學理和方法。在這個意義上，經學的研究又凸顯出來了。朱伯崑先生《易學哲學史》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后經學哲學研究的一個典范，之后經學思想史的研究日漸增長。最近這幾年，經學研究成為了一個新的聚焦領域，甚至新出的書的名稱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何老師的《從經學到理學》、許家星教授的《經學與實理》。這反映的不是個別的現(xiàn)象，而是學術發(fā)展到今天，有一種共性的時代性的要求。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
第二，何老師這本書，我認為是有方法上的自覺的反思，即他要如何做這本書的一個方法系統(tǒng)。因為他提出了知識的問題或者說知識論的問題。他所說的知識論跟邏輯學還說的不一樣。他特別強調三點：知識的經驗性、真實性、可信性。這三點對于知識的建立和我們如何獲得知識是很重要的。因為按照邏輯學的知識論，就必然要講到歸納和演繹這一類的問題。何老師的書提出理學的知識本身就是一個系統(tǒng)，不應該割裂而應該要呈現(xiàn)它自身的完整性，所以他又同時強調知識的完整性和過程性。從完整性上講，這本書中，五經的研究可以說都顧及到了，而且有意識地保持經本身的完整性，還加上了稱之為“小經”的《孝經》。這就是經典的完整性一個表現(xiàn)。從過程性來講，選定的注本跨度從晚唐到清初，在這么長的歷史里面，貫穿了何老師所說的一個意思，即理學隨著經典詮釋的演進而愈加豐富，呈現(xiàn)出知識和義理發(fā)展的一種過程性。這個過程是延續(xù)的，通過過程的延續(xù)性，我們也可以看出理學的義理和知識在豐富和發(fā)展。該書第二章，專門討論馬一浮的“六藝論”與《群經統(tǒng)類》，明確表示這本書所選經注的書目來自《群經同類》，但對于經注及其研究的知識上的完整性和過程性的強調，則是何老師的自覺思考和定位。這是從方法上，我讀這本書的一點體會。
第三，這本書名為《從經學到理學》，最終還是要落實到理學。正是由于落實到理學，這本書的主旨便呈現(xiàn)出來了。在這本書中，至少有兩部經典，是有意識地去體現(xiàn)理學的主題的。一部是程頤的《周易程氏傳》，還有一部就是朱熹的《論孟精義》?！吨芤壮淌蟼鳌肥禽^純粹的理學書，一直聲名顯著，大家都讀過或接觸過，就不多講了。《論孟精義》則比較獨特。因為我們平時讀得多的是《論孟集注》，但是何老師特別屬意的是《論孟精義》。這不僅是因為《論孟精義》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而且其中應該也蘊含了何老師的研究意圖。《論孟精義》中所選的注釋條目幾乎全是程氏和程門之說，而程氏和程門之說就是朱熹心目中理學的核心所在。這也在某種意義上體現(xiàn)了理學的宗旨。總之，何老師選這些著作，是有他的思考在里面的，并非偶然地這么做。我就說這么一些。謝謝！
郭曉東教授：感謝柱才教授。楊柱才教授剛才從三個角度來討論這本書，首先，他從經學與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本身來切入討論這個問題。其次，講到何老師這本書的方法上的自覺是特別強調經典，尤其提到五經的完整性和注本選擇時間上的過程性的問題。最后，他還強調落實到理學上，特別標識何老師這本書里面的兩個案例，一個是《程氏易傳》，一個是《論孟精義》，應該說也把這本書的內容上的一些比較細節(jié)的問題給我們呈現(xiàn)了出來，非常感謝。
好，那么我們這里的四位引言人的發(fā)言都結束了，下面就請大家自由發(fā)言。我想這本書還是給我們很多討論的空間的，所以請大家暢所欲言。
郭美華教授：謝謝何老師，謝謝曉東。我想接著剛才楊柱才教授的話來說。我們知道，宋明理學作為中國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在相當多學者那里這還成為一個主要的研究方面。宋明理學的研究，一到細致深微之處，總是離不開心、性、情、才等概念的繁冗辨析，特別地令人目不暇接。我看宋明理學的書，這些書本身我就看得很頭疼了；然后看一些研究者的研究，我就更頭疼了。所以我對宋明理學有一種天然的拒斥心理，但何老師這本書給了我另一種感覺，首先是不頭疼而能讀下去的感覺。
何老師說他這本書不想從哲學的概念辨析來論述，我覺得他說的不是通常所說的論證意義上的哲學、邏輯演繹意義上的哲學。因為，他一開始說非常注重邏輯和論證，這恰好是哲學的方式。何老師所說的不注重概念辨析，大概是說傳統(tǒng)的宋明理學研究繁冗累贅的概念分析那種表現(xiàn)形式。傳統(tǒng)宋明理學的研究形式，把一個氣、一個心、一個性、一個理等等，諸如此類字、詞進行細密的分梳。我有時候覺得，宋明理學那么多人，說了那么氣、理、心、性、情、才等等的話頭，根本就沒法搞清楚他們說的有什么不同。尤其朱熹之后，朱子后學那些說法，我就不知道怎么能辨別他們各自所說有什么不同，各自有什么新意。所以，何老師這本書給我的感覺，首先我覺得這本書我能看下去，我能領會到一種哲學與知識的關注。關鍵在哪里呢？何老師一開始有一個說法，叫“知識現(xiàn)象學”。知識現(xiàn)象學有一個非常好的視野。何老師在這個分析過程中所提出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我理解的就是兩個東西：一個是所謂知識的實證性和實用性的統(tǒng)一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是，關于在整個中國傳統(tǒng)知識體系的形成過程中，開放性本身的喪失問題。對于傳統(tǒng)知識系統(tǒng)開放性喪失問題，何老師有著非常自覺而清晰的意識。何老師強調，對于自然事物關注的欠缺和對于公理系統(tǒng)的不在意，這兩者構成了整個中國傳統(tǒng)知識形態(tài)的或者說經學傳統(tǒng)知識形態(tài)的一個主要特征。這種特征使得傳統(tǒng)經學知識形態(tài)從最初拒斥宗教，最后卻又走向了信仰，從而走了一條自相悖謬的道路。本來，按照傳統(tǒng)中國知識形態(tài)，從一開始的時候，它是注重實用性的，關注人間生活，它拒斥宗教信仰?？墒牵?，在其展開過程中，經學本身慢慢就有了一個成為信仰的趨勢，最終走向宗教神秘主義。我個人的體會，恰好是這個自相悖謬的過程，使得我們能夠思考這整本書的問題意識。當何老師要求把宋明理學回置到經學的整個漫長歷史過程中去的時候，其中的問題意識就展現(xiàn)出來了。剛才，何老師在發(fā)言的時候說，假如沒有蒙元入侵，沒有滿人入關，可能宋明時期，中國傳統(tǒng)知識形態(tài)就能夠內在地開出今天意義上的所謂知識系統(tǒng)。對此，我恰好有一個反過來的理解：一個外來民族對傳統(tǒng)政教的生存狀態(tài)的打破，它反過來促成了什么？在我看來，蒙元與滿清的外族入侵，反而促成了傳統(tǒng)文化與知識在自己的封閉系統(tǒng)之內的扭曲的連續(xù)性，而非是一種中斷。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儒家為主的時候，其實是有一些問題的，它似乎將扭曲的連續(xù)性當作了一種優(yōu)長處。歷史學內部有相當一部分人非常拒斥這種儒學為主流的說法。我記得某次會議上，一位北師大的歷史學教授發(fā)言提到，整個宋明理學史的書寫，把王安石、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及其影響有意地加以忽略，朱熹在整個過程中起到了根基性作用。朱熹誠然開辟了新的義理思考，但是以朱熹為主的宋明理學，也掩蓋了他自己產生問題的更廣闊的政治社會生活背景。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有一個歷史意識的話，運用知識現(xiàn)象學或者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可以把儒學為主流的論斷進行一個更新性的知識系統(tǒng)考察。比如說，在北美的印第安人有個部落，他的首領最后倡導積極地擁抱歐洲文明。當時，他面臨的種族生死存亡的處境，逼迫他提出了一種radical hope（激進的希望）。為什么呢？他說假如我們現(xiàn)在不擁抱以歐洲人為主的這種文化，我們印第安民族連物種意義上的生命都沒法維持。他說如果生命都沒法維持的時候，我們還說什么印第安文化？因此，種族自身生命的延續(xù)遠遠高過了所謂文化的守成。我想以此表明，我們習慣上引以為榮的儒學文化或儒家知識系統(tǒng)的連續(xù)性，可能遮蔽并扼殺了我們整個更為廣闊而深邃的文化系統(tǒng)的豐富性生機與差異性可能。
我注意到，何老師這本書的最后關注點是人間生存。何老師說他通過本書的思考，要為中國近現(xiàn)代學術知識轉型尋到生機和源頭活水。這樣一部深刻的學術著作，其中飽含著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切情感。這個情感彌漫在字里行間，在這本書里面表現(xiàn)得非常得充分。有時候，我覺得哲學的學習與研究，有一個最簡單的潛意識，這個潛意識就是對自己研究的東西，總想找它的缺點。事實上，當我們在找缺點的時候，其實就是在安頓某種情感、安頓某種希望。我們的希望當然根源于我們自己生活其中的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tǒng)，但我們處于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tǒng)之中時，我們總在想這個過程之中它缺失了什么。所以，何老師一方面非常明顯地指出我們傳統(tǒng)知識系統(tǒng)的缺陷，同時他又在不斷地表達著自己那種不竭的、昂揚的那種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承擔、抱負、責任與使命感。
就宋明理學的展開歷程而言，其實何老師關注什么呢？我覺得何老師關注從理向心的轉化。由理向心的轉化，不管其在宋明理學史中的內在脈絡何在，我認為，以陽明學為表征的心學從理向心的轉化及其完成，它是在權威主義和獨斷論傾向下的知識系統(tǒng)里面，力圖張揚個體而失敗了的一個掙扎。陽明心學是想樹立起個體，但陽明心學所謂的個體，其實際的內容完全是朱熹意義上的理所規(guī)定了的東西。所以，當我們說傳統(tǒng)知識信仰系統(tǒng)在明代以來有著個體性覺醒與知識形態(tài)轉型，尤其晚明表現(xiàn)得非常充分，但是如此覺醒與轉型，在滿清入關之后被打斷了——這樣的說法，其中有著很多似是而非的東西；實際上，我覺得，滿清入關反而是將心學與理學的那種基于權威主義與獨斷論的普遍主義內在連續(xù)性，更加穩(wěn)固地實現(xiàn)出來。在此意義上，今天我們說回到傳統(tǒng)，到底是積極意義還是消極意義，盡管情緒上答案似乎很簡單，但在學理上，其實很難遽下定論。在今天的視野下，在經學到理學互動的過程之中，個體怎樣呈現(xiàn)出來，我覺得還是一個問題。
謝謝，我就說到這里。
郭曉東教授：因為還有下一場討論會，我們時間還有十分鐘。大家有想發(fā)言的，請抓緊時間。
何益鑫：我從昨天拿到書到現(xiàn)在看的主要是兩篇，剛才楊柱才老師也提到了，就是關于周易的研究和《論孟精義》的研究方法。我看完之后有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周易研究的過程當中，實際上何老師對于《周易》這樣一個特定的文本跟理學的發(fā)生做出了一種非常有意義的新的解釋方式。就是從四維的展開過程當中，他引入了一種解釋方式，就是賦值和聚合。這種方式是用于解釋《周易》何以是能夠范圍天地大化的基礎性的認識。我覺得這種四維的展開，無論在易學研究當中，還是在特定的視域當中，都是非常有意義的。這是第一點。
接著這個問題，從這樣一種四維的展開的過程當中，何老師尤其強調《程氏易傳》是在辭的向度上發(fā)展得特別得充分。由辭然后講理，在講理的過程當中，其實也蘊含了新格式。所以，以這樣的視域，又可以統(tǒng)攝后續(xù)宋明理學關于易學的解釋活動。我覺得這個解釋也非常得有意義。它的意義就在于在這樣一個易學的視域當中，他把理和事、和心的一個原初的關系給交代出來。而這種原初的關系在二程以及二程之前理學的發(fā)生過程當中，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理學具體性的體現(xiàn)。對于理的一個理解，它是非常得具體的。這種具體性是與心、與事，與其他的很多東西都是關聯(lián)在一起的。至于后來漸漸發(fā)展之后，理的概念越來越堅實、越來越形而上學化、越來越固定，這樣一個意思的話，我覺得是有區(qū)別的。
我認為這樣的工作，對理的概念就像松土：本來一個板結的概念被松了土，松了土之后很多東西都可以重新講出來。我覺得何老師的這個解釋還是很有啟發(fā)的，有助于我們對于理學發(fā)生有一個新的理解。我就簡單講這幾句。
郭曉東教授：我們還有哪位老師呢？好，張老師。
張?zhí)旖芙淌冢何揖脱a充一點。我跟著何俊老師做《群經統(tǒng)類》的項目，我是兼子課題負責人、兼小秘，那么多年學習的一個體會。我覺得何老師的著作，對于我來說都是一種方法論指引。比如說，《西學與晚明思想的裂變》，我們大家都感覺他的每一章都可以單獨作為一個研究的方向，非常好的學術的指引。在某種功能意義上與李澤厚先生的《己卯五說》類似。何老師這個是“七說”，其中的內容都是可以單獨做專題研究的，有幾個點已經有單獨的著作出版。何老師的《南宋儒學建構》可以說是和余英時先生、田浩先生的著作構成三位一體的、緊密相連的著作。因為其中都有余先生的序，在方法論上能很好地指引我們如何研究朱子學以及南宋儒學建構的過程。第三本書，就是最近的《從經學到理學》。
《從經學到理學》這本書，正好就是傳授我們現(xiàn)在怎么研究宋明理學。傳統(tǒng)的經學研究，大量的是偏向文獻研究。我們現(xiàn)在需要的是從文獻和義理的關系出發(fā)去研究，比如說我比較熟悉的是清代，從顧炎武開始，一直到惠棟、戴震，再到今文學派的這些學者，像宋翔鳳、康有為，再到章太炎、馬一浮。你會發(fā)現(xiàn)他們每一個學者真正關心的其實是義理，但是他們又都是從某一個經典出發(fā)的。像馬一浮先生，我涉及較多的是《孝經》和《論語》，顯然有一個非常系統(tǒng)化的詮釋理路，這個詮釋其實是現(xiàn)在關注得比較少的。我們現(xiàn)在跟著何老師學習，不斷地在考慮怎么樣把這一類的東西把它呈現(xiàn)出來，需要做的工作還有許多，所以說本書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論的指引。我們繼續(xù)努力，謝謝！
郭曉東教授：我們再請一位發(fā)言人發(fā)言。
韓書安：在閱讀何老師《從經學到理學》一書時，讓我想起了漢學家艾爾曼的《從理學到樸學》。艾爾曼那本書是從晚明清初一直講到乾嘉考據(jù)學，這一個時段學術思想的發(fā)展變遷。何老師這本書則是從中晚唐一直講到清初李光地、顧炎武，是一個更長時段知識史的考古發(fā)掘。兩本書看起來也有一定的銜接性。但何老師更為集中地探討了經學與理學的關系問題。他以馬一浮《群經統(tǒng)類》為線索指引，揭示出中國近世思想史的主脈是從經學中轉出理學，并且對理學的根本精神也做出了深度詮釋，這在研究范式上具有重要的突破意義。
就我個人的閱讀所及，錢穆、唐文治等先生，他們對于經學與理學關系的看法，其實和馬一浮的觀點立場也大致相同。在他們這批民國學者的思維世界中，儒學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經史之學，另一方面是性理之學。它們是一體兩面，不可分離的。錢穆先生曾形象地比喻說，經學是人的血肉，理學是人的靈魂。也就是說，他們并有把經學與理學看成兩個截然獨立的學術傳統(tǒng)。返觀宋明理學，無論是朱子、還是王船山，包括很多人，他們都有大量的經學著作，也有大量的理學著作，兩者水乳交融在一起。在他們的知識世界中，經學與理學是一體的，不是二分的。
所以，何老師的新書基于經學與理學的互動詮釋，立體而全面地還原和展示出了古代儒者的知識圖譜和精神鏡像。由于我們所接受的是現(xiàn)代學科教育，文、史、哲等分開以后，每個人雖然都具有某一方面的專長，但不免與舊有的傳統(tǒng)存在著隔膜感。我們只有以兼通并包的博大心胸，回到古人的知識世界與思想世界中，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國古典哲學。古人遠比我們現(xiàn)代人聰明睿智。以一種謙卑的同理心去真實地理解古人，我們可能會在學術上做得更為極致和卓越。這是我的一點淺見，謝謝大家！
郭曉東教授：因為時間的原因，在座的還有很多的同仁不能發(fā)表他們對何老師新作的各種看法。但是非常遺憾。這一場如果拖久的話，下一場宋明理學的座談會就要延遲了。因此，今天我們就到這里。剛才各位老師都從不同的角度分享了他們閱讀大作的心得體會。對這本新書，它的特色、它的內涵、它的方法論以及背后的關懷都做個全方位的談論。我想對相關問題的研究，如果進一步推展的話，應該說是富有極大的意義的。我相信由何俊老師開出的由經學到理學的這個議題，對于我們未來宋明理學的研究來說是開出了一個新的視域。我也相信以后在這方面會有更多的成果出來。那么我們這場就在這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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