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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青衢作者簡介:劉青衢,字天之,號松塘,男,西元1983年生,貴州甕安人,同濟大學哲學博士。研究方向:先秦儒學,宋明理學。 |
“道”的詮釋學及其批判性——讀劉強先生《四書通講》
作者:劉青衢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fā)布,原載《博覽群書》2021年第8期,題為《用“道”破除“不道”》
歷史上,儒學的兩套經典系統(tǒng)“五經”與“四書”是交替出場的,漢唐重“五經”,宋明重“四書”。晚近以來,“港臺新儒家”重“四書”?!按箨懻稳鍖W”認為自己關心的是“古今問題”,相對于“港臺新儒家”關心“中西問題”而言,具有不同的問題意識、話語范式和思想譜系,在經典系統(tǒng)上昌言倚重“五經”。
平情觀察歷史,時代問題的存在及其化解具有復雜性和長期性,東西方文明沖突對話的時代開始至今不過一百多年,“港臺新儒家”面臨的“中西問題”并沒有結束,毋寧說在全球化時代,這反而是一個永久問題。退一步說,即使到了時代問題發(fā)生轉換之際,“五經”和“四書”中除了有應對特殊時代問題的思想資源,也有解決人類文明永恒問題的思想資源。推崇“五經”而貶退“四書”,對于解決時代問題和繼承經典永恒價值未必是周到而有利的選擇。
在此學術與時代背景下,劉強先生以《四書通講》(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一書發(fā)揚源遠流長的“四書學”,不但凸顯了他獨到的問題意識,而且展示了別具一格的理論特點和現(xiàn)實關懷。
一、道貫“四書”:通達古今的傳道宗旨
儒家的學術格局是“內圣外王”,“五經”“四書”都包含了“內圣外王”之學,而略有側重點之不同:“五經”側重“外王”之政治學,“四書”側重“內圣”之心性學。這意味著如果要發(fā)揮儒學的普遍真理,就要對“內圣外王”都加以強調,尤其不能放棄“四書”內圣學之于“五經”外王學的基礎意義。在“內圣”心性與“外王”政治的兩種區(qū)分之間,始終有一條一以貫之的線索,這就是“道”,心性和政治都以天道為本源展開。故表彰“五經”“四書”的永恒價值,不能不揭示其發(fā)生的邏輯起點,此乃根本前提。
劉強先生的新著《四書通講》一書,最清晰奪目的思想主題就是強烈的“明道”和“傳道”意識,“道”被旗幟鮮明地標舉為全書宗旨。作者直言:“使這四部經典有效且有機貫穿的,正是一個大寫的‘道’字!”“‘四書’又幾乎可謂是一部‘究天人之際’‘參贊天地之化育’的偉大‘道書’!”“如果說本書有所謂‘關鍵詞’,大抵不外乎‘四書’和‘道’二端?!保ā端臅ㄖv·自序》)
如此開宗明義地揭示著作的核心思想,既彰顯了作者的用心所在,也使讀者獲得了進入此書義理范域的“方便法門”。黃宗羲云:“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保ā睹魅鍖W案》)“道”正是劉強先生的“得力處”,也是學者對于此書的“入門處”。
那么,劉強先生是怎么認識“道”的?在他看來,首先,“道”具有普遍性:“夫‘道’之為物,徹天徹地,至大至剛,可放諸四海而皆準,可俟諸百世而不惑?!保ā端臅ㄖv·自序》)其次,“道”具有立體性:“‘四書’所建構的是一個立足于‘人道’去體察‘天道’,并致力于將‘天道’下貫于‘人道’,再以‘人道’去承載‘天道’的精神‘道場’和思想世界。”(《四書通講·自序》)最后,“道”具有切實性:“既然是‘人道’,當然只能由‘人傳’!一句話,人在,道就在;人亡,道就可能衰!”(《四書通講·尾聲》)
《易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薄吨杏埂吩疲骸疤烀^性,率性之謂道?!倍驾^為注重“道”之超越性的形上學意義。但從“知行合一”的儒學傳統(tǒng)著眼,超越性的“道”必須要有一個切近的下手處,不能改變人生且使之日臻完善的空洞之“道”,對人來說毫無意義。作者緊緊抓住“道”的普遍性、立體性和切實性,張揚了人主動“體道”“行道”的使命感和自覺性。
劉強先生之所以用“道”來統(tǒng)領全書,源于他對“文明賡續(xù)”“以道抗勢”“現(xiàn)代功利”等歷史文化問題的深入觀照。
其一,他認為,在文化處于下降態(tài)勢的元、明、清三朝,“中華文明的‘慧命’雖然迭遭摧殘,‘花果飄零’,甚至一度命懸一線,卻終能浴火重生,不絕如縷,綿延代序而至于今日”,是由于讀書人以“四書”所承載之“道”來型塑精神世界和人格生命,使中華文明和民族精神得以賡續(xù)凝聚(《四書通講·自序》)。
其二,他認為,在“道統(tǒng)”“學統(tǒng)”“勢統(tǒng)”等“三統(tǒng)”并存的歷史語境中,“道統(tǒng)”高于“勢統(tǒng)”,“以道抗勢”的儒家價值理想是“‘維系斯文于不墜’的定海神針和中流砥柱!”(《四書通講·自序》)
其三,他認為,受近代百年反傳統(tǒng)思潮的影響,儒學被誤解“是追求功名利祿的廟堂之學,是不切實際甚至虛偽迂腐的高頭講章”(《四書通講·自序》),殊不知,毀棄儒學后,功利主義、官僚主義、威權主義等不僅沒有在現(xiàn)實中消失,反而比古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最終祛除現(xiàn)代人功利主義“病毒”的“解藥”,還只能是“道”。
文明之賡續(xù)依賴“道”,抗衡皇權專制依賴“道”,拯救功利主義依賴“道”,從古至今,中華文明得以繁榮并在未來繼續(xù)繁榮的可能依據,都集中于“道”之一物?!暗馈钡牧x理如此高明,作用亦如此廣大,知“道”者自然會毅然擔起傳道的使命了。
二、道派十八:系統(tǒng)開放的道學詮釋
牟宗三先生云:“成德之教是道德的同時即宗教的,就學問言,道德哲學即函一道德的形上學?!保ā缎捏w與性體》)但儒學也擁有濃烈的倫理學色彩,或者說倫理學是儒學的重要內容,對“道”的闡釋不能不見諸各種倫理關系。正如劉強先生所說:“故儒學者,人學也;儒道者,人道也。儒學的最終目標,是要解決人生的種種問題,處理好各種關系?!保ā端臅ㄖv·自序》)“四書”之道根源于天道而表現(xiàn)于人道,盡人事而天道自在,通天人以為一體。作者既以“道”為全書宗旨,又以人生問題為焦點,于是,基于人倫關系建構起一個龐大而系統(tǒng),嚴密而篤實的道學闡釋結構。
全書總體分為學、修身、孝悌、忠恕、仁愛、義權、誠敬、正直、中庸、治平、齊家、為師、交友等十三個“道”,還可細分為學道、修道、孝道、悌道、忠道、恕道、仁道、義道、權道、誠道、敬道、正道、直道、中道、治道、家道、師道、友道,凡十八個子目。由一個綱領之“道”派生為十八個條目之“道”,體現(xiàn)了作者“證道”之深刻與廣闊。這些條目之間并非雜亂無章,而是有機聯(lián)系,構成一個整體,又體現(xiàn)了作者在謀篇布局上的匠心獨運:“既可獨立支持,又能相互勾連,彼此貫通,同時也有一個邏輯上的先后次第和首尾呼應的內在聯(lián)系,恰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四書通講·本書讀法》)。
這個闡釋結構本身就符合道化萬物的特征,從“理一分殊”的角度說,“道”在本體上是“理一”,在功用上是“分殊”,“理一”不能不流行發(fā)用為“分殊”,“分殊”不能不收攝反歸為“理一”,“分殊”之間既各自獨立,又統(tǒng)攝于“理一”,“理一”不是“分殊”的機械相加,而是“分殊”的內在統(tǒng)一性,使萬物構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關系。
劉強先生道學闡釋結構的系統(tǒng)性不僅表現(xiàn)在全書章法上,就是每一個道學條目的專題論述也體現(xiàn)著顯明的系統(tǒng)化傾向。如《為學之道》一篇論述學習之道,先解釋“學習的真義”,其次區(qū)分“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不同,其次指出“為學的三種態(tài)度”,其次概括“為學的四種方法”,最后表明“為學的四種境界”。細讀斯文,學習的定義,學習的性質,學習的態(tài)度,學習的方法,學習的境界,凡是學習涉及的主要理論問題無不覆蓋。全書是一個大系統(tǒng),每講是一個小系統(tǒng),大系統(tǒng)包含小系統(tǒng),小系統(tǒng)充實大系統(tǒng),唯有系統(tǒng)化的闡釋方法才能構成自身義理的圓滿自足,這種方法或可名之曰:“道的詮釋學”。
所謂“道的詮釋學”,即以“道”自身的存在方式言說“道”,而不是以對象化的方式言說“道”;即以最能揭示“道”之渾圓特點的方式表現(xiàn)“道”,而不是以分解“道”之個別特征的方式表現(xiàn)“道”;即以論述本身作為目的,而不是作為手段,“道”的呈現(xiàn)不在論述的終端,而在論述的過程,不是論述完了才明白“道”是什么,而是就在論述的當下便層層揭示“道”的意蘊。劉強先生恰如其分地展示了“道的詮釋學”這一言說方法。
劉強先生“道的詮釋學”既有系統(tǒng)化的一面,也有開放性的一面,系統(tǒng)化是構成內在的閉環(huán)控制,體現(xiàn)了“道”的圓融性,而開放性是構成外在的放射潛能,體現(xiàn)了“道”的無限性。開放性表現(xiàn)在中華文明內部,是打通儒釋道的學派壁壘,破除門戶之見,廣泛征引各家學說以闡明“道”的底蘊;在中華文明外部,是超越中西學術之爭,尋找“東?!薄拔骱!钡耐耐?,以見證“道”的情同辭異。如在談到修身工夫中的“身心”范疇時,將道家的“神為形主”思想與儒家的“心為身主”思想勾連起來,以觀其相通性(《四書通講·修身之道》)。如在講到儒家“萬物一體”的仁愛精神時,認為佛教的“同體大悲”與此息息相通(《四書通講·仁愛之道》)。如在說到孔子“不怨天,不尤人”時,引證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wèi)你說話的權利”,以遙相呼應(《四書通講·中庸之道》)。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現(xiàn)代儒家三圣之馬一浮先生嘗言:“儒佛等是閑名,心性人所同具?!保ā恶R一浮全集》)“道”是普遍性的,放諸四海,概莫能外,落實在具體的社會人生情境中,不同地區(qū)、民族、歷史、文化的人對之感受角度和言說方式或有不同,于不同中見其同,適為“道”說的應有之義。
三、道斷是非:引導現(xiàn)實的道學批判
“道”不僅是萬有產生的根據和歸宿,也是評判真假、美丑、是非、善惡的標準,是社會和人生從不圓滿逐步走向圓滿的方向與道路。在儒家看來,對萬事萬物的價值判斷和人生的進退出處皆應以道為依歸,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論語·雍也》)如果說對“道”的闡釋是“知”,那么,以“道”為準則進行現(xiàn)實批判就是“行”。
劉強先生不但在理論上講述道學的思想內涵,也緊密結合現(xiàn)實作出批判和引導,《四書通講》不僅是了解“道”的知識讀本,更是實踐“道”的行動指南,如此一來,“道”就不是作為學習對象的靜止存在,而是鮮活地流動于此書內外了。
概括起來,作者對現(xiàn)實的“道學批判”包括三方面,即“方法的批判”“謬見的批判”和“生活的批判”。
所謂“方法的批判”,是指辨明中西文化對“道”的認識方式與實踐工夫之別。“與西方文化重哲學思辨與邏輯推演不同,中華文化更為看重的是生命印證與躬行踐履?!保ā端臅ㄖv·自序》)這個分辨極為必要,近代以來,西方文化挾強大的科學民主之力橫掃世界,已成全球主流價值。一方面,科學與民主有助于破除中國古代文化中愚昧和專制的成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民主的迷信,良莠不分,全面蕩滅傳統(tǒng)文化,致使中國文化中普遍而永恒的真理淹沒不聞。西方文化傳入中國是一件好事,有此參照物,在相互比較中我們更能準確認識自身特色,也更清楚自家長短。但這種比較應該是平和而全面的,不是偏激和片面的。有了方法上的自覺,才能正確叩開“道”的大門。作者在講述“孝悌之道”時就說,孔子對孝的闡發(fā)并非如西方知識學那樣下定義和邏輯推理,而是“在具體的生命情境中予以揭示和激發(fā)”(《四書通講·孝悌之道》)。這正是中西文化之分殊所在,必由此入,才能獲得體道的正確方式。
所謂“謬見的批判”,是指分辨流俗觀念對“道”的錯誤理解。百余年來,中國思想界最主流的話語是“啟蒙”和“革命”,二者分享共同的作戰(zhàn)對象,即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此敘事語境下,產生了許許多多對傳統(tǒng)文化的謬見。如果說當初謬見的造成是由于求亡圖存的慌亂,那么在慌亂過去以后的今天,就必須撥亂反正,還中華傳統(tǒng)文化以本來面目。如對“存天理、滅人欲”的謬見,世俗多以為理學家是“以理殺人”,作者指出,此一命題的本義是“存天理之公,滅人欲之私”(《四書通講·修身之道》),實質是“公私之辨”?,F(xiàn)代人提倡個人主義,在大力解放個性時也為私欲張目,故極反感理學家的“理欲之辨”。若回到本來意義上,公理與私欲的分辨無疑是正確的。又如對禮教的謬見,有所謂“吃人的禮教”之說,作者認為,這是基于“進化論”和“現(xiàn)代性”對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是一種“倒果為因的思維方式和情緒化的表述”(《四書通講·誠敬之道》)。實則儒家乃是“稱情而立文”(《禮記》),禮與情自有其內在的一致性。
所謂“生活的批判”,是指批評現(xiàn)實生活中各種悖離天道常理的社會亂象。由于方法和見識的謬誤,導致功利荼毒人心,必須加以糾正?!暗馈钡拇嬖谔烊痪蜎Q定了要破除所有“不道”現(xiàn)象,如果容忍“道”與“不道”的同時并立而無所作為,那么“道”就不是完整的。只有對“道”無限推擴和延展,掃蕩一切“不道”,引導社會走向公序良俗,“道”才能在現(xiàn)實中圓滿達成。不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wèi)靈公》),依持“道”的準則批判和規(guī)范社會只能靠“得道”之人積極行動,不能坐待“道”之自行完成。如對當前教育中存在的功利主義,劉強先生認為,這是“徹頭徹尾的‘為人之學’”,應以孔子的“為己之學”加以矯正;如對甚囂塵上的“民粹主義”,則以孔孟的正直之道予以批判,“避免造成‘多數人的暴政’”(《四書通講·正直之道》);如對政治上有人給老百姓建立“道德檔案”的錯誤做法,又以孔子“為政以德”的正確理解進行撥正(《四書通講·治平之道》)。如是等等,都體現(xiàn)了作者親切篤實的現(xiàn)實關懷。
總之,劉強先生《四書通講》以通古今之變的“道”為宗旨,以系統(tǒng)開放的“道的詮釋學”為方法,以對學術思想和社會現(xiàn)實的全面批判為關懷,志在開“道之窄門”,振“道之衰脈”,建構起一個集崇高的道義,嚴謹的架構,開闊的視野,深沉的批判,充沛的情感,生動的趣味為一體的道學思想體系。著名儒家學者、臺灣慈濟大學林安梧教授評論曰:“劉強此書,既有如實的詮釋,又有因應時代的反思,更有批判之繼承與創(chuàng)造之發(fā)明?!睙o論對理論的創(chuàng)發(fā),還是對現(xiàn)實的更化,都具有獨樹一幟的價值。適如武漢大學郭齊勇教授所言:“這是我們走進《四書》的階梯,提升境界的門徑?!毙旁账寡?!
作者簡介:劉青衢(1983-),男,貴州甕安人,貴州大學文學學士、史學碩士,現(xiàn)為同濟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先后師從張新民先生、劉強先生問學。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宋明理學,古典詩學等。曾在《天府新論》《中原文化研究》等學術期刊發(fā)表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