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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英語系的墮落：從真理到解讀到頹廢

作者：馬克·鮑爾萊因 著 吳萬偉 譯

來源：譯者授權儒家網發(fā)布

譯者按：該文的原文發(fā)表在美國期刊《第一要務》6月初“從真理到解讀再到頹廢”，作者在文中簡要回顧了美國英語系從繁盛到衰敗的演變過程，不僅談及20世紀60年代堅定相信文學真理，70年代受到法國理論家德里達、福柯的影響而熱衷解讀文本，20世紀最后幾年第二代理論家喜歡“表演性”概念而熱衷沒完沒了地闡釋文本而陷入頹廢衰敗的變化，而且分析了英語系陷入當今困境的多樣理由。需要說明的是，本文說的英語系與國內的英語系雖然名字相同，也密切相關，但畢竟是兩回事，一個是作為本族語來學習的，一個是作為外語來學習的，各自擁有不同的使命和目的，如果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其作用更接近國內的中文系。不管怎么說，無論對于身處中國大學文科的師生還是對于當今仍然受到文科無用論困擾的廣大讀者而言，或許都可能發(fā)現(xiàn)一些令人深思的地方，希望文中的觀點能幫助我們深入思考如何學習文學，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文學理論該如何講授，如何更好地實現(xiàn)文科的價值等。作者是埃默里大學（Emory）英語教授馬克·鮑爾萊因（Mark Bauerlein），他2008年曾經以《最愚蠢的一代》闡述數(shù)字時代讓美國年輕人變得愚蠢，將威脅到美國的未來而得罪了美國年輕人。作為大學英語專業(yè)的老師，譯者很早就關注這位學者在報刊上發(fā)表的涉及人文學科危機的文章，2011年曾經在《社會學家茶座》第2期發(fā)表過他的文章“ 必須遏止泡沫學術的泛濫”（P.73-76.），下面是譯者在豆瓣上碰巧找到的若干相關文章，供感興趣的讀者參考：

1.人文科學研究的回報越來越小《豆瓣》2009-08-20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8714738/

2.千萬別讀文科研究生 《豆瓣》2011-04-21 https://www.douban.com/note/146748003/

3.理想的英語專業(yè)學生《豆瓣》2013-08-14  https://www.douban.com/note/295213223/

2019年10月，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去世，美國詮釋學家艾瑞克·唐納德·赫希（E. D. Hirsch）講述了他們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耶魯當英語副教授的故事。他們都住在離校園不遠的地方，赫希常常看見布魯姆在前往學校的路上走過他的家，兩人常常一起步行前往辦公室。除了英語系的事可以相互交流之外，兩人都擅長浪漫時期的詩歌研究，所以總有很多話要說。布魯姆寫過兩本書，一本是有關雪萊的，那是在《布萊克的啟示：詩學論證研究》（1963）出版之前完成的。赫希的第一本書《華茲華斯和雪萊》（1960）之后，也完成了對布萊克的研究《天真與經驗：布萊克入門》（1964）。問題就出在這里。

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在《威嚴的對稱：威廉·布萊克研究》(1947)中認為，對布萊克的闡釋是真正的預測性愿景，這要求那些希望理解他的人進行基本的心理調整和適應。布魯姆致力于弗萊對布萊克的這種闡述，他也喜歡弗萊在《批評的剖析》(1957)中籠統(tǒng)概括的文學模式，能夠涵蓋不同文化和階段的敘述原型理論。不過，赫希并不喜歡那個途徑，他在布萊克研究著作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弗萊是當時文學研究領域赫赫有名的人物，而赫希不過是剛剛研究生畢業(yè)幾年的年輕副教授，但這并不重要，赫希相信闡釋有對有錯，如何闡釋萊克真的存在一些真理，這些是能確定下來的，但弗萊并不這樣認為。

布魯姆不同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對評的對與錯持有同樣的感受。在他看來，錯誤闡釋布萊克是思想缺陷，或許還是道德缺陷。當赫希的書出版后，兩人的關系由此發(fā)生了改變。赫希說，從那以后，布魯姆選取了另一條去學校的路，他不想再與赫希一起步行前往學校。

赫希向我談到此事的時候還帶著讓人感覺溫暖的笑容，布魯姆的回避出并沒有令他感到不快，他仍然像從前一樣很欣賞布魯姆。他欣然接受了這個事實，即對經典詩人的不同概念認識在朋友之間引起嚴肅的分歧。對文學的適當理解就這么重要，你的理解必須正確才行。

那是英語專業(yè)人生的重大時刻。這個學科陷入危機之中已經這么長時間了，人們很難想象1964年的教授們怎么對他們在做的事是這么樣的信心滿滿。將當時與現(xiàn)在對比，就像將1927年和1931年并排放置一樣覺得不可思議。英語系當今的就業(yè)市場已經不僅僅是令人沮喪的問題了。英語專業(yè)的崗位空缺從2007-08年到2017-18年下降了55%---從1826個崗位減少到828個崗位[0]，少數(shù)能夠獲得就業(yè)機會的幸運兒的本科生崗位需求持續(xù)在下降。從2011年到2017年，英語專業(yè)學士學位的數(shù)量下降了20%多。[1]

20世紀60年代發(fā)生了相反的情況。高等教育擴大招生規(guī)模，學生從1959年-60年的360萬增加到1969-70年的8百萬，迫使公立大學開辦分校比如1965年的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和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UC-Santa Cruz）。[2]高等教育機構的總數(shù)在同期從2008所增加到2525所。由于大量聘用教授，教師數(shù)量從1959-60年的281,506人增加到1969-70年的551,000 人 。[3]

英語專業(yè)是這次增長的最大受益者。1959-60年，共有20,128畢業(yè)生獲得英語學士學位，十年后，這個數(shù)字增加了將近三倍，達到56410人。[4]一年后，獲得4年制學士學位的英語專業(yè)學生數(shù)量達到63914人，占學生總數(shù)的7.6%（每13個學生有一個英語專業(yè)學生。[5]如果你將文學研究范疇擴到外語，這個比例增加到每十人中有一人（10.1%）。通識教育要求也通常包括幾個學期的新生寫作、外語、西方文明、單獨的文學課，讓文學研究成為每個人塑造過程的核心。

這些研究領域在全國的流行將赫希、布魯姆等人推上學界階梯的頂端。隨著招生人數(shù)飆升，科研定位開始從耶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LSU）和其他幾個蓬勃發(fā)展的文學批評重鎮(zhèn)擴展到學界其他高校。新一代英語老師漸漸感覺到20世紀60年代太空競賽中的工程師那樣愜意。當布魯姆和赫希在20世紀50年代的研究生院教書時，英語系很少認為自己是科研中心，但到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幾乎每個名牌大學都渴望聲稱自己是科研中心。

科研資金也大量涌來了。1965年國會和約翰遜總統(tǒng)創(chuàng)立的國家人文學科基金會在第二年就開始資助大額小額的課題，如資助30萬美元給現(xiàn)代語言學會去進行美國作家標準版本計劃，給獨立學者5000美元進行美國詩人和教育家西奧多·羅特克(Theodore Roethke,1908-1963年)的傳記寫作，給密歇根大學資助25000美元來舉辦第27屆東方學家大會。[6] 十年后，國家人文學科基金會幫助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教授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和哈澤德·亞當斯（Hazard Adams）開辦批評與理論學院。支持創(chuàng)辦了非常高深的期刊如《新文學史》1969年、《邊界2》1970年、《辯證批評》1971年、《批評探索》1947年、《符號》1975年、《象形文字》1977年等等。

1960年，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國際參考書目列舉了12,927條學術條目。到了1975年，這個數(shù)字已經上升到了41,859。新標準意味著，教授們如果想獲得提升或者獲得新的就職崗位，他們就必須生產原創(chuàng)性研究成果。在那種研究中，60年代出版了重要著作的人就成了查找資源的去處。如果你進行浪漫詩歌方面的研究論文，布魯姆和赫希通常都是參考對象。隨著成千上萬的年輕教師和研究生引用其著作，60年代的名家很容易相信“一位高貴的武士在平原上騎馬慢行”[7]的確切含義就是更大讀者群迫切需要了解的問題。他們相信自己結論的正確性，反對他人的錯誤，他們背后擁有數(shù)以千計的研究生和數(shù)以萬計的本科生的支持來證明這個世界所關心的問題。批評是論證《失樂園》和其他經典著作真理的戰(zhàn)場。年輕學者深刻感受到其中的利害關系：一定要判斷準確，如果搞錯了就沒有任何價值了。

正是在這種物質生活豐裕的環(huán)境下出現(xiàn)了法國思想的入侵。1966年10月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召開的傳奇性結構主義會議上，“批評的語言和人的科學”這樣的主題只能出現(xiàn)在高度增長的研究領域。資金來自福特基金會，主辦方是霍普金斯當年創(chuàng)立的人文學科中心。如果沒有金錢來創(chuàng)辦上文提到的理論刊物，后來的理論引進如解構主義、法國女性主義等將可能要緩慢得多。一個院系只有在本科生招生和研究生申請都健康的情況下，加上來自外部的慷慨資金支持，學校才可能負擔得起邀請歐洲學界大咖前來助興，如霍普金斯在會議召開幾年后邀請德里達，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SUNY-Buffalo）在1970-72年邀請福柯（Michel Foucault）那樣。

法國理論的晦澀難懂話語就建立在民眾對文學研究的廣泛興趣的牢固基礎之上。這種理論術語神秘莫測、詞匯新穎，對本科生來說很少有吸引力，但是，只要英語系招生穩(wěn)定，沒有人需要擔憂。英語專業(yè)受到廣泛的歡迎是可驗證的奢侈品，那些羨慕新理論家的美國弟子無所顧忌，恣意妄為，甚至對這些晦澀難懂的話語頂禮膜拜。德里達在《論文字學》中的嚴謹辯證闡述并不能讓很多猶豫不決的大二學生決定選擇英語或法語專業(yè)，福柯對折磨和監(jiān)獄的處理也并不會鼓勵學生家長或校友為大學捐款。新理論家寫出像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S/Z》[8]第一頁的句子，羅蘭巴特在納悶如何開發(fā)出普遍性敘述模式：

必須做出選擇：要么將所有文本放在展示性的搖擺中，將其等同于冷漠科學的嚴格審查，迫使它們誘導性地重新加入/反駁這個我們從中衍生的復制本；要么恢復每個文本，不是回到個別性而是恢復期功能，甚至在我們開始討論它之前，依靠從一開始就受制于基本分類和評價的無限的差異范式使其連貫。（3）

這是徹底看不懂的其他語言，目標對象僅僅是專家。從前的批評家使用熟悉的分析術語---如反諷、結構、象征等，新理論家們使用的則是羅格斯中心主義（ logocentrism）、他者、不可判定性（undecidability）和差異的無限范式（infinite paradigm of difference）。他們的詞匯減少了讀者對學術批評的興趣。不過，美國本科生不能理解，那又如何？如果資源和學生源源不斷地涌進英語系的話，晦澀難解就不是問題。如果課堂滿員，擁抱新理論家的美國學者可能歡迎深入討論黑格爾、弗洛伊德、海德格爾或者只有少數(shù)極其細微的亞科亞亞科專家才掌握的歐洲語言學家們的外國話。如果研究資金充裕、科研期刊眾多，為什么還要不辭勞苦地撰寫讀者友好型文章呢？

思想界對法國理論的信任與大多數(shù)學生和老師的習性格格不入并不重要。它仍然在美國盛行。布魯姆、赫希和1966年之前的文學研究界的幾乎每個人都充滿激情地要發(fā)現(xiàn)偉大小說、詩歌和戲劇中的真理。學生們之所以選擇英語專業(yè)是因為他們在大一時閱讀莎士比亞或自己閱讀海明威后，發(fā)現(xiàn)這些著作和其他著作滿足了他們對自己和對人生的反思。他們認同奧德賽和尼克·亞當斯（Nick Adams[9]），他們渴望課堂夠幫助他們改善其對文學作品的熱情和欣賞水平。但是，新批評和其他種種變體可能有些蒼白無情和冷冰冰的科學色彩，但還不足以吸走十七世紀英國玄學派詩人約翰·鄧恩（John Donne）和布萊克（Blake）中掃煙囪者的人性吸引力。吸引大部分學生進入文學課堂的蓋茨比（Gatsby）的綠燈和艾米麗·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拐彎抹角的隱喻等戲劇性場面并不會因為美國新批評派學者克林斯·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對詩歌語言悖論的分析就糟蹋殆盡了。

法國理論家認定這個途徑過于幼稚。他們挑戰(zhàn)文學對象中的穩(wěn)定意義的任何現(xiàn)成假設。德里達推動了一種激進的懷疑主義，目標針對核心意義、最初意圖或者真理或者作品本身之前、之后、之下的概念本身。德里達在霍普金斯大學舉辦的學術會議上宣讀的論文“人文學科話語中的結構、符號和游戲”中論述去中心化的句子被第一代美國理論家們引用了百萬次，他們認為這是對宣稱闡釋正確的任何解釋的決定性顛覆。他說，真正闡釋的主張建立在“中心”的基礎上，那是解釋其著作之外的東西----作者的心理、宗教和階級關系等。弗洛伊德通過求助于俄狄浦斯三角關系來解釋哈姆萊特，馬克思將羅賓遜·克魯索（Robinson Crusoe）解讀為資本主義的原始形式。問題就在這里。這個中心被認為理所當然---它需要在位，因為它要決定這個現(xiàn)象意味著什么。傳統(tǒng)批評使用這個中心來解釋作品，但它不能解釋這個中心本身。上帝解釋圣經---我們并不解釋上帝。這個中心決定作品的意義，但并不被牽涉到作品中。這個中心在作品之中，同時又在作品之外。

德里達發(fā)現(xiàn)在這種內部/外部中心中有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讓批評走上不同的道路。他的追隨者馬上抓住了這個方向。新理論要求“中心”也必須得到解釋，它也應該被理解為需要進行分析的文本，而不是文本賴以存在的基礎。他們承認，人們必須預先假設某些東西，否則根本沒有辦法說任何東西。但是，這個僵局可以通過對它的超級自我意識而得到克服。因此，解構話語中出現(xiàn)了沒完沒了的修飾語、嚇人的引用、括號內的話、向后盤旋。在這種解讀理論中，自我反思從來沒有停止。解釋必須一直進行。這種擁抱沒完沒了的闡釋者的英雄角色沖擊到了每個人。尋找文學作品中核心真理的探索過程結束了，發(fā)生的情況是作品的永遠往后推遲的和“問題化”的真理彩排。不再有真理，只有解讀。

該模式從來沒有能吸引很多美國大二學生，他們喜愛文學是因為其中的愛與恨，陰謀和行動，沖突和抒情。該模式也沒有給喜愛文學的讀者大眾留下深刻印象，就是擁有本地劇場季票，訂閱每月新書俱樂部月票的那些人。那些年，我也受到理論的吸引，但我們不關心這些。我們認為那些人的心態(tài)是錯的，那種“自然態(tài)度”是錯的，他們沒有實現(xiàn)解構主義的轉向，他們仍然確認文學的確有自己的真理。說到經典，他們依然采取欣賞的立場而不是闡釋學的懷疑---這是大錯特錯，我們才了解更多。我們那沒完沒了的闡釋游戲旨在將沉浸在文學作品中并認可其中人物的樂趣統(tǒng)統(tǒng)趕盡殺絕。      

但是，在理論入侵的初期，情況還算不錯。文學教授并不用擔心自己的名望和受歡迎程度會遭遇威脅。喜愛布魯姆的人仍然大量涌入大學中，理論家們無需考慮普通本科生會怎么看待他們的理論。還有其他東西啊：雖然受到懷疑，法國理論家及其追隨者維持了一種吸引每個人的美德，即他們不僅僅是擁有深刻見解的專家。雖然他們分析嚴謹，對解構主義充滿熱情，但他們仍然認可文學閱讀帶來的興奮和激動，沒有令人厭煩的諷刺家的各種毛病，比如世俗的、早就見識過這些的態(tài)度。就算撰文稱頌“心理分析”，他們的文筆也沒有冷漠或倦怠的痕跡。真理或許被無限推遲了，但閱讀仍然維持了一定的嚴謹性。雖然將真理往后推遲，理論家們深入沉浸在文學作品的運行中。前提改變了，能量還在，解釋的戲劇仍在上演。

德里達走近盧梭和尼采，看是否能從中獲得某些了不起的教訓。你能感受到他的句子中那些大事的權重。在“延異”（Diffèrance）中，他如此明確無誤地說“在對‘延異’的輪廓描述中，一切都是戰(zhàn)略性的，也是有風險的?！币簿褪钦f，解讀真的很重要。解構并不是讓文學闡釋喪失能力，也不是要打擊闡釋的積極性，它不過是指責讀者提出的真理命題。理論堅持認為，有意義性總是臨時性的，真理是不斷變化的詞匯和人為制造出來的上下文的虛假穩(wěn)定性，但戲劇仍然存在，并采取了新形式。我們陷入“語言的監(jiān)獄”，陷入沒完沒了的符號游戲中不能自拔，這里發(fā)揮作用的是一種烏托邦主義。擺脫真理的束縛，闡釋將永遠繼續(xù)下去。

我記得那些年的心態(tài)。我們覺得，欣賞莎士比亞的才華沒問題啊，但是，若相信他說出了有關人性的發(fā)人深省的高深見解未免有些過于幼稚。很多成年人都知道，在莎士比亞時刻中發(fā)現(xiàn)迷人的真理和標準的解讀往往是“有問題的”。新一代學者發(fā)現(xiàn)它令人著迷。斯坦利·費希（Stanley Fish）曾經告訴我，在那激情澎湃、熱情似火的年代，剛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感受到院系里觀點激烈交鋒啪啪作響的氛圍。理論可能是美學的、自我消費的、高手過招的、偶像式的、對初學者有種居高臨下的恩賜態(tài)度，但也充滿冒險的刺激。保羅·德曼的文集《盲目與洞見》(1983出版）的第二版有美國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人文學院院長的烏拉德·高吉克教授（Wlad Godzich）所做的序言，其標題就抓住了這種激動的情緒“小心：讀者在工作”。

那種冒險精神早就消失了，雖然這里或那里可能仍然殘存某些熱情的聚集地。崇拜酷異性和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當然贏得擁護者，但其吸引力畢竟有些狹窄。那些主題從來不可能吸引少數(shù)學生之外的人。不過，這樣的觀念已經過時了。當今的大二學生期待那些講授福克納的老師對人類心理也提出某些特殊的見解，或者說詩人蒲伯（Pope）的兩行詩對句是他們難以明白的文字優(yōu)雅的高峰。當我在1988年讀完研究生時，那些種類的評價已經不流行了。理論讓人人都變得更加謹慎，至少我們是這樣認為的。你必須小心翼翼，不要將文學置于特權的地位。人們不允許你對偉大小說和詩歌表現(xiàn)出明顯的熱情。相反，你要呈現(xiàn)給讀者對文本進行的分析，你要“表現(xiàn)出”你是如何解讀文本的。

這是文學實踐的另一大步?！氨硌菪浴背蔀槭艿皆?0世紀的最后幾年嶄露頭角的第二代美國理論家歡迎的概念。它展示出方法輪上的轉變，從文本的意義轉向批評家的專業(yè)知識，野心勃勃的年輕教授急不可耐地要出人頭地，出類拔萃。性別和種族理論家們在談起他們的身份就像時裝模特表演一樣津津樂道。搞語用研究的批評家將文字看作以言行事而不是對現(xiàn)成現(xiàn)實的描述。文化研究者依靠它們表現(xiàn)的“文化意義”來解讀文本。所有人都在宣稱，批評行為本身就是獨特重要性的表演，無論特定的文化對象可能是什么。

課程大綱也隨之發(fā)生了改變。不是談論彌爾頓或康拉德，課程指代自身：“閱讀現(xiàn)代”或這些不怎么準確，但是，這里的細節(jié)很重要---要展現(xiàn)出來，不要說出來。這個轉向實際上是解構主義去中心化沖動的邏輯后果。在理論將文本的真理趕走之后，除了批評家的靈巧敏捷之外還剩下什么呢？如果沒有等待敏銳的讀者去挖掘的了不得的意義，剩下的唯一玩家就只有闡釋者的技能了。理論家們宣稱“你不能停止闡釋的游戲---你必須學會在生活中忍受不確定性?！睆闹R到技能的這個轉變是必然的。研究小說《白鯨》因此就被判定為不是挖掘真理。其成功或失敗取決于批評家如何選擇關鍵詞，如何巧妙地應用這個或那個理論，動用上下文語境的高超手腕，以及如何回避沒有在理論上充分展開的前提等。他的解構是否展現(xiàn)出對德里達思想的某個深刻理解？他是否巧妙地破除了二元對立？僅僅顯示巧妙地使用理論---這成為新的評價標準。在這個游戲中也有競爭，但它不那么緊迫了，少了那種要么全贏，統(tǒng)統(tǒng)拿走，要么全輸，什么都沒有的那種殘酷。批評家不再對另外一個同行像布魯姆或者赫希在1965年說的那樣，“伙計，你對這首詩的解讀完全錯了?！闭l也不會那么不顧忌情面，因為本來就沒有什么真正的解讀。

鑒于面向身份認同的批評家對社會事務的苛刻評估，人們可能認為他們是這種逃避真理的例外，但是，他們在種族主義、家長制、異性戀正統(tǒng)主義（heteronormativity）和殖民主義方面對真理的堅持與老派批評家旨在辨認出某個特定小說中真正和顯著意義的觀點大相徑庭。在身份認同批評家看來，文學不過是獲得某個文學之外的真理和有關種族、性別和其他現(xiàn)實的借口罷了。即使在此，在不公不義猖獗的嚴峻背景下，教授們通過其批評技能和專業(yè)化詞匯通過向人們顯示其天資和才能來證明其奮斗精神。因此，就算正義和平等擠進文學辯論，真正重要的也并非文學真理。重要的是文學展示性別、流動性、和異性戀正統(tǒng)主義真理的方式。性別研究教授因為談及性別歧視而遭到解聘，但是他們對文學的處理方式就像其他理論家們一樣仍然是工具性的。

這提出了英語專業(yè)的另一個問題。那些關心社會正義和在文學課上被告知“請給我從女權主義視角詳細解讀《愛瑪》”的人逐漸認識到他們能夠擺脫這個中間人直接閱讀文學作品了。這個教授或許將這種解讀與真實世界中反對家長制的運動結合起來，但聽起來學術性仍然不夠充分，過多集中在從前的文學著作上。要與性別歧視做斗爭，去看一場最近的電影，了解相關的歷史劇情或文本的政治處境或許更容易些，這似乎比有關特權貴族的19世紀小說更有相關性。如果對文學的政治性解讀只是這樣的，這種不耐煩可能變得更強烈，文學的解讀還有更多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20世紀70年代理論積極推動的對文學的政治解讀挫敗了身份認同批評家追求的迫切目標。德里達式解釋并沒有帶來社會的變革。在早期政治批評家看來，解構似乎是一種官僚式做法（體現(xiàn)在它死守古老的哲學經典，更不要提它的源頭來自納粹黨徒海德格爾了。）

渴望社會變革的教授與陷入無休止的闡釋問題的教授之間的斗爭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都在進行中，但這是片面的事件，所有能量都集中在前者身上。熱衷政治和身份認同的教授掌握著有關白人特征、家長制和異性戀正統(tǒng)主義的真理和更多需要傳播的東西，而理論家們只有反真理（根本不存在意義明確的文本）。新的衛(wèi)士擁有需要傳播給學生的信念，這些信念轉變成為我們所說的政治正確；后者則提供手法。一個負責革命，另一個負責提供官僚式闡釋。理論家們并沒有贏的機會。一段時間以來，70年代和80年代的理論（解構主義、讀者反應、新歷史主義）看起來繁榮昌盛，充滿了多樣性。理論家們已經將英語系的主要目的轉變成掌握艱澀的理論和方法。他用適當?shù)呐屑寄軐ψ髌愤M行了解讀嗎？他顯示出對理論的可靠認識嗎？文學對象最終說了什么？“希臘古甕”[10]（Grecian Urn）的末尾令人好奇的話語到底什么意思，哈姆萊特猶豫不決的真正原因等等，理論的鼓吹者們說，這些都是闡釋問題。有人這樣解釋，也有人那樣解釋，闡釋過程一直持續(xù)下去，沒完沒了。換句話說，頹廢墮落就進來了。

學界背景下的多元主義很少能持續(xù)很長時間。最終來說，仍然需要一種真理，哪怕它是個虛假學界共識的真理。當理論殺死文學真理之后，英語學科就注定陷入衰落之中。英語系那幫熱衷身份認同的教授們往這個真空中傾瀉了種族和性別的替代性真理，但這不管用。在我對這種自殺傾向感到困惑的時刻，回過頭來我能看到身份認同政治在90年代迅速崛起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其政治含義迫切的主張賦予被理論玩壞了的英語專業(yè)一種道德含義。當文學本身不再激發(fā)起60年代初期讓布魯姆和赫希爭吵不休的熱度之后，英語學科需要發(fā)現(xiàn)另一種能量來源，身份認同批評家找到了答案。他們沒有頹廢，他們充滿激情。到了1992年，“后結構主義”有強烈的陳腐刺鼻味道，但性別和酷異性聽起來卻很新穎和充滿活力?，F(xiàn)代語言學會年度會議有關“雪萊和符號”的理論研討會沉悶得令人厭倦，大廳那邊的“酷兒莎士比亞”研討會則座無虛席。

高度的嚴肅性得以恢復，但文學卻成了受害者。吸引眾多人士參與的不是莎士比亞而是酷兒?！独顮柾酢凡贿^是個借口，這意味著文學最多不過是火箭助推器，當你到達政治相關性軌道后，它就可以被處理掉了。在這個后期階段，機構性的影響清晰可見。50年前，一所大學除非擁有名牌英語系，否則根本不敢自稱一流，但現(xiàn)在不一樣了。糟透了的招生人數(shù)證明文學研究是多么多余。美國各地的英語專業(yè)老師在哀嘆英語系的衰落，但他們的指責選錯了對象。英語專業(yè)的衰落不是因為一幫保守派將人文學科當作政治正確的堡壘而窮追猛打，其衰落不是因為喪失了資金資助或企業(yè)領袖大力推崇STEM領域[11]。其衰落是因為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學派不再談論文學真理。一旦教授們不再能夠堅持認為“你絕對必須閱讀作為智慧和辨別力化身的德萊頓、蒲伯、斯威夫特時”；當他們喪失信心，不敢說沒有什么比約瑟夫·康拉德所著的小說《諾斯特羅莫》（Nostromo）更清晰地揭露殖民主義處境的社會復雜性時，當他們不能向任何人保證霍桑（Hawthorne）的句子顯示出美國英語的最精致形式時，他們就喪失了吸引了吸引學生進入英語專業(yè)的競爭力。學生們不再關心文學是因為教授們不再相信文學帶來啟發(fā)和快樂的前景了。

文學研究需要研究文學，需要把文學當作文學來對待，文學有其自身的真理屬性。這些話聽起來有些多余或者愚蠢透頂，但我們還是必須大聲說出來。當教授們將《草葉集》從詩人惠特曼穿透美國民主心靈深處的充滿意義的獨立思考轉變成為面向無休止闡釋的文本對象，接著再轉變成反對異性戀正統(tǒng)主義的教義時，它的讀者就已經跑光了。他們拒絕代表作、天才、偉大著作等老派詞匯，沒有意識到那些剛剛上大學的18歲青年正是充滿困惑和不知所措的時刻，他們渴望尋找生活的意義和方向，在思考自己是誰，將來要成為什么樣的人，恰恰對這些東西感到癡迷。英語系本來能成為他們的家，如果教授們能告訴他“這里有改變你的人生奇跡，我們有撒旦、格列夫和《廷騰寺》（Tintern Abbey[12]，因為“我不能停下腳步等候死亡”[13]和希斯克里夫（Heathcliff）[14]和《隱身人》[15]---他們會永遠陪著你”。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從思想上說無比悲催的當今世紀，根本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作者簡介：
 
馬克·鮑爾萊因（Mark Bauerlein），埃默里大學（Emory）英語教授。著有《最愚蠢的一代：數(shù)字時代讓美國年輕人變得愚蠢，將威脅到美國的未來》（Jeremy P. Tarcher/Penguin出版社，2008年，中譯本有楊蕾譯的《最愚蠢的一代》，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
 
譯自：From Truth to Reading to Decadence By Mark Bauerlein
 
https://www.firstthings.com/article/2021/06/truth-reading-decadence
 
This essay originally appeared as“From Truth to Reading to Decadence” in The First Things (2021-06) and is translated here by permission. 
 
本文的翻譯得到作者的授權和幫助，特此致謝。---譯注

[0]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hat-We-Hire-in-Now-English/245255
 
[1]https://www.historians.org/publications-and-directories/perspectives-on-history/december-2018/the-history-ba-since-the-great-recession-the-2018-aha-majors-report
 
[2] 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3/tables/dt13_303.10.asp
 
[3] https://nces.ed.gov/pubs93/93442.pdf -- see Table 23
 
[4] 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6/tables/dt16_325.50.asp
 
[5] 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6/tables/dt16_322.10.asp
 
[6]https://securegrants.neh.gov/publicquery/main.aspx?q=1&a=0&n=0&o=0&ot=0&k=0&f=0&s=0&cd=0&p=0&d=0&y=1&yf=1966&yt=1970&prd=0&cov=0&prz=0&wp=0&ob=year&or=DESC
 
[7] 英國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壇的先驅人物 斯賓塞（Edmud Spenser）最著名的寓言體長詩《仙后》（The Fearie Queene）第1卷的開篇一句---譯者注
 
[8] S/Z 1974 ，是作者對巴爾扎克的《薩拉辛》是一篇并不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說的解讀，重述了一個雕塑家薩拉辛（Sarrasine）與閹歌手贊比內拉（Zambinella）的情欲糾纏舊事，S自然首先是象征著薩拉辛（Sarrasine），Z則指向閹歌手贊比內拉（Zambinella），S又可視作是巴特自己（Barthes），Z則暗含于巴爾扎克（Balzac），透過“/”符號鏡面一般的存在，S和Z處于書寫符號的相反關系中，這組透過鏡像的關系多少使我們想到拉康，種種推想也就漫卷展開，薩拉辛在贊比內拉之中凝視著自己的閹割，S是在尋覓理想的自我，Z是在對S肯定和美化。引自豆瓣網友評論2012-03-31---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5368884/ ---譯者注
 
[9] 海明威系列小說中的主人公---譯者注
 
[10] 約翰·濟慈有一首著名的詩歌“希臘古甕頌”---譯者注
 
[11] 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shù)學（Mathematics）四門學科英文首字母的縮寫---譯者注
 
[12] 詩人威廉華茲華斯的一首詩歌---譯者注
 
[13] 來自美國十九世紀“意象派”詩人的代表著名女詩人艾米莉·迪金森(Emily·Dickinson---譯者注
 
[14] 小說《呼嘯山莊》中的男主人公---譯者注
 
[15] 美國作家Ralph Ellison的一本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