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家洲 李重蓉】荀子“論秦國內政”再審視
荀子“論秦國內政”再審視
作者：孫家洲 李重蓉
來源：《河北學刊》2020年第6期
摘????要：《荀子》中的《強國》和《儒效》兩篇文獻，記載了荀子“游秦”時對秦國內政的判斷。學術界此前的解讀多視其為荀子對秦國內政的肯定和贊美。實際上，秦國統(tǒng)治集團的高層對荀子入秦特別重視，也就有了官方“作秀”的可能。荀子眼中所見的秦政之美，不見得符合全部真相，可能只是秦國愿意示人的“表象”；荀子所論秦內政之美，就某些判斷標準而言，與孔孟之道確實有所不同；而且還有“主賓答對”的特定背景，荀子贊美秦政也可以從“應對之語”的人之常情得到理解；荀子直言秦國內政的根本缺陷是“無儒”，體現(xiàn)出他秉執(zhí)儒家學說的堅定立場，不失其學術宗師的風范?！盾髯?/span>·議兵》篇保留了荀子對秦國內政的另外一段論斷，批判堪稱犀利。這是荀子在趙國的議論，環(huán)境超脫，也就更能夠代表他的真實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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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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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孫家洲(1955—)，男，山東萊州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秦漢史研究。；?李重蓉(1986—)，女，四川內江人，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主要從事秦漢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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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中的《強國》和《儒效》【1】兩篇文獻，記載了荀子西行入秦的歷史事件，荀子在實地考察秦國之后，應約對秦國內政作了即席評論。在荀子思想研究和秦國政治史研究兩個領域，荀子“論秦國內政”都有著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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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荀子思想的論著不勝枚舉，但針對荀子“論秦國內政”的專論文章卻為數不多。在筆者見聞所及的范圍內，有兩篇論文需要重視：一是韓德民《荀子的秦政得失觀及其影響》，其研究結論是：“荀子的現(xiàn)實主義立場，使他有可能清醒地看到這種新型政治模式的特有長處，但儒家一以貫之的價值合理性追求，又使他對其片面依循工具合理性原則展開所可能造成的危害懷有特殊的敏感。對秦政得失的判斷從一個具體側面展示了他‘兼綜禮法’的學說特征，并對隨后漢儒的思想方法產生了深刻影響。”[1]二是臧知非《“駁而霸”探微──荀子眼中的秦國政治評析》，該文指出：“荀子深入秦國考察之后，對秦國的政風民情、政治得失作出了系統(tǒng)的評析。其上述評論是深思熟慮之后作出的，并非對應侯的敷衍之辭，對秦國自然形勢之美的贊賞是客觀的；對秦國政風廉潔高效、民風淳樸的肯定，以及對秦政‘無儒’之失的批評，均有著堅實的現(xiàn)實基礎。”[2]韓、臧兩文研究的出發(fā)點和結論，與筆者的研究思路和觀點有所不同，但是他們在將近20年之前就如此研判這個問題，確實有其獨到的眼光。直至現(xiàn)在，他們的論斷也是關注這個議題的學者應該借鑒和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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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荀子及其思想研究和歷史定位，歷代學者多有論述【2】，結論也有諸多不同。筆者極為服膺韋政通的一個比喻之說：“如果要用一個觀念來象征孔、孟、荀的人格，并且還能表現(xiàn)出他們之間的差別，我們可以籠統(tǒng)地說：孔子是仁者，孟子是義者，荀子是智者。”[3](P135)筆者認為，要解讀上面所說的問題，同樣不應忘記荀子是“智者”的人格定位。被認為荀子“肯定”秦國政治的某些說辭，筆者認為應該從學理詮釋和“人之常情”兩個方面對之作出更為全面的理解及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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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荀子入秦的象征意義與秦國的高規(guī)格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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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名況，又作“孫卿”，趙國人，戰(zhàn)國后期的儒學宗師，曾在齊國稷下學宮三任“祭酒”(稷下學宮的學術主持人)，是當時的學術領袖人物。由于稷下學宮是戰(zhàn)國“百家爭鳴”的學術中心【3】，荀子多次擔任“祭酒”【4】，無疑是“百家爭鳴”的重要參與者和組織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對荀子的記載很簡略，對其入秦之事無片言只語相及。一部《荀子》，保留了他的著作及其門下弟子所記載的荀子言行，成為后世研究荀子生平與思想的第一手資料。除了長期在齊國的稷下學宮從事學術和政治活動之外，荀子曾游走于燕、秦、趙、楚等國(具體時間多不可考，學術界諸說均為推論)。荀子所到之處，往往與各國的高層統(tǒng)治者有交接、對現(xiàn)實政局有所論列。各國統(tǒng)治者均對荀子優(yōu)禮相待。就當時的學術影響和社會知名度而言，荀子似不在孟子之下。由于秦國的文化教育事業(yè)比“山東六國”遜色很多，所以在荀子之前的兩大儒學宗師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國”卻都未曾入秦。這對秦國統(tǒng)治者而言，難免有“臉面無光”的尷尬。荀子作為戰(zhàn)國后期的儒學宗師，到訪秦國，打破了儒學宗師“周游天下不入秦”之慣例，對于秦國統(tǒng)治集團而言，必定視之為一件文化盛事。秦國君臣接待過的來訪學者，可能以荀子的“名頭”最為響亮。因此，秦國統(tǒng)治集團高層必定會提升禮遇規(guī)格來接待荀子。而且，恰好是在秦昭王孜孜求治、國勢日強之時，荀子來到了秦國。這對急于擴大本國文化影響的秦國統(tǒng)治者而言，荀子的來訪無疑是“天賜良機”。所以，他們給予荀子以最高規(guī)格的禮遇：當朝丞相范雎和秦昭王分別與荀子相見，以客禮相待，從容論事，起碼在禮儀上，擺出了“虛心求教”的樣子。正是由于范雎和秦昭王與荀子的面晤交談，才有了《強國》和《儒效》兩篇文獻，保留在《荀子》一書中而流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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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細審讀《強國》，就可以發(fā)現(xiàn)：其結構很松散，作為本文擬重點論述的荀子與應侯的問答之辭，置于文章的最后，篇幅大致不足1/2；此前的文字，盡管都是“錄存”荀子的論說，其邏輯關系也難以梳理清楚，其中有一段“荀卿子說齊相”的文字，以對齊國政治的諫言為主旨，很奇怪的是：以“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開始的一段文字，卻是集中評論秦國軍政事務之得失。這段話，究竟是荀子對齊相的論說，還是應“劃歸”其下，而作為與秦國執(zhí)政大臣應侯范雎討論的文字?應該加以斟酌。筆者對《強國》篇作文本的如上解讀，目的在于說明：由于本篇文字的不完善，讀者無法看出應侯范雎與荀子之間的問答是在何種背景之下發(fā)生的。當讀者突然看到“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4](P296)之時，難免感覺有點突兀。兩位的對話，是應侯范雎禮請荀子到府懇談，還是范雎前往荀子駐地拜訪?文本自身未提供答案。盡管存在著這樣的敘事不明的遺憾，但文本還是向讀者證明：范雎與荀子之間有過一次面談；荀子評論秦國內政的文字，是為了回應范雎的設問而作出的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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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來研讀《儒效》篇，就會發(fā)現(xiàn)：其文字布局要嚴謹得多，開篇是以討論周初大政治家周公的歷史功績?yōu)榍腥朦c，而揭示出“大儒之效”的中心話題。其立論者，自然是荀子無疑。其下，出現(xiàn)了秦昭王對荀子提出的一個問題：“儒無益于人之國”，由此引發(fā)了荀子從容討論儒學對于治國的重要性，并且荀子從儒士的等次區(qū)別入手，講到君王選用不同層級的人才將直接影響到國勢的強弱變化：“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4](P89—90)荀子的從容論說與秦昭王的個人立場本來有很大的差距，但作為東道主的秦昭王還要給來訪的學界泰斗人物以尊重，一個“稱善”的動作描述，表達了秦昭王對荀子的禮遇。即便這個動作帶有某種客套，畢竟也是禮遇。仔細體悟這一段文字，可以感受到秦昭王和荀子曾對談良久。而且從文本所呈現(xiàn)的討論狀態(tài)來分析，主賓之間是在認認真真地討論問題，似乎秦昭王在接待荀子時要比范雎和荀子的對談更為認真。我們姑且不討論秦昭王是否接受了荀子的政治學說的影響，但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秦國統(tǒng)治高層給予荀子以最高規(guī)格的禮遇。當國秉政的丞相和國君輪流出面，接待一位來訪的學術界中人物，這樣的禮遇，秦國統(tǒng)治集團唯獨給了荀子，尚未見其他人享受到如此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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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荀子“論秦國內政”內涵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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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政的角度來比較秦國與山東六國的不同以及所表現(xiàn)出來的優(yōu)勢，始于《荀子·強國》篇。荀子西行入秦(此行對于荀子弟子李斯后來的入秦必有相當的影響)之時，正是秦昭王重用范雎輔政，秦國處于鼎盛時期。當秉國輔政大臣應侯范雎當面詢問：“入秦何見?”荀子就回答了如下一段名言：“其固塞險，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諰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4](P185—186)顯然，“秦四世有勝”是荀子對秦國歷史與現(xiàn)實情況所作觀察的基本結論，而何以導致這個優(yōu)勢局面出現(xiàn)，是荀子要追究的原因，也是他必須面對的問題。荀子給出的答案，分成幾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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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首先說到的是“形勝”，探論的是秦國所具備的自然地理條件優(yōu)勢，易守難攻，且物產豐富。這很接近于現(xiàn)代“地緣政治學”理念。但是，這種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的優(yōu)勢，并非秦國“四世有勝”的根本原因。因為它是長期存在的，同一個秦國，地理環(huán)境不變而國勢卻有強弱之別。在秦國衰微之時，這樣的地理優(yōu)勢根本無從對秦國有所補益。所以，這個地緣政治的因素，也只能是“順勢而為”、錦上添花，并非根本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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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另外關注的是秦國的“風俗”之美。其著眼點頗值得我們注意。他強調的是百姓質樸和“甚畏有司而順”兩個方面。仔細想來，其中的內涵很值得分析。民風質樸，盡管在傳統(tǒng)文化的評價體系中往往是受推崇的，但又往往與“民智未開”有天然的聯(lián)系；對官吏到了“甚畏”“而順”的程度，這樣的民風必定是在嚴刑峻法之下培育出的“愚民”狀態(tài)。當然，這樣的“順民”，便于統(tǒng)治，便于驅使，將他們驅趕到“耕戰(zhàn)”兩途，一定是聽命的奴仆和不辭捐軀的炮灰。個體生命的尊嚴，獨立的人格，人生風骨的追求，這些“玄遠”的道理，是此類順民不會多想的。從“商鞅變法”開始，秦國執(zhí)政者都把馴服民眾，管制民眾當作治國御民之道。統(tǒng)治者最想做的，就是要讓被統(tǒng)治者成為對政府“有用”的耕戰(zhàn)機器。就真正的“人的文化”而言，這些秦民是不曾享受的，也是不知道追求的。他們只是滿足于做君王統(tǒng)治下的“順民”。恰恰就是這樣的“順民”，卻可以外化作農耕的楷模，可怕的戰(zhàn)場利刃。這樣的民風，以不開化為其基石，談不到有文化的覺醒，但確實可以成為國家最為得心應手的工具。荀子把秦國這樣的“順民”高調評價為“古之民”，其實體現(xiàn)的是他過于追求社會實用的思想傾向，也是荀子與孔子、孟子思想的不同點之一。秦國的“順民”之態(tài)，與儒家憧憬中的“上古盛世”性情質樸、無拘無束的民風有著根本的不同。從政治思想的角度來考察荀子的以上評價，我們不得不對他與孔孟觀點的不同保持敏感。但是，如果從國家政治利害的角度出發(fā)來思考荀子對秦國民風的贊揚，我們同樣不得不承認：秦國的持續(xù)強大，與這樣的“順民”風俗確實絕對有關。這實在是一種歷史的吊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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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注重考察的第三個問題是秦國的官吏政風，并給予高度評價。這種評價，也很有值得玩味之處。如果試圖用一句現(xiàn)代術語來概括荀子眼中的秦國吏治政風，較為吻合的表述大概是“吏治清明，管理高效”。作為一位重視現(xiàn)實政治并且通曉實際政務的思想家，荀子的觀察視角是從基層官吏開始的。他很注意考察秦國低級公務管理者的政治素質與精神面貌。這一考察視角，是很有價值的。荀子注意到，從地方到都城，秦國各級大小官員都顯得嚴守規(guī)矩，謙遜有禮，從日常生活到經辦政務都節(jié)約而不敢奢侈張揚。荀子特別褒獎官吏有敬畏戒惕之心，對國家懷有忠誠之心。在這個大的語言環(huán)境中，荀子對秦國官吏日常生活軌跡的描述，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的。“出于其門，入于公門”是指官吏從家門外出而直達官衙之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則是指官吏從官衙下班就直接回到家中。上下班的途徑是固定的，游走在家庭和官衙之間，只能是兩點一線，離家赴公所，下班歸家中，不許在其他場合游蕩，也就是排斥其他私人性安排。這是死板的硬性規(guī)定。在這個表面上看來很“程式化”也很無害的日常生活現(xiàn)象的背后，卻潛伏著一個很大的政治奧妙：秦國的大小官吏必須遵守“無有私事”的原則。這是在強調官吏之間沒有私人交往，均致力于為君王服務。還有被褒獎的官風“不比周，不朋黨”，這原本是儒家強調的一種個人道德修養(yǎng)，如果被發(fā)展成為官場必須遵守的規(guī)矩，那就接近于法家學說“君王御下”的嚴苛禁令了。“無有私事”再加上“不比周，不朋黨”，兩條交互為用，實際上意味著，大小官吏必須遵守的仕宦規(guī)則是：國家至上，君王為尊，上下秩序森嚴。官吏不允許有自己的權益要求，甚至不允許有個人隱私和個人愛好。如此“政風吏治”，其實就是法家“君臣觀”控御群臣的基本要求，或者說是“君尊臣卑”政治原則落實到官吏日常生活的表現(xiàn)。對于這樣被硬性規(guī)范的生活，沒有個體自由和生活情趣可言的日常約束，秦國官吏會心悅誠服地接受嗎?只要承認人有享受清閑和閑趣的天性，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么，在荀子眼中看到的秦國官吏嚴守規(guī)矩的現(xiàn)象，應該如何理解?一種可能的解釋就是：秦國大小官吏被嚴峻的法律制約了手腳，甚至是鉗制了思維，不敢稍有反抗之念。這種官風吏治的內涵，顯然是法家學說落實為官場規(guī)則之后形成的政治文化，其中透露出來的上下秩序觀念與孔子孟子所推崇的“君臣之道”，其實有天壤之別。但是，荀子卻使用了一句高調的贊語“古之吏也”，四個字的贊語，給人的感覺是：秦國的官風吏治是符合荀子心目中的至善境界的。問題是：儒家所歌頌的上古時代的君臣關系，是建立在君臣理想一致的基礎之上，雙方的良好合作是發(fā)自自覺與自愿的。而秦國下級官吏對上級長官、全體臣子對于君王，其服從關系，是建立在嚴苛法律的威懾之下。與“古之吏也”的本意相比，實在有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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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按照由下而上的順序，最后評論了秦國統(tǒng)治最高層的治國理政特色，同樣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其中的話語不多，所涉及的內容卻很重要：朝廷的總體氛圍接近于“無為而治”的狀態(tài)，在游刃有余的節(jié)奏之下，收到了極為高效的管理效果，這就是重點褒獎的一句話：“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古之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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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回顧荀子這段討論秦國政治的論斷，開篇是在講述政治地緣的優(yōu)勢，隨即分別討論了民風、吏風、朝廷政風，形成了“古之民也”“古之吏也”和“古之朝也”的一組對應性的判斷。由此完成了對秦國內政的三重禮贊。由于語句形式上的疊加和重復，給人以很強的印象。這段話，除了最后一句說秦國“無儒”為其所短之外，其余都在大力贊揚秦國之長。應該怎樣看待荀子對秦政的贊揚?特別是其中某些顯然是贊揚“過頭”的問題?筆者的基本想法是：我們必須注意荀子答語的兩個“語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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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荀子的身份，是到訪秦國的“來客”，他此次到訪的時間多長以及到過何處做過實地考察，均無具體的歷史記載。荀子入秦之后的“考察路線”，是出于荀子的“自行安排”，還是由秦國官方出面接待而作出的“規(guī)定性”安排?我們其實并不能作出準確的判斷。從一般常情來推測，秦國高層越是重視荀子的來訪，就越會“周密”地作出官方的安排。不論是為了表達對來訪大學者的款待善意，還是出于對他“隨意游走”可能帶來弊端的防范，秦人絕不會允許荀子一行“自行考察”。正因為如此，荀子在秦國所能看到的，一定是秦國統(tǒng)治者愿意讓他看到的場景。荀子本人大概很難有完全自主的路線選擇。一如現(xiàn)在“國際互訪”中的官方安排。所以，荀子較多看到的是秦國“好”的一面，甚至不乏是官方安排的“作秀表演”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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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荀子是在當面答復主人的對“入秦所見”時所說的話，甚至我們可以猜測是在應侯盛情款待的宴席上賓主之間的問答之語。出于對主人的尊重或者是可以理解的“客套”，荀子對秦國政治局面多說幾句“捧場話”，實在是千古相通的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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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談及的“語境”兩題大致不誤，筆者認為對荀子的這段論述秦國內政的著名言論，就總體判斷而言，當有如下認識：1．荀子眼中所見的秦政之美，不見得符合歷史的全部真相；他所見到的很可能只是秦國愿意示人的“表象”。2．荀子的三層贊美，不能作為儒家學派對秦國內政的全面肯定，而只是荀子個人在主賓酬答時的應對之語。荀子在對話中表現(xiàn)出來的價值判斷，有幾個層面都與孔孟儒學的“上古之美”有相當的差異(分析見上述)。其中除了可以理解的“人情之常”這個因素之外，或許還表現(xiàn)出荀子在政治理想設計方面，確實存在與孔孟之學有所不同的標準與內涵。3．在如此主賓酬對的場合，面對威勢顯赫的秦國執(zhí)政應侯范雎，荀子依然直言秦國內政的根本性缺陷“無儒”，體現(xiàn)出的是荀子秉執(zhí)儒家學說的堅定立場，不失其學術宗師的風范。此語也道出了秦國內政的實際狀態(tài)。如果確立了對荀子論秦政的如上基本判斷，他的分析，就可以作為我們認識秦國內政的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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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荀子·議兵》篇的“補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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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有余意未盡，補述如下：荀子是有著強烈的“用世”意識的。荀子此次“游秦”的大體背景是：他在齊國遭到冷遇，是“失意”之中帶著“無奈”之意而入秦的。而在“游秦”之后不久，荀子又回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趙國，《荀子·議兵》篇有“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于趙孝成王前”的記載。細讀《議兵》篇，其結構明顯分為前后兩部分。前半部分是臨武君、趙孝成王與荀子的對談，人物關系是主人對賓友，是地位對等的討論問題。特別是趙孝成王的發(fā)問，三次都以“請問”開始(其中有兩次是與臨武君共同發(fā)問)，語氣中帶著明顯的尊重。不同觀點的爭論，是在臨武君與荀子之間展開的，趙孝成王對荀子沒有半句質疑之語。而且臨武君在經過兩輪的觀點交鋒之后，也轉而贊同荀子之說。從三人同場討論的總體氛圍來推測，臨武君與趙孝成王的關系更為密切，應為君臣關系；由臨武君對荀子的觀點展開爭論，似乎也是與趙孝成王之間的配合默契，該做的觀點交鋒正常展開，又給趙孝成王留出了禮遇荀子的足夠平臺。在人物關系上與荀子在秦國時和應侯范雎、秦昭王的對談一致。秦昭王還有“儒無益于人之國”的唐突冒犯之語，而趙孝成王則隱身于臨武君之后，由此表現(xiàn)對荀子的禮數周備?？梢姡w孝成王給自己安排的“角色”有足夠的周旋余地，比秦昭王更為高明。后半部分是陳囂、李斯向荀子討教請益，人物關系是師長與弟子。在問答之間，尊卑之分很為明顯。荀子在回答他們的問題時，首句都是“非汝所知也!”[4](P185—186)師長訓誡弟子的氣勢甚盛。兩部分的內容確實是以“議兵”為其核心，但前半部分為主、后半部分為輔的感覺很明顯。本篇的編訂者，顯然更為重視荀子與臨武君、趙孝成王之間的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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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獻，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有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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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荀子在趙孝成王面前，與臨武君就“兵事”展開了一場爭論。臨武君所要表達的是標準的“兵家”立場，而荀子則是表達了儒家的“兵論”思想。“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后之發(fā)，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zhàn)之本，在乎一民。……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4](P176)從文本來看，是荀子的立場和論證，贏得了起初以“論敵”面目出現(xiàn)的臨武君的信服，所以，臨武君轉而與趙孝成王一道繼續(xù)向荀子請教求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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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荀子在趙國討論秦國軍事制度的優(yōu)勢，這是在脫離秦國的背景之下，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以“他人”的身份來議論秦政，沒有顧忌，也就更為客觀。在回答臨武君、趙孝成王“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的問題時，荀子比較了齊國、魏國、秦國軍事制度不同所造成的軍隊戰(zhàn)斗力的差異，并進而與更早的齊桓晉文(霸道)、商湯周武(王道)兵制作了比較。請注意荀子在比較之后所得出的結論是：“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jié)制；桓文之節(jié)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jié)之理也。”筆者注意到一個現(xiàn)象：當代學者引用和分析這段史料時，往往只到齊國、魏國、秦國的比較為止，實在是有斷章取義之嫌。從總體判斷而言，荀子這段論兵之言，與孔子、孟子的歷史觀是一致的，也就是：就制度而言，戰(zhàn)國列強之間可以有高低，但不及春秋霸政；而春秋霸政又不及三代王政。荀子非常明確地指出：戰(zhàn)國時期的三個軍事強國的兵制，盡管是以秦國最優(yōu)，但卻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缺陷“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在這里，確實表現(xiàn)出荀子作為儒學宗師的根本學術立場。只要我們通讀這段史料，真正理解了荀子的評價體系和終極結論，治史者就不該得出荀子欣賞秦國兵制的結論來。在這個基本認識的框架之下，我們再來看荀子縱論秦國內政與兵勢關系的一段話，才可以得其要義：“秦人，其生民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眾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4](P185—186)真正用心體悟荀子在這里表達的感情是：厭惡秦國統(tǒng)治者推行的愚民政策和奴化民眾的高壓手段，也痛恨秦國驅民于戰(zhàn)場為利而戰(zhàn)的政策，同時荀子又以近乎無奈的心態(tài)承認：秦國的這套政策，盡管在儒學所推崇的道義上、或者說在政治文化上不足取，但在現(xiàn)實的軍事斗爭中卻有很強的戰(zhàn)勝攻取之力，是其他各國所無法抵御的。面對著秦軍表現(xiàn)出來的戰(zhàn)場攻伐優(yōu)勢，荀子根本不是欣賞，而是發(fā)自內心的痛惜。“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語含無奈，其實是以推及“天數”來表達無法抵御秦軍的現(xiàn)實危機感!當我們把這段文字與荀子在范雎、秦昭王面前討論秦國內政的話對比來審讀，并分析其中的異同，就可以看出哪一種說法才是荀子的真實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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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李斯與荀子的一段往復討論之語，值得鄭重對待，仔細分析。“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4](P186)由此可見，兩人雖是師生，但此處表達的政見明顯不同。李斯的判斷帶有法家重視現(xiàn)實利益的色彩，而荀子所堅持的則是儒家的道義觀念；而且“四世有勝”的提法，荀子不僅在本篇說過，在《強國》篇對應侯范雎也說過。這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荀子回歸趙國，應該是離開秦國之后不久。他對秦國內政的論說帶有延續(xù)性，更為真實的內心判斷，不在《強國》篇而在于《議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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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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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荀子是一位急于用世的學者，因為不得志而離齊游秦，其后又返趙論兵，最后到了楚國，在春申君黃歇秉國當政的背景之下任蘭陵令。史稱：“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5](P2348)蘭陵，只是楚國的一個縣，以荀子的鼎鼎大名而使其主一縣之政，無疑是大材小用。但荀子卻欣然赴任。其用世之心何等急迫，不難想見。荀子入楚，不得不依附于春申君黃歇，與他游秦之時不得不倚重應侯范雎，其中情勢如出一轍。由此及彼地推論，急于用世的荀子，游秦之后而入趙，說明他“游秦”的本愿未能達成；出趙而入楚，也可以理解為他在趙國也沒有如愿受到重用。如此看來，秦昭王與應侯，趙孝成王與臨武君，不論表面上對荀子如何敬重和禮遇，然都不曾準備給他提供一個高級官位，使他可以施展所學。荀子不獲重用的原因，除了已經高居政樞者的嫉賢妒能之外，最大的可能性是：荀子所提供的政治理念，其實不為當時的統(tǒng)治者真心欣賞。由此可以推斷：荀子入秦之時，很可能是希望在秦國得到重用；他在秦昭王和應侯范雎面前的答問之辭，也是展示胸中學識、希望得到賞識和重用的一種努力；所以其中有“美譽”秦政的部分，讀者如能設身處地，當可理解其中情由。盡管如此“俯就”，荀子卻依然無法得志于秦國，只能黯然離境。這可以說明，荀子的政治設計、論政模式，與秦國統(tǒng)治集團的需求，并不投契。當我們以如此思路來回看《強國》和《儒效》兩篇文獻時，就容易理解荀子討論秦政的個中原委和初衷所在，也就應該更全面地理解他的本意——不應再簡單地以“贊賞秦政”來概括荀子之說，更不能以此作為時人歌頌秦政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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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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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韓德民．荀子的秦政得失觀及其影響[J]．中國文化研究，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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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臧知非．“駁而霸”探微──荀子眼中的秦國政治評析[J]．蘇州大學學報，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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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韋政通．先秦七大哲學家[M]．南京：鳳凰出版?zhèn)髅郊瘓F/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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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先謙．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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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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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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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強國》和《儒效》(以及本文附論的《議兵》)，根據有關研究，應該屬于荀子弟子記述荀子言行的作品。參見廖名春《〈荀子〉各篇寫作年代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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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略舉其要：[清]汪中《荀卿子通論》，收入《諸子集成》第二卷；梁啟超《荀卿及〈荀子〉》、游國恩《荀卿考》，收入《古史辨》第四冊；[清]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54年版；孔繁《荀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劉蔚華《荀況生平新考》，《孔子研究》1989年第4期；梁濤《荀子行年新考》，《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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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彪炳史冊的“百家爭鳴”運動，在戰(zhàn)國中后期是以齊國稷下學宮為中心而展開的。當時的儒、墨、道、法、名、陰陽及兵、農等各家各派的學者皆曾在此研究和宣傳自己的學術思想。最鼎盛時期的稷下學宮匯集天下賢士多達數百人。孟子、荀子、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子、環(huán)淵、彭蒙、尹文等著名學者都在這里留下了參與百家爭鳴的蹤跡。錢穆論斷為：“扶植戰(zhàn)國學術，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初推魏文，既則齊之稷下。”參見錢穆《稷下通考》，收入氏著《先秦諸子系年》，商務印書館1935年初版；今習見版本是《錢穆先生全集·先秦諸子系年》，第242頁，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也可參見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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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詳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第2348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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