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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詮釋的多元化與湖湘文化近代化建構

作者：朱漢民

來源：《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2年 第8期

前言

王船山創(chuàng)造了一個既有深厚文化傳統(tǒng)、又有超前意義的思想體系。清咸、同時期湖湘士大夫們推崇船山思想，希望重振湖湘地域理學傳統(tǒng)，船山思想成為正在建構的近代湖湘文化的重要資源。辛亥以后，自由主義、民族文化本位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三大文化思潮均推崇船山學，他們通過對船山思想的不同詮釋而實現(xiàn)湖湘文化的重新建構。

為全面展現(xiàn)“船山詮釋與湖湘文化近代轉型”，本公眾號將從“船山理學思想的詮釋與湖湘理學文化的建構”、“船山啟蒙思想的詮釋與湖湘文化的近代轉型”、“船山詮釋的多元化與湖湘文化近代化建構”、“通過詮釋船山而建構湖湘文化的必要性”等四個部分，依次推出朱漢民教授的大作以饗讀者。

船山詮釋與湖湘文化近代轉型之三：船山詮釋的多元化與湖湘文化近代化建構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延續(xù)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古老的中華文明步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國，仍然要面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封建主義勢力的強大，同時還要面臨新的官僚資本所帶來的危害。由于近代中國所面臨問題的復雜性，從而導致辛亥革命之后中國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希望解決中國近代化問題的文化思潮。在諸多不同文化思潮中，有三大主流的文化思潮：自由主義、民族文化本位主義與馬克思主義。[1]

自晚清道光以來，湖湘地區(qū)一直是中國新的文化思潮衍化發(fā)展的重鎮(zhèn)。辛亥以后，這一地域文化格局仍然得以延續(xù)。自由主義、民族文化本位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三大主流文化思潮在湖湘文化轉型中雖有輕重之分，但是均得到完整的體現(xiàn)。尤有特點的是，這三大思潮均與船山學的詮釋有關?？梢哉f，船山思想已經(jīng)成為湖湘文化近代化建構的重要資源。

首先，湖湘地域的自由主義思潮與船山學詮釋的關系密切。其實，從戊戍維新以來到民國時期，湖湘地域的自由主義思潮是一脈相承，而且，這些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民主主義者大多引船山先生為同道，同時以西方的自由、平等、民權的政治思想、倫理觀念對船山學作出新的詮釋。前面已經(jīng)論述到的譚嗣同、章士釗、楊毓麟等均是追求西方傳入的自由、平等、民權等理念的民主主義人士。同時，他們所理解的王船山，就是一個追求自由、平等、民權的思想家。這一觀念一直延續(xù)到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國時期。如積極參加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后任湖南都督府司長、總統(tǒng)府政治咨議，后又任代理湖南省長兼督軍的劉人熙先生，就是一生服膺船山學。他于民國三年創(chuàng)船山學社并任社長，民國四年創(chuàng)辦船山學刊。劉人熙所理解與詮釋的船山思想，就是具有“獨立之精神”的自由主義理念，即所謂“船山之學，通天人，一事理，而獨來獨往之精神，足以廉頑而立懦”[2]這一“獨立之精神”，是所謂“獨立之國”、“獨立之教育”、“獨立之學術”的根本。這顯然是以獨立、自由、民主的近代西方觀念對船山思想作出的創(chuàng)造性詮釋。

楊昌濟也是深受維新、辛亥時期的自由、平等、博愛等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影響，他留學日本、英國多年，廣泛接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細看民國初年楊昌濟先生的思想言論，就可以發(fā)現(xiàn)他的自由主義民主思想傾向，這也影響了他對船山思想的詮釋。楊昌濟經(jīng)常以他所接受的西方的個人主義、人本主義倫理觀念來重新詮釋船山思想。譬如，他這樣說：“王船山曰：‘唯我為子故盡孝，唯我為臣故盡忠，忠孝非以奉君親，而但自踐其身心之則。’船山重個人之獨立如此。”[3]船山所說的“自踐其身心之則”，其實就是儒家對道德主體性的重視，楊昌濟對船山倫理學的特點以近代“個人之獨立”作出詮釋，并認為“吾國倫理學說，最重個人之獨立”。楊昌濟先生還將王船山的“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的觀點理解為“船山亦主張人本主義者也”[4]這一切，均體現(xiàn)出民主主義者楊昌濟對船山學詮釋的近代化特點。

民國初年興起的民族文化本位思潮，是一個復雜的現(xiàn)象。本文不稱其為“文化保守主義”，是因為考慮到這一思潮的先趨人物的思想并不保守，而是維新、革命運動中激進人物，如其早期代表人物梁啟超、熊十力等人均接受、倡導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理念。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勝利后，中國依然要面對強大的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辛亥革命前的反清排滿的民族主義轉型為辛亥革命后的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民族主義，而民族文化本位論就是從這種民族主義中發(fā)展、衍生出來的。與船山思想有密切聯(lián)系的熊十力先生就是這種狀況。熊十力是湖北人，從上古的楚地到近古的兩湖，均體現(xiàn)出地域文化背景的密切關聯(lián)，他能夠從年輕時就深入研習船山著作、終生服膺船山之學，與這種地緣上的聯(lián)系有著密切關系。熊十力參加革命十余年，很早就接受了近代的民族、民權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受湖湘學人譚嗣同所詮釋的船山思想的影響，而且他接受船山學說與革命思想的形成是同時發(fā)生的，他自己說：“時國事日非，余稍讀船山、亭林諸老先生書，已有革命之志。”[5]但是，辛亥革命后，列強威逼下的民族國家仍是災難深重，熊十力認為只有重振民族文化、繼承絕學、講明人道，才有可能“扶翌國運”。他這種通過復興民族文化而實現(xiàn)民族主義目標的思想，也是來之于王船山。熊十力一直認為船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就是“志在中夏文化之復興，而以蠻族暴力與印度佛教思想視為有一致排斥之必要”。[6]由此可見，熊十力作為民國時期民族文化本位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與船山思想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他對王船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的詮釋，其實正是他自己的民族文化本位觀念的投射。而且，他所理解的中華文化的復興，就是要將儒家的圣賢之學來解決當時存在的士習民風問題，即所謂的“反身克己工夫”。所以，熊十力成為現(xiàn)代新儒家或民族文化本位主義的代表人物，但我們要充分注意到船山思想對他思想形成的深刻影響。

辛亥革命以后，西方各種思潮傳入中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批判資本主義、倡導科學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湖南地區(qū)一批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如毛澤東、蔡和森、李達等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其中毛澤東還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杰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所體現(xiàn)出的“中國化”，就包含著船山思想在內。青年毛澤東求學期間就接受了船山學說，他常常星期天去船山學社聽船山學術。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先生也是王船山的崇拜者，他在課堂上常常講到船山的思想，所以，毛澤東的《講堂錄》中還留有關于船山思想的課堂記錄。船山思想不僅影響了青年毛澤東，在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他還用船山學說來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正如李銳所說的：“曾國藩刊行《船山遺書》之后，研究船山學術在湖南尤成為一時風尚，毛更不例外。一九三七年他在抗大講哲學，以認識論為重點，結合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的知行關系問題，參考《船山遺書》。由于手頭《遺書》不全，還寫信給在長沙主持八路軍辦事處的徐特立，設法補全所缺各冊。”[7]事實上，毛澤東的兩部重要哲學著作，即《實踐論》與《矛盾論》，與王船山先生的知行觀、陰陽觀有著深刻的內在聯(lián)系。[8]當然，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廣泛地吸收了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智慧，但船山哲學思想本來就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集大成者和新的高峰，而由于地域文化傳統(tǒng)的原因，青年毛澤東很早就接受了這個“在湖南尤成為一時風尚”的船山學，所以他在延安抗大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時，自覺地將船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結合起來。所以，后來有許多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哲學史家、歷史學家，包括嵇文甫、候外廬、張岱年等，均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展開對船山思想的詮釋，并由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船山哲學作出了極高的評價。

注釋：
 
[1] 關于“民族文化本位主義思潮”，學界一般稱之“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新儒家思潮”等，本文以為稱“民族文化本位思潮”更合適一些。
[2] 《船山學報敘意》，《船山全書》第16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874頁。
[3] 《論語類鈔》，《船山全書》第16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813頁。
[4] 《論語類鈔》，《船山全書》第16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814頁。
[5]  熊十力：《十力語要》，上海世紀出版社，2007年，第292頁。
[6] 熊十力：《十力語要》，上海世紀出版社，2007年，第361頁。
[7] 李銳：《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
[8]  參閱彭大成：《湖湘文化與毛澤東》，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該書對船山哲學對毛澤東哲學的深刻影響有系統(tǒng)論述。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