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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波 著《由湍水之喻到幽暗意識：理學視域下的人性善惡論新探》暨序言

書名：《由湍水之喻到幽暗意識：理學視域下的人性善惡論新探》

作者：徐波

出版社：上海三聯(lián)書店

出版年月：2019年10月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徐波，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院長助理，復旦大學卓學優(yōu)秀人才。香港科技大學哲學博士，第7屆“劉靜窗青年教師獎”、第2屆“賀麟青年哲學獎”（提名獎）得主。主要研究領域為近現(xiàn)代中國哲學，并以儒佛交涉及比較哲學的角度切入宋明理學和中國哲學的整體研究。在境內外A&HCI、權威刊物等重要期刊上發(fā)表文章近10篇，主持國家級、省部級項目5個。

 【內容簡介】

本書以“由湍水之喻到幽暗意識：理學視域下的人性善惡論新探”為題討論中國哲學內部有關人性論的問題。儒家人性論本是老生常談，本書的特色在于以孟、告之辨的湍水之喻為引子，將重點聚焦于理學興起之后宋明儒者繼承和發(fā)展先秦儒學人性論的過程中，在佛老影響下所凸顯出的不同理論范式和解釋框架。在具體分判不同思想家人性善惡理論的基礎上，本書繼而對近年來在思想界引起較大爭議的牟宗三“三系論”進行修正。最后，通過張灝對宋明理學發(fā)展到劉蕺山那里所彰顯“幽暗意識”為楔子，對儒家人性論，乃至整個中國哲學的未來走向進行展望

【目錄】

摘 要 

導論   

（一）、理學視域下的基本思路與研究范圍  

（二）、圍繞“概念-問題”的研究方法

第一章  歷史與哲學的“抽離”危險？——以《朱熹的歷史世界》看理學研究的進路分野   

（一）、 理學研究的“哥白尼式回轉” 

（二）、 “委婉客套”背后鋒芒畢露的“第一序”問題 

（三）、對國是、道學與內圣外王連續(xù)體的不同理解 

（四）、價值世界的“真信仰”與“假意識”

第二章  孟子“湍水之喻”的經(jīng)典化及其反思  

（一）、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 

（二）、“水喻”在“孟告之辨”中的潛在問題  

（三）、由白圭治水看孟子對水之性質的理解   

（四）、對孟子“水喻”的多角度反思  

第三章 由程顥“清水濁水之喻”到朱熹“清水鹽水之喻”  

（一）、《明道論性章》對“湍水之喻”的修正與發(fā)展   

（二）、“元初水”、“清水”、“濁水”的三層結構    

（三）、朱熹“清水”、“鹽水”的二元結構  

（四）、胡宏對程顥“水喻”的繼承 

第四章  牟宗三 “三系論”判教的天臺佛學背景   

（一）、五峰圓教與龍溪圓教的潛在矛盾    

（二）、判教與圓教 

（三）、以天臺圓教為參考標準的“三系論”   

（四）、儒家圓教的最終定位與縱貫系統(tǒng)的提出 

第五章  “五峰-蕺山”系再探：以“惡之來源”為中心   

（一）、“三系論”及其引發(fā)的討論  

（二）、劉蕺山對“惡之來源”問題的探討及其意義 

（三）、明道與五峰對“惡之來源”的討論  

（四）、“具善惡而至善”與“惡是善之缺乏”結構性差別   

第六章 劉蕺山《人譜》中的“幽暗意識”與“超越意識”  

（一）、《人譜》及其創(chuàng)作背景  

（二）、 “幽暗意識”的儒、佛、耶思想淵源  

（三）、蕺山由?“意”與?“念”區(qū)分對幽暗意識的重視與應對   

(四)、幽暗意識與超越意識的相輔相成 

第七章 小結   

附錄：朱熹“格物致知”思想中的工夫論——以“因其已知之理”為中心   

參考文獻   

致謝（后記）  

【序言】

徐波博士新著《由湍水之喻到幽暗意識：理學視域下的人性善惡論新探》即將付梓，囑予為序。2014年，徐波博士由香港科技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來浙江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2017年出站，該書是在他的出站報告基礎上進一步修訂而形成的專著。作為他博士后研究期間的合作導師，我樂見其學有所成，而書數(shù)語以弁于卷端，當為“義不容辭”之事。

宋代理學的發(fā)生確乎是中國思想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其重要性幾乎無論如何強調都不會過分。理學所達到的思想高度與深度，則為先秦以孔孟為典范的儒學重濬根源，重開流派，而形成思想學術的新傳統(tǒng)。作為一個綜合性的整體事件，理學事實上代表了一個基于某種獨特的本原性關切而掀起的思想-文化運動，這一運動之所以出現(xiàn)，必有其思想、歷史、現(xiàn)實之多重原因。一般的思想史研究或哲學研究，往往較為注重理學的思想形態(tài)或某家學說之思想構造、概念關系、理論體系等方面的研究，而相對缺乏一個歷史-現(xiàn)實交錯之維度的整體關切。就此而言，余英時先生著《朱熹的歷史世界》，某種意義上確實揭示了一個新的視角，為理學之整體形成與發(fā)展尋得了一個“現(xiàn)實需求”的安頓基礎。余先生的作品出版之后，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應是意料中事。余先生提出“第一序”、“第二序”問題，觀劉述先、李明輝、楊儒賓等先生所提出的質疑，我腦子里浮現(xiàn)出的是朱熹與陳亮的論爭。大概“哲學家”或“思想家”與“歷史學家”所關切的問題及其理解與處理方式確乎有異。就我個人而言，我全然不主張以“內圣外王”來概括儒家，更不能認之為儒學“宗旨”，這不僅因為這一說法完全沒有出現(xiàn)于先秦儒家那里，即使在宋明時代，它也遠沒有進入儒學的主流話語體系?？鬃诱f“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下學而上達”才真實代表了孔子儒學的根本旨趣。宋明理學從總體而言，不論在程、朱那里還是在陸、王那里，事實上都試圖回歸孔子“下學而上達”這一根本旨趣，使人道的踐履成為人生的使命，使現(xiàn)實的世界成為大道得以顯現(xiàn)的經(jīng)驗境域，使個體生命經(jīng)由德性的實踐而能夠上契于天道之本原，而實現(xiàn)與天地合德。所謂“工夫論”者，正為此而設；若舍此而言“工夫”，則更有何“工夫”可道？且在“內圣外王”這一說法之中，更為糟糕的是，它不僅隱含了“內圣”與“外王”兩相割裂的語義，而且實質上使“內圣”淪為“外王”之工具。事實上，孟子早就區(qū)分了“由仁義行”與“行仁義”，“由仁義行”之所以為道德的，是因為仁義本身即是目的；“行仁義”之所以為非道德的，正因仁義淪落為他種目的之工具。道德行為是作為主體的個體所發(fā)出的合乎其自身主體性之本原目的的行為。若“內圣”是為實現(xiàn)“外王”的，則“內圣”為工具、為手段、為方式、為途徑，恰好并不是目的本身，然則如此之所謂“內圣”，道德尚且談不上，緣何而可稱之為“圣”？若既分“內圣”“外王”，且置之于不同境域，則儒家緣何而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于中形于外”、成己成物相貫一如而“合外內之道也”？由此可見“內圣外王”之說之害！正是在“內圣外王”的思維路數(shù)之下，“外王”既然是目的，則當然是“第一序”的，“內圣”既然是達成“外王”的手段，則無疑是“第二序”的。對此“二序”之說提出批評的學者們，大抵會覺得置“內圣”于“第二序”，是取消了道德的崇高，甚或謂之顛覆了朱熹的價值世界。徐波在作品中表明，“內圣”“外王”本來統(tǒng)一，本來相貫，本無必要區(qū)分前后、輕重，因此所謂“第一序”“第二序”的問題，乃屬于余先生自己的建構，在真正的儒家那里是不會成立的。毫無疑問，這一觀點更切合乎儒學思想之實情。不過在我看來，不論是為凸現(xiàn)理學家們“重建價值”的真實意圖，還是要從事儒學本身的切實研究，必須根本拋棄“內圣外王”這一既成的解釋框架（我過去曾經(jīng)談到過這一點），否則必定會出現(xiàn)理論上的相互齟齬?？鬃又^“成事不說，遂事不諫”，今“內圣外王”之說已然成為講說儒家之“常識”，似已為“成事”；學者之研討，蓋也必循之以為規(guī)模準的，則已為“遂事”，然則吾猶借此而諜諜者，非欲標新立異，實因其說不合于儒學，而未免于毫厘千里之謬也。

徐波本書的重要主題是關于理學中“性善惡”問題的討論。孟子與告子的論辯開啟了中國哲學對于人性問題的持久關注，舉凡性無所謂善惡、性善、性惡、性有善有惡、性善惡混、性無善無惡等等觀點，皆在思想史上出現(xiàn)過，且也都有其代表人物。這一思想現(xiàn)象至少表明，人性問題的展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不同的思想家完全有可能基于不同的理念而給出關于人性的不同理解，以至于王國維干脆稱人性問題是一個典型的二律背反問題。然就事而論事，則對首先提出“湍水之喻”的告子而言，他的本意其實只是強調人性無所謂善惡，所以重視“決之”或者說經(jīng)驗引導的作用，換句話說，人之善惡只是經(jīng)驗中所實現(xiàn)出來的一種結果，并非由本性所注定。孟子對告子的批評，維護了他的“性本善”說（今人有認為孟子是“性向善”，本人完全不能同意，然此處不便展開），同時為人的存在奠定了本體論基礎。在孟子那里，討論人性問題的目的，是要把人從自然世界的物類中區(qū)別出來，因此人與他物共享的“食色”是不能作為“人之性”的，“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只有實現(xiàn)了人與他物的本質區(qū)別，人才實現(xiàn)了關于自身存在本質的真實領悟，在現(xiàn)實性上才可能達成合乎人類自身本質的生存目的。到了宋明理學之中，一方面是“性本善”成為一個普遍接受的觀點，另一方面則充分關注經(jīng)驗中人之惡的來源并須在理論上加以恰當處置。張載揭示“天命之性”“氣質之性”，極為二程、朱熹所稱賞，實則將孟子所謂“君子不謂性”的內容標示為“氣質之性”，而將“君子不謂命”的內容標示為“天命之性”，就其論域而言，則又可謂將孟子“性善”與荀子“性惡”二說加以新的理論整合。凡此后之論性者，蓋無不受張載此說的影響。在本著中，徐波以高度的理論敏感性，以“湍水之喻”“清濁之喻”“鹽水清水”之喻的喻體變化展開關于“惡之來源”的討論，可謂角度新穎而說理透辟，對于讀者的啟迪是深刻的。不過在宋明時代，相關問題還有“水波之喻”，若能一併加以考慮，或許更顯全面。

宋明理學的“三系”區(qū)分，是牟宗三先生獨創(chuàng)的觀點，影響廣大。關于牟宗三哲學的研究，原是徐波博士的學術本業(yè)，本書相關部分的論述再次體現(xiàn)了他思維的縝密以及高度的理論敏感性則是顯而易見的。劉宗周是否具有“幽暗意識”，我過去沒有關心過這一問題，因此讀徐波的作品，便也受其頗多啟發(fā)。我曾說蕺山哲學是“出陽明而能新”者。換句話說，我仍然認為劉蕺山哲學是基于陽明學的理論批判而實現(xiàn)其哲學創(chuàng)新的，其批判的基點是王學末流之“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于賊”的學界實況，其創(chuàng)新的理論體現(xiàn)則是嚴分“意”“念”，認為“意根最微”，謂之“獨體”，既以此改造了儒學傳統(tǒng)中的“慎獨說”，又以“獨體”而取代陽明的“良知”，其實踐的方式則是“化念歸思”，其究竟則須是“化思還虛”，而實現(xiàn)向上一路的轉進與精神的超拔。牟宗三先生揭示“五峰-蕺山系”的存在，學界多有反思性批評，徐波在他的研究中，則借助“幽暗意識”以闡釋蕺山學中“惡之來源”問題，似在某種意義上延續(xù)并拓展了牟先生的基本判斷。

在博士后研究期間，徐波好學深思、善于發(fā)現(xiàn)問題并調動其知識資源以解決問題的學術個性與能力，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日常交往中他所表現(xiàn)出來的謙遜、對師長的尊敬、對他人的關心以及對朋友的樂助，則使我相信，他為人的質實與其學風的踏實是一致的。本書的結構看似比較松散，實則有其問題的內在連貫性。相關問題的展開，涉及宋明理學中的許多基本問題，作者的闡釋是相當具有理論張力的，也應會進一步啟發(fā)讀者的思考，而推進理論研究的深入。本書的出版，我相信將為徐波博士贏得屬于他自己的學術聲譽。徐波博士以此為起點，砥礪而前行，盈科以日進，則其未來學術前景及其所臻之成就，豈今日而可為限量乎！吾以此而寄望之也。

是為序。

董平

己亥八月既望書于澄品寓廬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