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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與三代時期的小共同體治理

作者：李競恒

來源：作者授權(quán)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原載于 《孔子研究》2020年0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四月初十日乙巳

??????????耶穌2020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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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孟子的治理思想，主張以各類小共同體作為政治、社會整合的凝結(jié)核。孟子推崇三代的井田，并非所謂“土地國有”，而是一種村社共同體，土地既非“國有”，也非“私有”，而是村社共耕。村社成員之間，形成緊密的互助共同體關(guān)系。在諸侯國、各類領(lǐng)主層面，孟子推崇貴戚之卿的權(quán)威，并且贊賞世卿、巨室，君臣之間的關(guān)系帶有濃厚殷周時代血緣、世臣的色彩，以限制君權(quán)，實現(xiàn)混合治理，達到平衡狀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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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鍵詞]小共同體、井田、貴戚之卿、世臣世祿、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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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井田與三代村社小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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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推崇井田，認為井田時代的村社“鄉(xiāng)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由于孟子的描述非常規(guī)整，因此學者對此表示懷疑。如朱子認為“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朱子語類》卷五十五），胡適也認為歷史上并沒有孟子所說“豆腐干塊”一樣的田制，孟子不過是在“托古改制”[1]。錢穆則認為“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是孟子在引用當時的成語，“而實際卻不可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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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非常機械地將孟子描述“方井而里”、“百畝而徹”解讀為一種“豆腐干”式的制度，而只將其視作對三代村社小共同體精神的描述，則孟子所說的井田就并非只是所謂“托古改制”的烏托邦。如錢穆就認為，井田并非是八家和百畝數(shù)字的硬性規(guī)定，而是有公田和私田的區(qū)別。封建領(lǐng)主將自己受封的一塊土地，賜給耕戶，作為對領(lǐng)主的報償，耕戶一起耕作另一區(qū)的領(lǐng)主土地[3]。杜正勝認為，孟子描述周代村社共同體的親睦團結(jié)，正符合農(nóng)莊共同體的精神遺意，井田論的精意在于當時村社共耕，是不是九百畝的井字耕地倒是無關(guān)緊要[4]。晁福林雖認為“方井而里”的井田規(guī)劃是孟子的“烏托邦”，但也認為井田本身是存在的，屬于貴族宗族的土地占有權(quán)[5]。王玉哲認為，“若認為‘井田論’完全是孟子的空想、是烏托邦，也是不夠謹嚴的”[6]。對于孟子論井田之說的文字，不可作機械的解讀，而應(yīng)該視為孟子對三代村社共同體治理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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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所言公田的“公”，并非是“土地國有”，而是封邑主的意思，“和英國封建社會所謂公田（Lord's demesne）相仿佛”[7]?！熬铩辈⒉恍枰唤┯驳乩斫鉃椤熬弊中蔚耐恋兀驗閺奈髦芙鹞牡男g(shù)語來看，“井”一般是土地的計量單位，如《豦簋》銘文中提到“君公伯賜厥臣弟豦井五量（糧）”，“井五糧”即賜給豦五井糧田[8]?！秶Z·魯語下》有“田一井”之說，以井為田的單位?！吨芤住ぞ浴贰案囊夭桓木?，亦可知井與“邑”關(guān)系密切。周代的邑，有多種含義，既可以指城邑，也可以指村社聚落。如《論語·憲問》“奪伯氏駢邑三百”，這里說的是伯氏的封地，駢在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南[9]，是一個縣份東南角的一小塊區(qū)域，但是卻分布著三百個“邑”，說明這些“邑”非常小，一個邑就是一個村社聚落?！墩撜Z·公冶長》還提到了“十室之邑”，一個小邑只有十戶人，指稱的也是鄉(xiāng)村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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浠水縣出土西周銅盤銘文有“邑百”的殘文[10]，又如齊國銅镈銘文提到齊侯賜鮑子“邑二百又九十九邑”[11]，邑的數(shù)量動輒上百乃至數(shù)百，也明顯是規(guī)模很小的農(nóng)村據(jù)點。《宜侯夨簋》銘文提到王賜給宜侯“邑卅又五”，“庶人六百又十六夫”[12]，一個登記的庶人“夫”即村民戶主，三十五個邑中只有六百多個村民家庭，規(guī)模和孔子所說“十室之邑”相差不遠。另《季姬方尊》銘文中，提到女君將一處叫“空?！钡木勐滟n給季姬，這處聚落上有一起封賜的佃臣“厥友廿又五家”[13]。據(jù)銘文可知，一個典型封賜的村社聚落“邑”，大概有二十多戶人家。而這些聚落居民之間的關(guān)系是“厥友”，“友”在周代指稱有血緣的家族親屬[14]，這些人之間應(yīng)當具有血緣上的聯(lián)系，即聚族而居的狀態(tài)。這也符合《周頌·良耜》對耕作者聚族而居狀態(tài)的描述，“以開百室”，鄭玄箋“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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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的基礎(chǔ)是十多二十戶小規(guī)模的聚落“邑”，邑的周邊則是耕地“田”，銅器銘文中多有“邑”和“田”相聯(lián)系。如《五祀衛(wèi)鼎》記載“履裘衛(wèi)厲田四田，迺舍宇于厥邑”，《曶鼎》云“俾處厥邑，田厥田”[15]。可知，聚落邑必然與耕地相鄰，因此邑、田并稱。這些以血緣小共同體為主的村社居民一起同耕，即孟子所說的“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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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字見于甲骨卜辭，作推耒耕作之形。藉田共耕，見于卜辭，如“眾作藉”（《合集》8，賓組），“人三千藉”（《合集》32276，歷組）。藉田耕作，都是眾人參與共耕，大的規(guī)模可達三千人。籍田也見于金文，如《令鼎》“王大藉農(nóng)于諆田”[16]，也是一次大規(guī)模共耕。村社份地由領(lǐng)主賜予，根據(jù)習慣法，村社共同體作為回報，共同為領(lǐng)主的“公田”耕種收獲。另一方面，由領(lǐng)主賜予的土地，則由村社分配給各戶[17]?！缎⊙拧ご筇铩罚骸坝晡夜?，遂及我私。彼有不獲稚，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詩中描述周代村社共同體的耕種，有領(lǐng)主的公田、村社的土地（我私）兩種，每戶耕種自己的份地，從孟子所說“守望相助”來看，可能多有互助共耕的情況，但是收獲則以戶為主。因此要在田地上留下一些谷穗，給沒有壯勞力的寡婦，這也屬于村社共同體的互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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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所推崇的“鄉(xiāng)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治理，具有真實的歷史依據(jù)。村社共同體內(nèi)部緊密互助，村社與領(lǐng)主之間的關(guān)系也較為融洽。傅斯年提到：“人民之于君上，以方域小而覺親，以接觸近而覺密。試看《國風》，那時人民對于那時公室的興味何其密切[18]”。領(lǐng)主不過是若干個很小的村社之君，在小共同體、熟人社會范圍內(nèi)，需長期博弈，關(guān)系就不能太惡化。王夫之也說三代時期：“名為卿大夫，實則今鄉(xiāng)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疇，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故官不侵民，民不欺官”[19]。當時領(lǐng)主，名義上是各種卿大夫，其實只相當于后世鄉(xiāng)下的豪族，與屬民世代相處，形成了緊密的共同體?！吧鐣麟A層之間比較和諧，周代社會從未見到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就是一個明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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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臣、世祿、巨室與小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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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主張“仕者世祿”、“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孟子·梁惠王下》）。在《滕文公上》，孟子對滕國仍然在實行“世祿”表示贊賞。滕是小國，據(jù)考古發(fā)掘資料，滕國故城位于山東省滕州市西南七公里的“滕城”遺址。該城分為內(nèi)城和外城，內(nèi)城周長2795米，外城周長20里，是一座不大的城[21]。這種小國的規(guī)模，比較接近三代時期的諸侯國。孟子所說的“百里之國”，不過相當于現(xiàn)在的方圓六十多里地，也就是一個城堡加上四周田園、村社、牧場和森林而已，是非常小的[22]。呂思勉也提到：“古者地廣人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星羅棋布于大陸之上，其間空地蓋甚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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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小國內(nèi)部，卿士之官都世襲，卿士家族擁有自己世代的宗廟、住宅、領(lǐng)地和屬民，其恒產(chǎn)不變，因此頗有恒心。小國內(nèi)部若干個這樣的世卿、世祿家族，就成為了該國內(nèi)部的凝結(jié)核。著名的世卿家族，有鄭國的七穆、魯國的三桓、齊國的國高、宋國的華氏、衛(wèi)國寧氏等。世卿世代不絕，用當時術(shù)語稱為“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選官之法，則是“內(nèi)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左傳·宣公十二年》），親昵宗親、舊臣，凝聚成君臣相愛如一體的小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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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代銅器銘文中，也多有世卿世祿的記載。如《墻盤》銘文記載了微氏家族七代人，從高祖、烈祖、亞祖、乙公、到微伯，共經(jīng)歷了從武王到夷王共八代周王的世官歷程[24]。又如《虎簋蓋》銘文記載，一位重臣“虎”的“乃祖考事先王”，因此周王任命他“賡乃祖考，足師戲司走馬馭人暨五邑走馬馭人”，繼承祖先的職務(wù)?；⒁矊χ芡醣硎?，“朕烈祖考……克事先王”，“天子弗忘厥孫子”[25]。《曶鼎》銘文中：“王若曰：‘曶！命汝更乃祖考司卜事’”[26]，周王任命曶繼續(xù)擔任其家族世代為職的卜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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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簋》銘文記載，師被委任繼承了家族的世官職務(wù)，“乃祖考有勞于我家，汝有雖小子，余命汝尸我家”；在《逆鐘》銘文中，封君叔氏任命世臣，強調(diào)該家族“乃祖考許政于公室”，世代為公室之臣[27]；《卯簋》銘文記載，榮伯任命卯繼任世臣，因為卯的家族“乃先祖考死嗣榮公室”[28]；《獻彝》記載獻的家族，“十世不忘，獻身在畢公家”[29]，整個家族連續(xù)十代人擔任畢國的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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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國”的規(guī)模小，因此小國內(nèi)各個世臣家族就顯得是“巨室”了。孟子對“巨室”頗為推崇：“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孟子·離婁上》）”。諸侯國內(nèi)部，有若干個世代延綿的世家巨室，都是君權(quán)的限制者。杜正勝提到，當時君臣共治，政事并非一人一王可以獨斷，“由集團共理，猶之乎西洋古典時代的元老院，有政事成員與共之遺意”，“巨室自有政治資本，不是國君諸侯能貴能賤的[30]”。在周王室層面，由“三公”執(zhí)政集團共治，三公并非只是三人，“三”只是言其多，周王絕非可以獨斷專行。清華簡《祭公》提到的祭公、畢公、井伯、毛公都是世襲諸侯，在王朝組成執(zhí)政集團，與周王共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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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一旦得罪這些巨室，便會遭到廢黜。周厲王專利，對各巨室實行經(jīng)濟掠奪，引起了眾巨室的不滿?！缎⊙拧ご髺|》毛序記該詩是譚國大夫作品，王先謙考證譚大夫是周厲王時代的[32]。詩云“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絲織品被取空了，孔疏“不欲使周人極斂之”?！缎⊙拧ふ皡n》“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鄭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根據(jù)周禮習慣法[33]，周王無權(quán)剝奪巨室的財產(chǎn)，周厲王破壞周禮習慣法的結(jié)果，便是遭到了巨室的流放。取而代之的，是由巨室、豪族實行的“共和”政治。關(guān)于“共和”，歷來有周召二公說、共伯和說等不同觀點，筆者比較傾向于白川靜的觀點，即共和是由不同巨室、豪族輪番執(zhí)政的時代[34]。眾多巨室的存在，有效地限制了武斷專橫王權(quán)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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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侯國層面，君主同樣無法做到獨斷專橫，而是必須與國內(nèi)若干巨室之間合作?！蹲髠鳌は骞哪辍酚涊d，衛(wèi)獻公對卿士孫文子無禮，孫文子便據(jù)采邑戚討伐衛(wèi)君，將其驅(qū)趕到齊國?！妒酚洝げ淌兰摇贰罢押钏皆S，不與大夫計”，“大夫恐其復(fù)遷，乃令賊利殺昭侯”，過于得罪國內(nèi)巨室，甚至可能被殺?！蹲髠鳌ふ压辍贰爸茉g虐”，“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qū)ぁ?，封君原伯暴虐，封臣便將其?qū)趕走。甚至在沒有君主的情況下，諸侯國內(nèi)的世官、巨室們，也可以對國政進行有效治理。清華簡《鄭武公夫人規(guī)孺子》中，談到鄭國朝政全部委托給大夫，君主武公三年不能回國，鄭國這三年都是由大夫們治理，“如毋有良臣，三年無君，邦家亂也。[35]”此外，魯昭公出奔，魯國七年無君，但卻一切照常，“此最可顯示當時世族在社會上的力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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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周王，由巨室共治的共和長達十四年，一切照常運轉(zhuǎn)。鄭國三年無君，魯國七年無君，都一切正常，說明巨室是當時社會的中流砥柱，也是限制君權(quán)的有效力量。這種格局也符合馬基雅維利（Nicolas?Machiavel）的觀察，即通過貴族獲取到權(quán)力的君主，更難保持其地位，因為他周圍許多人認為同他是平等的[37]。梁啟超描述當時的政體為：“庶政又非一人所得而專制，非咨決于群貴，事不競舉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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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貴戚之卿與冢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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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將一國之臣分為“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兩種，根據(jù)小共同體內(nèi)外的關(guān)系，來劃定各類權(quán)利，《孟子·萬章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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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蓖踉唬骸罢垎栙F戚之卿?！痹?“君有大過則諫，反復(fù)之而不聽，則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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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戚之卿的“貴”體現(xiàn)為在家族中為耆老尊長，因此根據(jù)共同體內(nèi)部的宗法之道，對于君主甚或有廢立的大權(quán)。君有大過反復(fù)不聽則易位的例子，最早見于伊尹放太甲之事，《孟子·盡心上》對此有過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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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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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放太甲，也見于《史記·殷本紀》“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由于文化隔閡，戰(zhàn)國時已有人不相信伊尹放太甲是一種治理的合法手段，而僅僅是政治陰謀，古本《竹書紀年》就大談“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實際上，這只是盛行陰謀詭詐的戰(zhàn)國人以自己時代對古人作的想象投射，并不符合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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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卜辭中，歷來商王室對伊尹祭祀頗為隆重，足證伊尹為商朝耆老勛舊、股肱鹽梅，如多將伊尹與著名先王合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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侑伊尹五示（《合集》33318，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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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祝伊尹，取祖乙魚，伐告于父丁、小乙、祖丁、羌甲、祖辛（《屯南》2342，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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侑伐于伊，其大乙（《合集》32103，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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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卯羌賓伊，王其用羌于大乙（《合集》26955，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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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甲歲，伊賓（《合集》27057，無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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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組卜辭時代屬于武丁晚期到祖庚，何組為廩辛、康丁、武乙時期，無名組則晚至武乙、文丁[39]。從時間上看，祭祀伊尹的甲骨延續(xù)了很長時間，經(jīng)歷了多個王，這表明祭祀伊尹一直是商王室的重要儀式。《合集》32103、26955都是將伊尹與商湯（大乙）合祭的，《合集》27057則與著名先王上甲合祭，另有與“五示”合祭的，禮儀規(guī)格都非常高，顯示了崇高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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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地位崇高，有學者認為他是與湯平行的商王室另一組的首領(lǐng)[40]，或以為伊尹屬于商王的舅族[41]，也有認為伊尹的伊族是從商王族內(nèi)部分化出的一支[42]。無論哪種觀點，都承認伊尹與商王族之間存在親屬關(guān)系。因此，能夠廢立太甲的伊尹，其實正是商王的貴戚之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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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戚之卿權(quán)高位重，能夠廢立君王，這種情況，在酋邦、早期國家階段是很常見的，如學者所言：“‘反復(fù)之不聽則易位’，應(yīng)該有著很深的淵源，根據(jù)在于‘君’最早是由‘貴戚之卿’也即比較近的‘親戚們’推舉出來的，他們既有推舉‘君’的權(quán)利，自當也有將其‘易位’之權(quán)”[43]。一直到周代，君主仍然只被認為是貴族之一而已，世卿貴族有權(quán)廢立國君。杜正勝就認為，周代世卿貴族相當于元老院[44]。如《左傳·僖公十八年》“衛(wèi)侯以國讓父子兄弟”，可見衛(wèi)國主權(quán)屬于衛(wèi)侯“父子兄弟”整個家族，其君權(quán)來源于此，因此貴戚之卿們可以廢君。又如《左傳·定公八年》“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杜注：“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睘榱松琊?，可以改變國君，這也符合孟子社稷貴于君的思想，而選擇新君，也是由“大夫”們來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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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戚之卿中最高者為冢宰，相當于平行的另一君主，即《左傳·襄公十四年》所謂“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睹献印る墓稀芬鬃又浴熬?聽于冢宰”，亦見于《論語·憲問》：“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上博楚簡《昔者君老》簡4中記載，國君逝世后，“大（太）子乃亡（無）（聞）亡（無）圣（聽），不（問）不命（令），唯（哀）悲是思[45]”。該篇簡1中，記載老國君有一位同母弟弟，在老國君病重時，與太子一起“并聽之”。而老國君死前的遺言，希望“爾司”能夠“各共爾事”（簡4）。這樣看來，這篇文獻中的“冢宰”，應(yīng)該就是老國君的同母弟弟，正是孟子所尊崇的“貴戚之卿”，在家族內(nèi)部是比新君更尊貴的長老，因此可以執(zhí)政，新君只用“哀悲是思”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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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地位接近伊尹的著名冢宰，典籍也有記載，《尚書·君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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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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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之后，商代著名的冢宰有保衡、伊陟、巫咸、甘盤等人。周初最著名的冢宰，則是周公。周公的身份，向來有二說，一種認為周公只是冢宰輔佐成王，一種觀點認為周公也稱王，如章太炎就根據(jù)《康誥》中“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的語言，王將衛(wèi)康叔稱為弟，顯然是周公的口吻[46]。顧頡剛[47]、楊樹達[48]、楊寬[49]、杜勇[50]、晁福林[51]等諸多學者都主張周公稱王攝政之說。筆者也贊同周公稱王說，三代時期君臣之分不如后世如天壤之隔、尊君卑臣，周公作為貴戚之卿之首、超級冢宰，實際上就是王。錢穆先生就指出：“君臣上下之名分，古代不如后世之截然不可易”[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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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宰與君并存，形成一種雙頭的制度，對權(quán)力進行制衡。杜勇對歷史上的雙首領(lǐng)制度有論述，易洛魁聯(lián)盟成立時就有兩名軍事酋長，斯巴達也有兩名國王，羅馬共和國有兩名執(zhí)政官，周初的情況應(yīng)該與之類似[53]。此外，古代泰國也有“副王”，稱為烏巴臘（Upparat），一般是是國王的兒子或同母弟弟擔任[54]，在古埃及、希伯來也都存在副王的制度[55]。徐中舒曾引《隋書·女國傳》，女國除有王以外，還有一位小王，“共知國政”[56]。商代除了商王以外，也還有“小王”，見于師組卜辭、子組卜辭等[57]。周公稱王，其實并不奇怪，既是世界上的常見現(xiàn)象，也是商代傳統(tǒng)的繼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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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所贊賞的冢宰執(zhí)政，即類似副王、小王一類的雙頭共治，以貴戚之卿中最為權(quán)威的家族耆老執(zhí)政，以制衡權(quán)力的集中。冢宰之外，貴戚之卿集團、世官世家巨室等，都能有效限制君權(quán)，以小共同體的優(yōu)勢實現(xiàn)治理，實現(xiàn)混合政體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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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ji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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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治理思想，是推崇以三代小共同體為本位的歷史經(jīng)驗。在基層方面，主張行井田，村社則由緊密互助的血緣小共同體為基礎(chǔ)，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領(lǐng)主與屬民村社之間世代相處，關(guān)系密切和諧。在諸侯國、王朝層面，孟子主張世卿、巨室，君臣共治，對君權(quán)制衡。世臣之中有貴戚之卿，這些家族耆老可改立君主，體現(xiàn)了社稷重于君的思想。貴戚之卿中的最高冢宰，可以達和君主完全相等的地位。此種結(jié)構(gòu)，屬于一種混合政體。當然，孟子并不是主張完全由世家貴族以血緣壟斷權(quán)力，他也舉了大量寒人被啟用的故事（《孟子·告子下》），主張給寒人中精英的上升留下空間，作為給世卿社會的必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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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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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適：《胡適之先生寄廖仲愷先生的信》，自《井田制度有無之研究》上海，上海華通書局，1930年版，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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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錢穆：《兩漢經(jīng)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3年版，第408—4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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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錢穆：《兩漢經(jīng)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3年版，第4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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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正勝：《周代城邦》，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5年版，第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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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2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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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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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瞿同祖：《中國封建社會》，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版，第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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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零：《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待兔軒文存·讀史卷》，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頁；王暉：《從豦簋銘看西周井田形式及宗法關(guān)系下的分封制》，載《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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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于省吾：《論語新證》，載《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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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浠水縣博物館：《浠水縣出土西周有銘銅盤》，載《江漢考古》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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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5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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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輝：《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56—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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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蔡運章、張應(yīng)橋：《季姬方尊銘文及其重要價值》，載《文物》2003年第9期；李學勤：《季姬方尊研究》，載《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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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tài)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2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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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輝：《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第1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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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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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楊寬：《西周史》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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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傅斯年：《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yīng)于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自《史學方法導(dǎo)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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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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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晁福林：《天命與彝倫：先秦社會思想探研》，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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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張志鵬：《滕國新考》，載《河南大學學報》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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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杜正勝：《周代城邦》，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5年版，第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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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呂思勉：《先秦學術(shù)概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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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李學勤：《論史墻盤及其意義》，載《考古學報》197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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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王翰章、陳良和、李保林：《虎簋蓋銘簡釋》，載《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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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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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王輝：《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第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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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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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釋文，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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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杜正勝：《周代城邦》，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5年版，第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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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杜勇：《清華簡<祭公>與西周三公之制》，載《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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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7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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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李競恒：《試論周禮與習慣法》，載《天府新論》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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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日]白川靜：《金文的世界：殷周社會史》，溫天河、蔡哲茂譯，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9年版，第169—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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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李學勤：《有關(guān)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載《文物》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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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何懷宏：《世襲社會：西周至春秋社會形態(tài)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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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意]尼科洛·馬基雅維利：《君主論》，潘漢典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9年版，第45—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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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梁啟超：《中國上古史》，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6年版，第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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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89、第233、第237、第2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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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3年版，第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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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蔡哲茂：《伊尹（黃尹）的后代：武丁卜辭中的黃多子是誰》，自《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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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杜勇：《清華簡與伊尹傳說之謎》，載《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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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易建平：《部落聯(lián)盟與酋邦—民主·專制·國家：起源問題比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5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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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杜正勝：《周代城邦》，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5年版，第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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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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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章太炎：《國學概論》，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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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顧頡剛：《周公執(zhí)政稱王：周公東征史事考證之二》，自郭偉川編：《周公攝政稱王與周初史事論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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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80—3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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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楊寬：《西周史》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1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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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杜勇：《<尚書>周初八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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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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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錢穆：《周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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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杜勇：《<尚書>周初八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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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趙永勝：《古代泰國政治中的親屬關(guān)系和依附制度》，載《東南亞》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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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李曉東：《神王的得意與厄運：古埃及共治傳統(tǒng)的誕生》，載《讀書》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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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幾個問題》，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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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156頁；黃天樹：《子組卜辭研究》，自《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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