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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齊勇】芳情不悔說船山 ——蕭萐父先生與船山學研究

欄目:散思隨札
發(fā)布時間:2020-01-16 17:30:13
標簽:船山、蕭萐父
郭齊勇

作者簡介:郭齊勇,男,西元一九四七年生,湖北武漢人,武漢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武漢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哲學學院院長,現(xiàn)任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教授。社會兼職全國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等。著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儒學之精神》《中國哲學智慧的探索》《中華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學與現(xiàn)代化的新探討》《熊十力哲學研究》《熊十力傳論》《守先待后》《文化學概論》《現(xiàn)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等。

芳情不悔說船山

——蕭萐父先生與船山學研究

作者:郭齊勇

來源:作者授權(quán)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原載于 《湘水》2019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臘月廿二日戊午

          耶穌2020年1月16日

 


摘要:蕭萐父先生是著名的船山學專家。他對船山的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以1962、1982、1992年紀念船山逝世270、290和300周年為契機,三階段都有其代表作。蕭先生研究的特色:1、投注了情感,煥發(fā)了詩意。2、深研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想家共同體,尤其闡發(fā)了船山的新貢獻。3、建構(gòu)了船山哲學的邏輯范疇系統(tǒng),推進了研究方法論。4、培養(yǎng)了學生,形成了團隊,傳承了學術(shù)。

 

蕭萐父先生(1924—2008)對先哲王船山先生(1619——1692)情有獨鐘,一輩子研究船山哲學,成果頗豐,創(chuàng)獲尤多。

 

一、研究的三階段

 

蕭先生研究船山學,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上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代表作是他提交1962年船山逝世270周年,兩湖在長沙合辦的王船山學術(shù)討論會的論文《王夫之哲學思想初探》和《淺論王夫之的歷史哲學》。此次會議的發(fā)起人和主持人是敝校前輩老校長、哲學家李達先生。蕭先生這兩文是重頭文章,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的會議論文集(上下冊),將此二文分別放在哲學類第一篇和史學類第二篇(第一篇是敝校前輩史學家姚薇元先生)。我的另一位老師、蕭先生的同事唐明邦先生也提交了兩文,即編入論文集哲學類第三篇的《〈周易外傳〉的若干辯證法思想》和附錄中的《王船山史跡訪問記》。唐先生帶學生曾于1961年底到長沙與衡陽市縣調(diào)查了二十多天,探訪遺跡,訪問老者,搜閱到不少珍貴資料。湖北省知名學者席魯思、彭雨新(以上為武大教授)、劉先枚等出席了長沙會議,發(fā)表了論文。為準備長沙會議,湖北學者先行開了一次預備會,討論船山學術(shù),為了打磨、研討提交長沙會議的論文。以上足見湖北學界對兩湖船山會議的重視。

 

第二階段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代表作是蕭先生1979年撰寫的《王夫之矛盾觀中的“分一為二”與“合二而一”》(又名《王夫之矛盾觀的幾個主要環(huán)節(jié)》)和提交1982年湖南衡陽王船山會議的論文,即由若干篇論文(《王夫之絪蘊生化的自然史觀》《王夫之理勢相成的人類史觀》《王夫之認識論的辯證法》)組合成的大文章《船山辯證法論綱》(又名《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以上兩文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蕭先生主編的《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后者又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王船山學術(shù)思想討論集》。這兩個集子,為1982年湖北省、湖南省分別組織召開的、紀念王夫之逝世290周年的會議論文集。李德永師、唐明邦師及湖北學界的舒默、鐘興錦、馮天瑜、羅熾、許蘇民等師友都參與了。當時我們恰好在蕭先生門下攻讀碩士,躬逢其盛,聆聽了先生講王夫之的專題課,參與了先生講義、論文的討論與整理,又蒙先生不棄,親自指導修改了不成熟的拙文,在先生提攜下,參加了兩湖兩個王船山會議。(79級碩士生學長蕭漢明、蔣國保、李漢武、劉春建等,我們81級的我與李維武、黃衛(wèi)平、舒金城,及有的學弟學妹,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其事。)蕭先生這一時段宏觀地講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微觀地講王夫之哲學,尤重王夫之哲學范疇體系的建構(gòu)。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僅自己深入研究,還啟發(fā)誘導,帶動兩湖,尤其是湖北省哲學史學會的同仁,特別是扶植后學來做船山學研究。他花了不少時間精力做學術(shù)組織工作,指導修改青年學者、學生的論文。1982年秋湖南衡陽的王船山會,蕭老師、唐老師帶我們好幾位研究生去了,對我們要求極嚴,會前及會議期間,兩度專門開會,讓我們虛心向與會的專家學習,認真聽會,積極參與討論,批評我們想借會議游山玩水的思想苗頭。

 

第三階段是先生晚年,上世紀90年代至2008年去世,屬于先生學術(shù)總結(jié)的階段。1993年底,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船山哲學引論》,主要匯編了他前兩階段研究王夫之的成果,還附錄了他研究黃宗羲、傅山、晚明學風的論文。這一著作當然是先生研究王船山的代表作之一。此期間,先生的代表作應為《船山人格美頌——為紀念王船山逝世三百周年作》(又名《王船山人格美淺繹》),收入羅小凡、王興國主編《船山學論》(船山學刊社1993年版)和先生的《吹沙二集》(巴蜀書社1999年版)。此文言簡意賅,富有深意。本文的寫作背景是作者遭逢了生命中的坎坷,兩年不許招生授課。在這種背景下,作者的內(nèi)心世界與船山發(fā)生了共鳴,尤為呼喚做人的應當,歌頌獨立不茍的人格與真善美境界的追求。這一階段的、同時也是先生研究船山的總的代表作,應是先生與許蘇民教授合著的《王夫之評傳》,是書于2002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許蘇民學兄早在上世紀70年代,在蕭先生、唐先生、李先生等下放到襄陽分校時,就從學于先生們,從蕭先生為本書寫的弁言與跋語中可知兩位作者合作的默契。本評傳全面研究了王夫之的時代、生平、哲學、史學、道德倫理、政治經(jīng)濟、宗教、文藝美學思想,最后討論了傳主及其思想的歷史地位與歷史命運。本書綜合了蕭老師有關(guān)的所有成果,但因先生晚年病痛纏身,精力有限,本書與《明清啟蒙學術(shù)流變》一樣,有的部分是由許蘇民學兄執(zhí)筆的,有的部分是先生親自執(zhí)筆的,美學思想部分則是由高華平學弟執(zhí)筆的。但兩書的大綱細目,全是先生親自擬定的,最后先生通讀并改定全書,十分辛苦。兩書所有資料都是從第一手來的。先生與蘇民兄仔細通讀了岳麓書社新校《船山全書》及有關(guān)資料,并且不只一遍。所有引文都曾反復校核,在解釋上都曾反復思考、打磨。蘇民兄有很高的哲學智慧,深厚的哲學史修養(yǎng)與訓練,而且著作等身。當然,以上兩書都是兩位作者通力合作而成,其靈魂是屬于蕭先生的。正如許蘇民兄說過的,《明清啟蒙學術(shù)流變》和《王夫之評傳》皆是先生畢生研究的心血結(jié)晶。

 

以上三階段即以1962、1982、1992年為中心,以紀念船山逝世270、290和300周年為契機,最后在2002年出版了《王夫之評傳》,紀念船山逝世310周年。

 

二、成就、貢獻與特色

 

以下說說蕭先生研究船山學的成就、貢獻與特色。

 

1、投注了情感,煥發(fā)了詩意。

 

1982年秋,他在會后敬謁船山故居,作湘西草堂題詠若干首,爾后又發(fā)展為湘西草堂雜詠十首,表達了他的心聲。以下選錄六首:

 

芳情不悔說船山,彈指湘波二十年。 

今日漧溪憶風貌,芷香蕪綠夢初圓。 

姜翁癡絕和梅詩,慧境芳情永護持。 

雪后春蕾應更嫵,愿拋紅淚沁胭脂。 

衡岳鐘靈豈二賢,鄴侯書卷石頭禪。 

翩翩少年訂行社,沖破鴻蒙別有天。 

雪兒紅豆少年詩,夢斷章江月落時。 

天地有情容祓禊,雷風相薄孕新思。 

當年甕牖秉孤燈,筆隱驚雷俟解人。 

三百年來神不死,船山應共頌春芳。

 

第一首詩的首句“芳情不悔說船山”,我們不可輕忽其意。文革中先生曾被批判,說他潛心研究王船山是搞封建主義,走白專道路。那十年期間,先生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余,仍在牛棚偷偷地讀王船山的書,并以船山精神激勵自己。他一生以船山為師友。

 

先生倡導詩化哲學,而且是實踐者。先生的詩,情文并茂,情理交融,有甚深意味。這里有衡山的風景、典故,有船山的行跡、著述、思想、精神及先生的評價。第三首題岳麓書院,明顯反對正統(tǒng)思想,肯定傳統(tǒng)的多元多樣。衡山有二賢祠,紀念朱熹、張栻,二賢與岳麓書院有不解之緣。先生則認為船山不亞于二賢,并把他與唐宰相李泌、禪宗一派宗師石頭希遷等與衡岳有關(guān)的大家相提并論。

 

學術(shù)研究要不要帶感情?1982年衡陽船山會上,有的專家針對蕭先生的論文中的觀點提出批評,認為我們對研究對象不能帶有感情,應做純客觀研究,如果研究誰就愛誰,容易拔高研究對象,那將無益于學術(shù)研究。這當然有一定道理。蕭先生作了回應,這就是他的《歷史科學與歷史感情》一文的背景。蕭先生認為,個人好惡,確應避免,但歷史研究要設身處地,知人論世,才能理解古人。他指出,應分別兩種感情,一種是主觀的偏愛偏惡,是私情,另一種是在客觀冷靜科學分析基礎(chǔ)上,通觀全局,綜合多側(cè)面情況而產(chǎn)生的一種歷史感情,一種具有歷史感的價值判斷,即符合歷史趨向的“公情”。他認為對以王夫之為代表的明清之際思想家產(chǎn)生一定情感,與歷史的前進性是相一致的。我個人認為這還說得不夠,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產(chǎn)生感情,也是人之常情,有感情才有研究的動力。當然,研究時的理性分析更為重要,理性與情感應互濟互動。

 

蕭先生晚年自號姜翁,他與船山心心相應?!顿菇狻繁臼谴降囊槐緯?,先生的詩“筆隱驚雷俟解人”即化思想、著作于詩句,表明他與船山的心靈相通。他與船山都喜詩,都愛梅,都說夢,都有慧境芳情。

 

2、深研共同體,尤重此個案。

 

先生把王船山放在明末清初的文化背景及早期啟蒙思想家群體中予以研究。他繼承侯外廬先生的早期啟蒙的講法,并擴而大之,又掘井及泉。他有詩云:

 

船山青竹郁蒼蒼,更有方顏顧李黃。

 

歷史樂章憑合奏,見林見樹費商量。

 

他認為明末清初學術(shù)范式與風格有了重大轉(zhuǎn)型,離開、揚棄了宋明道(理)學主潮,轉(zhuǎn)向經(jīng)世致用、核物究理之學,由虛返實,成為中國學術(shù)近代化蛻變之濫觴。如李贄、顧炎武、黃宗羲、傅山、王船山、方以智、陳確、唐甄、顏元、李塨等思想家,形成了一共同體,激蕩起新思潮。這一思潮擺脫了宋明道學的“囚縛”,實現(xiàn)了學術(shù)的多元轉(zhuǎn)向,并在哲學上有所創(chuàng)新。先生指出,這種轉(zhuǎn)向,還不只是所謂的由宋學轉(zhuǎn)向漢學,由性理空談轉(zhuǎn)向經(jīng)學考據(jù),值得重視的是此期間的通史之學、諸子之學、新興質(zhì)測之學,以及披著經(jīng)言、考證、復古等外衣的啟蒙思想,這些思想繼續(xù)發(fā)展,直到與近代傳入的西學合流。前述的先生與許蘇民兄合著之《明清啟蒙學術(shù)流變》對這一思潮之總體及主要代表人物作了深入探討,是有關(guān)這一斷代思想史的扛鼎之作。

 

在明末清初早期啟蒙思潮中,先生尤重王船山的研究,抉發(fā)了船山在思想史上的特殊貢獻。先生認為,船山以“入其壘,襲其輜”,“六經(jīng)責我開生面”,“推故而別致其新”的方式,遵循哲學史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從思想實質(zhì)上總結(jié)并終結(jié)了宋明道學。在本體宇宙論上,船山以“氣本”與“氣化”相統(tǒng)一的理論,取代朱熹、王陽明,復歸張載之“正學”。在人性論上,船山以“性日生日成”,“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的創(chuàng)見,總結(jié)、超越了宋明道學有關(guān)人性問題的爭論。在認識論上,船山以“己”“物”相依,“知”“行”統(tǒng)一,“以理御心”,“入德凝道”的系統(tǒng)學說,把宋明時期的致知理論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在人文主義方面,船山以“依人建極”的原則,深入“古今之變”的研究,創(chuàng)立了他的“理勢相因”、“人文化成”的歷史進化論。由此出發(fā),在“天人”“理欲”關(guān)系問題上,擺脫了宋明道學“理欲”對立、“存理滅欲”的舊思想軌道,提出并論證了人不能“任天而無為”,而應當“竭天成能”、“與天爭勝”、“以人道率天道”,成為天地的主人。船山認為,理欲并非對立,而是“有欲斯有理”,不能“禁欲”,也不能“薄于欲”,應當滿足人的自然欲求,在豐富的感性活動中去充分實現(xiàn)人的價值和人的本質(zhì)。船山還呼喚體現(xiàn)“大公之理”的“明日之吾”,乃是一個早期啟蒙者所向往的自我意識的覺醒。以上是先生總結(jié)的王船山有別于前賢的哲學創(chuàng)慧。

 

3、建構(gòu)了邏輯范疇系統(tǒng),在方法論上有推進。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在先生門下讀書學習的時期,老師特重哲學范疇史研究,這也是當時中哲史學界的整體氛圍使然。在研究方法論上,先生突破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子結(jié)構(gòu),強調(diào)并落實邏輯與歷史相統(tǒng)一的方法論原則。

 

如論船山的絪蘊生化的自然史觀,先生是抓船山的如下范疇來展開的:從“絪蘊”到“兩、一”“分、合”,到“動、靜”,到“化、變”,到“內(nèi)成、外生”,到“始、終”。如論船山的理勢相成的人類史觀,先生首論“人極”,接著是“古、今”,“道、器”,“理、勢”,“時”“幾”,到“相反而固會其通”、“變而不失其?!薄ⅰ凹疵褚砸娞臁?、“援天以觀民”。如論船山的以理御心、入德凝道的認識辯證法,先生從“知”與“能”開始,到“己”與“物”,到“心”與“事”、“心”與“理”,到“道”與“德”,到“知”與“行”,最后到“實踐”。這第三部分,即認識辯證法,我最熟悉,因為我參與了這一部分的整理工作。

 

這些范疇體系是今人的建構(gòu),當然不是王船山的原意。這種建構(gòu)是憑今人的知識結(jié)構(gòu)、哲學意識與對船山的理解而來,極有可能是創(chuàng)造性誤讀。一方面,因為抽繹出的范疇,離開了具體文本而自由解釋,可能失真,而范疇之聯(lián)結(jié),系統(tǒng)之架抅,可能太過主觀。另一方面,雜亂無章的哲學史材料堆積如山,不可能不經(jīng)過整理。先生在方法論上有推進,不再是關(guān)公戰(zhàn)秦瓊式的兩軍對戰(zhàn)史(唯物與唯心、辯證法與形而上學),強調(diào)邏輯與歷史的統(tǒng)一。這種統(tǒng)一,如何拿捏得好?先生有論述,有實踐,既防止邏輯偏勝,邏輯壓制歷史,失去豐富性與偶然性,又防止雜而無統(tǒng),沉溺在史料中拔不出來。

 

4、培養(yǎng)了學生,形成團隊,傳承學術(shù)。

 

先生從個人研究到群體研究,發(fā)動武大,進而聯(lián)絡湖北學者,配合湖南學者,促進兩湖乃至全國學者投入到船山學研究中來。先生嘔心瀝血,悉心培養(yǎng)、提攜了兩代學人,從我們前面提到的諸學長,到現(xiàn)在活躍在明清之際與王船山等學術(shù)領(lǐng)域中的吳根友、鄧輝教授等。學術(shù)靠一代代學人傳承。

 

船山曰:“學成于聚,新故相資而新其故;思得于永,顯微相次而顯察于微?!毕壬谴秸軐W研究的典范,他的為人為學之道,啟迪著后生。我們要繼承先生德業(yè)雙修的傳統(tǒng),在船山學乃至中國哲學研究上“推故而別致其新”。

 

寫于2019年10月

載于《湘水》2019年第5期

2020年1月修訂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