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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的重擔

作者：馬特·里克

譯者：吳萬偉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fā)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七月十三日壬午

          耶穌2019年8月13日

書是裝滿了各種期待的怪異容器。書出版時會想象讀者的存在，如果出版了之后，沒有讀者閱讀，這本書就讓有些人遭受金錢上的損失了。有關翻譯的書似乎還有額外的負擔，它面對的是形形色色的、兼收并蓄的讀者群，這些人有一個共識，那是有關翻譯的陳詞濫調：比如真實的“原作”和派生的“翻譯”之間的一種透明的關系。在這種簡單化思維根深蒂固的背景下，能夠重新思考翻譯嗎？西方對純粹形式和真實原作的癡迷已經限制了我們對翻譯藝術的理解和欣賞，這樣的重新評估能夠揭露真相嗎？果真如此，這個任務究竟有多么緊迫呢

這些是我最近在閱讀三本翻譯著作時不知不覺提出的若干問題。它們是卡林·艾默里奇（Karen Emmerich）的《翻譯與原作的產生》、羅斯瑪麗·阿羅約（Rosemary Arrojo）的《虛擬的譯者》和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的《反對工具主義》。

這三本書用不同的方式駁斥了頑固的思維方式，提供了新方法和深刻見解來提高學界談論翻譯時的準確性和深度。三本書都深刻論述了“原作”和“作者”的概念。作者鼓勵我們將翻譯理解為一種轉化性的、創(chuàng)造性的和闡釋性的行為---這種視角揭示了所有閱讀行為都是轉化性的、創(chuàng)造性的和闡釋性的。

在駁斥有關翻譯的陳詞濫調時，韋努蒂的《反抗工具主義》的用途最為廣泛。韋努蒂考察了有關翻譯的兩個截然相反的觀點，本文稱之為“工具主義格言”和“闡釋真理”---它們共同構成了翻譯話語。艾默里奇和阿羅約寫到具體的翻譯背景，像韋努蒂一樣，她們兩人的論證都提出了反對工具主義范式的立場。

使用韋努蒂的《反對工具主義》的基本概念，本文將兩種觀點的背后邏輯總結如下：

“工具主義格言”

有原作。

原作比譯作更寶貴。

這種價值的減弱歸咎于譯者錯誤的普遍存在。

譯者是語言專家，類似于自動化的機器。

“闡釋真理”

沒有原作。

翻譯是創(chuàng)造性的、闡釋性的工作。

翻譯作品在譯入語文化中有重要價值。

譯者是創(chuàng)造性的知識分子。

如何讓這兩個截然相反的觀點達成和解？這三本書都各自闡述了集體任務單獨的、必要的部分。從總體上看，由韋努蒂沖在前面帶路，我們開始能看到翻譯理論能夠和必須采取的新形式和發(fā)展的新方向。

韋努蒂和艾默里奇在各自的結論中都抱怨這些陳詞濫調的盛行導致人們對翻譯產生很多誤解。這些假設在本質上都屬于工具主義的觀點。駁斥這些陳詞濫調卻是個赫拉克勒斯的艱巨任務。因為這些說法傳播廣泛，人們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誰。它們定義了思維方式，卻沒有指明具體來源（那樣的話，才能用適當?shù)母深A來駁斥。）

即使如此，我們或許感到納悶，今天為什么必須駁斥工具主義的陳詞濫調。純粹的作者和純潔的原作等觀念---從背景或者模糊性中產生文本---難道不是在幾十年前就已經被所謂的后結構主義者埋葬了嗎？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符號學：符義分析研究》（Sèméio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1969)）就將文本定義為“文本的衍射或者互文性”。１但是，有關作者和原作的陳詞濫調持續(xù)存在，因而也就繼續(xù)存在駁斥它們的必要性。

我覺得，認定原作和原作者擁有不容置疑的、不容褻瀆的、得意洋洋的價值的工具主義翻譯觀有三大主要特征。第一個特征源于西方形而上學傳統(tǒng)中占支配地位的純粹存在觀念。也就是說，西方癡迷于某個東西能夠成為整體性的毫不含糊的某物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雅各·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在其《論文字學》De la grammatologie (1967)中提出了這個論點，圍繞存在的本質而出現(xiàn)的觀念也影響了超驗性和神圣性的觀念。２這種癡迷扭曲了包括著名思想家在內的很多人對翻譯的認識。因為將起源作為純粹的真實性場所來追求，西方就為原作編造了不容置疑的權威性。

第二，浪漫主義崇拜持續(xù)存在－－－作者是天才，是作為上帝的特使在行動。我們在今天仍然看到這個觀念，要么在教學中賦予經典著作這樣神圣的地位，要么在資本主義社會，作者成為讓人崇拜的偶像。

第三，存在一種常見的偏見，在這種偏見看來，語言被視為抽象的指稱系統(tǒng)。這削弱了語言是活生生的系統(tǒng)的現(xiàn)實，在該系統(tǒng)中上下文對意義做出了重要貢獻。為了說明上下文不能與意義分開，語言學家埃米爾·本維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曾經注意到，每個“早上好”（bonjour）都有獨一無二的含義。3 摩洛哥法語作家阿卜杜勒-凱比爾·卡提比（Abdelkébir Khatibi）在寫摩洛哥語的常見阿拉伯諺語時，強調諺語在不同上下文中表達的不同意思，強調“儀式時間”對理解這種具體的含義非常重要。４你可能說，表達生命的詞匯重復出現(xiàn)，但上下文總有差別。背景的不同導致意義出現(xiàn)細微的變化。

西方人癡迷于純粹的存在，對作者的浪漫主義崇拜，沒有強調語言是其意義由上下文來塑造的活生生的系統(tǒng)，所有這些都是導致工具主義范式持續(xù)繁榮的基礎。

這里，每本書都使用了獨特的方法來對付這些工具主義陳詞濫調。韋努蒂毫不客氣地指名道姓，指責當今那些使用這些俗套思維方式并最終傷害翻譯的學者、譯者、評論家和哲學家。最初，我對這種直接了當迎頭痛擊工具主義思維的作惡者的做法不以為然，但是，我很快就意識到了這樣做的價值所在。為了駁斥陳詞濫調，韋努蒂似乎在建議，我們必須盡可能堅決地奮起還擊。

艾默里奇的書使用了敘述的方法，她講述了文本故事，焦點集中在編輯、學者和其他參與者如何實際上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和個人動機驅動下炮制“原作”。艾默里奇引人入勝的文章顯示編輯的選擇如何幫助構建了成為里程碑的文本：不是作為口頭或書面文件的復雜歷史的闡釋和討論，而是要求得到榮譽和傳承的所謂的永恒的、持久的藝術品。

與韋努蒂不同，艾默里奇并沒有譴責特定人的具體動機。相反，她顯示出將支離破碎的、常常相互沖突的文本形式轉化成為具體目標和信仰支持下的純粹的里程碑式著作的種種歷史過程和文學過程。她希望顛覆這樣的觀念，即某個文本享有不容反駁的權威地位。她不愿意承認給出了編輯應該怎么做的法規(guī)性建議，相反，她希望讀者意識到編輯擁有的選擇空間。她沒有明說的目標是向讀者表明，文本在不同的時代是怎么產生出來的，它們常常是學者、歷史學家和編輯等多種決策共同作用的結果。艾默里奇清楚表明，文本遠非簡樸的、一體化的整體，而是人為構建出來的。

對那些傳播阻礙翻譯的批判性話語形成的陳詞濫調的家伙，阿羅約的態(tài)度也相當克制。（僅僅將生活在１６世紀的法國詩人約阿希姆·杜貝萊（Joachim du Bellay）單獨挑出來進行批判。）阿羅約的書一門心思闡述小說的細讀如何產生對譯本的新理解，鑒于這樣的范圍，她的謹慎是可以理解的。她把焦點集中在小說上是因為其多元聲音的本質及其呈現(xiàn)不熟悉場景的特征，小說中常常重新新的、創(chuàng)造性的、批判性對話。

因此，在或明或暗探討翻譯的虛構性著作中出現(xiàn)了以新的創(chuàng)造性的方式思考翻譯的可能性。小說因而可以被用來重新考慮翻譯過程。阿羅約最后向有興趣提出翻譯新觀點的文學學者和學生提供了實用性和哲學思辨兼具的手冊。

如果西方模式仍然受到純粹原作觀念的束縛，需要提出多少次這些論證才能重新校準思考呢？

阿羅約和艾默里奇的書都是引人入勝的研究，思想深刻，結構嚴謹，為將來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啟發(fā)。但是，在我看來，真正從根本上探討翻譯思想問題的著作是韋努蒂自封的“辯論式”作品。我們需要明確討論這些障礙，才能讓翻譯話語變得越來越深刻和準確。

韋努蒂通過使用“不變性”（invariant）這個術語闡明僵化的工具主義思維方式的陳詞濫調。翻譯的工具主義思維方式有一套指導原則的清單，其要點就是原作不能或不應該改變。這種不變性就是不可譯的元素。

韋努蒂在書中制作了一個目錄竭力走近翻譯實踐。目錄中列舉了不變性的觀念如何產生并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再出現(xiàn)，它的范圍包括什么，這個觀念的毛病以及譯者和思想家如何沖出陳詞濫調的束縛，重新思考翻譯本身。

相信語義不變性就意味著，無論譯者擁有什么樣的其他自由，譯者不能闡釋意義。本質意義固定不變。但是，宣揚現(xiàn)成的權威意義根本經不起推敲，因為語言必須靠人激活才能擁有意義；每次交際的背景天生都存在著闡釋性的意義。韋努蒂認為，人們在閱讀任何東西時，都在應用解釋者或者用以產生意義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調節(jié)透鏡。語義不變性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的基礎上：語言是透明性的，意義可以不需要上下文而獲得。

與此同時，有些翻譯作品使得形式不變性的觀念持續(xù)存在，這是在要求人們完全遵從詞序。建立在形式不變性基礎上的翻譯意味著原語文本的句法在翻譯中必須得到維持，根本不考慮比如副詞短語在法語和烏爾都語中的位置與英語中的差異。要求形式不變性的翻譯在２０世紀前的詩歌翻譯中是最麻煩的，產生的問題是波德萊爾的法語詩歌是否要求英語譯本擁有同樣的形式維度（韻律和節(jié)奏模式），尤其是在閱讀的上下文－－－如美國人的詩歌世界中的韻律、音步詩行等古老的懷舊性特征。

韋努蒂也描述了效果不變性。為了解釋翻譯缺乏語義不變性，譯者或許宣稱他們旨在傳達原作的效果。但是，原作的效果是什么？沒有一部文學文本給讀者產生的影響是一樣的，說到效果，除了知道文本如何影響自己之外，譯者不可能假設任何別的東西。就文本層面而言，不能保證任何特定的效果觀念，相反，效果是通過控制個人閱讀的偏見疊加在文本上的。在試圖與語義不變性刻意保持距離的時候，譯者并不能通過試圖改造其闡釋以便獲得某種預設的普遍性效果而增加其權威地位。

從集體上看，這些書幫助解構了作者和原作的觀念，同時它們也成功地重新構建了新觀念，即翻譯是涉及到主觀闡釋的關鍵任務。

但是，如果西方模式仍然受到純粹原作觀念的束縛，需要提出多少次這些論證才能重新校準思考呢？翻譯研究能夠不僅揭露而且重新構造一直在阻礙批判性翻譯話語構建的西方對純粹形式的癡迷嗎？

韋努蒂針對我們讀者提出的修辭主張（他甚至在結尾部分直接稱呼讀者“你”）引發(fā)了其他的懷疑。最為重要的似乎是結構性問題，即把新的反傳統(tǒng)的翻譯話語置于何處。正如韋努蒂所說，如果學界行動遲緩，無法做出改變，允許新的學者、譯者和思想家進行思考和翻譯的空間何在？學界允許這些作家個人希望發(fā)生的結構層面的革新嗎？

使用認識論、歷史分析的方法和復雜的文學閱讀戰(zhàn)勝毫無批判性的翻譯思維方式是這些著作的共同目標。但我感到納悶的是，這種渴望的思維方式反轉將會把翻譯和譯者引向何方？翻譯不僅是闡釋性的任務而且是藝術性的工作，譯者就是藝術家。我們準備好提出這樣的主張了嗎？

這種提升譯者地位的努力似乎很有誘惑力，但我想提出另外一些看法。藝術觀念像很多支持原作和作者并將其偶像化的文化偏見一樣有共同特征，希望譯者得到像藝術家一樣的尊重，這其實沒有抓住要點?；蛟S我們應該將主張局限在：譯者像藝術家一樣是創(chuàng)造者，其選擇涉及到理性維度和審美維度。僅此而已。但是，這樣冷靜穩(wěn)健的主張能激發(fā)人們行動起來，或者帶來任何變化嗎？

注釋：

Julia Kristeva, “The Bounded Text,” in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 Roudiez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6. ?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rev. e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

“émile Benveniste in conversation with Pierre Daix” (1968),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Matt Reeck, Jacket2, no. 35 (2008). ?

Abdelkébir Khatibi, “Le discours parémiologique,” in La Blessure du nom propre (Deno?l, 1974). ?

作者簡介：

馬特·里克（Matt Reeck），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獲得富布賴特基金會、國際筆會/海姆基金會（the PEN/Heim Fund）和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the NEA）等的資助。

譯自：Translation’s Burden By Matt Reeck 8.8.2019

https://www.publicbooks.org/translations-burden/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