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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與東亞命運共同體

作者：張立文

來源：《學術(shù)界》2019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廿一日癸巳

??????????耶穌2019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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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立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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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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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80年代，東亞經(jīng)濟騰飛，中國改革開放，東亞文化共同體意識覺醒，東亞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主編《亞文——東亞文化與21世紀》雜志出版?！秮單摹烽_中、日、韓三國共同主編一個雜志之新風，標志東亞走向21世紀共同東亞共同憂患、主體、危機、反省意識的覺醒，為人類共同體利益作貢獻的共同理念的加強。東亞中、日、韓及越南之所以為共同體，體現(xiàn)為共同理念，儒學共鳴；共同文字，漢字共享；共同制度，郡縣共建；共聚民心，同舟共濟；共生共存，命運共同。在當今全球化的信息智能時代，世界各國、各民族交感聯(lián)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猶如“太極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中又有陰陽，不分不離，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構(gòu)成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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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0世紀70、80年代，東亞經(jīng)濟騰飛，“四小龍”出現(xiàn)，接踵而來是中國改革開放，經(jīng)濟飛速增長，隨之而來的中、日、韓文化交流的頻繁開展，東亞文化共同體意識逐漸覺醒。由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大東文化大學溝口雄三教授，韓國孔子學會會長、國立漢城大學（現(xiàn)為首爾大學）李楠永教授，中國東方文化書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張立文教授共同主編，李甦平教授為執(zhí)行主編的《亞文——東亞文化與21世紀》（第一輯）1996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主辦單位為日本亞文學社、韓國栗谷文化院、中國東方文化書院，充分體現(xiàn)了東亞共同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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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教文化圈的共同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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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三位主編都發(fā)表了《致辭》：溝口雄三教授在《寫于〈亞文〉發(fā)刊之際》中說：“1971年中國恢復聯(lián)合國席位，不久便帶來了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1979年的中美建交，同時也為東亞三國知識分子間的‘真正文化交流’開創(chuàng)了光明的前景。因而，我們現(xiàn)在打算在《亞文》雜志上邁出這一‘真正文化交流’的值得紀念的第一步。那么，什么是‘真正文化交流’呢？第一，東亞三國作為獨立國家處于互相尊重的關(guān)系；第二，互相承認東亞三國的各自民族文化和歷史傳統(tǒng)在價值上是對等的；第三，站在多元化的文化觀和歷史觀的立場上，而不站在本國文化本位的立場上；第四，以‘為人類的共同利益作貢獻’為共同的理念。”他又闡述說：“我們在維護本國作為獨立國家的尊嚴（第一項）的同時，作為知識分子，還要超越‘國家’框架，認識到我們是居住在‘真實’世界的人。也就是說，我們知識分子必須認識到，我們是由于我們是智慧（世界）的居民這一共同性而連結(jié)在一起的。而且，我們是‘智慧世界’的居民這一點，正是我們能對第四項所說‘人類的共同利益’加以正確洞察的前提?！?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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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漢學家、中國思想史學家溝口雄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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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口雄三教授以中、日、韓東亞三國文化交流會開創(chuàng)光明前景，不能以先進、后進、優(yōu)劣、本末等看法來分別東亞三國文化，盡管三國由于風土人情、生活習慣、社會結(jié)構(gòu)、歷史傳統(tǒng)存在差分、殊異，但三國作為漢字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內(nèi)的國家，都具有同樣的文化，這種共同性，就是東亞共同體內(nèi)在文化的根基；要超越國家框架，以人類的共同利益來思量、洞察東亞命運共同體，來加深東亞三國的真正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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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永教授在《東亞文化與21世紀的展望——獻給法古與創(chuàng)新相統(tǒng)一的現(xiàn)代化》致辭中說：“儒教的美風良俗，其脈動，其氣息，似只有在當今韓國人的生活方式里才能領(lǐng)悟到。今日的韓國雖已沒了昔日的鄉(xiāng)約，也不用社會規(guī)范強使奉行義務(wù)，但是‘德業(yè)相勸’、‘過失相規(guī)’、‘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人際關(guān)系和美風良俗，扎根于現(xiàn)實生活土壤里，依然存活著，成為人們的實踐活動?！贝恕八南唷币娪谒螀未筲x的《呂氏鄉(xiāng)約》。他又寫道：“像韓、中、日為中心的東亞國家這樣，在社會文化各個層面上互有深刻影響，在久遠的歷史時期里踏實地延續(xù)著傳統(tǒng)文化的地區(qū)實在罕有。我們直面21世紀，在尖端化的情報文化縫隙之間，東亞各國還需把牢緊密的文化紐帶關(guān)系，在創(chuàng)生東亞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化事業(yè)中，將我們的智慧共鑄一鼎?！疁毓省c‘知新’、‘法古’與‘創(chuàng)新’，這兩方面的合一現(xiàn)代化，是真正東方世界化，是實現(xiàn)東方文化多姿風采的王道。創(chuàng)生傳遞和平與自由氣息之絢麗的東亞文化，為促進睦鄰友好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币虼耍J為1988年漢城奧運會所用“太極”會標是典型的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化，是法古創(chuàng)新的標志，法古是創(chuàng)新的根柢。儒學是修己治人和內(nèi)圣外王之學，亦是進德修業(yè)、崇德廣業(yè)之學，成為韓、中、日東亞三國共同價值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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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永教授認為1988年漢城奧運會所用“太極”會標是典型的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化，是法古創(chuàng)新的標志，法古是創(chuàng)新的根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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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文在《東亞意識何以可能——〈亞文〉發(fā)刊之際的感想》中說：“《亞文》開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主編之新風，她標志著東亞在走向21世紀時‘東亞意識’的真正覺醒。回顧東亞過去，展望東亞未來，我們充滿著信心和期望。認清過去，才能有鑒別而創(chuàng)新；立足現(xiàn)代，才能知差距而奮進。在世界多元化意識的沖浪中，東亞學者只有精心地培育、發(fā)展‘東亞意識’，才能凸顯東亞的理念和價值。”所謂東亞意識，是以東亞文化為核心的意識，它“意蘊著主體意識、憂患意識、危機意識、批判意識、反省意識等”。主體意識，即東亞主體意識，這種主體意識充分展現(xiàn)在獨立和自由意識之中，而摒棄依賴意識；憂患意識，是以人類共同之憂而憂，共同之樂而樂，東亞學人要轉(zhuǎn)變國家的憂患責任意識為人類的憂患責任意識，能否在世界意識中確立、認同東亞意識，仍須吾人努力；危機意識，東亞各國21世紀共同面臨五大沖突和危機的嚴峻挑戰(zhàn)，需要和合學的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五大原理來應對；批判意識和反省意識，自我反省，才能自我批判，“吾日三省吾身”，從實質(zhì)上說是自我激勵意識和自我實現(xiàn)意識，亦是一種摒棄封閉意識和保守意識，而敞開胸懷，開放包容，迎接未來的意識。東亞意識作為和合意識，是東亞的多元意識或多元的東亞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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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三位主編的致辭，充分體現(xiàn)了東亞共同體意識，基于世界的“地球村意識”與“太空船意識”，特別在當今的信息智慧時代，世界就像一幅“太極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中又有陰陽，猶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誰都離不了誰，就如“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背負著陰，陰擁抱著陽，陰陽融突和合，構(gòu)成東亞乃至世界共同體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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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文》編輯委員會聘請島田虔次、張岱年、柳承國、圓了源、戴逸諸教授為顧問。在第一輯：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發(fā)表《21世紀與中國文化》，韓國學術(shù)院會員、韓國精神文化院前院長、成均館大學名譽教授柳承國發(fā)表《孔子教學思想在21世紀的世界史意義——寫在〈亞文〉創(chuàng)刊之際》，文中認為：“由韓、中、日東方學諸教授通力合作的學術(shù)論文集《亞文》創(chuàng)刊了。該刊旨在重新認識、重新闡明亞細亞文化與學術(shù)思想的精髓，在確認現(xiàn)代文明的先進性所在的同時揭示現(xiàn)代文明的局限所在，以期實現(xiàn)超越，達到東西方先進思想的匯通，為創(chuàng)造21世紀人類新文化作出貢獻?！秮單摹穭?chuàng)刊肇始雖微，但可確信，其意義在于將給人類文明史以極大影響。泉之始流，終成長江大河；火之始燃，將發(fā)久遠之炬，此乃筆者之所愿?！边@一輯還有中國著名學者黃心川、葉朗、方立天、蒙培元、王家驊的文章，日本著名學者渡邊浩、池田知久、黑住真的論文，韓國著名學者尹絲淳、安炳周、李承煥、金日坤、柳宅馨的文章。這些文章都顯明表述了“弘揚東亞傳統(tǒng)，和合古今文化，溝通各國學術(shù)，迎接未來挑戰(zhàn)”的宗旨，以便在世界多元沖突融合中，形成東亞共同體組織，宣揚共同體意識，為人類共同利益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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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體何以為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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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共同體是指有共同或相似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制度、宗教的理念，相互尊重、共同擔當、平等對待、互學互鑒、開放包容、同心相向的命運聯(lián)通的總和。東亞中、日、韓及越南等之所以為共同體，體現(xiàn)為共同理念，儒學共鳴；共同文字，漢字共享；共同制度，郡縣共建；共聚民心，同舟共濟；共生共存，命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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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理念，儒學共鳴。儒學源遠流長，遠播海外，成為國際性公共理念。據(jù)“《魏略》記載，在衛(wèi)滿朝鮮時代，燕昭王二十九年（前283），朝鮮侯王與燕國已有外交往來，從當時文字的傳來可推測漢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已被傳入、習傳”。秦末天下大亂，燕、齊、趙國人民無法安身，亡往侯準。他們不僅把中國的農(nóng)耕、工藝、生產(chǎn)技術(shù)和商品、貨幣帶到朝鮮，而且把禮樂文化、思想觀念、風俗習慣帶到朝鮮，后衛(wèi)滿朝鮮時，屬漢樂浪郡，隨漢建制，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儒學在樂浪郡得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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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紀以來，先后傳入日本、越南。據(jù)《日本書紀》載：應神天皇十六年由阿直岐推薦，百濟學者王仁應邀攜《論語》和《千字文》至日，之后百濟又輪換向日本派遣五經(jīng)博士，教授儒家經(jīng)典。推古天皇時的圣德太子依儒學德目“德、仁、禮、信、義、智”制度冠位十二階，又制定《十七條憲法》，對日本社會實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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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越南山水相連，雞犬相聞，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統(tǒng)一六國，在嶺南設(shè)桂林、南海、象郡，即包括今越南北、中部。秦末，南海郡尉趙佗乘亂取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國。漢高祖和漢文帝先后派遣儒學家陸賈出使南越，趙佗在南越推行儒家倫理道德，擴大儒學的傳播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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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成為中、日、韓東亞三國和越南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儒家倫理道德、共同的價值標準、共同的行為評價，以安定社會秩序。儒學的普遍傳播，猶如“東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儒學成為東西南北和千百世上下的共同之心、共同之理，她度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成為普遍傳授、受容、認同的理念，成為東亞三國和越南共同的主張和聲音。這是東亞共同體的價值基礎(ch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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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文字，漢字共享。東亞三國和越南按傳統(tǒng)說法，是“漢字文化圈”，即四國在古代都通用漢字。秦末燕、齊、趙國人民不僅把生產(chǎn)科技帶入朝鮮半島，而且把禮樂文化、語言文字帶到朝鮮，三國時高句麗在小獸林王二年（372）立太學教育子弟，從中央到地方教授儒學、習漢字。漢字成為其交流必備的工具和記載國家治國理政與百姓記事唯一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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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代原無文字，儒學及漢字初傳時在宮廷中開辦學問所，以學習儒學和漢字。大化革新后天智天皇時設(shè)立學校，在中央設(shè)大學寮（相當于唐國子監(jiān)），地方設(shè)國學及大學寮別曹和私學，市、縣明經(jīng)道（儒學科），以傳授學習儒學經(jīng)典和漢字，并以九經(jīng)（《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傳》《論語》《孟子》）為教科書，以《孝經(jīng)》《論語》為必修。大寶元年（701）宮廷和大學寮開始拜奠孔子，后仿唐封孔子為“文宣王”。《大寶律令》的學令規(guī)定的教授科目、考試內(nèi)容都以儒學為主，并習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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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智天皇時設(shè)立學校，以傳授學習儒學經(jīng)典和漢字，后仿唐封孔子為“文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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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載：南越王趙佗在南越推行華夏語言文字、倫理道德。儒學家劉熙、袁徽、虞翻在交州期間教授生徒漢字漢語，傳經(jīng)弘道，振興儒學，培養(yǎng)人才。魏晉南北朝時期，交州牧、刺史都由中央任命，唐時在交趾設(shè)學校，教授文字語言和儒學。黎利在1428年建后黎朝，創(chuàng)辦學校，享祀孔子，振興儒學。隨儒學大行，漢字亦大行。這是東亞三國和越南之所以為共同體的載體，無共享文字的百慮而一致，很難構(gòu)成長期而牢固的共同體機制。這是東亞之所以為共同體的文字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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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制度，郡縣共建。中國自秦以來，廢封建制，實行郡縣制，并把郡縣制度推行到朝鮮、越南。朝鮮在后衛(wèi)滿時，建郡縣，其典章制度、禮儀形式都依儒學，在三國（高句麗、新羅、百濟）的近四百年的儒學與本土俗文化的融突和合為一體。百濟溫祚王南下馬韓建國，他融合北方“經(jīng)學儒學”與南方“玄學儒學”，以發(fā)展儒學，“其書籍有五經(jīng)、子、史，又表疏并依中華之法”。國家典章制度，倫理道德教化，一依中華法度。新羅在與中華交往中，其社會典章制度、倫理道德、禮俗生活，都深受儒學影響。公元682年，新羅設(shè)立“國學”，以教授儒家經(jīng)典，幾代國王親臨“國學”聽講，唐玄宗曾稱其為“君子之國”“有類中華”。并于元圣王四年（788）仿唐科舉制度，以儒學為標準選拔人才，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員都由儒者擔任，實行文官制度。高麗的儒學分朱子學傳入前后兩期，前期具有儒、佛、道三教與本土古神道文化融合的特點，后期儒教朱子學以崇儒批佛為特征。太祖王建西京（今平壤）后，首興學校，以教授儒學經(jīng)典為根本。光宗時益修文教，中央設(shè)“國學”，地方建“鄉(xiāng)?！保ń耥n國仍有鄉(xiāng)校300多所，統(tǒng)一由成均館管理），科舉考試分進士科和明經(jīng)科。成宗于公元992年建立國子監(jiān)，在“國以民為本”“政在養(yǎng)民”思想指導下，儒學與儒風大盛。肅宗六年（1101）在國子監(jiān)內(nèi)建文宣王殿。睿宗九年（1114）親臨國學，獻酌于先圣廟，主持講經(jīng)，開尊經(jīng)講學之風。李成桂建立朝鮮朝，新儒學的朱子學成為其主導意識形態(tài)，朱子學被奉為朝野視、聽、言、動的圭臬，禮樂文化的終極依據(jù)，行為舉止的規(guī)范所依，公私學校的教育內(nèi)容，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都依朱子學。便涌現(xiàn)出一大批著名的性理學的朱子學家，李滉與李珥被譽為朱子學雙璧。朱子學家爭鳴切磋，鉤深致遠，通過理氣四端七情和人性物性同異論辯，朱子學獲得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構(gòu)建了有朝鮮民族特色的朝鮮朱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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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儒學教育一直延續(xù)至今，圖為韓國在校學生在私塾學習儒學文化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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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古天皇時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條憲法》，以儒家思想的“和為貴”“上下和睦”“以禮為本，上不禮而下不齊”“無忠于君，無仁于民，是大亂之本”“信是義本”“使民以時”等為主旨，對日本社會實行改革。依照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調(diào)制及賦課制度廢除私田私民，在公田上建立以天皇為最高權(quán)威的統(tǒng)一中央集權(quán)制國家，這種新體制以唐朝律令制度為藍本，制訂了《近江令》《大寶律令》《養(yǎng)老律令》，奉行忠、孝、信等道德規(guī)范。12世紀末日本進入武士掌握中央政權(quán)，他們利用、吸收儒學中的忠、勇、信、義、禮、廉等倫理道德觀念作武士道的重要理念。在中日禪僧頻繁交流中，把理學的張載、二程、朱熹著作帶到日本，在鐮倉“五山”和京都“五山”中，同時教授禪學和儒學，形成獨特禪儒合一的文化。室町時代，儒學由“五山”走向世間，構(gòu)筑博士公卿學派，用朱子新注教授儒學。德川家康在平定戰(zhàn)亂后，認為朱子學比禪學更符合鞏固統(tǒng)一、嚴守尊卑的時代需要，朱子學在德川氏的尊崇下，具有意識形態(tài)的權(quán)威性。林羅山師從日本朱子學的開創(chuàng)者藤原惺窩，歷任德川四代將軍文教官員，協(xié)助制定法律制度，起草外交文書，建造私塾，迎來日本朱子學鼎盛期，出現(xiàn)了許多地域性的朱子學派及不同學派。中江藤樹開創(chuàng)日本陽明學派，認為良知工夫是盡孝道，對祖先、天地、太虛神道盡孝德，通過慎獨、致知，提升道德修養(yǎng)。另有古學派和折中學派。德川幕府在1868年被推翻后，儒學朱子學喪失了其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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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在東漢初，交趾太守楊光、九真太守任延，實行“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shè)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依照儒家倫理道德，制定禮儀制度，改造社會風氣、生產(chǎn)方式，促進社會進步。李公蘊于1010年建立李朝，李朝諸帝漸重儒學，推行儒學典章制度，治國理政。圣宗神武二年（1070）在京都升龍（今河內(nèi)）首建文廟，祀周公、孔子，配祀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仁宗太寧四年（1075）學唐科舉制度，開科取士，詔選明經(jīng)博學及試儒學三場。次年設(shè)國子監(jiān)。廣祐二年（1086）成立翰林院，培養(yǎng)選拔人才。陳朝于1225年建立，在儒學指導下，從中央到地方成立國子監(jiān)、國學院、太學及書院、府學。陳太宗元豐三年（1253）設(shè)國學院，祀周公、孔子、孟子及七十二賢人。培養(yǎng)儒生，經(jīng)科舉考試，授予官職。黎利在1428年建立后黎朝，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學校，以朱熹等注釋的“四書五經(jīng)”為教材，科舉考試第一場經(jīng)義一道，“四書”各一道，每三年各地舉行鄉(xiāng)試，京師會試。黎圣宗設(shè)五經(jīng)博士，親自會試舉人。其治國理政、典章制度均以儒學為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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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圣宗神武二年在京都升龍（今河內(nèi)）建立的文廟，祀周公、孔子，配祀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可見儒家思想對越南的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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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三國及越南學習中國的儒學及治國理政各種典章制度，通過學習儒家，從中央到地方的郡縣，共建國子監(jiān)、翰林院、國學院、太學、府學、縣學，學習儒家“四書五經(jīng)”，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官吏，實行文官制度（中、朝、越），而顯東亞共建制度的合理性、優(yōu)越性、進步性。這是東亞共同體之所以構(gòu)建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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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民心，同舟共濟。古人講：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國唐朝社會繁榮，政治先進，制度嚴密，文化燦爛，思想開放，經(jīng)濟發(fā)展，成為各民族、各國互學互鑒的榜樣，民心相向的所在，同舟共濟的目標。新羅始終與唐王朝保持友好關(guān)系，對唐王朝傾心敬慕，曾不斷派遣留學生和留學僧大批赴唐，他們專心致志熟稔精通儒學經(jīng)典。留學生參加唐朝科舉考試，貢科及第者58人。有的直接在唐朝做官，有的回新羅后教授儒學或在新羅做官，推動儒學在各個領(lǐng)域的實踐和發(fā)展。儒學之所以成為朝鮮李朝所尊崇的學說和思維理論，是因為符合其社會發(fā)展的需要。高麗朝曾以佛教為國教，編《高麗藏》。性理學者批判佛教廢除倫常，費財損國，標榜程朱道學，履行儒教忠孝。朝鮮李朝建立后，鄭道傳及其門人權(quán)近等弘揚儒學的綱常倫理、忠孝節(jié)義，主張統(tǒng)一、反對分裂等思想，適應了李朝要求國家統(tǒng)一、社會有序、倫常有范、禮樂有規(guī)的需要，亦是民心所向，反映人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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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受容、繁衍、發(fā)展儒學，不僅是日本人民人心的所向，而且與日本原有的生存環(huán)境、文化語境及發(fā)展需要相關(guān)。儒學大一統(tǒng)思想，倡導大義名分、維護社會尊卑等級、協(xié)調(diào)家族人際關(guān)系等，符合島國逐漸統(tǒng)一的政治需要；日本民族以崇神敬祖為主旨的神道，與儒學的“神道設(shè)教”、“慎終追遠”、天神祖宗崇拜相會通；儒學的“王士王民”、德治仁政適合日本社會改革的理論需要。因而很快為日本朝野所認同和實施。特別是朱子學和陽明學傳入日本后，作為“第一程朱學者”的一條兼良著有《四書童子訓》，是日本最早的《四書集注講義》。薩南學派創(chuàng)始人桂庵玄樹吸收歧陽方秀和訓方法，改進了“四書和訓”，漢籍訓讀法使一般人大致了解文本意思，也使“四書”得以普及，民眾更易于受程朱思想的啟迪。在時代變遷中，形成了既同又異的諸多朱子學派，互相爭鳴互補，互相沖突融合，使朱子學得到多姿多彩的大發(fā)展，受到各階層人民的尊崇。陽明學也與日本禪僧和人民心心相印。五山禪僧了庵桂悟于永正八年，即明正德六年（1511）奉將軍足利義澄之命出使明朝，并曾會晤王陽明，是與陽明學接觸之始。中江藤樹是陽明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倡導“天地萬物皆在我心之孝德之中”“良知具于方寸”，方寸即心，心之良知可以明明德。良知工夫是要盡孝道，對祖先、天地、太虛神道盡孝德，良知是共聚民心，此心不是血肉之心，而是度越個體、實體之心的共聚民心的整體之心、本體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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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在交趾太守士燮治理時，提倡“士王習魯國之風流，學問博洽，謙虛下士，化國俗以詩書，淑人心以禮樂”，轉(zhuǎn)化其風俗習慣，使人心歸向詩書禮樂文明。唐朝實行科舉制度，為越南有識之士所向往、尊崇。越南人姜公輔、姜公復、廖有方參加唐朝科舉，登進士第，并在唐擔任官職，以至宰相。唐朝的開放包容，吸引了各民族、各國優(yōu)秀人才，為唐的繁榮發(fā)展營造了優(yōu)良的氛圍，亦為各民族、各國民心所向慕。黎玄宗1663年即位，即申明教化四十七條：“為臣盡忠，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愛敬，朋友止信以輔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師生以道相待，家長以禮立教，子弟恪敬父兄，婦人無違夫子?！本肌⒎蜃?、兄弟、夫妻、朋友五倫的道德規(guī)范，除忠孝為單向君父外，其他三倫都是雙向的、互相的，并將父母、師生、長幼、子弟、婦人的道德職責、義務(wù)加以規(guī)范，以使人心共聚，行歸道德，家庭和睦，社會安定，同舟共濟，團結(jié)發(fā)展，這是東亞共同體之所以構(gòu)建的民心根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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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共存，命運共同。中、日、韓東亞三國與越南，或山水相連，或一衣帶水，自古以來，交往頻繁，患難相濟，災害相救，危機相解，和樂同享。中國歷代古圣賢遵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的古訓精神，不僅為東亞及越南提供無數(shù)公共產(chǎn)品和無私的支援、援助，而且為東亞各國培養(yǎng)各方面人才，使東亞各國得到更快發(fā)展。若無中國無私幫助，古代東亞各民族、各國決不可能迅速進步發(fā)展。中國古人深知唇亡齒寒的道理，堅決實行睦鄰友好，共生共存?！叭f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并育不相害，萬物才能和諧發(fā)育生長；并行不悖，思想學說才能在百家爭鳴中噴出新思想的火花。東亞三國和越南的命運，猶如山水相連一樣，是緊密連系在一起的，也與山連山、水連水一樣，是不可分離的。特別在當前互聯(lián)網(wǎng)、物聯(lián)網(wǎng)、大數(shù)據(jù)、云計算、人工智能的信息智能時代，即使是山不連、水不連的國家、民族也已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時代，誰都離不開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何況是山水相連的民族和國家，更是打不斷、砸不爛地千絲萬縷地連在一起。因此，人們在思考化解沖突危機的出發(fā)點和立足點，不得不從共生共存、命運共同出發(fā)，營造共同公共產(chǎn)品和共同利益，放棄民族國家個體私利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為全人類的共同命運、共同利益謀福祉，為全人類的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共同奮斗，這是構(gòu)建東亞共同體的共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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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體的基本精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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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gòu)建東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基礎(chǔ)、文字活水、制度保障、民心根柢、共同目標，緊密而牢固地把東亞三國和越南聯(lián)系在一起。在幾千年的歷史演變中，均互尊互重、互學互鑒、互立互達、互育互位，不分不離，融突和合，平等相待。雖在近代中、韓、越都遭到外來勢力的侵略，但在整個歷史洪流中是短暫的。當今，東亞三國和越南在全球化中命運相連，又構(gòu)成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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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文化共同體的理論思維精神的源頭活水是儒學，儒學是東亞各國禮樂文明的重要根據(jù)，價值觀念的是非標準，倫理道德的規(guī)范所依，行為方式的善惡評價，構(gòu)成東亞各民族共同體的基本精神價值。儒學雖資始資生于中國，但她具有普適的價值，特別是東亞各國，在地理環(huán)境的自然生態(tài)，社會環(huán)境的人文生態(tài)，國家治理的政經(jīng)生態(tài)，風俗習慣的民俗生態(tài)，儒學是化解各生態(tài)沖突危機、改善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異化、創(chuàng)新各生態(tài)環(huán)境體系的指導原則，她是東亞各國人民的共同歷史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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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各民族國家根據(jù)自身的需要和各民族文化生態(tài)的實際及民族利益受容、吸收、發(fā)展儒學，并在與各國、各民族傳統(tǒng)文化、觀念、風俗、倫理融突和合中，對儒學作了創(chuàng)新性詮釋，再度構(gòu)建了儒學。各國、各民族的儒學都具有不同的特色，可謂“理一分殊”，理一的儒學在與各國實際的傳統(tǒng)文化的結(jié)合中，潛移默化地滲透到其國家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法、倫理道德、行為方式、審美情趣、風俗習慣之中，成為其民族的氣質(zhì)、心理、品格、情操和神韻，指導著人們的出處行止、喜怒哀樂、性情中和、動靜神態(tài)的表現(xiàn)。于是儒學逐漸適應了受容國的現(xiàn)實需要，成為與受容國不可分離的理論思維、原理原則，并成為所在國的主導意識形態(tài)，構(gòu)成儒學東亞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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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演變進入了近現(xiàn)代，儒學的宗祖國遭受帝國列強的侵略，先進的中國人為改變中國落后的面貌，向船堅炮利的西方學習。以西方的真理為真理，批判兩千年來的儒學是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以西方是現(xiàn)代的、進步的、科學的。在向西方“德、賽”二先生學習中，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儒學的禮教被認為是“吃人”的，并將中國落后挨打的原因歸咎于儒學。日本在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后，儒學也喪失了其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地位。明治維新掀起向西方學習的熱潮，主張“脫亞入歐”，儒學被邊緣化。朝鮮李朝在外國侵略者不斷入侵下，訂立了各種不平等條約。1910年朝鮮被日本占領(lǐng)，李朝滅亡。雖期間朱子學者投身抗日救國斗爭，但儒學在朝鮮總體上走向衰落。越南在阮朝中期后，法國入侵越南。1884年法國逼迫越南訂立《順化條約》，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法國為消除越南人民的民族意識和儒學文化，打壓儒學，廢除科舉和祀孔活動，用拉丁化文字代替漢字和越南文，儒學衰落。東亞中、日、韓和越南儒學文化圈、漢字文化圈的命運共同體遭到嚴重的摧殘，從這也可見東亞命運是相似相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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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全球化的信息智能時代，全球各國、各民族在融突交感聯(lián)通、智能相應的網(wǎng)絡(luò)之中，你我彼此誰都離不開誰，分都分不開。猶如莊子所說：“陰陽相照相益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标庩栂嗷フ諔?、涵蓋、治理，四時互相迭代、產(chǎn)生，猶如安危相易，禍福相生，聚散相成。陰背負著陽，陽擁抱著陰，陰陽二氣和諧、和合。若不和諧、和合，就損壞互相之間的聯(lián)通關(guān)系，就會發(fā)生動亂、戰(zhàn)爭、恐怖活動，誰都不能獨善其身、利益獨占。人類唯有在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的理念指導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合天下的引領(lǐng)下，才能換來幸福、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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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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