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馬光, 到底誰更懂經(jīng)濟?
作者:姜鵬
來源:“復旦大學EMBA項目”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十五日丙戌
耶穌2019年4月19日
【編者按】
富國和強兵是王安石變法的核心目的。整個變法的過程是怎樣的?人們應該如何看待這次變法?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對我們看待當前的社會現(xiàn)實富有啟示。
“復旦大學EMBA人文復旦講座”上周邀請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央視《百家講壇》主講嘉賓姜鵬,為大家分享“富國還是富民——王安石改革的啟示”,讓企業(yè)家從“王安石變法”中獲得關于經(jīng)濟與社會發(fā)展的啟示。以下為根據(jù)速記整理的主要內(nèi)容。
王安石變法,國富不等于民富
富國、強兵,是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正是因為他的方案,契合了宋神宗以武力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心愿,才得到了這位不到20歲的青年皇帝的大力支持。在當時,收回燕云十六州,不僅是一位帝王開疆拓土的雄心,也關乎北宋的國防問題。這就是王安石變法的基本背景。
“王安石變法”主要包括13條舉措,其中6條和理財有關,2條兼具理財和強兵的功能,另有2條直接與強兵有關,剩下2條則與選拔人才有關。
先來談談理財。變法措施中,爭議最大的當屬“青苗法”。每年農(nóng)歷的2月到5月,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農(nóng)民要播種,又要交稅,手頭就會很緊張。這個時候,他們會向一些富農(nóng)借貸,并支付高額利息。王安石的思路就是,讓政府來滿足農(nóng)民的借貸需要,從中收取利息,半年20%。這個利息雖然看上去挺高,但實際要比富農(nóng)向貧農(nóng)要求的更低。王安石此舉就是把富農(nóng)從市場中擠壓出去,讓國家獲得這個市場的利益。
還有一個“市易法”,就是商人可以抵押田宅或金帛,向國家借錢。王安石有這樣一個提法,國家之所以財用不足,就是缺少理財?shù)娜瞬?;如果善于理財,國家是不會缺錢缺軍費的。
但到了執(zhí)行層面,這種政策設計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司馬光是很早發(fā)現(xiàn)變法弊端所在的官員之一,也是變法的反對者。他指出,青苗法的法令一出,看上去是降低了借貸利率,實際上可能誘發(fā)過度消費。第二點,之前富人和窮人之間如果發(fā)生了借貸糾紛,可以找官府解決問題。但現(xiàn)在,官府自己放貸,老百姓找誰呢?這時候,情況就變成:官府又當球員,又當裁判。第三點,因為官員之間的政績競爭,他們會想方設法讓民間多借貸,這就可能造成強行攤派。比如,當時福建的一個小小的貧困縣,借貸比率居然高達70%。
司馬光早就看到王安石變法措施中的理想主義成分。在整個變法實施過程中,官員的政績將以怎樣的形式體現(xiàn)?為了政績攤牌式的政策推行,為平民百姓帶來的是利益還是負擔?這是一個關鍵問題。
王安石變法的確是讓國家收入增長了。青苗法實施一年后,得到了300萬貫的收入;市易法得到150萬貫收入,免役法年收入800萬貫,三項疊加,政府收入較前一年增長20%。但是百姓不堪重負,“饑寒流離”,社會輿論紛紛指向王安石變法。
“反對派”司馬光真的不懂經(jīng)濟嗎?
在宋史里,司馬光是一直和王安石對著干的人物。他們之間發(fā)生過幾次直接沖突。史學界很多人認為司馬光根本不懂經(jīng)濟。但其實并不是這樣。
司馬光有一篇文章叫《論財利疏》,就是談論他的財政改革方案的。其中比較核心的一條就是,所有財政官員都要專業(yè)化。司馬光不是不懂財政,只是他比王安石看到更多的東西。在王安石看來,國家財力不足,是因為沒有善于理財?shù)娜瞬?。而司馬光則認為:“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皆為盜,非國之?!?。他的意思就是,善于理財?shù)墓賳T不過是搜刮民脂民膏,百姓窮了就會干壞事,對國家發(fā)展不利。王安石不同意,他說,善于理財?shù)脑?,不用加重稅賦,國家政府也會有很大財富。司馬光認為,天地之間的財富是一個定數(shù),要百姓富足,官府就必須讓利。
很多人認為司馬光不懂經(jīng)濟,也是從這里來的。理由是,政府應該想辦法增加財富,把整個蛋糕做大。但蛋糕做得再大,國家富有和百姓富有之間,就一定是正向關系嗎?
這種政府與百姓之間零和博弈的觀點,在今天看來可能是不懂經(jīng)濟。但在農(nóng)業(yè)社會,經(jīng)濟增長主要靠勞動力投入和土地開發(fā)。在人口沒有巨大變動、土地總數(shù)不變的情況下,社會財富是不可能有很快增長的。
北宋政府的思路,是把大量財富集中到政府手中,集中力量辦大事。什么大事呢?就是收復燕云十六州。司馬光的出發(fā)點則是:“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也就是說,政府可以起到財富再分配和協(xié)調(diào)的功能,但政府本身不應該再以斂財為目標,這是儒家的基本理念。
以史為鑒,要先讀懂史書
為什么必須反對王安石這樣的政治家?他有一句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笔裁纯梢约s束他?人難道不應該存一些敬畏心嗎?
20世紀以來,王安石在歷史上的形象就一直非常好。而在此之前,他是不如司馬光的,是一個極為負面的形象。這是為什么呢?這就牽涉到如何對待史書的問題了。
歷史學的目的在于追求真實,這是20世紀史學的最大神話。歷史學不可能傳達真實,它傳遞的永遠是觀念和它的價值尺度。
我們談王安石也是一樣。20世紀,從梁啟超在1905年寫《王荊公傳》開始,王安石身價一路飆升。梁啟超寫書,強調(diào)變法本身的合理性,只是在執(zhí)行過程中出現(xiàn)了種種扭曲,才導致失敗??瓷先ィ窃跒橥醢彩q護,其實是在為他自己辯護,為“戊戌變法”辯護。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列寧這樣評價王安石:“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于是,王安石成為20世紀史學界必須捧上去的人物。1970年代,批孔的時候,王安石被作為法家的代表被捧出來了。之后,改革開放了,他又成了改革的代表。所以,我們有時候開玩笑,很多歷史“右派”都被平反了,只有司馬光還沒平反,誰讓他和王安石對著干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后來的宋史研究領域,王安石大受追捧,與他本身沒多大關系。其實是與20世紀的思想潮流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
讀歷史,不能因為很多著名歷史學家都下過定論,就覺得王安石很了不起,而司馬光不懂經(jīng)濟。事實并不一定是這樣的。歷史人物在歷史上究竟是怎樣的?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時代的人的視角,而不是取決于人物本身。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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