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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說歷史時，應記住一條金科玉律：言有易，言無難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fā)布

          原載于 “我們都愛宋朝”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初七日戊寅

          耶穌2019年4月11日

陳丹青繪《清華國學院》，從左至右為：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與吳宓

著名的語言學家王力先生早年在清華讀書，師從趙元任先生，在趙先生指導下完成了學位論文《中國古文法》。論文講到“反照句”與“綱目句”時，王力加了一個附言：“反照句、綱目句，在西文罕見?！壁w元任嚴厲批評了這一附言：“刪附言！未熟通某文，斷不可定其無某文法。言有易，言無難！”

后來王力回憶說：“這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但是我還沒有接受教訓。就在這一年，我寫了另一篇論文《兩粵音說》，承蒙元任先生介紹發(fā)表在《清華學報》上。這篇文章說兩粵沒有撮口呼。一九二八年元任先生去廣州調查方言，他寫信告訴當時在巴黎的我說，廣州話里就有撮口呼，并舉‘雪’字為例。這件事使我深感慚愧。……由于我在《兩粵音說》上所犯的錯誤，我更懂得元任先生‘說有易，說無難’的道理?！?o:p>

趙元任先生提出的“言有易，言無難”，雖然是針對語言學研究而言，但對于歷史研究來說，同樣是金科玉律。當我們說歷史的時候，應該記住這條金科玉律：說有易，說無難。

我談幾件親歷的見聞。

這些年，因為研究宋朝史，我搜羅了不少與宋朝城市治理有關的史料與論著。恰好看到近代史學者雷頤先生一篇談論城市公園歷史的文章，文章說：“舉世皆知，中國園林可謂歷史悠久美不勝收，但不是官家園林就是私家花園，從無‘公園’，現在我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公園’，是百年前在近代西學東漸影響下才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的。公園首先于1868年出現在上海的租界，由租界當局用中外商人稅款創(chuàng)辦，中國人譯名為‘公家花園’，幾十年后留日學生增多，才從日本引進、最后確定名為‘公園’?！?o:p>

雷先生稱中國古代“從無公園”，便犯了輕易“說無”的毛病。因為我確知，宋代是有城市公園建制的。來看宋人怎么說：“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郡有苑囿，所以為郡侯燕衎、邦人游息之地也。士大夫從官，自公鞅掌之余，亦欲舒豫，乃人之至情。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競出游賞，亦四方風土所同也。故，郡必有苑囿，以與民同樂”。

宋代郡圃：《景定建康志》中的“青溪園”

這里的園池、苑囿，便是宋朝的城市公園，宋人一般稱之為“郡圃”。它們是地方政府興建的，并且向公眾開放，不是城市公園是什么？有時，宋人也將郡圃稱為“公園”，表示這是公家之園。

還有一件事。去年，我在澎湃新聞網上讀到社科院研究員姚枝仲先生談政府債務的一篇文章，文章回顧了政府債務的歷史：“為戰(zhàn)爭籌集經費的辦法，除了借款之外，還有增稅、募捐、鑄幣或者發(fā)鈔、專賣、官商營業(yè)甚至賣官鬻爵等。中國古代基本不用借款為戰(zhàn)爭籌資，但把借款之外的方法都用了個遍”，在晚清之前，“中華大地雖屢有戰(zhàn)事，但均沒有通過借債的方式來籌集糧草軍資”。

這篇文章也犯了輕易“說無”的毛病，因為在晚清之前，中國是有“通過借債的方式來籌集糧草軍資”的史實的。我們應該都聽過的成語“債臺高筑”，便來自東周時期國王的一次戰(zhàn)爭融資：周赧王“欲發(fā)兵攻秦，命西周公簽丁為伍，僅得五六千人，尚不能給車馬之費。于是訪國中有錢富民，借貸以為軍資，與之立券，約以班師之日，將所得鹵獲，出息償還”。但這場戰(zhàn)爭打敗了，“赧王出兵一番，徒費無益。富民俱執(zhí)券索償，日攢聚宮門，嘩聲直達內寢。赧王慚愧，無以應之，乃避于高臺之上。后人因名其臺曰‘避債臺’”。

在讀了姚文之后，我又偶然讀到雜文家梁發(fā)芾先生的大文《打開潘多拉盒子：晚清政府的內外債》，文章開門見山說：“中國和西歐的財政史有很多不同，最明顯的一點是，中世紀以后的歐洲國家經常通過舉借債務以應付戰(zhàn)爭等不時之需，而中國則不是這樣。中國周朝末代國王周赧王姬延曾因無力償還債務，只好躲到債臺上去，成語‘債臺高筑’由此而來。周赧王之后，歷代王朝（皇朝）視舉債為畏途，舉債成為財政禁忌，直到晚清，在財政困局和外來影響下，這一禁忌才被徹底打破?！?o:p>

梁文的觀點與姚文接近，不過將中國沒有公債的歷史時段限定在周赧王之后。然而，周赧王之后，中國歷史上還是出現過不少政府舉債的事例。我試舉幾個：

西漢前期，吳楚七國叛變，漢王朝出兵征伐，按分封制的慣例，封臣負有替中央政府打仗的義務，因此，住在長安的列侯和封君都被征召入伍，率軍平亂。但是，這些列侯和封君拿不出多少軍費，只好向“子錢家”（高利貸商人）借款?！白渝X家”認為，列侯、封君的封國已落入叛軍之手，這場仗恐怕打不贏，所以都拒絕借款。只有“無鹽氏出捐千金貸”，條件是還貸時要支付十倍的利息。結果，三個月后，七國之叛被平息，無鹽氏也因此獲得十倍利息，稱富關中。

東漢中期，因為朝廷與羌人部落交戰(zhàn)，財政匱乏，漢順帝先“詔貸王、侯國租一歲”，又“詔假民有貲者戶錢一千”，即向王侯與國民借債。

唐朝后期，由于朝廷長年與藩鎮(zhèn)交兵，國庫日漸空虛，有官員提議：“請借京城富商錢，大率每商留萬貫，余并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則國用濟矣?！碧频伦谒煜略t向長安商人強行借錢。

也許梁先生會反駁說：漢唐政府向國民借錢只是偶而為之，屬于個案，不影響總體判斷。那么好，我們來看宋朝的情況。在宋代，政府舉債差不多成了常態(tài)，因為從北宋到南宋，宋王朝先后與遼國、西夏、金國、蒙元對峙，每年都要投入大量軍需，迫于戰(zhàn)爭造成的財政壓力，宋政府不能不想盡辦法借債。河南大學的程民生教授寫過一篇論文《宋代的“公債”》，列舉了宋朝政府借債的多個事例，建議看一下。這里我只舉兩個例子：

北宋慶歷年間，宋王朝與西夏爆發(fā)戰(zhàn)爭，需要大量物資，但財政沒辦法一下子掏出那么多錢，三司（財政部）合計了一下，說資金缺口有數十萬貫。如何是好？有大臣提議：借債吧。于是朝廷“請呼數十大姓計之，一日而足”。南宋后期，四川路軍事統帥鄭損為了籌借到錢糧，請當地富戶王珙吃飯喝酒：“鄭制置與富人王珙借錢糧，就請赴面飯”。

為什么我們的學者總是習慣于輕易“言無”呢？可能是出于某種根深蒂固的成見，即認為中國傳統很落后，不可能產生諸如城市公園、政府債務這些富有近代氣息的事物，用梁發(fā)芾先生的話來說，“中國歷史上的王朝無論遇到多大財政壓力也不會考慮舉債”，“原因或許在于，‘債’就是‘責’，債務就是責任。中國傳統皇權理論認為，皇帝至高無上，不向任何人負責，所以，皇帝絕對不能向臣民借錢，成為向臣民負有還錢義務的債務人。再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就是皇家的，皇家缺少什么，直接向臣民拿就行了，何必說借？所以，擁有整個天下的皇家要向百姓借錢，理論上是說不通的?！?o:p>

然而，宋朝政府頻仍舉債的事實又怎么解釋？若按梁發(fā)芾先生的觀點，朝廷“直接向臣民拿就行了，何必說借”？四川路軍事統帥鄭損又何必放低身段請土豪吃飯？

我自己也有過輕易“言無”的教訓。大約兩年前，有網友向我留言詢問：宋代有沒有“丹書鐵券”？我當時果斷回答：宋朝并沒有丹書鐵券之制。我倒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恰好看到宋代學者程大昌的一段考證，程大昌稱唐朝時“功臣皆賜鐵券”，“今世遂無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他明明白白說本朝“遂無其制”。

但我的回答很快就被網名為“戰(zhàn)爭史研究”的閻京生老師打臉了。閻先生舉了幾個宋朝皇帝賜鐵券的例子：北宋初，宋太祖曾給個別前朝將領賞賜過鐵券，如建隆年間，宋太祖任命前朝重臣李重進為平盧節(jié)度使，李重進“心益疑懼”，太祖“又遣六宅使陳思誨赍鐵券往賜，以慰安之”。南宋初，苗傅、劉正彥發(fā)動兵變，為招撫他們，高宗皇帝也給他們賜了鐵券。

顯然，稱宋朝并無丹書鐵券的說法至少是不嚴謹的。準確地說，宋朝賜鐵券只是個例，隨著李重進叛變失敗自殺，苗劉兵變后被勤王的韓世忠擒獲，賜丹書鐵券的做法便廢止了。所以程大昌考據歷代典章制度，才會稱“今世遂無其制”。

這個被打臉的經歷提醒我，當我們說歷史時，要記?。貉杂幸?，言無難。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