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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新年號說起：年號究竟有什么意義？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原載于 “我們都愛宋朝”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廿七日己巳

          耶穌2019年4月2日

昨天，日本公布了新年號：令和。從今年5月1日開始，日本將啟用新的年號，舊年號“平成”退出日本舞臺。

“令和”的新年號，按日本官方的說法，出自日本最古老的詩歌總集《萬葉集》：“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批鏡前粉，蘭熏珮后香?！笔紫喟脖稄娬{(diào)說，這是“象征我國豐富的國民文化和悠長傳統(tǒng)的日本古籍”。

有記者問：新年號為何不選用中國典籍？安倍回答說，“日本正迎來一個根本的轉(zhuǎn)換期，為了反映日本人的新精神新時代，我們最終決定從日本的典籍中選用新的年號。”

這也是日本選用年號的第一次有意識的“脫中”。之前，日本的年號均選自中國典籍。

然而，安倍恐怕想不到，《萬葉集》的這一句“初春令月，氣淑風和”，也是來自中國典籍。東漢張衡《歸田賦》中有“于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的詩句，唐代詩人薛元超《諫蕃官仗內(nèi)射生疏》也有“時惟令月，景淑風和”這樣的句子。

年號本身，實際上就來自中國文化。自漢武帝建元之后，直到清末宣統(tǒng)，中國人基本上都以年號紀年，這一做法大約在唐代時傳入日本。只不過，中國與漢字文化圈的其他國家（如韓國、越南）已廢除了年號制度，只有日本還保留著。

年號，于今天的日本人而言，不僅僅是一項政治禮制，也影響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公文、日本居民卡、身份證、駕駛證，都使用年號。以至于硬幣、車票、食品保質(zhì)期，都與年號密不可分”（轉(zhuǎn)引自“年彈琴”文章）。

年號的意義，主要也是體現(xiàn)在這里：紀年。清人趙翼說，“年號紀元自漢武始，上自朝廷，下至里社，書契記載，無不便之，誠千古不易之良法也?！币簿褪钦f，年號的使用，是為了方便紀年。

因此，年號的用字一般選取吉祥字，通常并無特別的政治涵義，比如“令和”的令字，即取美好之意。中國歷代年號，也是采用吉祥字，包括我們很熟悉的“康熙”“乾隆”“洪武”“建文”，都是吉祥字。

不過，要說年號并無特別的政治含義，我們必須補充一句：宋代例外。宋代的年號，很多都包含有特別的政治寓意，表明朝廷即將施行的政策主張。

第一個主動注入施政路線涵義的宋朝年號，是宋哲宗的“元祐”。我們都知道，神宗英年早逝，年幼的哲宗繼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改元“元祐”。高氏同情舊黨，聽政之時，召回熙豐時期被逐的保守派官員，委任司馬光執(zhí)政，廢黜熙豐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新的年號“元祐”有何深意？宋人說，“元祐之政，謂元豐之法不便，即復嘉佑之法以救之。然不可盡變，大率新舊二法并用，貴其便于民也。議者乃云：‘對鈞行法?！可浦o乃云：‘豈獨法令然，至于年號，亦對鈞矣?！痹v建元，預示著“熙豐之法”被摒棄，新政府轉(zhuǎn)而取法“嘉祐之治”，雖然名義上“大率新舊二法并用”，但實際上，新法悉被廢罷，元祐黨人無疑更偏愛嘉祐：“哲宗即位，宣仁后（太皇太后高氏）垂簾同聽政，群賢畢集于朝，專以忠厚不擾為治，和戎偃武，愛民重俗，庶幾嘉祐之風矣?！?o:p>

元祐八年（1093），宣仁太后去世后，哲宗皇帝親政，并下御札：“改元祐九年為紹圣元年，布告多方，使咸體朕意?！薄霸t既下，天下曉然知上意矣”。這里的“上意”，指宋哲宗決意罷黜元祐黨人，起用元豐黨人，叫?！霸v更化”，接續(xù)“熙豐新法”。為什么天下人從一個年號就能想見皇帝的心意？因為“紹圣”者，“紹述圣皇”之謂也。紹述，意為繼承、發(fā)揚光大；圣皇，自然是指哲宗的父皇神宗皇帝。

“紹圣”是北宋第二個具有政治路線宣示意義的年號。事實上，親政的宋哲宗與執(zhí)政的元豐黨人也確實按“紹述圣皇”的宣示，恢復了宋神宗未竟的變法大業(yè)。

宋朝第三個有著鮮明政治路線寓意的年號，是宋徽宗的“建中靖國”。哲宗早逝無子嗣，由其弟弟徽宗繼位，向太后（宋神宗皇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徽宗即位之后，宣布明年改元“建中靖國”，建中，意為建立中道的治理；靖國，意為消彌國家之前的爭端，“蓋垂簾之際，患熙豐、元祐之臣為黨，故曰建中靖國”，“謂建大中之道，無熙寧、元祐之分也”。

徽宗消彌黨爭的決心似乎是很大的。他令翰林學士撰詔宣布改元時，宰相曾布說：“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時年號，不若更之。”徽宗說：“太平亦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宗用之，初何嫌焉?！彼煜略t不疑。然而，這一旨在促使元豐與元祐黨人和解的新年號，僅僅維持一年時間，向太后逝世之后，徽宗皇帝親政，便于次年改元“崇寧”。

崇寧，又是一個明確宣示執(zhí)政路線的年號，“崇寧者，謂崇熙寧也”。宋徽宗通過改元，向天下人宣告：他將接過父親（神宗）與兄長（哲宗）的薪火，繼續(xù)推行“熙豐新法”。為此，宋徽宗罷免了屬于元祐黨的宰相韓忠彥，拜元豐黨人蔡京為右相，拜相制書頒下之時，徽宗將蔡京請至延和殿，賜坐，并誠心向他請教：“神宗創(chuàng)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國是，為宋代特有的政治概念，相當于“基本國策”，徽宗之意，顯然是要將“紹述新法”確立為“基本國策”了。

從熙豐，到元祐，再到紹圣，到建中靖國，到崇寧，每一次改元，都是在宣告施政路線的改弦更張、改途易轍。而施政路線的更改，又意味著元祐黨人與元豐黨人的輪替，可謂“你方唱罷我登臺”：熙豐自然是元豐黨人執(zhí)政，元祐自然是元祐黨人上臺，紹圣時元豐黨人卷土重來，建中靖國則是元豐與元祐黨人聯(lián)合執(zhí)政，崇寧又是元豐黨人秉政。

這樣的“年號政治”，我們在其他王朝是不可能見到的。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