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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有沒有“零口供”定罪？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quán)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 ? ? ? ? 原載于 《南方周末》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臘月初二日甲辰

? ? ? ? ? 耶穌2019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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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tǒng)司法制度有一個頗受人詬病的地方，就是過于重口供，為取得犯人認(rèn)罪的供詞，允許用刑訊逼供。而刑訊逼供的口子一旦打開，濫刑幾乎無可避免。費孝通先生的《鄉(xiāng)土中國》對此有幽默的描述：“在舊小說上，我們常見的聽訟，亦稱折獄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個‘獐頭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責(zé)，逼出供狀，結(jié)果好惡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種程序在現(xiàn)代眼光中，會感覺到?jīng)]有道理，但是在鄉(xiāng)土社會中，這卻是公認(rèn)正當(dāng)?shù)摹７駝t為什么這類記載，包公案、施公案等能成了傳統(tǒng)的最銷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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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審案程序，只能說是寫“舊小說”之市井文人的想象，不可能是國家司法的制度設(shè)計，也不是真實的司法情景。中國古代雖說允許刑訊，但法律對于刑訊的使用其實有著嚴(yán)格的限制，尤以唐宋時期的“拷囚之法”最為周密?！短坡墒枳h》與《宋刑統(tǒng)》均規(guī)定：一名嫌犯不管庭審多少次，刑訊最多只能三次；兩次刑訊之間須相隔二十日以上；刑訊只限用杖，杖笞的總數(shù)不得超過二百；嫌疑人所犯若是杖罪，則刑訊的杖笞數(shù)不得超過其罪罰之?dāng)?shù)；嫌疑人三度刑訊仍然拒絕招供，必須保釋（犯盜、殺重罪之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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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立國，對刑訊的條件限制更為嚴(yán)格。宋太祖曾下詔：“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在沒有佐證的情況下，不得對嫌犯用刑。太祖立法的本意，大概是為防止司法官濫刑，因為“時天下甫定，刑典弛廢，吏不明習(xí)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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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一立法卻帶來了一個悖論：如果“狀驗明白”、證據(jù)確鑿，那又為什么還要逼問犯人口供呢？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的一道詔令也許可以回答這個疑問：“自今獲賊，如贓伏露驗，事實顯白，而拒抗不即承引及隱蔽徒伴者，許量拷訊，數(shù)勿過二十?！笨接嵉哪康闹?，是為了審問出共同犯罪的同伙、破案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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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yīng)該說，傳統(tǒng)司法確實重口供，但相較之下，宋人更重證據(jù)。宋代也是司法證據(jù)制度得到空前發(fā)展的時代，誕生了《洗冤錄》這樣的司法檢驗學(xué)著作?！断丛╀洝返淖髡摺纤翁嵝坦偎未忍岢觯骸蔼z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檢驗?！苯袢艘詾榭诠┦莻鹘y(tǒng)司法的“證據(jù)之王”，但宋慈顯然不這么認(rèn)為。檢驗所得的法醫(yī)報告，其實是比口供更加重要的定罪證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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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宋代的州縣行政—司法指南書《州縣提綱》告誡審案的州縣官：“凡事有涉疑似者，雖其辭已伏，亦須察之以緩，或終于疑罪須當(dāng)從輕?！庇锌诠┒C據(jù)不足，不可以定罪，只能按“疑罪從輕”的原則作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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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證據(jù)而無口供呢？按《唐律疏議》與《宋刑統(tǒng)》的規(guī)定，“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據(jù)狀斷之?！币馑际钦f，如果犯罪證據(jù)確鑿，能夠排除合理懷疑，那么即便犯人拒不招供，法官也可以根據(jù)證據(jù)作出判決，這叫做“據(jù)狀定罪”。換言之，唐宋時期的司法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從前的“據(jù)供定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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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張近傳》記載了宋代的一起“據(jù)狀定罪”案：前副宰相呂惠卿之弟呂溫卿，因為胡作非為，“以不法聞”，大理寺正張近“受召鞫治”。哲宗皇帝告訴他：“此出朕命，卿毋畏惠卿。”張近說：“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況惠卿也？”審訊時，呂溫卿一言不發(fā)，擺出“我有權(quán)保持沉默”的架勢，始終“不肯置對”。但本案證據(jù)確鑿，“溫卿所坐明白”，法官張近又考慮到“倘聽其蔓詞，懼為株連者累”，也就沒有要求呂溫卿招供。在請示皇帝許可之后，最后“以眾證定其罪”。這是發(fā)生北宋的一個承認(rèn)犯人“沉默權(quán)”、以“零口供”定罪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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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宋刑統(tǒng)》有“雖不承引，據(jù)狀斷之”之規(guī)定，我們相信宋代還應(yīng)該出現(xiàn)過其他一些“零口供”定罪的判例。不過，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據(jù)供定罪”還是當(dāng)時主流的判決模式。我們也不能苛責(zé)宋人為什么不將“零口供”列為普遍的司法原則，以一千年前的刑偵技術(shù)，絕對無法做到“零口供”。同時期的西方司法雖然不怎么重視口供，卻不能不忍受更荒謬的“神判”，一個人有罪或無罪，取決于上帝；說破了，其實就取決于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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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國傳統(tǒng)司法制度的發(fā)展也確有令人遺憾之處，那就是唐宋時期萌發(fā)的證據(jù)重于口供的文明趨勢，未能在后來的明清時代發(fā)展下去。《大明律》與《大清律》均刪去“雖不承引，據(jù)狀斷之”的條款；同時補充規(guī)定“凡諸衙門鞫問刑名等項，必?fù)?jù)犯者招草以定其罪”，又回到唐宋之前的“口供至上主義”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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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唐宋法律對刑訊的種種條件限制，也被《大明律》刪得干干凈凈；同時“拶指”、“夾棍”等以前列為非法的拷訊刑具也得到官方的認(rèn)可。因此，刑訊逼供在明清時期無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泛濫之勢，誠如清末法學(xué)家沈家本所說：“《唐律》于拷囚之法甚詳，《明律》概行刪去，遂無節(jié)度，遇有疑難之案，仁厚者束手難行，暴戾者恣意捶打，枉濫之害，勢所不免?！钡膊恢寥缗f小說所寫：“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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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zé)任編輯：姚遠(yu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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