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本來、外來與未來”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哲學史學會2018年年會在杭州召開
原標題：中國哲學史何以研究？這“三個來”猶為關鍵
作者：吳潔
來源：鳳凰網(wǎng)國學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十六日己未
耶穌2018年11月23日
2018年11月16日—18日，“中國哲學的本來、外來與未來”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哲學史學會2018年年會在杭州隆重召開。本次會議由中國哲學史學會、浙江大學哲學系主辦，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承辦。會議以“中國哲學的本來、外來與未來”為主題，旨在通過重新審視并研究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發(fā)展歷程、思想資源及時代價值，以期為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提供有益借鑒。本次會議共有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山東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及科研機構80余位學者參會。
17日上午，大會開幕式由中國哲學史學會秘書長、北京大學楊立華教授主持。浙江大學哲學系主任王俊教授致歡迎詞，向與會學者介紹了浙江大學哲學系的歷史傳統(tǒng)和發(fā)展現(xiàn)狀，突出了浙江大學在人文社科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展望了浙江大學人文學科，尤其是哲學學科的發(fā)展前景，并預祝會議取得圓滿成功。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教授在致辭中，回顧了浙江籍學者在現(xiàn)當代中國哲學學科建設中的貢獻。他以馮友蘭先生北大求學時期的授業(yè)老師陳黼宸為例，指出其在早期中國哲學學科中的奠基作用；并對改革開放以來，沈善洪等前輩學者在中國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研究領域中所做出的貢獻致以崇高的敬意。陳來教授指出，浙江學者在文獻整理與學術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對當代中國哲學的研究產生了重要的推進作用。最后，他熱烈歡迎來自全國各地的參會學者，并對浙江大學哲學系、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會議籌備工作表示由衷感謝。
大會首場主題發(fā)言，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何俊教授主持。他介紹了本次年會的選題緣由，既是響應十九大報告中“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文化建設主張，也深刻符合中國哲學的歷史發(fā)展面貌及其精神內涵的實際訴求。
今年是朱子誕辰888周年，陳來教授就《朱子〈太極解義〉的哲學建構》一題，作了精彩的主題發(fā)言。他指出，朱子在乾道乙丑（1169）春中和之悟后，就立即開始了他的哲學建構。《太極解義》正是他的太極本體論和太極本源論的建構之始。這一建構不僅把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正式作為哲學建構的主要依據(jù)和資源，開發(fā)了《太極圖說》的本體論和宇宙論意義，把太極動靜陰陽論引向了理氣哲學的開展；而且謀求太極與人極的對應，太極與人性的一致，更以“全體太極”為成圣成賢的新的內涵，從而形成了以太極為中心、集理氣、性情、道器、體用為一體的哲學體系。這不僅使他自己在后期思想發(fā)展中以此為基礎實現(xiàn)了更為宏大的發(fā)展，也使得北宋以來的道學在理論上和體系上更加完整和完善。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存山研究員在《中國哲學研究40年》的主題發(fā)言中，總結了中國哲學研究伴隨著時代前進的腳步。他指出，文革結束以后，人的解放必然帶來思想解放，中國哲學研究擺脫了作為政治斗爭工具的枷鎖，逐漸突破“兩個對子”的階級分析法的教條，日益注重研究中國哲學的概念范疇、意象思維以及直覺體證等自身特色。他認為“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問題探討，最終還是要正確認識哲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問題，并揭示了中國哲學在文化熱、國學熱、儒學熱、經(jīng)學熱中發(fā)揮的重要推動和引導作用，最后指出中國哲學的“照著講”與“接著講”兩種形式的結合正蔚然成風，中國哲學的綜合創(chuàng)新將日益展現(xiàn)出光輝燦爛的前景。
華東師范大學楊國榮教授在《超越非對稱：中西哲學互動的歷史走向》的主題發(fā)言中，勾勒了中西哲學之間的互動經(jīng)歷了一個歷史變遷過程。明清之際，傳教士把中國典籍介紹到歐洲，歐洲主流思想界表示出相當大的關注，而中國哲學家除了對西方科學和器技表現(xiàn)出興趣外，卻沒有給予西方主流思想文化以實質性關注。近代以后，中國思想家熱忱地了解西方思想，并將其作為普遍的思想資源加以運用，而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卻不再把中國哲學作為真正的哲學來看待。他認為，中西哲學唯有基于彼此承認，各美其美，它們之間才能超越這種非對稱性，真正走向合理的互動。
北京師范大學李景林教授在《將方法收歸內容——中國哲學研究方法之反思》的主題發(fā)言中指出，哲學作為一種對人的存在及周圍世界的形上思考，總是要通過自身充分的個性化方式來呈顯其普遍性的理念。哲學的這種特質決定了哲學的方法必須是內在于其思想內容的方法?，F(xiàn)代中國哲學研究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它的方法與內容的分離；與之相應，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亦在于將這方法收歸于其自身的內容，即現(xiàn)代中國哲學的方法須于中國思想學術傳統(tǒng)中整體性和創(chuàng)造性地轉出，由此找到屬于中國哲學自身的方法，建立真正屬于中國文化自己的當代中國哲學。
中山大學陳少明教授在《儒家倫理與人性的未來》的主題發(fā)言中，以現(xiàn)代高科技對人類的影響為背景，關注人是否會改變自己本性的問題。他認為，儒家人性論是可供參照的一個視角，但需要對性善與性惡兩種觀點的意義作進一步的澄清。從根本上講，人性變化與否的判斷標準，主要是自我認同的能力，包括自我意識以及欲望的感知與表現(xiàn)，還有由此派生的與同類相處的社會態(tài)度，即儒家理解的善惡觀。他特別關注體外生殖與壽命延長這兩種現(xiàn)象可能帶來的道德困境。面對這一挑戰(zhàn)的不只是儒家倫理，也包括整個人類文明既有的基本價值準則。
北京大學張學智教授在《六經(jīng)與禪宗知論簡析——簡論熊十力的量論》的主題發(fā)言中，揭示了六經(jīng)在中國古代知識形式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各經(jīng)典形成了不同的思維特點并且統(tǒng)合為一個整體的歷史理性。禪宗以機語、玄言、公案、偈頌、話頭等，打破俗情所遵循的日常格套，直接針對參究者當下的心境，向著更加個體性、生動性、甚至有些神秘性的中國式交流的適應。熊十力在《新唯識論》中將哲學分為境論和量論兩部分雖然沒有寫出量論，但他晚年在《原儒》中對量論的設想有大略說明。他認為只有將知識論和本體論結合，才能擺脫西方傳統(tǒng)知識論的窠臼，發(fā)展出中國獨特的量論。其知識論仍然屬于中國傳統(tǒng)心性之學的路數(shù)，取于陸王者甚多。
接下來的兩天時間，與會學者分為三個小組，圍繞儒釋道的經(jīng)典詮釋、哲學史研究方法論、中西哲學比較等方面，同時展開了五場有關“中國哲學的本來、外來與未來”的多維度的交流討論。學者們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達到了良好的互動效果。
11月18日下午的大會主題發(fā)言由浙江大學董平教授主持。他依次介紹四位主題發(fā)言的學者，感謝他們?yōu)榕c會學者分享其哲學智慧。
華東師范大學陳衛(wèi)平教授在《見聞之知、德性之知與中國傳統(tǒng)致知之道的嬗變》的主題發(fā)言中指出，知行之辯是宋明理學的中心問題之一，對于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的討論則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最早出現(xiàn)“格物致知”的《大學》將其作為修身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以為人既是認知主體，也是德性主體，認知外物的過程和德性養(yǎng)成的過程是統(tǒng)一的。先秦諸子以及后來包括儒道釋在內的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致知之道，始終以此為主旨，宋明理學特別把“德性之知”與“大其心”相聯(lián)系，體現(xiàn)了對傳統(tǒng)致知之道以融合認識活動和德性修養(yǎng)作為自身形態(tài)的理論自覺，
王夫之進一步把“大其心”看作是從無知到知（見聞之知）、從知識到智慧（德性之知）的過程，這在一定意義上是對傳統(tǒng)致知之道的總結。
香港科技大學黃敏浩教授在《張載〈西銘〉“理一分殊”及“孝論”的意涵》的主題發(fā)言中，論述了《西銘》全體大用、理一分殊的要旨，并嘗試釐清其所隱含的孝論的內容。他指出，所謂“全體大用”，“體”是乾坤天地之性，“用”是通為一體之萬物，而二者不離。所謂“理一分殊”，“理一”者，一切道德行為皆為事天之一理；“分殊”者，推事天而行之，而呈現(xiàn)為分殊之差等。全體大用與理一分殊，義實相通，只是前者較重本體面，后者則較從工夫面立言而已。至于其論“孝”，實有一形而上之意涵，而可通于《孝經(jīng)》論孝之義。然《西銘》論孝也有與《孝經(jīng)》不同之處，即在《孝經(jīng)》言天人感應，而《西銘》則進而言天人合一。
復旦大學吳震教授在《東亞朱子學與中國哲學的豐富性展示》的主題發(fā)言中，提出“朱子學”有廣狹兩義，朱子理學屬狹義朱子學，而朱子后學以及后世學者對朱子哲學的理論解釋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則屬于廣義朱子學。13 世紀末，傳入日本與朝鮮的朱子學經(jīng)與本土文化的沖撞、吸收、傳承與轉化而發(fā)展出來的日韓朱子學應是廣義朱子學的典型形態(tài)。如日本崎門派朱子學在“智藏”說等方面對朱子學有理論推進也有思想轉化，韓國朱子學圍繞“四端七情”的辯論對中國朱子學有重要的理論轉進。總之，東亞朱子學已構成了獨立的研究領域，朱子學在東亞地域的傳承發(fā)展也充分展示了中國哲學的豐富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張志強研究員在《近代佛學與“革命”》的主題發(fā)言中，以章太炎、支那內學院、蒙文通等為例，認為近代佛學對革命內涵的理論重構，實際上是陽明學發(fā)展的一個近代結果，同時也是近代今文經(jīng)學的一個徹底化形態(tài)。革命從返本向轉依的轉換，就是近代佛學的理論貢獻。近代以來的思想史上，以佛學為先導，從傳統(tǒng)中所創(chuàng)造的革命，具有了與傳統(tǒng)革命原理不同的面向和旨趣。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傳統(tǒng)中所創(chuàng)造的革命，也未能完全擺脫傳統(tǒng)的理論架構，而具有了鮮明的中國文明的色彩。
在隨后的閉幕式環(huán)節(jié)，由北京大學楊立華教授主持。本屆年會的三個分會場分別選派了山東大學黃玉順教授、四川師范大學蔡方鹿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向世陵教授作為小組代表總結交流討論情況。他們細致點評了本小組各個分會場學術爭鳴的焦點關切，對本屆年會的交流討論情況做了很好的介紹。
最后，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陳來教授，以本屆年會的提交的論文為例，對中國哲學研究的現(xiàn)狀和未來作了總結性發(fā)言。他指出，本次會議成果可謂中國哲學研究現(xiàn)狀的一個抽樣調查。從論文的斷代分布看，先秦17篇，宋明14篇，近代12篇，這與一般所了解的中國哲學的學科研究重點相合。而隨著學者們進入成熟的總結階段，中國哲學總論方面的論文不斷增加，本次會議有10篇，與前兩屆年會基本持平。
由上述現(xiàn)狀，陳來會長緊扣本次會議主題中“本來”、“外來”和“未來”三個關鍵詞，就其對中國哲學研究未來發(fā)展的觀察，提示學科研究的幾大生長點。首先，就“本來”而言，應擴大視野，關注不同學科對同一時代不同社會文化研究的成果。如浙江是陽明學的誕生地，也是陽明學研究、推廣最重要的地方之一。但在陽明學今日文獻、思想等方面得充分研究的同時，還應關注陽明學之外的明代儒學發(fā)展，特別是明代朱子學。其次，就“外來”而言，相對于以往側重于中西哲學比較研究，中國哲學內部比較研究，如儒佛之間的對照理解值得進一步關注。最后，就“未來”而言，應當推進中國哲學、儒學對當代文化與當今時代發(fā)展的新思考。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擴大學科的影響，促進中國文化的實踐。
最后，陳來會長還對中國哲學史學會的未來進行了展望，指出了今后大的工作方向：一、鞏固已有學會的改革；二、適應管理形勢的變化；三、堅持學術第一，學術本位；四、促進學科發(fā)展，配合“雙一流”建設大局；五、服務廣大學者，尤其是支持青年學者的成長。
在所有會議議程都順利完成之后，主持人中國哲學史學會秘書長、北京大學楊立華教授宣布本屆年會圓滿閉幕！
責任編輯：劉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