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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國哲學的新思考

作者：梁濤

來源：《中華讀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三十日癸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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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完成思孟學派的研究后，我的研究轉向了荀學。孟、荀乃戰(zhàn)國儒學的雙峰，但二人的地位和影響卻大相徑庭。按照傳統(tǒng)的說法，孟子經子思、曾子而接續(xù)孔子，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之道統(tǒng)，而荀子則偏離了這一儒學正統(tǒng)。但我在研究郭店竹簡子思遺籍時，注意到子思的思想不僅影響到孟子，也為荀子所繼承，從孔子經子思到孟、荀，實際是儒學內部分化的過程。分化固然使儒學的某些方面得到深化，但也使儒學原本豐富的面向變得狹窄。所以立足于儒學的發(fā)展與重建，就不應在孟、荀誰是正統(tǒng)的問題上爭來爭去，而應統(tǒng)合孟、荀，重建更為合理、更符合時代要求的儒學體系。所以在完成、出版《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一書后，我的研究自然轉向了荀子。由于這個緣故，“中國哲學新思”叢書中兩部都是關于荀學的，分別為唐端正先生的《荀學探微》和劉又銘先生的《當代新荀學論綱》，這既有我個人的原因，也說明荀學已成為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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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端正先生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為唐君毅先生的學生，《荀學新探》中所收錄的文章多發(fā)表于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經過半個世紀的洗禮，這些成果不僅沒有失去學術價值，反而益發(fā)顯示出其重要性來。由于唐先生的文章多是發(fā)表于香港、臺灣的雜志上，大陸讀者檢索不易，故我征得唐先生的同意后，將其有關荀學的論述整理成冊，再次推薦、介紹給讀者。我在梳理前人的荀學研究中，注意到港臺地區(qū)的荀子研究似乎存在兩條線索，一條以牟宗三先生的《荀學大略》為代表，認為荀子代表了儒家的客觀精神，但存在“大本不正”“大源不足”的問題，其價值在于可以彌補孟子思想之不足。這一看法在勞思光《中國哲學史新編》、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蔡仁厚《孔孟荀哲學》得到進一步的闡發(fā)，其最新論述可以臺灣政治大學何淑靜女士的《孟荀道德理論之研究》《荀子再探》為代表。作為牟先生的弟子，何教授在整體繼承牟先生觀點的基礎上，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又有所深化。這條線索影響較大，代表了港臺地區(qū)荀學研究的主流，故可稱為主線。另一條則以唐君毅先生為代表，不同于牟先生對荀子的貶斥，唐先生認為荀子言性惡，乃是針對一道德文化理想而言，是用道德文化理想以轉化現(xiàn)實之人性，“荀子之所認識者，實較孟子為深切”。唐端正先生則注意到，《荀子·性惡》的主題，不只是性惡，還提到善偽。“我們與其說荀子是性惡論者，不如說他是善偽論者?！贬槍δ蚕壬鷮④髯拥男膬H僅理解為認知心，唐端正先生則強調，荀子的心實際具有好善、知善、行善的功能，絕非簡單用認知心來概括。兩位唐先生所代表的這條線索，影響雖然無法與前者相比，只能算是輔線，但在我看來，實際更值得關注。近些年我借助地下出土材料，提出荀子人性主張實際是性惡心善說，即是對唐端正先生觀點的進一步推進。我甚至認為，不斷擺脫牟先生所代表的主線的影響，而對兩位唐先生所代表的輔線做出繼承和發(fā)展，可能是今后大陸荀學研究的一個方向。這也是我向學界推薦、介紹唐端正先生舊作的原因和用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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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又銘教授是我研究荀子的同道，也是相識多年的朋友。又銘兄在重孟輕荀的臺灣學術界首次提出“新荀學”的主張，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極大反響。對于又銘兄的觀點，我也有一個接受、認識的過程。又銘兄曾在《從“蘊謂”論荀子潛在的性善觀》一文提出，“就深層義蘊而言，荀子的人性論其實仍可歸為某一種（異于孟子）類型的性善觀”。對此我曾不以為然，批評其沒有擺脫傳統(tǒng)認識的窠臼，仍是以性善為標準來評判荀子，為此不惜讓荀子屈從于性善?，F(xiàn)在看來，我之前的認識有誤，又銘兄的努力是值得重視和肯定的。我近年提出荀子是性惡心善論者，雖不能說是受又銘的影響，但的確反映了思想認識上的轉變。以往人們?yōu)樾詯赫撧q護，主要是與西方基督教相類比，認為基督教可以性惡，荀子為何不可以講性惡呢？荀子對儒學乃至中國文化的貢獻恰恰在于其提出或揭示了性惡。但這種比附忽略了一點，基督教是在有神論的背景下講原罪、性惡的，人的罪（惡）正好襯托出神的善，只有在神的恩典、救贖下，人才能得到拯救。所以在基督教中，性惡與有神論是自洽的。但在中國文化中，由于理性早熟，逐漸放棄了對人格神的信仰，特別是到了荀子這里，天已經被自然化了，所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故講性善，則肯定內在主體性，講性惡，則突出外在權威、圣王。但在荀子那里，又不承認圣王與常人在人性上有什么差別，認為其同樣是性惡的，這樣第一個圣人或圣王是如何出現(xiàn)的？便成為無法解釋的問題，其理論是不自洽的。所以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下，性惡論是“大本已壞”的判斷并沒有錯，宋儒的錯誤在于忽略了荀子思想的復雜性，誤以為荀子只講性惡，不講心善，忽略了荀子同樣肯定人有內在道德主體。為荀子辯護，不必非要肯定性惡的合理性，而應對荀子人性論的復雜性、全面性做出準確的梳理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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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銘提倡“新荀學”，特別重視《荀子》這部經典，我則主張“統(tǒng)合孟荀”，提出“新四書”的構想，所以我們對荀子在儒學史中地位和作用的認識是不同的，但這種分歧并不是截然對立，彼此排斥的。在去年人大國學院主辦的“統(tǒng)合孟荀，創(chuàng)新儒學”的會議上，曾有學者質問我：為什么一定要統(tǒng)合孟荀？難道提倡孟學或荀學就不可以嗎？我的回答是，大陸新儒學的發(fā)展當然可以有新孟學、新荀學，但也應當有由統(tǒng)合孟荀而來的新儒學。在儒學的創(chuàng)新上，不妨百花齊放，各展所能，各施所長，至于結果，則留給歷史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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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澤波教授是著名的孟子研究專家，在孟子上用力頗深，其所著《孟子性善論研究》是大陸地區(qū)孟子研究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在完成孟子研究后，楊教授轉而關注港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哲學，積十五年之力，出版了皇皇五大卷、240余萬字的《貢獻與終結——牟宗三儒學思想研究》，可謂是牟宗三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楊教授的新著體大思精，對專業(yè)研究者來說，是必讀的參考文獻，但對于一般讀者而言，閱讀起來則顯得不便。故我與楊教授商議，將其著作壓縮出一個簡寫本，這樣就有了《走向神壇的牟宗三》一書，它雖有只有十余萬字，但更為概括、凝練，更便于讀者理解楊教授的主要見解和觀點。楊澤波教授年長我十余歲，據他講，當年曾經深受牟宗三的影響，是通過閱讀牟先生的著作而走上儒學研究的，而他現(xiàn)在的研究則更多表現(xiàn)出牟先生思想的反省和檢討。這種情況不僅發(fā)生在楊澤波教授身上，同樣也存在于我們這些六零后學者，可以說反映了大陸儒學研究的基本趨勢：即從閱讀牟先生等港臺新儒家的著作開始理解和接受儒學的基本價值，又從反思牟先生的學術觀點嘗試建構大陸新儒學的研究范式。出現(xiàn)這種情況并不奇怪，畢竟大陸學者與牟先生那一代生活在不同的社會環(huán)境，問題意識、所思所想自然也會有所不同。牟先生當年生活的港臺社會，西風日盛，民族文化花果飄零，故其所要論證的是儒家文化仍然有不過時的恒常價值，這個他們認為是儒家的心性，同時他們深受“五四”時期科學、民主觀念的影響，認為傳統(tǒng)儒學的缺陷在于沒有發(fā)展出科學、民主，所以他們對儒學思考便集中在“老內圣”如何開出“新外王”、心性如何開出科學、民主的問題上？但這樣以來卻有意無意中將儒學自身的問題和邏輯打亂了。我多次強調，儒學的基本問題是仁與禮的關系問題，這一問題在理學家那里又表現(xiàn)為天道性命與禮樂刑政的問題，今天討論儒學仍不應回避儒學的這一基本問題，所以我們與其問儒學為什么沒有發(fā)展出科學、民主，不如問儒家的禮樂刑政為什么沒有完成現(xiàn)代轉化？發(fā)展仁學、改造禮學才是儒學發(fā)展的根本所在。牟先生由于受“五四”禮教吃人觀念的影響，視禮學為儒家過時之糟粕，避之唯恐不及，這樣完整的儒學思想便被砍去一半，所缺的這一半只好用科學、民主來填補了。但既然我們不要求基督教、佛教發(fā)展出科學、民主？為什么一定要求儒學發(fā)展出科學、民主呢？似乎不如此便不具有合法性，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也缺乏對儒學這一古老精神傳統(tǒng)必要的尊重。而且會引發(fā)另外一個后果，既然可以不顧及儒學的內在理路和邏輯，片面要求其去適應所謂的科學、民主，那么反過來也可能促使人們以儒學獨立性的名義去反對民主，認為完整的儒學恰恰是與民主對立、不相容的。這在當前大陸學界竟成為一個頗有影響的觀點，被許多學者尤其是民間學者所信奉，不能不說與牟先生對儒學的片面理解有關。牟先生對荀子評價不高，對儒家的禮學傳統(tǒng)不夠重視，其實也反映了這一點。不過，雖然我們與牟先生在對儒學的具體理解上有所不同，但牟先生強調儒學需要經歷現(xiàn)代性的轉化則無疑是需要充分肯定的。去年我主持的“牟宗三對中國哲學的貢獻與啟示”國際學術研討會，一個主題便是“回到牟宗三——大陸新儒學的發(fā)展方向”，即是要突出、強調這一點。“回到”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回到追求儒學現(xiàn)代性的起點，以更尊重儒學的基本問題和內在理路的方式去探討儒學的現(xiàn)代轉化。這應該是大陸新儒學既繼承于港臺新儒學，又不同于后者的內容和特點所在。牟先生曾自稱“一生著述，古今無兩”，是當代最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家和儒學大師，他的一些具體觀點、主張，我們或許可以不同意，但絕不可以輕易繞過，今后大陸新儒學的發(fā)展，仍需要在充分繼承、吸收牟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做出突破和發(fā)展。楊澤波教授研究牟宗三儒學思想多年，對牟先生的重要學術觀點都提出獨到的分析和看法，給出相對客觀的評價，相信他這部新著，對于我們理解、消化牟宗三的儒學思想會產生積極的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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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叢書收錄的《新四書與大陸新儒學》一書，是我近年關于重建大陸新儒學的一些思考。包括新道統(tǒng)、新四書（《論語》《禮記》《孟子》《荀子》），對孟、荀人性論的重新詮釋，統(tǒng)合孟荀、創(chuàng)新儒學，以及自由儒學的建構等等。需要說明的是，本書的內容只是我目前的一些思考，雖然奠定我今后儒學建構的基本框架，但還有更多的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不斷涌入我的頭腦，使我每日都處在緊張的思考中，而要將其梳理清楚，還要補充大量的知識，付出辛勤的勞作。故本書只能算是一個初步的嘗試，是我下一本更為系統(tǒng)、嚴謹理論著作的預告。由于這個緣故，本書有意收錄一些非正式的學術論文，這些文章或是隨筆、筆談，或是發(fā)言的整理，對于讀者而言，不僅通俗易懂，觀點也更為鮮明，可以更直觀地理解我目前的思考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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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哲學新思”叢書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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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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