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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侮挨打必有內(nèi)因

作者：余東海

來源：作者授權(quán) 儒家網(wǎng) 首發(fā)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初二日己卯

          耶穌2018年4月17日

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一篇社論有這樣一段話：

“最近二十年，世變彌烈，人欲橫流，功利思想如水趨壑，不特仁義之說為俗誹笑，即人禽之判亦幾以不明，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然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于精神幻滅之域?！?/p>

這個判斷很正確。但這種現(xiàn)象的根本原因不正是反孔反儒嗎？反孔反儒，必然導(dǎo)致仁義之說為俗誹笑，人禽之判幾以不明，必然導(dǎo)致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心蕩然無存。民國始而亂象橫生、繼而受侮受侵、進而敗退孤島的內(nèi)因就在于反孔反儒，而社會病象則是《大公報》這一段話。那樣的社會，沒有內(nèi)憂必有外患，沒有天災(zāi)必有人禍，甚至內(nèi)憂外患齊發(fā)，天災(zāi)人禍并至。

受侮挨打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受惡棍侮，一種是挨正人打。兩種情況都值得反省。挨正人打，固然責(zé)任在己；受惡棍侮，也必有自身原因。這是儒家圣賢一再強調(diào)的經(jīng)典義理。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易經(jīng)·系辭上》） 

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淪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鬃釉唬骸∽勇犞?！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蛉吮刈晕耆缓笕宋曛?，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短住吩唬骸熳髂酰q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酥^也?！保ā丁睹献印るx婁上》）

反孔反儒就是最嚴重的自侮圣賢、自伐文化、自毀道德，最不可饒恕的自作孽。

或問：你說民國受侮挨打是五四反孔反儒的結(jié)果?？墒乔宄叨茸鹑澹我酝瑯邮芪臧ご?？答：清朝早中期強盛頗久。但清朝雖然高度尊儒，儒化很不徹底，始終內(nèi)藏君本主義色彩和滿族主義傾向，難免盛極而衰和受侮挨打。而支持利用義和團和殺害戊戌六君子，更是清朝與儒家徹底分道揚鑣、從中華偏統(tǒng)退墮為夷狄小朝廷的兩個標志性事件。滅亡的命運就此注定。

胡適接著與《大公報》社論唱反調(diào)，認為民國后二三十年代的社會是中國進步最速的時代。他說：“最近二十年，是中國史上一個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堅強的時代。他們把自己的生命都獻給了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主義，天下還有比這更大的信心嗎？”（胡適《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后》）

這是盲心瞎眼、自欺欺人的蠢話。如果民國后二三十年代真的那么好，何愁好制度建設(shè)不起來，何至于亂象橫生，烽煙四起，很快就北狄割據(jù)，日寇入侵？

胡適是誤把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共產(chǎn)主義等等不良思潮激發(fā)起來的國民亢奮混亂驕狂暴虐的情緒，當(dāng)作民族自信心的表現(xiàn)了。對于當(dāng)時社會道德和狀況的判斷，胡適與《大公報》社論，誰對誰錯孰真孰假，正常人不難判斷也。

欲學(xué)西方思想而不像，似存?zhèn)鹘y(tǒng)倫理而無實，似新非新，似舊非舊，不倫不類。這是民國許多名家和雜家的通病，胡適就是雜家的典型。蔣介石挽胡適聯(lián)：“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辈恢Y內(nèi)心怎么想。僅就挽聯(lián)而言，貌似贊揚，卻給人皮里陽秋的感覺，用來挽胡適，挺合適的。

反孔反儒是最根本的反人道反中華，必然導(dǎo)致歪理邪說泛濫。邪說泛濫，必然成災(zāi)，將社會和國家導(dǎo)向災(zāi)難的深淵。錢穆云：“救世界必中國，救中國必儒家。”至今振聾發(fā)聵。

儒家欲救中國，必須獲得相應(yīng)的文化、政治、教育地位、道統(tǒng)、政統(tǒng)、學(xué)統(tǒng)一致。極權(quán)主義學(xué)說竊據(jù)憲位，固然不可；三民主義思想取代道統(tǒng)，同樣不宜。儒家欲救中國，不能不批極權(quán)主義和民粹主義，也不能不批判三民主義。民國諸賢見不及此，可哀也矣。

道統(tǒng)在上，圣王在位，必有王道。沒有王道則建設(shè)之，王道有缺則補訂之。王道政治，意味著禮樂刑政俱全，制度合宜，法律公正，政治文明，社會和諧，人民幸福，同時足食足兵，足以伐罪和御寇。王道之國，一般不至于受侮挨打，相反，倒是蠻夷要擔(dān)心，別野蠻。至于暴君暴政，那是一定要挨打的。王道政府有吊民伐罪的責(zé)任。

責(zé)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