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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的建構：經(jīng)典詮釋與義理體認

作者：朱漢民（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原道》第23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東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八月初六日乙卯

           耶穌2017年9月25日

我在從事中國哲學的研究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有關中國哲學學科的一些看法。

第一，“中國哲學”是一門既具有人類哲學普遍性、又有中國文化特殊性的學科。

“中國哲學”作為一門學科，通常認為只有百年歷史，在當代還受到身份“合法性”的懷疑。但是，我們仍然相信這個基本前題，即哲學是人類對宇宙、社會、人生等根本問題的關注與思考而建立的理論體系，它本是人類各民族的一種普遍性精神現(xiàn)象，表達出人類的普遍性精神需求。那么，作為5000年中華文明組成部分的“中國哲學”，其歷史的存在是無庸置疑的。但是我們也得特別注意，我們的先賢是用一套用自己的學術術語或科目，來表達中華民族對宇宙、社會、人生等根本問題的思考，并且建立了一套相應的理論體系。他們曾經(jīng)以“道學”、“玄學”、“義理之學”、“性理之學”、“身心之學”、“理學”等等學術科目，命名今天所謂的“中國哲學”。所以說，“中國哲學”既存在于中國學術文化的脈絡中，又表達了人類文明的一種普遍性哲學精神。

第二，中國哲學是以中國文化獨特的方式建構起來，它的形態(tài)是一個歷史的建構過程。

“中國哲學”并不是一種的固定學術形態(tài)（如諸子學、玄學、理學），而是一個歷史的建構過程。中華文明在兩千多年前的“哲學突破”時，就開始形成獨立的哲學思考。從春秋時期開始，“中國哲學”的獨特形態(tài)就一直處在具有內在理路的歷史建構過程中，產(chǎn)生了先秦諸子、兩漢經(jīng)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漢學，等等。只是到了近百年，原本具有內在理路而獨立發(fā)展的諸子學、經(jīng)學、玄學、理學，因為與西方的哲學相遇，故而有了一個讓中國傳統(tǒng)的“道學”、“經(jīng)學”、“玄學”、“理學”與西方哲學作比較的機會。我們急切希望自己的“道學”、“經(jīng)學”、“玄學”、“理學”獲得一種人類普遍哲學的身份，如是開始了參照和類比西方哲學模式的“中國哲學”的重建。其實，西方哲學并不具人類普遍哲學的身份，所以，對西方哲學的簡單類比并不能完全讓中國的“玄學”、“理學”就輕易地獲得一種人類普遍哲學的意義，當代學界并不滿意近代以西方哲學為藍本而建立起來的中國哲學，這種研究模式使中國哲學學科缺少中國文化的特色。但也不是回歸傳統(tǒng)的“玄學”、“道學”、“理學”、“義理之學”、“性理之學”，這些傳統(tǒng)學術的形式、內容和方法更是早已經(jīng)存在，勿須我們“重建”。我們相信，當代中國哲學的建構，應該是一種既堅持中國文化主體性、又積極參入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和對話的哲學建構活動。

那么，這種“中國哲學”具有哪些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呢？它又是如何在歷史中建構起來的呢？

首先，是經(jīng)典詮釋。經(jīng)典詮釋既能夠體現(xiàn)中國哲學的文化特殊性，又是中國哲學能夠實現(xiàn)歷史建構的根本途徑。中國哲學家的哲學創(chuàng)造并不體現(xiàn)獨立撰寫自己的哲學著作，而是從事經(jīng)典詮釋的工作。先秦諸子既是“六經(jīng)”的詮釋者，又是中國哲學經(jīng)典的創(chuàng)造者，漢代經(jīng)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等思潮中均產(chǎn)生了中國思想史上最具思想創(chuàng)新的哲學家，但是，他們的思想創(chuàng)新并不體現(xiàn)獨立撰寫自己的理論著作，而是從事經(jīng)典的注釋。譬如，孔子對《五經(jīng)》的整理和詮釋，王弼對《周易》、《論語》、《老子》的詮釋，朱熹對《周易》、《詩經(jīng)》《四書》的詮釋，奠定他們作為哲學家地位的正是這些對古代經(jīng)典的重新注釋。他們是通過詮釋經(jīng)典，最終建構出“義理之學”、“玄學”、“理學”的哲學體系。

其次，是義理體認。古代中國人建構哲學思想體系的出發(fā)點不是那個獨立于人的宇宙存在，關注點也不是世界的普遍本質與規(guī)律，他們的思想出發(fā)點是實現(xiàn)天人合一的過程，其哲學關注點是人的參贊宇宙進程的實踐活動。古代中國的哲學傳統(tǒng)更為關注實現(xiàn)天人合一的生活實踐與操作程序，而并不特別在意知識應如何認識宇宙世界的存在和本質，中國哲學傳統(tǒng)的著重點不是世界是什么，而是人應該怎樣。故而，中國古代哲學家通過詮釋經(jīng)典時而建構義理，總是與他的自我體認聯(lián)系在一起的。譬如，王陽明的“心即理”的哲學形上學，并不是建立在“我思故我在”的邏輯思辨的基礎之上，而是他在“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的實踐工夫中體認出來的。王陽明在生活實踐中體悟到并倡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工夫論，故而才有“心即理”的本體詮釋。

上述看法，只是我個人對“中國哲學”學科的一點淺見。多年來，我寫下一些關于中國哲學的文字，主要是關于中國哲人的經(jīng)典詮釋、義理體認，以及通過這種方式從事中國哲學的歷史建構。我認為，中國哲人通過經(jīng)典詮釋、義理體認而建立的理論體系，能夠充分體現(xiàn)出中國人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思考，使得“中國哲學”是一門既有人類哲學普遍性、又有中國文化特殊性的知識體系。

所以，我將這些論著匯集出版時，命名《經(jīng)典詮釋與義理體認——中國哲學建構歷程片論》。這本論文集的第一輯主要涉及當代中國哲學的建構，后面四輯論文，則是中國哲學歷史建構的探討，涉及的時段主要有先秦、魏晉、宋明、晚清四個階段。全書的主題就是通過對中國古代經(jīng)典詮釋、義理體認的研究，以探討中國哲學的歷史建構過程，并涉及當代中國哲學建構應該如何既堅持中國文化主體性、又積極參入全球化文化交流等問題。

注：本文是作者由新星出版社2015年04月出版的《經(jīng)典詮釋與義理體認——中國哲學建構歷程片論》一書的自序。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