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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的腦洞：逆轉(zhuǎn)經(jīng)典中的“專制”立論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quán)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原載于 “我們都愛宋朝”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初九日己未

           耶穌201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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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來，一直都有人聲稱，儒家那一套是鼓吹、維護“封建專制”的統(tǒng)治術(shù)。直到今天，持這種看法的人仍所在多有。平心而論，儒家經(jīng)典中的一些提法，猛一看，也確實讓人感覺是在宣揚君權(quán)專制。不過我想說，這種感覺多半是因為對儒學原典的誤解所致，比如“君君臣臣”之說，原意是強調(diào)君臣各有義務，各守本分，但今天無數(shù)人硬是認為，這句話是說臣對君的絕對服從。

還有一些儒家原典上的話，可能本意的確有點維護君權(quán)之義。但是，如果我們看看宋人對這部分儒典的闡釋，便會感受到一種邏輯逆轉(zhuǎn)的趣味：這些貌似宣揚君主專制的話，經(jīng)宋人一解釋，原來卻具有反對皇權(quán)專制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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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人詬病的儒家理論大概要算“三綱”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蔽铱丛瑐r老先生每次駁儒家政治學說，必將“三綱”拎出來批一番。從字面來看，所謂“君為臣綱”，似乎確實是在強調(diào)君對臣的絕對權(quán)威、臣對君的絕對服從。有什么可辯護的？還是可以一辯。

“三綱”之說最早見于漢朝儒生整理的經(jīng)書《白虎通》。今天許多人都相信，漢代的儒學經(jīng)書實際上已經(jīng)竄入不少法家、陰陽家之流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感染上皇權(quán)專制主義的成分。余英時先生便認為，“現(xiàn)代人攻擊儒家，尤其集矢于‘三綱’說。但事實上，‘三綱’說也是法家的東西。韓非《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儒家‘三綱’之說淵源在此。”不過我不打算將責任完全推給法家，因為自漢之后，“三綱”之說確實成了儒家學說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那么宋朝儒家是如何理解“三綱”說的呢？讓我先引用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的一段話來說明：“即三綱而言之，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為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為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為人君者，必正身以統(tǒng)其臣；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p>

——顯然，在真德秀的理解中，所謂“君為臣綱”，并不是說君對臣具有絕對的權(quán)威，而是說君主應以身作則，自覺充當眾臣之表率。君正，臣才能正。這里的“綱”，并非指“權(quán)威”，而是指“模范”：君有責任成為臣之模范。你看，經(jīng)真德秀這么一闡釋，“君為臣綱”哪有半點為絕對皇權(quán)張目的含義？

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庇终f，“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庇终f，“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睂ⅰ熬秊槌季V”理解為“君垂范于臣”，綱舉而目張，也更符合孔子的思想。

事實上，如果我們?nèi)z索文獻，就會發(fā)現(xiàn)，歷代士大夫向皇帝引述“君為臣綱”時，都不是為了論證“臣必須無條件服從君”，通常都是意在“格君心之非”，強調(diào)君主正人先正己的責任，有時候甚至是以譴責的語氣批評君主“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在給孝宗皇帝的上書中便說：“臣聞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shù)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shù)，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cè)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后可得而正?！比缓箝_始批評孝宗寵信近習小人，導致君心未正，紀綱未立。朱熹所說的“紀綱”，當指“三綱六紀”。

眾所周知，朱熹是堅持“三綱”說的死硬分子，但這半點都不影響他一貫抗議皇帝專權(quán)的立場。宋寧宗剛上任時，好專斷，朱熹便上書罵皇帝：“正使實出于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于理，亦非治世之體?！憋@然朱熹心目中的“治世之體”，是不支持皇權(quán)專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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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儒家原典《尚書?洪范》中有一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也深受詬病。人們一般將其理解為“只有君王才能獨攬威權(quán)、擅行賞罰”。聽起來，此說維護君權(quán)專制的意味是非常濃郁的。

《尚書》原文已在秦火中佚失，傳世的今文《尚書》、古文《尚書》均為漢儒整理，人們相信其中許多篇目乃是漢代人之偽作。不過，《尚書》一直被漢后儒家奉為經(jīng)典，不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說是不是漢人偽造，它都已經(jīng)成為儒家義理了。關(guān)鍵是，后世的儒家如何理解、闡釋它的涵義。

宋代已有士大夫?qū)Α拔┍僮鞲?，惟辟作威”之說提出質(zhì)疑，如南宋儒家李衡在《樂庵語錄》上說：“惟辟作威，固是如此，紂之作威殺戮，豈不是作威？乃以此得罪天下，后世惟有徳然后可以作威，故曰徳威惟畏?！辈贿^李衡的觀點談不上新鮮，大致不脫“仁政”的思路。

令我忍不住擊節(jié)叫好的是蘇軾的解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搜酝２豢梢朴诔枷乱病Ｓ２灰朴诔枷?，則莫若舍己而從眾，眾之所是，我則與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蘇軾的意思是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確實是為君之道，而君主要做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則應當舍己從眾，不持己見，讓自己成為“天下公議”的代表，公議所贊成者，君主遵從之；公議所反對者，君主放棄之。這樣，君主的權(quán)威就不會被一二權(quán)臣所侵奪。

如果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的原意確實有鼓吹君權(quán)專制之嫌，但讓蘇大學士這么一闡釋，立即就“化腐朽為神奇”，獲得了全新的涵義，不但毫無專制的意思，而且透出幾分“民主”的味道來。

宋人建立的政體當然不是民主政體，不過崇尚公議、反對皇帝專斷，則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識，朱熹就曾告誡皇帝：“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執(zhí)事，各有職業(yè)，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p>

如此說來，蘇軾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推導出“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也非個人的標新立異，而是當時士大夫共識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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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句聽起來無疑是為絕對皇權(quán)張目的儒家立論，來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于君，惡皆歸于臣?！币馑际钦f，皇上您永遠正確，錯的都是臣下。余英時先生認為，這是漢代“儒學法家化的一個顯型”，《韓非子》中有“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之語，便是董仲舒“善皆歸于君，惡皆歸于臣”的思想之來源。

我們不必否認漢代復興的儒家受到法家專制主義的感染，至少董仲舒本人是“君尊臣卑”理論的積極吹鼓手。不過，從“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不是就必定推導出絕對皇權(quán)？也未必。

英國普通法體系中有一條所謂“君主不容有錯（The King can do no wrong）”的原則，涵義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惡”差不多。恰恰是這一原則，構(gòu)成了英國虛君立憲框架下責任內(nèi)閣制的法理基礎(chǔ)，邏輯上的道理是這樣的：君主不容有錯，即不負行政責任；如何不負行政責任？君主只作為尊貴之國家象征，不過問實際行政；行政權(quán)委托給內(nèi)閣，發(fā)生差錯也由內(nèi)閣負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現(xiàn)在的問題是，這里面的道理，宋代中國的儒家是不是也弄明白了？恰好北宋大學者司馬光寫過一篇《功名論》，開篇第一句話就說：“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币馑寂c“善皆歸于君，惡皆歸于臣”相近。司馬光這么說，是要拍皇帝的馬屁嗎？不是。司馬光在文章中接著寫道：既然所有的功名都歸于君主，那么，君主就應該給予執(zhí)政大臣充分的信任，讓他們掌執(zhí)政之權(quán)，“人主端拱無為”即可，自可“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圣帝明王”都是這么治理天下的。

——原來司馬光的用意，是希望君主象征化，無為而治；具體治理國家的權(quán)力，交給執(zhí)政大臣。反正人臣的功名，最終都將歸于君主，君主又何必親自操勞呢？不能不承認，司馬光的推論，在邏輯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司馬光是從“功名”（“善皆歸于君”）的角度推導出君主應當“端拱無為”的。另有一些宋代士大夫則從“責任”（“惡皆歸于臣”）的角度，同樣推論出君主不應該親裁政務。宋神宗時，由于“內(nèi)外事多陛下親批”，皇帝出現(xiàn)專權(quán)的傾向，大臣富弼便勸誡宋神宗：陛下親批政事，“雖事事皆是，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zhí)？”為什么富弼反對皇帝親批政務？因為君主是難以承擔行政責任的——總不能經(jīng)常更換皇帝吧，倘若出錯，“咎將誰執(zhí)”？因此，皇帝還是“垂拱無為”的好。

我們再將朱熹的見解補充進來，從“君不名惡”推出“虛君制”的邏輯鏈就更加完整了。朱熹是這么說的：“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然后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在朱熹看來，人主不負責任，所以每一道以皇帝名義發(fā)出的命令，都必須由執(zhí)政大臣合議、經(jīng)給事中與中書舍人審核通過、再經(jīng)宰相蓋章副署，才可以發(fā)布于王庭。這樣，即使事后發(fā)現(xiàn)該命令有錯，也可以由執(zhí)政大臣負其責。

英國學者白芝浩這樣論述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英國政制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具有激發(fā)和保留人們的崇敬之心的功能——即富于尊嚴的部分，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另一部分則是富于效率的部分。政制中富于尊嚴的部分給予政府力量——使它獲得了動力。政制中富于效率的那部分只是運用了這種力量。女王不過是處于憲法中富于尊嚴部分的首位，首相則處于其富于效率部分的首位?！倍鴱那懊娴臄⑹鲋?，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宋人心儀的政體，實際上就是白芝浩所說的這種政制：君主統(tǒng)而不治，作為道德、禮儀的象征垂范天下（因而需要強調(diào)“君為臣綱”），以宰相為首的執(zhí)政大臣負責具體施政，并承擔行政責任。

宋代的政體，固然尚稱不上“虛君立憲”，但已庶幾接近“責任內(nèi)閣制”的雛形了。而它的法理基礎(chǔ)，居然就是看似鼓吹絕對皇權(quán)的“君不名惡，臣不名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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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為臣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儒學原典上三個比較礙眼的論點，確實給人一種鼓吹皇權(quán)專制的觀感。但經(jīng)宋人一解釋，其專制的意味立即得到逆轉(zhuǎn)，變成了強調(diào)君主責任、限制君主專權(quán)的意思。而且，整個推論的過程，完全合乎邏輯律，而不是信口開河、語不驚人誓不休?！@便是宋人闡釋儒家政治學的智慧了。

重闡釋而輕原典，也構(gòu)成了宋代思想界的時代特色。宋朝君主與士大夫以回歸“三代之治”為志，看起來似乎有些“原教旨主義”，但宋人又尚疑古疑經(jīng)之風，不循舊說，不重考據(jù)，而喜另立新說、闡發(fā)新見。宋人總結(jié)說，“自慶歷后，諸儒發(fā)明經(jīng)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jīng)，況傳注乎？”在這一時代思潮之下，“回向三代”哪里有半點原教旨的味道？毋寧說，這給宋人展開他們的政治闡釋學提供了契機。

宋人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闡釋比原典更重要，原典只是凝固的思想史，闡釋才是活的、動態(tài)的思想史。闡釋使原典不斷獲得新意義，使原典的思想與時俱進，“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二千多年來，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保持著生命力，就因為它是一個開放的思想體系，允許質(zhì)疑，允許爭鳴，允許闡釋，允許推陳出新。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