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學者群體反思:當代儒學如何避免繁榮背后的隱憂?
來源:文匯網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初三日癸丑
耶穌2017年7月25日
會議現場
【導讀】由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和嵩陽書院聯合舉辦的“當代儒學發(fā)展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嵩陽書院學術會議系列之四)6月24至25日舉行。杜維明、陳來、楊國榮、黃勇、李明輝等來自大陸和港臺的26位代表,就“當代儒學開展的前景”、“當代儒學發(fā)展的分析與反思”、“儒學與世界哲學”、“儒學與政道”、“經典詮釋與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及“儒家經典與現代教育”等六個分論題展開了交流和討論。
【正文】
以儒學為主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復興,從歷史的維度上來看,是上世紀初全盤否定中國文化浪潮的逆轉;從空間維度看,是非西方主流文化在全球現代化語境中崛起的重要構成。這一人類文明史上意義重大的轉折發(fā)生發(fā)展的軌跡,將對中國乃至世界的現在和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一轉折當中出現的各種學派涌流的相互激蕩,各個層面?zhèn)戎睾透鞣N做法的分殊,既反映了儒學復興的活躍和生命力,也包含了需要引起注意的種種問題和令人不安的傾向。
當代儒學開展的前景:其精神性確立了人在當代的價值
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嵩陽書院院長杜維明教授在其主題發(fā)言中肯定了近年來大陸儒學的波瀾壯闊的氣象,指出其開展的動力既有來自當代和來自西學的嶄新的“話語”,也來自新出土的文獻資源。他以當今世界面臨的狀況為背景,總結了自己四十年在國際學壇和數十位不同軸心文明的哲學家和精神領袖的對話經驗。他期待并堅信“思孟心學”所體現的仁道必能揚棄啟蒙心態(tài)所突出的凡俗的人文主義而成為人類21世紀探究和平發(fā)展不可或缺的參照。這種仁道堅信“人禽之辨”所揭橥的人之所異于禽獸的“幾?!?,即是人的獨特性之所在,可以由此把握人與自我,人與群體,人類和天地萬物這四個面向的關系。他近年來主張的“精神性人文主義”,主要是要強調儒家不是一個凡俗性的人文主義,因為它有神圣性在其中。杜先生的“人禽之辯”也引發(fā)了與會學者對“人機(機器人)之辯”的進一步思考。
華東師范大學的楊國榮教授則接著杜維明教授的話題,討論了“儒學的精神性之維及其內涵”。楊教授指出,儒學的精神性不同于宗教,因為它的理想與使命具有此岸性和現實性,但其意義并沒有因此而低于宗教。宗教追求的是超越,儒學注重的是人自身的成長。超越本質上不涉及歷史、時間和過程,現實的人的成長和提升則離不開歷史性與過程性。儒家的精神性以肯定人自身的價值和力量為前提,并相應地強調人賦予世界以價值意義。這種精神性追求和意義追求以人禽之辯為出發(fā)點,后者所指向的是何為人的問題。儒家精神性在當代世界的意義在于凸顯了意義追求的現實進路。面對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商品社會中人的物化,技術對人的控制,以及后現代對意義的消解,儒學為重新確認意義的追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和根據。
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嵩陽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陳來教授強調了傳承對于創(chuàng)造發(fā)展的重要意義。通過回顧和反思林毓生提出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墨子刻的“調適”、傅偉勛的“批判的繼承,創(chuàng)造的發(fā)展”、及李澤厚的“轉換性創(chuàng)造”等觀念,并將這些觀念與伽德默的解釋學理論聯系起來考察,陳來指出這些討論不能只是從方法論的角度看,而應該把重點放在文化傳承的層次上看。
當代儒學發(fā)展的分析與反思:警惕原教旨主義、庸俗化等價值分裂
與會學者對當代儒學的發(fā)展作了深刻反思。他們普遍認為儒學具有精神性,而且這個精神性是士子與普通老百姓兩千多年來的安身立命之道與生活的哲學。但是否應該把儒學作為宗教,與會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深圳大學的景海峰教授認為當代儒學中出現的仿宗教的原教旨主義是一種觀念錯置,它包含著將儒學的現代復興引向死胡同的危險。他認為當代儒學應該超出過去對現代性的全面擁抱和調和式的中西會通,創(chuàng)辟一條批判的傳統(tǒng)主義的道路。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的黃玉順教授認為,從政治層面或價值觀的角度看,當前儒學界發(fā)生了嚴重的價值分裂。當代儒學應該走向規(guī)范的現代性儒學,即從儒學一般原理中發(fā)展出人類共同的現代價值(如個體、權利、自由、博愛、平等、民主、法治等)。當代儒學的發(fā)展需要開啟生活存在論,在生活本源、仁愛情感本源上重建自己的形上學和形下學,真正走進現代生活。對此,陳來教授提出啟蒙的承諾本身也值得批判的反思,現代新儒家的意義不應僅僅是開發(fā)出啟蒙主義的價值觀,而且要有它自己所堅持,并且在今天仍然有普遍意義的價值。
針對當今儒學文化繁榮背后的隱憂,如將其庸俗化、神秘化、以偏概全、夸張扭曲等,浙江大學董平教授提出,需要借鑒墨家的三表法,即有本(“本之於古者圣王之事”的歷史原則)、有原(“原察百姓耳目之實”的現實原則)、有用(“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的價值原則)的統(tǒng)一。
與會者合影
儒學與世界哲學:以足試履,用功夫論去豐富和發(fā)展世界哲學
學者們認為當前的儒學復興,顯示了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回歸。對于這個回歸,大部分學者認為需要超出中西二元分立的對立性思維,站在統(tǒng)攝的高度,容納不同文明的成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共享的智慧與價值理念。
香港中文大學的黃勇教授提出要讓儒學成為世界哲學中的儒學,也使世界哲學成為有儒學參與的世界哲學。用儒家的資源,對別的哲學傳統(tǒng)所提出的各種問題提出不僅是不同的而且是更好的解決辦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姚中秋教授則認為,近現代儒學經歷了被迫轉型階段和勉強續(xù)命階段,進入了當下的重生光復階段,應當為華夏“文之以禮樂”,為東亞提供文教之中國化,為世界正人心、立法度、安天下。為此,需要一個范式的轉換。中國哲學的范式因為不能包含創(chuàng)制立法和禮樂教化而已經過時,需要全面接續(xù)和發(fā)展經學,從大本大源上辟西方哲學與神教(一如孟子和漢儒之辟諸子,宋儒之辟佛老),以經學涵攝西學,發(fā)展出儒家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體系。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倪培民教授提出,在過去一百年里,儒學往往以犧牲自己的獨特性為代價來取得其作為哲學的“合法性”。今天,儒學從西方主流哲學框架里解放了出來,得到了按其自身的邏輯和學理發(fā)展的條件,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儒學可能出現閉關自守、與世界哲學脫離的危險。當今儒學的發(fā)展需要主動與西方主流哲學進行對話。如果說過去的儒學哲學化意味著削足適履,現在的儒學發(fā)展則應當是以足試履,擔負起豐富和發(fā)展哲學的任務。以前被西方理智主義所遮蔽的儒家工夫論能夠在這方面發(fā)揮突出的作用。
復旦大學吳震教授指出,雖然儒家文化在近代以來受到西學的強烈沖擊,西學的中國化早在洋務運動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中國文化并不是僅僅被動地處在接受西方化的境地。但是要自覺地使外來的思想文化成功地轉化出當代的中國思想,必須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重新認識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和意義。
對于儒學與世界哲學,杜維明先生作了一個即興的發(fā)言。他從哲學大潮流的角度,指出過去西方哲學沒有把學以成人當作一個嚴肅的哲學課題。這個問題提出以后,仔細思考就能夠發(fā)現,功夫的問題(也即修身哲學的問題)非常突出,更加重要的是,由此出發(fā)考察西方哲學里的理性的重要性、真理的重要性、和諧社會等等,我們有一個整體的思路,這個思路涉及天地群己,即人的自我修煉、人與社群的關系、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的終極關懷、精神世界。那些在儒學討論里面習以為常的口號,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都包含非常多的哲學意義,幾乎每一條都可以展開討論。我們帶著這種類型的資源進入世界哲學,既可以以非常宏大的方式,也可以從非常細致的方式,從各方面去進入討論。
儒家經典與現代教育:回歸經典教育的人文精神
近年來,各地的民間書院如雨后春筍般涌出,與之相伴的是流傳越來越廣的讀經運動。
山東大學顏炳罡教授認為,當代讀經運動是對近代以來毀經、棄經的反動,喚起了國人對自身傳統(tǒng)的重視。儒學的發(fā)展需要返經歸常,回歸到以四書五經為基本教材的教育,讓經典進入到孩子的心靈世界。儒學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躬親實踐。當儒學成為一個客觀知識化的系統(tǒng)以后,我們對儒家禮敬的精神消失了。中國人講的理性不是單純的理智,理性不僅要合理還要合情。
顏教授也指出,當前的讀經運動亂象環(huán)生,如讀經不知經,方式生硬,盲從和迷信等。郭齊勇教授也提到,民間儒學的興起堅持了文化的主體性,維系了文化的生態(tài)平衡,應當得到學者的支持,但其中有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的現象。有的書院以贏利為目的,只是讓孩子們背誦文本,不講義理,也不學現代科學基礎知識,完全是誤人子弟。
臺灣中央研究院的林月惠教授以一個儒學實踐者的角度,對臺灣《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實踐進行了回顧與反思。她提出,中國文化教育應回歸經典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公民教育,以使民德歸厚。臺灣1996年教育改革以后,在市場競爭之下教育部把公民與道德課改為公民課,去掉了道德部分,被稱為“缺德的公民教育”。新編的公民課程加入了許多社會科學的內容,把傳統(tǒng)的連接去掉了。
臺灣中央研究院的李明輝教授認為,在臺灣,儒學教育有四種定位:民族精神教育、品德教育、經典教育、公民教育。如果教育當中沒有了儒學,會發(fā)生非??膳碌暮蠊km然儒家道德的發(fā)達主要在私德,缺乏公德的關心,但真正的正義最后取決于公正的人。
嵩陽書院執(zhí)行院長孫培新介紹了“讀經班與公民課”的兩個案例,登封市民間讀經活動和信陽市平橋區(qū)在中小學開展公民課教育的實踐。前者的效果體現在私德的提升,如尊敬師長、禮貌孝心等方面,后者主要體現在公德的提升,如公民認知、公民權利、公民義務、公民意識、公民行為等五個方面的認識水平和能力表現。對這兩個案例的反思,提示我們,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當代道德建設的重要資源。中國當代教育突出了職業(yè)技藝,放松了做人的教育。當代教育應當注重社會公德教育,輔之以私德的培養(yǎng),以適應和配合法治國家建設。
北京師范大學的張曙光教授指出,在“信仰文化”、“理性文化”和中國傳統(tǒng)所代表的“生活文化”這三種人類基本的文化類型中,生活文化與世俗世界更加親近,但容易助長庸俗,產生出“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鄉(xiāng)愿”、“國愿”來。而這些人在一定社會情勢下,又會走向另一極端,變成狂躁者。要克服這些危險,需要加強精神的維度和理性思維的維度。
如何做到既獨立又保持現實感:充滿挑戰(zhàn)的實踐
杜維明教授在總結發(fā)言中說,關于儒學發(fā)展的討論,往往現實感非常強,和真正客觀的學術研究相當不同。要討論儒學,就必須要在寬廣的全球視野,也就是現在人類文明所碰到的問題是什么、儒學的發(fā)展和中華民族的興起、從廣義的文化中國的角度來看。從人口統(tǒng)計的數據看,東亞儒家傳統(tǒng)并不強大,但是從它的價值在生活世界里所起的作用看,它又非常深厚。我們的很大的挑戰(zhàn),是怎樣把那即使經過文革的沖洗也沒有完全刪除的那種民族記憶里面最富有說服力,最能普世化,最深的那些道理,在各個不同層面展現出來,既在最復雜的,最困難的哲學層面,在精神世界體現,也在人間的日常生活、政治文化、企業(yè)文化、公共媒體里面體現。目前這個動力似乎來自學術界之外,比如企業(yè)界。如果說過去儒學碰到的困難是太邊緣化了,沒有發(fā)言權,現在的困難正好相反,因為它變成了強勢。從學術上看,儒學發(fā)展的現狀存在比較多的偏差,比較多的令人不安之處。怎么做到相對獨立而又又保持現實感,非常困難。杜先生回憶當年馮友蘭先生曾對他說,知識人不要高估了自己的影響。儒學現在處在轉型的階段,其前景不是靠學者能夠完全預期的。但一個氛圍的形成可以為一種可能性創(chuàng)造空間。
*文章來自北大高研院會議紀要,改編:李念、袁琭璐,照片:袁琭璐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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