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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恩師蕭萐父：中國文化如何走出西方中心主義？

作者：郭齊勇

來源：鳳凰國學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廿八日壬午

            耶穌2016年12月26日

【鳳凰國學編者按】：蕭萐父（1924～2008）是中國著名哲學史家，開創(chuàng)了中國哲學界獨樹一幟的珞珈學派。蕭先生成長學習的時期正是中國社會經(jīng)歷大變革的時代，彼時的知識分子在國家存亡之際自覺承擔起改造民族思想、挽救民族衰頹的重任，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西方學術(shù)思想以超越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姿態(tài)涌入國門，并依托強大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實力形成對中華文明的相對優(yōu)越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化與西化劃上了等號。蕭萐父先生作為有著強烈民族認同感與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深刻的認知與感悟，深知中華文明的淵博與深邃，實不必借助于西方學說獲取新的生存土壤，因而孜孜不倦致力于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與傳播，在自己民族文化中尋找現(xiàn)代化的內(nèi)在歷史根據(jù)或‘源頭活水’，從我國明清之際自主萌發(fā)的啟蒙思潮中去探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的歷史接合點，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桎梏，重建“中華文化主體”是先生對學術(shù)界乃至中華文明的卓越貢獻之一。

蕭萐父

蕭萐父（1924-2008），祖籍四川井研，出生于成都，哲學家與哲學史家，中國哲學史學科的重要建設者之一。1947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哲學系，1951至1955年任華西大學、四川醫(yī)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1956年到中央黨校高級理論班深造，1957年到北京大學哲學系進修，同年秋調(diào)入武漢大學哲學系。此后一直在該系任教，曾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導師。他是國際知名學者，是國家重點學科——武漢大學中國哲學學科的創(chuàng)建者與學術(shù)帶頭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學術(shù)委員會首任主任。社會兼職有：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國際儒聯(lián)顧問，國際道聯(lián)學術(shù)委員，中國《周易》學會顧問，國際中國哲學會國際學術(shù)顧問團成員、中國文化書院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和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是著名的船山學和“明清早期啟蒙”學專家，曾多次參加或主持國內(nèi)外舉行的學術(shù)會議，在國內(nèi)外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百余篇。主要著作有：《吹沙集》、《吹沙二集》、《吹沙三集》、《船山哲學引論》、《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明清啟蒙學術(shù)流變》（合著）、《王夫之評傳》（合著）等，主編《哲學史方法論研究》等。與李錦全教授共同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曾獲原國家教委優(yōu)秀教材一等獎。

一、坎坷經(jīng)歷

蕭萐父于1924年1月24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一生經(jīng)歷兩個社會、多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蕭萐父有家學淵源，他的父親蕭參（字仲侖，又寫為“中侖”）先生是近代蜀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仲侖先生出生于四川井研縣，與廖季平先生同鄉(xiāng)，曾私淑于季平先生。仲侖先生乃蜀中狷潔獨行之士，老同盟會員，辛亥之后學優(yōu)不仕，教書為生，有道家風骨，又精于醫(yī)道。蕭萐父的母親楊勵昭先生也善詩詞、工書畫。他們家與蒙文通、唐迪風先生等川中碩學鴻儒過從甚密。

蕭萐父幼年及青年時代正值近代蜀學空前發(fā)達的時代。他自幼涵詠詩詞，從父親友朋論學談藝之中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時，他又時時關注民族命運，在童年時便接觸到了清末印作革命宣傳品的小冊子，其中有《明夷待訪錄》、《黃書》、《揚州十日記》等及鄒容、章太炎的論著。蕭萐父當時未必能完全理解這些書籍的內(nèi)容，但是已經(jīng)感受到中國士人敢為天下先、勇猛精進的精神。1937年，他考進了成都縣中，校園后有個大污水塘，老師們鄭重介紹，此乃揚雄的洗墨池，說揚雄當年如何勤苦好學，認許多奇字，寫了不少奇書。仲倫先生認為新式學堂的教育有極大的局限性，命萐父先生休學一年。在這一年中，萐父先生隨父及其他蜀中賢士上峨嵋。其間觀前輩學人論學和詩、摩挲古物、開拓胸臆。仲倫先生還命他在這一年中，以朱筆點讀《漢書》與《后漢書》，閑暇即吟誦《昭明文選》。這些嚴格的國學訓練為日后蕭萐父取得卓越的學術(shù)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青年蕭萐父影響最大的還有幾位文史老師，特別是講授中外史地的羅孟楨老師。他的充滿愛國激情而又富有歷史感的講課，深深地吸引住了班上的許多同學。羅先生偶然講到劉知幾、章學誠論史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和“史德”等素質(zhì)，激發(fā)蕭萐父寫了一篇《論史慧》的長文，這是他的第一篇論史習作。在民族憂患意識和時代思潮的沖擊下，蕭萐父泛讀各類古今中西書籍。在高中二年級時，風聞馮友蘭先生來成都講學，蕭萐父與幾個同學逃學去旁聽，聽后還爭論不休，并因此而讀了馮的“貞元三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等，以及當時流行的一些哲史書刊。這些，都為他后來選擇哲學系這個“冷門”作了鋪墊。

1943年他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當時的武大遷到四川樂山，哲學系僅十幾位同學。幾位教授自甘枯淡、嚴謹治學的精神使學生們深受教育。那時武大哲學系所開的課程幾乎全是西方哲學。在樂山期間，他修過張頤（真如）、萬卓恒、胡稼胎、朱光潛、繆朗山、彭迪先先生的課，勝利復員回珞珈山之后，他修過金克木先生開的印度哲學的課。以上諸先生對他影響很大。蕭萐父在大學期間閱讀過郭沫若的《十批判書》、《甲申三百年祭》、侯外廬的《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等。1947年，在萬卓恒先生的指導下，蕭萐父完成了題為《康德之道德形上學》的學士學位論文。

他關切國事民瘼，思考世運國脈。在大學期間，他參加學生進步組織，發(fā)起、編輯《珞珈學報》。1947年在武漢大學發(fā)生的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時，他任武大學生自治組織的宣傳部長，積極投身愛國學生運動。他參加反美蔣的活動引人注目，被特務監(jiān)視。他的大學畢業(yè)論文是委托同學們代為謄抄的，為逃避追捕，他潛離武漢，返回成都。

1947年畢業(yè)后，他到成都華陽中學任教，同時并受聘到尊經(jīng)國學?？茖W校講授“歐洲哲學史”，主編《西方日報》“稷下”副刊，積極參加成都地下黨組織的活動。蕭萐父于1949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后受黨組織委派作為軍管會成員參與接管華西大學，后留任該校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

1956年他進中央黨校高級理論班深造。同年，應李達校長的邀請回武漢大學重建哲學系，1957年正式調(diào)入武漢大學哲學系并從此長期擔任哲學系哲學史黨支部書記、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一職。在這個崗位上他兢兢業(yè)業(yè)地工作了40年，以此為基地逐步建立和形成了具有武漢地區(qū)特色的中國哲學史學術(shù)梯隊，在全國文科理論界，占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文革”期間，蕭萐父被定為李達“三家村黑幫”，橫遭迫害。雖經(jīng)歷被抄家、挨批斗、住“牛棚”，但他矢志不改，在襄陽分校住牛棚放牛勞動改造的日子，他已開始《王夫之》一書的寫作、已開始對中國從明清之際到現(xiàn)代思想啟蒙之坎坷道路的思索。

1976年到1988年的十多年里，蕭萐父與中國廣大知識分子一樣，迎來了學術(shù)的春天，先后發(fā)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學術(shù)論文，并于1978年接受教育部組織九所高等院校聯(lián)合編寫哲學系本科生《中國哲學史》教材的任務，他與李錦全教授擔任主編。該書以邏輯與歷史統(tǒng)一的方法論原則建構(gòu)中國哲學，揭示了中國哲學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該書得到廣泛認同，累計印行了十余萬冊，獲國家教委優(yōu)秀教材一等獎，十多所學校采用，培養(yǎng)了兩代學人，被譯成韓文與英文，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80年代，他在《中國社會科學》先后發(fā)表了《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對外開放的歷史反思》等重要文章。他通過對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王夫之哲學的研究，探尋中國現(xiàn)代進程自身的源頭活水，認定中國有自己的現(xiàn)代化內(nèi)在的歷史根芽。在中國新一輪的文化大討論中，獨樹一幟地提出了自己的“明清啟蒙史觀”，深受海內(nèi)外學者的關注。

蕭萐父曾多次到歐洲、美國、新加坡等地出席國際會議，又應邀赴美國哈佛大學、德國特里爾大學等校訪問、講學。他在國內(nèi)外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百余篇；與人共同主編了《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哲學史方法論研究》、《中國辯證法史稿》第一卷；主編了《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玄圃論學集》、《眾妙之門》、《傳統(tǒng)價值：鯤化鵬飛》等書；出版專著有：《吹沙集》三卷、《吹沙紀程》、《船山哲學引論》、《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明清啟蒙學術(shù)流變》（合著）、《王夫之評傳》（合著）等。

蕭萐父于1982年被評聘為教授，1986年被遴選為博士生導師。先后被評為武漢大學“優(yōu)秀工作者”、“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教書育人優(yōu)秀教師”等，于1999年離休。

蕭萐父是人師。他學風嚴謹、被褐玉身、浩然正氣；教書育人，重在身教，杜絕曲學阿世之風。自1978年招收碩士生，1987年招收博士生以來，他先后開設了“哲學史方法論”、“中國哲學史料學”、“中國辯證法史”、“明清哲學”、“佛教哲學”、“道家哲學”、“馬克思的古史研究”、“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等課程或系列專題講座，為中國哲學史界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的研究與教學人才。在長期的教書育人過程中，他提煉出了二十字方針：“德業(yè)雙修，學思并重，史論結(jié)合，中西對比，古今貫通?！边@二十字已經(jīng)成為珞珈中國哲學學派的精神綱領，先生以他的人格魅力深受珞珈學子的愛戴。

蕭萐父（右）與郭齊勇（左）

晚年蕭萐父滿懷對中國文化和武漢大學的深情，將自己的詩集、文集及與夫人盧文筠教授合作的書畫集，交由武大出版社出版，這套精美的《蕭氏文心》四卷，為我們展示了一位人文知識分子的文化底蘊和優(yōu)良傳統(tǒng)。

蕭先生因病于2008年9月17日在武漢辭世，享年84歲。當時武漢的報紙評論為：他代表了這個城市的高度。

蕭萐父將自己的詩集命名為《火鳳凰吟》，如今先生鳳凰涅槃，魂升天國，然先生留下的豐厚精神財富和不盡慧命，如珞珈香樟，四季長青；定將庇蔭杏壇，嘉惠學林。

二、生命智慧與學術(shù)貢獻

現(xiàn)代社會使很多人成為片面或單面的人，使很多知識人墮落成為人格分裂的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蕭萐父是全面的人，是保存了古代遺風的剛正不阿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他有強烈的現(xiàn)代意識而又有深厚的傳統(tǒng)底蘊，是集公共知識分子、思想家、學者、教師、學科帶頭人、文人于一身的人物。今天我們研讀蕭萐父的著述，可以感受到他在用思想家的眼光來考察思想史、哲學史，他是有思想的學問家，也是有學問的思想家。

蕭萐父治學，首貴博淹，同時重視獨立思考，獨得之見。先生對中國哲學的學科建設，對從先秦到今世之完整的中國哲學史的重建，作出了可貴的探索與卓越的貢獻。他會通中西印哲學，以批評的精神和創(chuàng)造性智慧，轉(zhuǎn)化、發(fā)展儒釋道思想資源。為總結(jié)歷史教訓，他從哲學史方法論的問題意識切入，盡力突破教條主義的束縛，引入螺旋結(jié)構(gòu)代替對子結(jié)構(gòu)，重視邏輯與歷史的一致，強調(diào)普遍、特殊、個別的辯證聯(lián)結(jié)，認真探究中國哲學范疇史的邏輯發(fā)展與哲學發(fā)展的歷史圓圈。先生以不斷更化的精神，由哲學史方法論問題的咀嚼，提出了哲學史的純化與泛化的有張力的統(tǒng)一觀，努力改變五四以降中國哲學依傍、移植、臨摹西方哲學或以西方哲學的某家某派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哲學的史料任意地簡單比附、“削足適履”的狀況。

蕭萐父治學，宏觀立論與微觀考史相結(jié)合，通觀全史與個案剖析相結(jié)合，提出了兩個之際（周秦之際與明清之際）社會轉(zhuǎn)型與文化轉(zhuǎn)軌的概觀，提出并論證了“明清早期啟蒙思潮”的系統(tǒng)學說，形成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先生的原創(chuàng)性智慧表現(xiàn)在其學術(shù)專長----明清哲學，特別是王船山哲學方面。他以對世界文明史與中華文明史的多重透視為背景，提出了以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作為我國現(xiàn)代化的內(nèi)在歷史根芽與源頭活水的觀點，受到海內(nèi)外學術(shù)界廣泛的關注，影響甚巨。他的“啟蒙”論說實際上早已超越了歐洲啟蒙時代的學者們的單面性、平面化與歐洲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

對待古今中外的文化傳統(tǒng)與哲學思想資源，蕭萐父以寬廣的胸襟，悉心體證，海納百川，兼容并蓄，堅持殊途百慮、并育并行的學術(shù)史觀。他重視一偏之見，寬容相反之論，擇善固執(zhí)而尊敬異己。他肯定歷史、文化的豐富性、復雜性、多樣性、連續(xù)性、偶然性及內(nèi)在的張力，異質(zhì)文化傳統(tǒng)的可通約性，古、今、中、外對立的相對性，跨文化交通與比較的可能性。蕭萐父還是當代中國哲學史界少有的詩人哲學家。他晚年一再強調(diào)中國哲學的詩性特質(zhì)，從容地探索Logic（邏輯）與Lyric（情感）的統(tǒng)一，并認定這一特質(zhì)使得中國哲學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學實證的狹隘，體現(xiàn)出理性與感性雙峰并峙的精神風貌。

作為知識分子的蕭萐父，從青年時代開始，追求民主、自由，積極參加過40年代末的民主運動；一生坎坷，始終關心國家與人類的命運；從反右到文革，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既被批判又批判別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曾經(jīng)目眩神移，迷失自我”；文革之后，痛定思痛，反省自己；愈到晚年愈加堅定地以批判與指導現(xiàn)實的公共知識分子而自命。他既繼承了儒家以德抗位的傳統(tǒng)，又吸納了西方現(xiàn)代價值；既正面積極地從文化與教育方面推動現(xiàn)代化，又時刻警醒現(xiàn)代化與時髦文化的負面，與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保持距離，具有理性批判的自覺與能力。晚年，他一再呼喚知識分子獨立不茍之人格操守的重建，倡導士人風骨，絕不媚俗，并且身體力行。他被褐懷玉，以浩然正氣杜絕曲學阿世之風，絕不為了眼前名利地位而摧眉俯身事權(quán)貴。蕭萐父具有人格感召力。

作為思想家的蕭萐父，雖然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但他做的是有思想的學術(shù)。他致力于發(fā)現(xiàn)與發(fā)掘中國文化思想內(nèi)部的現(xiàn)代性的根芽，因而與持西方中心主義的啟蒙論者、食洋不化者劃清了界限；他發(fā)潛德之幽光，重在表彰那些不被歷代官方或所謂正統(tǒng)文化重視的哲學家、思想家，重在詮釋、弘揚在歷史上提供了新因素、新思想、新價值的人物的思想，因而與泥古或食古不化者劃清了界限，這就是“平等智觀儒佛道，偏賞蕾芽新秀”。他重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多樣性，努力發(fā)揮儒、釋、道及諸子百家中的豐富的現(xiàn)代意義與價值，特別是本土文化中蘊含的普世價值，并盡其可能地貢獻給世界。

作為學者的蕭萐父，堂廡很寬，學風嚴謹，所謂“坐集古今中外之智”。他希望自己與同道、學生都盡可能做到“多維互動，漫汗通觀儒釋道；積雜成純，從容涵化印中西”。有人以為蕭萐父屬侯外廬學派，但他晚年否定了這一點，他強調(diào)他的確受到過侯外廬先生的影響，但同時也受到過湯用彤等先生的影響，甚至受后者的影響更大。他曾檢討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的提法，認為那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蕭萐父晚年更重視經(jīng)學，曾與筆者多次詳談三禮，詳談近代以來的經(jīng)學家，如數(shù)家珍。他也重視儒學的草根性，多次講中華人文價值、做人之道、仁義忠信等是通過三老五更，通過說書的、唱戲的等，浸潤、植根于民間并代代相傳的。

作為教師的蕭萐父，一生教書育人，認真敬業(yè)，傾注心力；提攜后進，不遺余力。他對學生的教育，把身教與言教結(jié)合了起來，重在身教。他強調(diào)把道德教育、健全人格的教育放在首位。他認為，年輕人要經(jīng)得起磨礪、坎坷，對他們不要溺愛，而應適當批評、敲打。他認為，做人比做學問更重要，現(xiàn)代仍要講義利之辨。無論是做人還是做學問，都要把根扎正。他下功夫培養(yǎng)各領域的學生，除了他的專長明清哲學之外，他還有意識地開拓了《周易》、儒學、道家與道教、佛教、現(xiàn)代中國哲學、出土文獻中的哲學等領域，培養(yǎng)了這些領域里的學術(shù)專才。他還鼓勵學生自愿選擇、從事政治學、管理學、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他一再主張甘坐冷板凳。

作為學科帶頭人的蕭萐父，有著開放、宏闊的學術(shù)視野、杰出的組織能力，敏銳地把握海內(nèi)外學術(shù)界的動態(tài)，讓本學科點的老師與同學拓寬并改善知識結(jié)構(gòu)，通過走出去與請進來的方式，實現(xiàn)并擴大對外交流，虛懷若谷地向海內(nèi)外專家請益。他有凝聚力，善于團結(jié)、整合學科點老、中、青學者，以德服人，尊重差異，照顧多樣，和而不同。他有全局的觀念與團隊精神，事事考慮周圍的人。如上所述，他很有學術(shù)眼光，深具前瞻性，開拓了若干特色領域。

作為文人的蕭萐父，兼修四部，文采風流，善寫古體詩詞，精于書法篆刻，有全面的人文的修養(yǎng)與文人的氣質(zhì)。他對分科過細的體制內(nèi)的教育多有批評。

蕭萐父先生書法作品

蕭萐父的學問是博大的而不是偏枯的。明清之際學術(shù)思潮只是蕭萐父的一個領域，絕不是他的全部。他有博大的氣象，這當然是指他的心胸、意境，也指他在理論建構(gòu)上與學術(shù)上的多面相。他有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的理論與歷史的功底，能融會貫通。他的理論貢獻在啟蒙論說、傳統(tǒng)反思、哲學史方法論與中國哲學史及辯證法史的架構(gòu)等方面；他的學術(shù)貢獻在于他深度地、極有智慧地探討了中國哲學史的多個面相，在經(jīng)學（主要是《周易》）研究，在儒、佛、道的研究，在漢唐、明清、現(xiàn)代等斷代哲學史的研究上，他有創(chuàng)新見解，又開辟領域，培養(yǎng)人才，使之薪火相傳。

關于《周易》，蕭萐父考察了易學分派，提出了“科學易”與“人文易”的概念，傾心于“人文易”，指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乃“人文易”的核心，提示“人文易”內(nèi)蘊的民族精神包括有時代憂患意識、社會改革意識、德業(yè)日新意識、文化包容意識等，重視反映人文意識新覺醒的近代易學。

關于儒家，蕭萐父肯定了《禮運》大同之學，孟子的“盡性知天”之學以及分別來自齊、魯、韓《詩》的轅固生的“革命改制”之學，申培公的“明堂議政”之學，韓嬰的“人性可革”理論“皆屬儒學傳統(tǒng)中的精華；而子弓、子思善于攝取道家及陰陽家的慧解而分別涵化為《易》、《庸》統(tǒng)貫天人的博通思想，尤為可貴?！彼隙ā兑住贰队埂分畬W的天道觀與人道觀，指出：“所謂‘至德’，并非‘索隱行怪’，而只是要求在日常的社會倫理實踐中堅持‘中和’、‘中庸’的原則，無過不及，從容中道；這樣，在實踐中，‘成己’‘成人’，‘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就可以達到‘贊天地之化育’的最高境界。重主體，尊德行，合內(nèi)外，儒家的人道觀體系也大體形成?！笔捜S父闡釋了儒家的儒經(jīng)、儒行、儒學、儒治的傳統(tǒng)及其多樣發(fā)展，特重對儒學的批判與創(chuàng)造轉(zhuǎn)化。

關于佛教，他透悟佛教哲學的一般思辨結(jié)構(gòu)（緣起說、中道觀、二義諦、證悟論），重視解析其哲學意義，對佛學中國化過程中極有影響的《大乘起信論》，對慧能，對《古尊宿語錄》，對禪宗的證悟論都作過深入研究而又有獨到的見解。

關于道家與道教，他對老子、莊子，對道家人格境界與風骨、隋唐道教、黃老帛書都有精到的研究。我在舊作中曾寫到，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學術(shù)界“涌動著一個當代新道家的思潮，蕭萐父是其中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是熱烈的理想主義者，有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積極的入世關懷。他在90年代倡導‘新道家’，當然與他的際遇和生命體驗不無關系。他是一個行動上的儒家和情趣上的道家。他的生命，儒的有為入世和道的無為隱逸常常構(gòu)成內(nèi)在的緊張，儒的剛健自強與道的灑脫飄逸交織、互補為人格心理結(jié)構(gòu)。要之，他肯定的是道家的風骨和超越世俗的人格追求與理想意境……相形之下，他對儒、道的取向又確有差異。當然，這并不妨礙他對儒學的真精神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也不妨礙他自己的真精神中亦不乏濃烈的儒者情懷，他所批評的是儒學的負面與儒學的軀殼?！?/p>

關于漢至唐代的哲學，他對秦漢之際，對楊泉、魯褒、何承天、劉禹錫、柳宗元等都下過功夫。

關于明清之際哲學思潮，是他的專長。他全面深入地研究了這一思潮的全盤，把這一段哲學史作為一個斷代，作為哲學史教材的一編予以凸顯并細化，又特別深入地研究了王夫之、黃宗羲、傅山等個案。他是當之無愧的王夫之專家和明清之際哲學的專家。

關于現(xiàn)代哲學思潮，他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諸流派及其他學者。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潮方面，他對李達、郭沫若、侯外廬、呂振羽、馮契等人作了深入研究，在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方面，他對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唐君毅、徐復觀等人作了深入研究，他還研究了梁啟超、劉鑒泉、蒙文通等學者的思想與學術(shù)。

他還開拓了中日思想的比較研究領域，支持了楚地簡帛的研究等。蕭萐父培養(yǎng)了很多學生，這些學生在中國哲學史、文化史的各領域繼續(xù)跟進他的開拓，予以補充或深化。他也鼓勵他的學生按個人的興趣向科技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傳播學發(fā)展。

三、啟蒙與啟蒙反思

蕭萐父的啟蒙觀或啟蒙論說包涵了“啟蒙反思”的意蘊。蕭萐父并未照抄照搬西方啟蒙時代的理論，也沒有照抄照搬“啟蒙反思”的理論，而是從中國思想文化的歷史與現(xiàn)狀出發(fā)，從健康的現(xiàn)代化（特別是人的現(xiàn)代化）出發(fā)，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誠然，他堅持啟蒙論說，反對取消、解構(gòu)啟蒙的看法。實際上，蕭萐父強調(diào)的“啟蒙”，內(nèi)涵十分豐富，不是近代西方的“啟蒙”所能包括的。

蕭萐父的啟蒙觀的要旨，是從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尋找自己的現(xiàn)代性的根芽，強調(diào)本土文化中孕育了現(xiàn)代性。他主張的是中國式的啟蒙，是中華文化主體的彰顯，而不是全盤西化與全盤式的反傳統(tǒng)，他駁斥了中國自身不能產(chǎn)生現(xiàn)代性因素的西方偏見，這就疏離、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也就蘊含了“啟蒙反思”。

1987年，蕭萐父說：“中國的現(xiàn)代化，決不是，也決不可能是什么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對于多元的傳統(tǒng)文化和外來文化，作一番符合時代要求的文化選擇、文化組合和文化重構(gòu)。因此，就必須正確認識到自己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現(xiàn)代化的內(nèi)在歷史根據(jù)或‘源頭活水’，也就是要找到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之間的文化接合點。這是目前應當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蕭萐父不希望繼續(xù)陷入中西對立、體用兩橛的思維模式之中。

他認為，所謂啟蒙，是中國式的人文主義的啟蒙，是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失去主體性的，走別人的路。他強調(diào)的是“中國有自己的文藝復興或哲學啟蒙，就是指中國封建社會在特定條件下展開過這種自我批判?！彼年P鍵性的思路是“從我國17世紀以來曲折發(fā)展的啟蒙思潮中去探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的歷史接合點。”與西方思想家視西方啟蒙為絕對、普遍的立場，絕然不同。

蕭萐父論證“中國式的人文主義思想啟蒙”，探索“中國式的思想啟蒙道路的特點”。他特別重視“自我更新”，“即依靠涵化西學而強化自身固有的活力，推陳出新，繼往開來”，消化西學，重建“中華文化主體”。在本土文化中，例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那里，就孕育著中國文化現(xiàn)代化的胎兒。

晚年的蕭萐父特別指出：“早期啟蒙說”的深刻的理論意義，首先在于“駁斥了國際上普遍存在的中國社會自身不可能產(chǎn)生出現(xiàn)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主義偏見，有力地證明了中國有自己內(nèi)發(fā)原生的早期現(xiàn)代化萌動，有現(xiàn)代性的思想文化的歷史性根芽?！薄耙徊恐袊?，并非如西方學者所說‘連一段表現(xiàn)自由精神的記錄都不可能找到’?！薄霸谥袊水斨?，并不缺乏對于公開地自由地運用其理性的權(quán)利的追求，任何否認中國人同樣應該享有人類的普遍價值、把中國人看作‘天生的奴隸’的種族論的觀點，都是完全錯誤的?！?/p>

蕭萐父的啟蒙觀，特重非西方民族與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之體認，批駁了西化派否定中國有自己的哲學、有自己的認識論的看法，批評工具理性、唯科學主義的意涵。這恰好是“啟蒙反思”的題中應有之意。

蕭萐父肯定“中國文化要走自己的路”與“尋根意識”，強調(diào)“‘無形的根’，那就是‘中國文化中的真道理’，即具有普遍價值的民族精神，乃是創(chuàng)造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源頭活水”；“西方文化的道路和模式卻并不是絕對的和唯一的……西方現(xiàn)代文化是歐美各民族文化的現(xiàn)代化，仍然是民族性和個性很強的東西，盡管其中寓有世界性的要素。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化現(xiàn)代化要走自家的路（但不脫離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大道），并不是錯的。文化的民族主體性的問題，確乎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p>

他說：“長期以來流行一種見解，即認為中國哲學注重倫理學，著重講修身；而西方哲學才注重認識論，著重講求知……應當突破歐洲近代實證論者的狹隘觀點，看到哲學史上提出過的認識論問題?！边@不僅是對馮契先生的肯定，也表明他自己的學術(shù)徑路與工作重心。蕭萐父十分重視中國哲學史上的認識論，曾下功夫研究了漢魏之際、明清之清的認識論問題。他很重視中國先哲“察類”“明故”“求理”的過程與特色，又重視辯證思維。他指出：“需要重新審視中國古代辯證理性思維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歷史”；“我們民族智慧中的辯證思維，既區(qū)別于印度，又不同于希臘，而有其自身的歷史特點和邏輯發(fā)展……作為認識成果的辯證法，也同樣表現(xiàn)為一系列范疇和規(guī)律在歷史上的依次出現(xiàn)并發(fā)展到一定階段而得到理論總結(jié)……歷史上的辯證法的認識成果，是多層次、多側(cè)面的，并非完全表現(xiàn)為哲學理論形態(tài)，而是以不同程度的抽象、多種形式的范疇表現(xiàn)于各種思想文化的史料之中?！彼匾暿芳?、兵家、農(nóng)家、醫(yī)家、天學、數(shù)學及政論、文藝評論和學術(shù)史觀中的辯證智慧。

蕭萐父批評西化思潮，特別是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對本土哲學智慧的漠視與曲解：“到了近代實證科學思潮興起并傳入中國以后，一種以解剖學為基礎的嶄新醫(yī)學及其形而上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開始拒斥傳統(tǒng)的中醫(yī)學，中醫(yī)學的基礎理論被認為違反實證科學而陷入困境，《周易》也被看作充滿神秘象數(shù)的一座迷宮而無人問津，中醫(yī)與《周易》的會通關系漸趨疏遠了?！薄霸谥袊瑲v史地形成了醫(yī)易之間互相會通的文化傳統(tǒng)。三才統(tǒng)一的宇宙模式，動態(tài)平衡的系統(tǒng)思想，以陰陽五行為核心的范疇體系，乃是醫(yī)易相通的邏輯基石?！彼麑糯t(yī)學與易學中蘊藏的有機整體、動態(tài)平衡、生命信息、生理節(jié)律等予以高度肯定。

對于氣論與傳統(tǒng)思維，對于中國哲學的詩性特質(zhì)，蕭萐父有很多發(fā)明，又特別發(fā)揮王船山詩化哲學與歷史文化慧命，指出：“船山多夢，并都予以詩化。詩中夢境，凝聚了他的理想追求和內(nèi)蘊情結(jié)?！薄按皆娀说摹畨簟似淙烁衩赖乃囆g(shù)升華。”“船山之學，以史為歸?！ㄟ^‘史’發(fā)現(xiàn)自我的歷史存在，感受民族文化慧命的綿延……”他對道教、禪宗等的思想方式與人的胸次、境界、性靈的關注，都與西方近代理性主義、實證主義、科學主義不可同日而語。

他對西方從16世紀以來的“科學—理性”主義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從維柯到法國百科全書派，從黑格爾到摩爾根、孔德、斯賓塞等所持的普遍主義的、單線演化論的觀點予以揚棄。以上表明，蕭萐父的啟蒙論說，恰好超越了西方從啟蒙時代到康德的啟蒙論說，包容了也超越了今天“啟蒙反思”的內(nèi)容。

由于蕭萐父有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蘊，又處于今世，故他的啟蒙觀，尤其表現(xiàn)在對天與人的關系，人的終極信仰，人與自然，以及有關人的全面性、豐富性的闡揚上。人不是單面的人，人不只是個體權(quán)利、利益、智力的集合體；啟蒙也不意味著個體權(quán)利、知性與個性自由的無限膨脹；這不僅與近代西方啟蒙理性的“人的覺醒”不同，而且包涵了批評人類中心主義，批評工具理性與原子式的個人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蕭萐父的啟蒙論說包涵了“啟蒙反思”。

蕭萐父多次談到人的有限性，人的缺失、弱點，人對自然與超自然的敬畏等，他不僅重視人文，尤其尊重、重視天與天道，尊重、重視地或自然，重視天地與人的貫通，重視世界上與本民族之大的宗教傳統(tǒng)，全面理解個體人與天、地、他人、萬物的關系，自身身體與心靈的關系。因為在中國哲學文化中，儒釋道資源中，人文不與宗教、自然、科學相對立。由上即知，蕭萐父的現(xiàn)代“人論”是很豐富的，這才是“人”的真正的“再發(fā)現(xiàn)”。

蕭萐父對于西方近代以來的個人主義、片面民主、工具理性、唯科學主義等給予了系統(tǒng)批判，對傳統(tǒng)人文精神與西方人類中心主義的人文精神的差別有系統(tǒng)的論說。

蕭萐父的思想、精神中有顯隱之兩層，顯性的是“走出中國中世紀”，隱性的是“走出西方現(xiàn)代性”，這兩層交織一體，適成互補。我們對蕭萐父的思想，不能只突出其任何一面、一層。蕭萐父主張“兩化”，“即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化和西方先進文化的中國化……要把‘全球意識’與‘尋根意識’結(jié)合起來。”他批判了理性過度膨脹所帶來的生態(tài)災難與人之生命的迷惘，批判了歷史的虛無主義與道德價值的相對主義。他強調(diào)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與當代中國倫理共識的重建，多次參與國際性的“文化中國”的討論。

蕭萐父多次參與國際性的“文明對話”，他一貫充滿了文化包容意識與多元開放心態(tài)，擺脫東西方中心主義。他說：“對世界文化的考察要擺脫東方中心或西方中心的封閉思考模式，走向多元化，承認異質(zhì)文化的相互交融”；“東方與西方有共有殊，東方各民族之間、西方各民族之間也各有同有異?！彼鲝埳须s、兼兩、主和的文化觀，在差異、矛盾、對立中互動。這些方法也包含著“走出中國中世紀”與“走出西方現(xiàn)代性”的兼有、差異與互動，一體兩面之交叉互動。當然，他的主要思路是，只有從現(xiàn)代性才能走出現(xiàn)代性。

綜上所述，蕭萐父通過對文革的反省，針對國家、民族文化（特別是政治文化）建設的現(xiàn)實、緊迫問題，著力于西方啟蒙理性與啟蒙價值的引入，特別是發(fā)抉中國傳統(tǒng)中與之相契合、相接植的因素（例如他下過功夫的明清之際思想家們的新思想萌芽等）。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蕭萐父是一位東方、中國的有底蘊的知識人，其論說啟蒙的時代又是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的開端，在現(xiàn)代性的弊病暴露無遺之際。在這種背景下，由這樣一位中國杰出的詩人哲學家，一位生命體驗特別敏銳的思想家來論說啟蒙，其啟蒙意涵已不是西方近代啟蒙主義的內(nèi)容，而恰恰超越了啟蒙時代的啟蒙精神，包涵了諸多反思啟蒙或啟蒙反思的內(nèi)容。他實際上有著雙向的揚棄，意在重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床坏竭@一點，那就恰好低估了蕭萐父的思維水平與他的啟蒙論說的意義。

蕭萐父主要論著

蕭萐父、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83。

蕭萐父主編：《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陳修齋、蕭萐父主編：《哲學史方法論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4。

蕭萐父著：《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1991。

蕭萐父著：《船山哲學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蕭萐父、許蘇民著：《明清啟蒙學術(shù)流變》，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

蕭萐父著：《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蕭萐父著：《吹沙紀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蕭萐父著：《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1999。

蕭萐父、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綱要》，北京：外文出版社，中文版，1999；英文版，2007。

蕭萐父、吳根友主編：《傳統(tǒng)價值：鯤化鵬飛》，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

蕭萐父、許蘇民著：《王夫之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蕭萐父著：《吹沙三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

蕭萐父著：《蕭萐父文選》上下，上冊“思史縱橫”，下冊“呼喚啟蒙”，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蕭萐父著：《火鳳凰吟：蕭萐父詩詞習作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蕭萐父著：《苔枝綴玉：蕭萐父書畫習作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蕭萐父全部著作目錄（含點校、整理與編書）

王夫之著作選注小組：《王夫之著作選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75。（蕭萐父是參與者之一。）

蕭萐父、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83。

蕭萐父主編：《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陳修齋、蕭萐父主編：《哲學史方法論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4。

蕭萐父總編、李德永主編：《中國辯證法史稿》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

蕭萐父主編：《玄圃論學集：熊十力生平與學術(shù)》，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0。

蕭萐父著：《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1991。2007年再版。

蕭萐父、羅熾主編：《眾妙之門—--道教文化之謎探微》，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蕭萐父著：《船山哲學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宋］賾藏主編集，蕭萐父、呂有祥、蔡兆華等點校：《古尊宿語錄》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初版，后有新版。

蕭萐父、許蘇民著：《明清啟蒙學術(shù)流變》，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

蕭萐父、黃釗主編：《“東山法門”與禪宗》，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

蕭萐父釋譯：《大乘起信論》，高雄：佛光出版社，1996。

蕭萐父著：《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蕭萐父著：《吹沙紀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蕭萐父著：《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1999。2007年再版。

蕭萐父、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綱要》，北京：外文出版社，中文版，1999；英文版，2007。

蕭萐父、吳根友主編：《傳統(tǒng)價值：鯤化鵬飛》，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

熊十力著，蕭萐父主編、郭齊勇副主編：《熊十力全集》（九卷十冊），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蕭萐父、許蘇民著：《王夫之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蕭萐父著：《吹沙三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

蕭萐父著：《蕭萐父文選》上冊“思史縱橫”，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蕭萐父著：《蕭萐父文選》下冊“呼喚啟蒙”，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蕭萐父著：《火鳳凰吟：蕭萐父詩詞習作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蕭萐父著：《苔枝綴玉：蕭萐父書畫習作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本文參考文獻：

蕭萐父：《我是怎樣學習起中國哲學史來的》，上海：《書林》，1983年第5期。

蕭萐父：《冷門雜憶》，載蕭萐父著：《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

蕭漢明、郭齊勇編：《不盡長江滾滾來----中國文化的昨天、今天、明天》，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年。

田文軍：《錦里人文風教永詩情哲慧兩交輝----蕭萐父教授學術(shù)生涯掠影》，載郭齊勇、吳根友編：《蕭萐父教授八十壽辰紀念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郭齊勇、吳根友編：《蕭萐父教授八十壽辰紀念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郭齊勇、蔡方鹿主編：《存古尊經(jīng)觀瀾明變----“蕭萐父先生與蜀學研究”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2年。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