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逢彬】閱讀《論語》，選對注本很重要
閱讀《論語》，選對注本很重要
作者：楊逢彬
來源：《論語(閱讀無障礙本)》導言（楊伯峻 楊逢彬 譯注，岳麓書社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六月廿二日戊申
耶穌2016年7月25日
楊伯峻先生的名著《論語譯注》是目前質(zhì)量最高、流行最廣的《論語》譯注本，它深入淺出，既可供專家作研究之用，也可供一般讀者閱讀，因而廣受歡迎。
《論語》是用先秦時期的漢語寫成的。如果不懂一點普通語言學的基本知識，不懂一點文字音韻訓詁的常識，便試圖給《論語》作出新的解釋，無疑是不會成功的。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之所以成功，乃是因為楊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語言學家和文獻學家;坊間的許多《論語》注本之所以不成功而錯誤百出，即由于注釋者缺乏普通語言學基本知識與文字音韻訓詁的常識。市面上流行的一些隨意給《論語》中某句話斷句或給某些字詞作出“新解”的注本，大多如此。還有某些注本沿襲一些由來已久的錯誤，如讀“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的“樂”為ào，為楊伯峻先生所不取，卻還有人好意地“糾錯”。
可見，讀《論語》，選取一個好的注本，是何等重要。
楊伯峻先生注《論語》的時候，沒有計算機，沒有相關軟件，以他老人家學問的廣博與精深，白璧微瑕、千慮一失仍在所難免;我們用楊先生倡導的語言學方法和文字音韻訓詁知識，輔以計算機檢索手段，對古今注釋《論語》的大學者看法有所歧異的地方，進行全面的調(diào)查，以得出正確的、經(jīng)得起時間檢驗的結論，這樣不可避免地對《論語譯注》的少數(shù)地方有所修正。例如，《衛(wèi)靈公篇》的“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忍”，歷來有忍心、忍耐兩種解釋，而楊先生選取后者。我們通過計算機全面檢索發(fā)現(xiàn)，從《論語》《左傳》時代直到《史記》時代，凡是不帶賓語的“不忍”，都是“不忍心”的意思;因而，“小不忍，則亂大謀”意為“小小的仁慈，有時會敗壞大事情”。
看到這里，如果讀者朋友還有耐心，請看下文較為詳盡的解說。
如前所述，現(xiàn)在市面上流行的《論語》注譯本，毫無疑問，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公認是最好的。不但公眾這樣認為，學術界也同樣如此。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張政烺先生就曾撰寫專文，贊譽《論語譯注》和《孟子譯注》為同類著作的典范。
楊先生譯注《論語》為什么能做到最好呢?這得力于他的知識結構。楊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文獻學家，同時還是一位杰出的語言學家，他在語法學上的貢獻尤其突出。譯注《論語》須得力于熟悉古代文獻，這是無需多講的。那么為什么注譯好《論語》還必須借重于掌握語言學特別是語法學呢?《論語》是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接近于當時口語的漢語寫的，研究《論語》實際上就是研究當時的漢語(一般稱之為“上古漢語”);上古漢語當然也是屬于語言學研究的范疇，因此當然應該懂一點普通語言學即語言內(nèi)部的最普通的規(guī)律才可言及“研究”;語言最基本的規(guī)律是，它具有社會性，它具有歷史性。我們總結這兩點基本規(guī)律，就是切忌“盲人摸象”，切忌“刻舟求劍”。還是通過例子來說明它吧。
有人認為，如果孔子說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的話，豈不是推行愚民政策嗎?于是覺得應該這樣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笨墒?，語言是具有社會性的。在某一社群中生活的個人，如果想與別人交流，就不能說些讓誰也聽不懂的話。因此，無論是詞語還是句式，在某一時代的某一社群，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帶有普遍性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的說法是帶有普遍性的，如《孟子·盡心上》就有“民可使富也”這樣的話，《左傳》莊公十六年也有“不可使共叔無后于鄭”這樣的話;相反，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類似的話在那一時代的典籍中就找不到。首先，找不到“民可”這樣的主語直接接上“可”作謂語的例證;其次，正如楊伯峻先生在《論語譯注》中指出的，當時沒有“使由之”“使知之”這樣承接上文的，通常應為“則使由之”“則使知之”。因此，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靠不住的。正因為語言具有社會性，決定了某詞的每一含義和每一用法一定是“無獨有偶”的。
某學者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為“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并解釋說這一句中的“女子”為“你這位先生”。將這一說法拿到先秦典籍中去驗證，找不到任何另外一例可以證明它，這就決定了這個說法一定是不可靠的。由此可知，如果我們對古書如何讀有“新穎可喜”的想法，一定要拿到那一時代的語言中去驗證，看是否具有普遍性。這一驗證就好比觀察一頭大象，一定要站在一定距離之外從各個角度看它，才能對它的輪廓有個大致的了解。如果不加以必要的驗證而“自說自話”，那就好比“盲人摸象”，其結果就可想而知了。類似的對《論語》來一通盲人摸象的還有把“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讀為“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以及“唯女(汝)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的，這里就不多說了。
“刻舟求劍”忽略了船在河中是移動的，語言，包括其中各個要素如語法、語音以及詞匯，從古至今也是不斷變化的;忽略了這種變化，以對現(xiàn)代漢語的理解去理解古代漢語，就好比刻舟求劍。不同的是，在船舷上刻記號，等船移動了再去撈劍的人，大家都說是傻瓜，而以對現(xiàn)代漢語的理解去理解古代漢語的人卻比比皆是，其中還不乏著名人士。
例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的“信”，在《論語》時代，有誠信、守信、相信等意義，可是卻沒有“信仰”義;但卻有人解釋“民無信不立”為“最可怕的是國民對這個國家失去信仰”云云。《莊子·秋水》中的“望洋向若而嘆”的“望洋”是連綿詞，仰視貌;許多人包括一些學者卻“望文生義”，說就是“望著海洋”;可是“洋”之有“海洋”義是北宋才開始的。
其實古人也不大明白語言是變化的，他們經(jīng)常犯“刻舟求劍”的錯誤;直到明代的陳第才說出“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zhuǎn)移”這樣清醒的話，但陳第以前的人不大懂得這個道理。今天讀《詩經(jīng)》，有些該押韻的地方卻不大押韻，我們明白是語音變化了的緣故;可是六朝到宋代的人卻不明白此理，他們以為古今語音是一貫不變的，當時不押韻的字，《詩經(jīng)》時代也不押韻。但作詩必須押韻，于是他們幫他們的古人解決這一難題，這便是“葉(讀作xié)音”。所謂“葉音”就是六朝到宋代的人們認為，上古時的人臨時改變一個或幾個韻腳字的讀音，來使詩歌押韻。
語言學的一個起碼的原則是，語言是具有“強制性”的，任何人都不能根據(jù)自己的意愿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不信您可以把“好”讀作huài試試，早上見到熟人即打招呼道：“嗨，ni huài!”看會是個什么結果。因此，葉音說是荒謬的?！督?jīng)典釋文》中記載了《詩經(jīng)·關雎》中“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一句中“樂”的葉音為五教切或義效切，就是讀作ào或者yào，來和前面的“芼”(音mào)押韻。古代有些字書、韻書就把“樂”的這兩個讀音記錄下來了，說“樂”也讀作ào或者yào，意為“愛好”。楊伯峻先生當然明白葉音荒謬這個道理，雖然他在《論語譯注》附錄的《論語詞典》中注釋“樂，舊或讀五教切”，可是在諸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的正文中他并未出注，表示并不贊同讀為ào，那么理所當然應當讀作lè，意動用法，智者以水為樂，仁者以山為樂的意思。如果讀ào，意為愛好，那么“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該如何理解呢?
語言學的另一個原則是“約定俗成”，那么不管某個字或詞的意義或讀音，其來源如何荒誕不經(jīng)，只要它為現(xiàn)今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就是正確的?！爸邩匪钡摹皹贰敝x為ào，顯然還沒有達到這個程度。比較好的《論語》注本，如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都不注“樂”應讀五教切?？梢?，楊伯峻先生的不注“樂”讀為ào，正體現(xiàn)了他的深厚的文獻學和語言學素養(yǎng)。
我們以為，將這些地方改正過來，將使得這一注本對《論語》原文的理解較舊版《論語譯注》更為貼切。
20世紀90年代初，經(jīng)過楊伯峻先生授權，筆者在《論語譯注》的基礎上編寫成岳麓書社后來出版的《十三經(jīng)今注今譯》的《論語》《孟子》部分，以楊先生和筆者共同署名。后來岳麓書社將這兩部分作為“國學基本叢書”的《論語》和《孟子》出了單行本。當時勇氣可嘉，學力有限，因而這兩個單行本實在未能盡善盡美，未必對得起當時已經(jīng)長眠地下的楊先生。筆者早就有意修訂，這次承岳麓書社提出加以修改重版，當然令筆者歡欣鼓舞。因為整個注本還是以《論語譯注》為基礎，當然應該一仍其舊，將楊伯峻先生列于筆者之前。這是應該鄭重說明的。
注：本文為《論語(閱讀無障礙本)》導言，楊伯峻 楊逢彬 譯注，岳麓書社出版。
《論語(閱讀無障礙本)》
內(nèi)容簡介：《論語》記載著孔子的言語行事，也記載著孔子的若干學生的言語行事?！墩撜Z(閱讀無障礙本)》用語言學方法和文字音韻訓詁知識，輔以計算機檢索手段，改正之前注本的少數(shù)地方，幫助讀者更為貼切地理解《論語》原文。
作者簡介：楊伯峻，著名語言學家，湖南長沙人。1932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后歷任湖南《民主報》社社長、湖南省政治協(xié)商會議秘書處處長、中共湖南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辦公室主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中國語言學會理事等。他在語言文字領域的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譯注方面。楊逢彬，語言文字學研究者，湖南長沙人，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F(xiàn)為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任武漢大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南開大學中國文字研究中心兼職教授。他是國學大師楊樹達的嫡孫，文史名家楊伯峻的堂侄。
責任編輯：葛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