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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為什么在宋代科舉上考不過南方人

作者：梁庚堯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四月初十日戊戌

           耶穌2016年5月16日

南方既成為人口集中、經濟發(fā)達的地區(qū)，文化也隨之而發(fā)展，人才之盛，逐漸超過了北方。南北人才的交替，在過程上要比戶口的升降和產業(yè)的消長來得緩慢。在唐代中葉以后，如前所述，南方在人口和產業(yè)兩方面都已顯示出超越北方的趨勢，可是在人才方面，卻仍然是北方全盛的局面；直到五代，南方人才超越北方的趨勢才顯現(xiàn)出來；宋代以后，南方人才的優(yōu)勢已經確立。經由科舉考試的選拔，政治上的統(tǒng)治階層以文化修養(yǎng)的程度為基礎，因此可以從統(tǒng)治階層和科舉登第者的地域出身看南北人才的交替。

北方人才的全盛與衰落

隋代至唐初，在政治上的統(tǒng)治階層，主要是屬于從西魏、北周以來一脈相承的關隴集團及其后裔。隋煬帝曾任揚州總管，因此提拔南方人士，煬帝一朝，南方人在政治上的分量逐漸加重。但是唐朝建立以后，情況又有改變。唐代的統(tǒng)治階層，除了前述的關隴集團及其后裔之外，又有關東地區(qū)的世家舊族。到武后以后，提倡進士科，以科舉考試提拔寒門士人，來和關東士族相抗衡。但是盡唐一代，政治上的核心人物，仍然多出身于世家舊族，而這些世族子弟，多出身于關東地區(qū)，來自其他地區(qū)與南方者甚少。統(tǒng)計新、舊唐書列傳與世系表中，自唐肅宗至唐末的人物，其出身于大族的情況如下：

上列統(tǒng)計顯示，唐代政治上的人才仍然以出身于北方者為多，而在唐朝中后期，政治上的人才已多是通過科舉考試而來，因此又是以文化發(fā)展的程度為基礎。北方世族有世傳的家學，注重子弟的教育，學習環(huán)境又好，因此人才輩出。

不僅如此，唐代科舉試卷并不彌封，舉子多事先設法揄揚自己的聲譽，居住在長安與洛陽兩京有種種的便利，家族中最優(yōu)秀的子弟常謀長居京邑以求出路。因此唐代大族多歡遷移往兩京附近居住，聚居這一帶的世族子弟成為唐代官吏的主要成分。即使是南方大族陸氏，也走向同一路途。如陸贄，“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搢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贄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舊唐書·陸贄傳》）；又如陸扆，“吳郡人，徙家于陜，今為陜州人”（《舊唐書·陸扆傳》）。及至唐末五代的大動亂，世家舊族飽受摧殘，居于兩京附近的官吏之家遭禍尤多，于是北方人才自此一蹶不振。五代為武人政治時期，統(tǒng)治北方的武人，其文化水平自然不能與唐代的世家子弟相比。

南方人才的興起

安史之亂以后，中原士人已有南遷的情形。梁肅于大歷十四年（779）撰《吳縣令廳壁記》：“自京口南被于淛河，望縣十數，而吳為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于茲土，參編戶之一”（《文苑英華》卷八○四）。上元（760—761）是唐肅宗的年號，這時安史之亂尚未結束。十余年后，梁肅講南遷到吳縣的衣冠之家要占當地編戶的三分之一，用語或有夸張，卻可見人數的眾多，已給人深刻的印象。這波因亂南遷的人潮，和類似前述吳郡陸氏家族因仕宦而北遷，正好走的是相反的地理方向。南遷的衣冠之家，對于南方文化水平的增長，應有所貢獻。唐代晚期，江南東、西的教育、文化都日有進展，科舉登第的士人在數量上雖仍無法和北方相比，但比起中唐以前也有所增加。

到了五代，中原喪亂，民生凋敝，文物殘缺，而南方卻較為安定。特別是南唐統(tǒng)治之下的地區(qū)，經濟繁榮，文化昌盛，人才頗有可觀。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序：

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盛于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圣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于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鍇之典贍，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于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

當時南唐境內，學校興盛，藏書之多，亦為天下之冠，不僅書多，校讎尤其精審?？梢娔咸莆娘L昌盛，為五代文物薈蔚之區(qū)，下開宋代南方的文風。

宋初政府的高級官員，多為北方人。但是由于科舉制度的發(fā)達、教育的普遍，南方人才逐漸出頭，于是在人才選拔上有南北之爭。當政的北方士大夫，對于南方士人多方壓制。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江西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河北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二，皆以俊秀聞，真宗特令召試。晏殊屬辭敏贍，真宗深為嘆賞，可是宰相寇準卻“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進蓋”（《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己未”條）。其后宋真宗起用王欽若為相，王欽若曾告訴別人：“為王子明（旦）故，使我作相晚卻十年”（《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九十，“天禧元年八月庚午”條）。王欽若是江西臨江軍人，王旦則是河北大名府人。由于南方文化水平已高出北方，所以在科舉考試中，南方人錄取的人數遠超過北方，北方人于是爭取保障名額。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發(fā)生了司馬光、歐陽修之間分路取人與憑才取人的爭議。司馬光代表北方的觀點，主張分路取人，理由是：

然而天下發(fā)解進士到省，常不下二千余人，南省取者才及二佰。而開封、國學、廳預奏名者，殆將太半，其諸路州軍所得者，僅百余人爾，惟陜西、河東、河北、荊湖北、廣南東西等路州軍舉人近年中第者或一二?！且怨胖∈浚钥鴳艨诙嗌贋槁?，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卷三十《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他雖然指出中第者少的路分在南、北都有，可是陜西、河東、河北三路已在北方五路中占了大半；而沒有講出來的，卻是東南兩淮、兩浙、江東西、福建、成都府、梓州等路中第者所占的比例太高，而這幾路占了南方路分的大半。

司馬光

歐陽修代表南方的觀點，反駁司馬光的主張，指出：

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瓥|南之士于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yè)不及東南，當發(fā)解時，又十倍優(yōu)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三《論逐路取人札子》）

歐陽修所說的北方士人在發(fā)解時，比起南方士人來講，已經是“十倍優(yōu)假之”，是指宋代的科舉考試，在地方上州、軍舉行解試時，每一州、軍各立有一個解額，多少不等，北方各路的州、軍由于應考者少，相對來講解額比較寬，通過容易，東南各路由于文化水平較高，應考者多，相對來講解額比較窄，通過也較難。他認為北方士人獲得發(fā)解已經比較容易，學業(yè)程度自然無法和南方士人相比，如果到中央的省試又再給予特殊優(yōu)待，那對南方士人實在太不公平。北方的要求保障，正顯示了北方人已無法在科舉上與南方人競爭。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的用人，逐漸以南方人為多。

歐陽修

陸游《渭南文集》卷三《論選用西北士大夫札子》：

臣伏聞天圣（1023—1031）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并觀，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于是范仲淹起于吳，歐陽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閩，杜衍起于會稽，余靖起于嶺南，皆一時名臣?！敖B圣（1094—1097）、崇寧（1102—1107）間，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復有沉抑之嘆。

上引札文所講宋仁宗時起自南方的名臣中，“范仲淹起于吳”、“歐陽修起于楚”仍有討論的余地。范仲淹雖然祖籍在蘇州，但出生在京東路的徐州，兩歲時因為父親去世，又隨母親改嫁而遷到同路較北的淄州，以后讀書也在北方。歐陽修雖然祖籍是江南西路的吉州，但出生在四川的綿州，四歲時父親去世，隨母親遷到京西路的隨州定居，依靠叔父，后來應考解試也在隨州。盡管如此，陸游所說北宋中后期整個大趨勢的演變，卻無可置疑。南宋時人列舉各類天下第一，其中就有“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和國子監(jiān)書、內廷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及其他多樣物、人并列。兩浙、江東西、福建、四川，從北宋中后期到南宋，都是人才最盛的地區(qū)。在學術上，北宋的學術中心尚在北方，到宋、金并立的時期，學術中心已轉移到南宋所在的南方來。這種情形，延續(xù)到元代統(tǒng)一南北，仍未改變。

元代要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恢復科舉考試，無論在此之前或之后，政府用人都以蒙古人、色目人為主，漢人、南人受到壓抑，而南人所受的待遇又不如漢人。南方士大夫在政治上沒有出路，很多人轉向書院之中講學，培育人才。學者據王圻《續(xù)文獻通考》統(tǒng)計元代書院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當時人才的孕育，仍以南方為盛：江西（73）、浙江（62）、福建（55）、湖南（37）、江蘇（26）、廣南（24）、四川（23）、湖北（19）、安徽（17）。（以上南方）山東（22）、河北（20）、山西（10）、河南（10）、陜西（7）。（以上北方）

上列統(tǒng)計數字自然不完備，但是大體上可以看出地域的差異。

顯然這時南方的書院要比北方多出甚多，連宋代在文化上較為落后的廣南，到元代也有了不少的書院。這可以說明，中國社會中心往南方的移動已經完成。

（本文摘自《中國社會史》，梁庚堯著，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5月。標題為編者所擬。）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