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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孔教政治模式：評蔣慶英文著作《儒教憲政秩序》

作者：明克勝（Carl F.Minzner，美國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法學院教授）

來源：原載于 法律書評第11輯（第98頁-第10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初八日丁卯

           耶穌2016年2月15日

《儒教憲政秩序》，蔣慶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十八世紀末，正當法國大革命以烈火燎原之勢吞沒歐洲大陸腹地，顛覆和摧毀傳統(tǒng)的政治與社會秩序之時，英國哲學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提筆參戰(zhàn)。作為一位曾經(jīng)對不受限制的皇權(quán)持批評態(tài)度的學者，他卻在法國啟蒙運動所倡導的支持政教分離與人民民主的價值觀面前，展開了一場具有針對性的全面保衛(wèi)戰(zhàn)，以捍衛(wèi)君主制，精英統(tǒng)治，國立宗教和英國的歷史傳統(tǒng)。他主張：“我們敬畏上帝，我們敬仰國王；對議會感到親切；為地方官履行各自的職責；尊敬牧師；尊重貴族。”毫無懸念的，伯克(Burke)的思想成為了多個美國右翼思潮流派的源泉。

埃德蒙·伯克捍衛(wèi)君主制，是英美保守主義的奠基者。盡管本書的書名中所提及的是儒教憲政，（其作者）蔣慶教授其實是一位堅定的伯克(Burke)式的保守主義者——并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而他的政治觀點則是披掛了孔子學說的外衣。但是，與此同時，蔣先生很可能還會與另一群有意思的三教九流人士們有著很多的共同語言，其中包括：美國的茶黨、英國的保皇黨、沙特阿拉伯的原教旨主義者、以及在致力于教會改革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召開之前（pre-Vatican II）的(反對教會改革的)天主教保守派系的成員們。

鑒于蔣教授是一位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學者，他的批評重點并不是啟蒙運動（盡管他明顯地表達了“開倒車”的意愿），而是二十世紀之初的“五四運動”——那是標志著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與他們的歷史傳統(tǒng)決裂，以吸收西方的政治和社會理想的決定性時刻。對于蔣教授來說，那也是一個漫長的下坡路的開始。一方面，其造成了政治左派們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災難性的擁抱，導致了發(fā)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種種“毛氏”悲?。ò▽χ袊鴤鹘y(tǒng)文化的近乎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面，其催生了右翼的自由民主派的思想家（如胡適等）和他們的思想傳人—如在當代中國推動政治改革的知名學者們（賀衛(wèi)方和劉曉波等）。對于蔣教授來說，左翼與右翼的主張是同樣錯誤的，它們代表的都是對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危險性的膜拜，盲目地隨波逐流，因而喪失了對華夏文明的傳承，成為無本之木。

在當代中國，愿意如此徹底地拋棄一個世紀的政治思想的哲學家實屬罕見，特別是有著蔣教授這樣的經(jīng)歷背景的學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曾經(jīng)是一名軍車修理工人，后來在1978年恢復高考之后成為了文革后首批大學生中的一員（他還是賀衛(wèi)方在法學院的同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先后嘗試了道教、佛教、基督教之后，他所得到的啟示是，只有復興儒學孔教才可能解決中國現(xiàn)今的政治改革中的迫切問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他離開了教學崗位，而在中國學術(shù)界的邊緣上傾注了之后的二十年時間，以開創(chuàng)他自己的理論體系。近年來，Daniel Bell編輯致力于在西方普及蔣教授的觀點和理論（并且在本書的前言部分對其進行了準確明了的概述），以“儒學孔教政治模式”作為在中國推進自由民主路線之外的另一種選擇。

當然，蔣教授所面對的問題是與伯克(Burke)不同的。在經(jīng)歷了二十世紀的驚濤駭浪之后，中國自身的思想和歷史傳承幾乎奄奄一息。現(xiàn)在，中國沒有君主，也沒有國立的宗教。而他的對策就是：沒有，就自己（重新）造。在本書中，蔣教授用了三章的篇幅來詳細描述他所構(gòu)建的“儒家憲政制度”可以如何被用來治理中國。

本書的第一章勾勒出了他對于一個“三院制”議會體系的設想。與他對“人民民主”的不信任和對“精英統(tǒng)治”的推崇相一致的是，這三個議院中的每一個都擁有基于不同基礎的合法性，并且能夠?qū)ζ渌鼉蓚€議院的越權(quán)行為進行制約。在這其中：第一個議院是由公民選舉產(chǎn)生的（與西方議會相似）；第二個議院是由先賢的后代、（各界的）領導者、名人、中國歷史的教授、以及退休的政府官員組成的；第三個議院是由熟讀經(jīng)典的儒學學者們組成的，并且擁有對其它的兩個議院的立法提案的最終否決權(quán)。

本書的第二章規(guī)定了“太學”的角色——作為一個擁有最高權(quán)力的政治機構(gòu)，這個“太學”是由儒學的鴻儒們組成的（類似于伊朗憲法監(jiān)護委員會），凌駕于議會機構(gòu)與其它的政府機構(gòu)之上。其職責包括：監(jiān)督所有的行政和立法機構(gòu)，罷免官員，組織考試（針對高層官員進行的關于儒學經(jīng)典的考試），以及在政府的不同分支（立法/執(zhí)法/司法）之間進行矛盾調(diào)解。

本書的第二章與第三章還提議，要選擇孔子的一位后裔來擁立為具有象征地位的君主（類似于英國的君主），并且將儒學孔教重新尊為國學國教（由“太學”來實施具體的教化）。這兩項建議的目的在于恢復神圣的傳統(tǒng)意識，以解決蔣教授所擔心的問題——“當代（中國）政治本身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摧毀宗教和道德的世俗化力量，”從而導致中國在面對外國信仰（特別是基督教）的攻勢時，束手無策，毫無招架之力。

當然啦，以上建議中的某些部分在中國歷史中并沒有真實依據(jù)。而這也成為了蔣教授的理論中的一處軟肋。難道他只是簡單地借用了（某些）外國政治機構(gòu)制度的形式與概念，然后注入從中國自身歷史之中信手摘得的辭藻，將其含混地置于源自神秘的夏商與周朝的遠古理念之中，而后再添上像康有為與黃宗羲這樣的人物所提出來的烏托邦式的建言，而將最后的混合體標榜為一個代表中華傳統(tǒng)的真正的“儒學孔教”式的施政方略提案？支撐蔣教授理論的伯克(Burke)式的邏輯在于其理論框架是建立在對傳統(tǒng)的依仗之上的，從而獲得了真正的“合法性”。但是，如果他的提案建言本身僅僅是一個現(xiàn)代的發(fā)明（并且還是旨在進口國外制度的），那么這與他所批評的自由民主派的理論又有什么區(qū)別呢？

蔣教授不認為中國需要嚴格地遵循傳統(tǒng)的模式?！半S著歷史情況的變化，統(tǒng)治的方式也可能需要與時俱進”（第32頁）：對他來說，這個理由可以用來解釋以下所有的建議——從建立（有限的）民主政治參政的正式渠道，用一個獨立的精英學者組織來對政府的權(quán)力加以外部制衡，直到推立一個象征性的君主。

蔣教授本人則顯然遵循了一個長期以來被（一些）中國思想家所推崇的傳統(tǒng)——為了論證其“改革變法”建言的正統(tǒng)性，而試圖從歷史中找到參照—無論此類史實依據(jù)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

在其它不同的章節(jié)中，四位評論員（主要是自由派的儒家學者們）提出了其它的質(zhì)疑：儒學孔教是一個道德系統(tǒng)，而不是一個全面完整的政治系統(tǒng)；蔣教授將中國人對“天”的概念解釋為近乎于基督教上帝，而這種解釋缺乏依據(jù)；他的提案建言沒有任何被落實的可能性。

在本書的總結(jié)章節(jié)，蔣教授對此類批評意見進行了反駁。這種與他的批評者們所進行的“你來我往”式的碰撞更加澄清了他的一些觀點細節(jié)，也明確了他對當今中國幾乎所有的政治理念的攻擊—無論是自由民主派，新左派，還是執(zhí)政黨和政府本身。蔣教授承認他的提案建言是“高高在上的政治理想，與中國的現(xiàn)實情況相差甚遠”（第67頁）。懷著對自己理念的堅定信仰，蔣教授準備以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來迎接儒學孔教在政府和社會中的完全復興。

總而言之，如果你是在尋找真實體現(xiàn)儒學孔教在歷史上的實跡的資料，或者是在尋求具有實際操作性的執(zhí)政建議，那么這本書可能對你來說作用不大。

但是，本書（以及其優(yōu)質(zhì)的翻譯）所能夠提供的卻是一個獨特的視角——以此可以觀察到，一些對中國停滯的政治制度和政改爭議不滿的知識分子們是怎樣試圖運用他們的歷史傳承來急切地探索出路的。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