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道出于二之后：從中學到國學再到四部之學
道出于二之后：從中學到國學再到四部之學
作者：羅志田（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源：《天府新論》2016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十三日癸卯
耶穌2016年1月22日
編者按
百余年前，清政府實行學制改革，從此拉開了對西學亦步亦趨的大幕。置身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傳統(tǒng)學術遭受比佛教輸入更為激烈的西學沖擊。道術為天下裂，傳統(tǒng)的人文教化之學分化為現代諸人文、社會學科，儒家學統(tǒng)隨之崩解。學統(tǒng)是道統(tǒng)的肉身，道非學不明，學統(tǒng)不立，道統(tǒng)焉傳？反省以現代西方學科范式來改造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削足適履，構建中國學術的自主性以重建學統(tǒng)、賡續(xù)道統(tǒng)，毋寧說是現代新儒家乃至每一位現代中國學人的天命所在。
基于此，《天府新論》編輯部聯合弘道書院，于2015年12月5日在都江堰文廟共同主辦了“范式轉移與學統(tǒng)重建——現代學科分化背景下的儒家天命”研討會，這是繼去年我刊主辦“儒家思想與中國改革”研討會后的第二屆“天府新儒學論壇”。 此次會議邀集了法學、政治學、外交學、心理學、歷史學、哲學等學科代表，圍繞學科分化、范式轉移、理論創(chuàng)新、經學復興和學統(tǒng)重建等議題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在此輯錄會議精彩發(fā)言以饗讀者。以下內容已經發(fā)言者審訂，本刊略有刪節(jié)。
盛洪：聽了黃教授的發(fā)言，我理解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說，我們近代以來對歷史的評價，標準就是西方的理論，其中包括韋伯的理論，評價這個文明到底好還是不好，最重要的還是依據經濟發(fā)展來評價。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維度，但不是唯一的維度。我們現在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至少在座的是這樣，就是認為有別的價值標準，這個標準比韋伯的要更好。我非常同意，儒家一直是有價值標準的，這個標準早就有了數千年，現在還可以用來評價，它比較全面。不要把別人的尺子當尺子，這是特別重要的一點，但是這恰恰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犯的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下面有請羅志田教授。
羅志田：道出于二之后：從中學到國學再到四部之學
其實記不記我講的無所謂，就把黃老師講的記了就行了。我跟黃老師最大的不一樣，就是我要找很多的話才能湊得夠這規(guī)定的20分鐘發(fā)言時間。因為今天要討論的我根本不懂，是應朋友的邀請，有了這么一個學習的機會，我感到非常榮幸！
這不是客氣話。我對儒學是外行，真的外行。從昨天到今天的經歷，讓我稍微知道一點，我們現在的儒學界是無所不包——像規(guī)定起床、規(guī)定吃飯、規(guī)定坐車這么精確，基本上應該是墨家或者法家的做法。我的理解，孔子門下有人可以白天睡覺，有人可以吃一碗飯就心情很愉快，有人可以做生意，有人可以去做官，似乎不會這么準確地實行軍事化管理。這就說明我們儒學現在的包容性有了很大的增強，包括今天我們文廟當家的跟我們說，他把魁星閣也給圈進來了。魁星閣可是和文廟競爭的，尤其在臺灣，高考前大家都到魁星閣去拜，比到文廟的多太多了?，F在我們這邊把它給包容進來了，就沒有競爭而成為“多元一統(tǒng)”了，所以儒學現在的確是今非昔比了。
另外，我真不懂什么“范式”，到現在為止我沒使用過這個詞，就是引別人的也加個引號。既然不懂“范式”，當然也就不懂得什么“范式轉移”了。所以來開這個會，簡單一句話，就是來學習的。
在會議規(guī)定的題目中，我稍微可以說知道一點的就是“現代學科分化的背景”這么一部分，我下面要講的，就是這方面一些不成熟的體會。
這個題目涉及到經學在近代的地位，也不好講。我曾經在臺北講過一次近代中國經典的淡出，我當時用了一個詞叫“消逝”，很多喜歡經典的朋友非常不高興，包括一些熟悉的朋友也批駁說，經典怎么會“消逝”了呢？不是還有人在讀經嗎？我的理解，讀經其實有不同的讀法，是尋求人生的指導、尋求平天下的指導，還是作為研究的對象，甚或作為出國之前的讀書預備班，那是天壤之別。我覺得在前面那個意義上，就是說我們的經典曾經長期是指導人生、指導社會、指導國家、指導天下的意義上，在近代基本上應該說是不存在了?？赡苡泻芏嗳藢Υ瞬桓吲d，但我覺得基本上是一個事實。
今天我的旁邊坐的是姚院長，他是要弘道的，所以我不想再讓人不高興。下面先做一個聲明，我所有講的都是從史學的角度陳述我看到的歷史現象。我的觀察可能是準確的，也可能不準確，但不管怎么樣，我說的就是我觀察到的歷史的一個現象，把它說出來，就是說個事，沒有褒貶，也不代表我贊成或反對，尤其不代表我對經學或者對經典有什么看法。
我們今天說的“學科”，基本上是一個外來觀念。中國過去的學問似沒有學科這一說，大體上也不講究分科而治，也不提倡把學問分而治之（當然也不反對）。有一些“學”，譬如說經學，是一個長期就有的說法。史學也是一個長期有的說法，諸子學就非常晚了，恐怕是到了近代才有所謂的諸子學一說。另外，還有一個一會兒我要說到的“學”，就是我發(fā)言題目上的“四部之學”，這個說法就更晚。經史子集這四部是書籍分類，改稱四部之學后，里面叫集部的那一部，就不太好辦。我?guī)缀鯖]聽說過“集學”這個說法，或許極其特別的人除外。但有“集部之學”的說法，有一位非常自信的老先生叫錢基博，他就曾說，集部之學天下最強就是我和我兒子，你們將來看了我們的日記、筆記，就知道了。這個后面再說。簡單說，對于把學問分科，我想過去至少不提倡，也不反對，就是不把它作為一個重要的事情來思考。
“學科”這個概念，我們其實是在西學的沖擊之后才開始講的。包括今天要講的“范式”，以及“轉移”，說明我們更多是在按照西學的思路來思考問題。最近看到一個中醫(yī)發(fā)的微信說，中醫(yī)不能用西醫(yī)的思路來診療，而現在中醫(yī)學院教的，都是先做各種西式的體檢，例如檢查出有膽結石了再去治療膽結石，那就不是中醫(yī)了。這個說法對不對另說，它是有啟發(fā)的。到目前為止，我看到的相關的論學題目，大部分都類似以西醫(yī)的辦法來進行中醫(yī)治療。這是一個現實，西學的分科體系已經成為我們相關思考的基礎和前提，不能說輕易就把這個基礎和前提脫離了；要跳出去另說一套，似乎不現實。就像晚清有很多人不喜歡外來詞匯，最后卻發(fā)現不用這些外來詞匯，我們根本無法表達我們的思想。所以現在非要用西潮沖擊以前的話來表述，幾乎每說一個字你得做一個注釋，然后還得繼續(xù)，要做無數個注釋才能對話。簡單加一句，我們確實無法脫離現在的學科體系來進行討論，但恐怕要知道這基本是外來的系統(tǒng)，當然也加上了一些“中國特色”。
我是研究近代史的。近代中國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隨著西潮的沖擊出現了一個中學和西學對峙的基本格局，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接受了西方的學科概念，并且也基本接受了它的分類。這個接受坦白說還是我們比較主動，因為西方努力想要輸出的是另外更大的一些東西，學科體系還不是他們特別努力想要輸出的。這雖然是我們主動更多，但隱含著思想和學問的重大權勢轉移，當時努力輸入的人或許并未意識到這一點。
或可以說，如果沒有西潮的入侵，或者說沒有被我們接受的所謂西學這么一個概念，根本也就沒有中學這個說法。我們所謂的中學，就是在已經有了西學之后，作為一個與西學對應和對立的名相而出現的。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巨變。我們原來的學問對象是天下，這個天下其實是指人類社會，是一個可以伸展的人類社會（很多人說天下后來變成了中國，或是一個不夠正確的理解）。原來以天下為對象的學問，現在變成了一個在全球競爭中的民族性論述，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相當一部分人可能還沒認識到。
在這個轉變中間還暗藏著一個根本性的、也是極為深刻的變化。就是在這樣一種民族性的論述中，原來高居于學問頂端的經學現在變成了“中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那就隱喻著、甚至明確表出了它不再是一個獨尊之學。我們知道自從漢武帝之后，儒家的經典就獲得了獨尊的地位。后來所謂經典，大致就是那個時候形成的。那樣的話，從一個獨尊的地位變成一個地位不清的成分，這是一個大幅的淪落，所以這是一個深刻的變化，也是一個非常不得了的變化。從經典地位的淪落可以看出，在中西學對峙競爭的大環(huán)境之下，中學這一名相一出現就意味著整體的失據，當然這是個比較微妙的變化，在很長時間里是隱而不顯的。
然后到了清末，受到日本人的影響，我們又開始興起了國粹、國魂、國故、國學等等以“國”字起頭的一類象征性名目。到后來說國學一類的人，大部分是越來越接近保守的，或者現在被我們視為保守的，確實他們也更多是一種防守性的努力。但是這里仍然有一個跟講中學一樣的、大家沒說明的一個共性，就是在國學、國故或國粹里，經學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并沒有明確它的指導地位。
到進入了民國之后，還有一些文化立場顯然是偏于保守的人，他們故意要重申我們有四部之學，其實這基本是他們創(chuàng)造出來的，是所謂發(fā)明出的傳統(tǒng)。以前哪里有什么四部之學呢？我剛才說了，四部是一個書籍的分類。學過圖書館學或進過圖書館的人就知道，有一些大開本的書，它們就排在所有分類的最后一組書架，不管它的具體內容是什么，是講道學的還是講物理的，都放在那里。因為它體形與一般圖書不同，不便按學科類別上架，所以它就單獨放在一起了。最早的四部就是如此，圖錄啊這些大本的、異形的，不是常規(guī)書籍形式的，就放在最后，原來叫丁部，后來改稱集部。
或許因為“集學”這個說法太不倫不類，所以越來越多講四部之學的人，就故意把它翻譯成西方學科分類里的文學。其實集部里面既有總集又有專集，各種集子里面都有大量經學、史學的內容，除非讓文學無所不包，否則當然不能是文學。我猜要是起錢基博于地下，說你所長的原來是文學，他恐怕不能接受（錢先生曾特別強調，他“治中國古代的經部子部，自信確有心得”）。他可以接受自己的特長是集部之學，但說他長于文學，那就大打折扣了。
所以四部之學是一個較晚才創(chuàng)造出來的新生事物，卻被我們很多人以為是舊的東西。而且這些創(chuàng)新者的心態(tài)是保守的，至少他們的文化態(tài)度是保守的，為什么呢？他們就是不想承認剛才我們說的被西方主導的“學科”體系，因此提出我們原來也有一個跟你們差不多的學科分類系統(tǒng)，就叫四部之學。如果借鑒上面提到那位中醫(yī)的說法，這些保守的人同樣是借用西醫(yī)的思想來保守我們的中醫(yī)。
同時，所謂四部之學又比前面說的“中學”和“國學”還更進一步：在中學里，經學雖然沒有在頂端，可是也并沒有排除它的地位，它的定位是相對模糊的。國學就要清晰一點，但還是較為模糊，因為最初一些人說的“文學”，其實也就是國學（竇士鏞在清光緒末年著《歷朝文學史》，分五部分：文字原始第一、志經第二、敘史第三、敘子第四、敘集第五。名為“文學”，實大體等同于所謂“國學”）。而后來的四部之學為了要證明中國也有自己的分類，就套書籍門類而分為經、史、子、集，其實是一種變相的摹仿。關鍵是這經、史、子、集四部和外來的各學科一樣，是一種彼此平等的學問。所以他們那時的思想、心態(tài)，跟講西式學科的人是很接近的。
我們想想，為什么讀經或者經學在民初的教育體系里一開始就被取消？后來偶有恢復，長期仍處于一種半取消的狀態(tài)。那就是因為它以前地位太高，它具有指導一切的顯赫地位，才首當其沖，被視為一個棄舊迎新的必須步驟。認識到經學曾經的地位，并從這一視角去看學問門類和學科定位，而不是把今天既存的學科分類作為一個眾皆認可的前提，就可以從經學地位本身的轉變看到既存學問的步步退后。不論我們從新式學科系統(tǒng)還是所謂四部之學的系統(tǒng)來看，接受了“經學”這一學科名號，接受了它的分類，成為與他學平等的一個學科，這就是一個重大的權勢轉移，一個大得不得了的權勢轉移。
今天我講的大概就是這么一個發(fā)展過程，及其這個過程背后隱伏的一些東西。盡管在輸入西方的學科體系方面可能我們更主動，卻也不是我們簡單地就接受了，還是經過斗爭的。在清末的時候有一個詞匯叫“學戰(zhàn)”，翻譯成我們現在的話就是文化競爭的意思。我們現在在座的年輕人可能真不知道，20世紀90年代一些刊物連“學戰(zhàn)”這個詞都不敢用。我曾寫了一篇講近代中西文化競爭的文章給《歷史研究》，前面就有“學戰(zhàn)”兩個字。編輯說，“學戰(zhàn)”這兩個字可不可以去掉？我問為什么，他們說怕萬一文章因此被審掉了。他們那時做事萬分謹慎，怕我這個文章因有“學戰(zhàn)”字樣而發(fā)表不了。故為了保護我的文章，把“學戰(zhàn)”這個詞給去掉了。但“學戰(zhàn)”其實是清末不少人使用的詞，表出一個從外國進來又應對外來文化沖擊的清楚意識。我們后來接受現在這個學科的劃分，其實是經過學戰(zhàn)的。但是沒戰(zhàn)勝，輸了。
用王國維進入民國之后一個很簡明的話說，“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就是道只有一個，也就是我們經典反映的內容，因為道雖然出自天，其載體就是經典。但是“泰西通商以后，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于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這就大不一樣了。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就是我剛才說的，道原來是適應于整個天下、整個人類社會的，不是只針對一個特定空間的特定人群的。但是道出于二之后，它就成為一個空間化的、區(qū)域性的范疇，就跟“中學”一樣，那這個學問就非常的不一樣了，這就是為什么我要把“道出于二”放在題目最前面的原因。
在中西學戰(zhàn)的過程中，道成了一個空間化的范疇，而且在相當一段時間里也成了一個時間化的范疇——有種說法我看現在還有很多人在重復，就是說我們的時代變了，所以要改革；我們的時代變了，所以要有新的學術。這是延續(xù)清末民初一個得到廣泛接受的觀念，就是說一個時代應該有一個時代的學術，因為時代變了，所以我們中國要變，政治要變，學問也要變，整個社會都要變。陳寅恪說了，可以用觀空的方法來觀時。外國有一個人寫了一本書叫《過去就是外國》，原來是一個劇本里的話。過去成了外國，就是用觀時的方法來觀空。按照近代人的說法推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即時代不一樣就要不一樣的道，那也是對道的普遍分享或普遍指引性的一個極大沖擊。所以道出于二不僅僅是空間的，它也反映在時間上。而道的時間化跟道的空間化一樣，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根本變化。
以前的說法是“道不遠人”，道一旦遠了人，其實就不能行了。至少從宋代起，就有很多人在討論道已經遠人了，因為連讀書人中都有很多人不知道，更別說勞動人民了。過去說“百姓日用而不知”，但后面還有一句話說“故君子之道鮮”。就是說“日用而不知”是不好的，最好是既要知也要讓所有人都日用。
原來我們經典承載的道，是為萬世開太平，那就不能是一個時代的；它是指引全人類（也就是天下）的，所以它不是一個地方的?？墒乾F在又有空間的思路、又有時代的思路之后，到底還有沒有一個可以普照一切的、像原來的歌里唱的“照到哪里哪里亮”的這么一個道呢？它能不能成為一個和大家都可以分享的，包括讀書人和普通人、不同地方和不同時代的人都分享的理念呢？
我要特別說明，我并不是說我們要回到過去，或去搞什么有中國特色的道，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我非常贊同剛才黃光國老師再三說的，要盡量吸納西方文明的精華，以及任何文明的精華。但道出于二之后，我們就必須面對道、經典以及經學要怎樣存在、會怎樣轉變這個重要問題。
責任編輯：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