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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作者簡介:曾亦,男,西元一九六九年生,湖南新化人,復旦大學哲學博士。曾任職于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現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經學研究所所長,兼任復旦大學儒學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儒學研究會副會長。著有《本體與工夫—湖湘學派研究》《共和與君主—康有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春秋公羊學史》《儒家倫理與中國社會》,主編《何謂普世?誰之價值?》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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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四大意義
作者:曾亦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fā)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二月初四日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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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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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亦應邀為“全球未來論壇”開講,主題是:康有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以下為講座實錄,經主持人徐治道先生與曾亦教授審校,授權儒家網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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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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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尊敬的曾亦教授,各位師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名師講座主持人徐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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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未來論壇線上第二場名師講座很榮幸邀請到著名儒家學者、上海儒學研究會副會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曾亦教授來為我們主講“康有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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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老師是大陸著名儒家學者,現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經學研究所所長,兼任復旦大學儒學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儒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為先秦儒學、宋明理學、清代經學、社會理論及宗族研究等。專著有《本體與工夫—湖湘學派研究》、《禮記導讀》、《共和與君主—康有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何謂普世?誰之價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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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主流話語的時代變遷,長期被邊緣化的康有為近年來又熱了起來,而且頗有不斷升溫之勢頭,甚至有學者直接提出“回到康有為”的口號。那么,被重新發(fā)現的康有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究竟有哪些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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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講座的議程有兩項:一是主題講座,二是討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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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進行第一項議程,請著名儒家學者、上海儒學研究會副會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曾亦教授開講“康有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大家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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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各位同道,大家晚上好。我今天講的題目是“康有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大家對康有為都比較熟悉,因為他不僅在晚清乃至在民國歷史上都曾經發(fā)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他的影響一直到持續(xù)到現在,歷來學術界也不乏研究者。但是,我們通常對康有為的了解和興趣,可能主要局限于他作為晚清戊戌變法的推動者,以及作為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的反對者。可以說,直到目前為止,關于康有為研究的重心,主要還是在戊戌變法前后那段思想及其政治活動。這方面研究最有成就的,我認為主要還是在歷史學界,此外,來自哲學界、政治學界的學者,對于康有為的思想也有較多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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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最近幾年,關于康有為的研究有了一個新的變化,這主要是由康有為前期思想的研究轉到了后期思想。那么,這個前期與后期是如何界定呢?據我自己的理解,應該以辛亥革命為分界點,即以辛亥革命前為康有為的前期思想,而此后則算作他的后期思想。不論是干春松的《制度儒學》、《保教立國》和《康有為與儒學的“新世”》,以及唐文明的《敷教在寬》,還有我自己的《共和與君主》,都是以辛亥革命以后的康有為思想為主要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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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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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們?yōu)槭裁匆匾暱涤袨橥砥谒枷氲难芯磕??如果說在前期康有為那里,他推動戊戌變法的目的是為了保大清、保中國,那么,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康有為面對的大環(huán)境完全變了,因為這時大清已經覆滅了。這種覆滅不僅是一代王朝的鼎革,更是數千年中國傳統政治的變革,因此,對康有為來說,他不得不在一個所謂“共和”的時代,重新思考中國未來的命運問題,準確地說,就是如何思考現代中國的構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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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數千年的傳統中國,可以說是一種“天下國家”,這與現代“民族思家”有著根本不同。按照西方人對民族國家的理解,國家與民族是合而為一的,就是說,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民族,至于像中國這種多民族的國家,對于“民族國家”這種概念來說,就是一個悖論。正因如此,辛亥革命以后,隨著滿清王朝的覆滅,現代中國馬上就面臨著國家分裂的現實問題。歷史上也確實如此,我們看到武昌起義后,蒙古馬上就開始鬧分裂了。直到后來的二、三十年中,不僅蒙古真得分裂成功了,還有新疆、西藏、滿洲這些地方,都不同程度鬧過分裂,許多后遺癥到現在還沒解決,不時還要發(fā)作一陣子??梢哉f,較之當時一心爭權奪利的革命黨人,康有為對這種危險更有前瞻性,思考也更為深入。而且,康有為提出的許多問題,現在依然存在,也沒有好的解決辦法;至于他提出的不少構想,還值得今天的政府和學者重新考量,并沒有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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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康有為思考的具體問題是什么呢?我認為,這就是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框架中,如何把多民族容納到中國這片政治區(qū)域中來,或者說,共和制下的中國如何能繼承大清遺留給我們的這一大片疆域。我想,如果“共和國”不能保有這片廣袤的疆土,不能讓各民族都能在安居樂業(yè),相反,“君主國”卻能形成一個“廣土眾民”的中國,那么,即便革命能使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但列祖列宗必然罵我們是不肖子孫,而后人也會為之痛哭流涕。正因如此,康有為在其對共和制的批評中,才會不斷強調君主制的優(yōu)越性。我認為,現代學者在這個問題上多有誤解,覺得康有為不過是搞復辟,開歷史的倒車而已。這種看法顯然是誤解,因為康有為不同于一般的遜清遺老,他周游列國的經歷,直到現在都是無人比擬的??梢哉f,康有為不僅是傳統學養(yǎng)深厚的今文經學家,又是有著世界眼光的現代思想家。在我看來,他實際上是在思考如何讓君主制的合理因素還能夠繼續(xù)在現代國家中發(fā)揮積極的作用,或者說,他的思考是如何理解傳統政治的合理性,從而將傳統政治與現代政治有效地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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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這種思考,康有為晚期的思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虛君共和。其二,孔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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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在戊戌變法的時候,康有為的政治主張是“君主立憲”。什么是君主立憲呢?簡單來說,就是在君主制的框架里面,通過憲法和相關的制度安排,對君權進行一定的限制,從而給民權以更大的空間。按照這種構想,君主制可以保留下來,大清王朝也可以在君主立憲這個框架下繼續(xù)存在。但是,辛亥革命以后,清朝覆滅,共和國已經取而代之。按照中國通常的政治文化心理,“一姓不再興”,大清還想復辟幾乎是沒有可能性的。因此,康有為只好思考另一種君主制形式,即如何在共和國這種政治構架中保留君主這樣一個象征性的存在,這就是“虛君共和”??涤袨榈倪@個構想,卻非向壁虛造,當時有兩個最好的榜樣,一個是英國,另一個就是日本。這兩個國家在當時是最成功的榜樣,絕對值得時人的效法,相反,民國一意效法的美國還沒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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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些經歷過太多革命洗禮的現代人,可能無法想像君主制的好處,但對康有為來說,他出于對現實的焦慮而想到的這一步,其實也代表了當時許多人的想法,絕非他個人的頭腦發(fā)熱。我們都知道,辛亥革命以后,現代中國隨后陷入了長達三十多年的分裂和戰(zhàn)爭狀態(tài),這個時期絕對不應該是我們向往的。有人講文革十年是“失去的十年”,其實,辛亥革命后我們錯過的時間更多,至少是“失去的二十年”。我們現在如此費力地在歐美后面趕,實在是因為這兩個時段失去的太多,如果我們有可能接著清末往下走,或許到中國會走得更快更穩(wěn),付出的代價也會更少些??梢姡涤袨閷嵲谑怯邢纫娭?,所以他在民國前后寫了大量文章,呼吁國人警惕中國有落入拉美的陷井??上В涤袨榈倪@些預言,都不幸而言中了,然而,親歷其禍的國人卻依然義無反顧地走在反傳統的道路上。當然,不可否認,康有為的這種構想,國人已再也沒機會實踐了,但絕不能因此證明康有為的道路就走不通。大家只要看看英國、日本這種超穩(wěn)定的政治結構,就知道“虛君”的好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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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大家還不妨看看最近這幾年的“阿拉伯之春”,我們不難發(fā)現,民主革命的浪潮所及,雖然實現了推翻專制政權的初衷,但卻帶來了更深的災難,無論是政治的動蕩,還是人民的流離失所,放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最黑暗、最糟糕的。但是,沒有被革命沖垮的那些阿拉伯國家,卻都是君主國家,這一點相當令人深思。此外,還有泰國,當時搞了街頭政治,鬧得非常厲害,但只要國王還在,最終還是風平浪靜。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如果當年保留了君主制,絕對不會有后來三十多年的國內戰(zhàn)爭,將為中國的經濟建設爭取更多的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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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清帝退位消息的報紙(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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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康有為的設計中,誰更有資格做這個虛君呢?大概只有兩個人,一個就是已經退位的清帝,另一個就是衍圣公。對漢人來說,也許會傾向于衍圣公,但我認為,對于像蒙古、滿洲、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來說,他們可能更傾向于接受一個少數民族出身的君主,而不是一個漢人君主?;蛟S后來康有為支持張勛復辟,多少也包涵了這樣一個考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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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接著講康有為晚期思想的第二點,即孔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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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最近《澎湃新聞》、《東方早報》連續(xù)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都是批評康有為當年的孔教運動,甚至認為儒家最終被打倒,也是為孔教運動所拖累。我想,這種批判大概與前不久“中華孔圣會”的成立有些關系,在這些批評者看來,最近儒學的發(fā)展很可能會走上當年康有為倡導的孔教道路,令人擔憂。那么,康有為當年為什么要搞孔教呢?其中的考慮很多,我曾經寫過這方面的文章,就不多談了,這里只談一個最主要的理由。在傳統中國,儒家之所以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歷兩千年而不衰,這很大程度上是有制度上的保障。然而,自民國以降,儒家的種種制度保障都崩塌了,儒學就不免降為一種信仰或學說,最多跟先秦時的諸子學說地位相當而已。然而,現代儒家的這種狀態(tài),較之在古代中國的地位,顯然有著巨大差距,能夠發(fā)揮的現實作用也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對康有為來說,當儒學的種種制度保障都消除以后,他只好尋求借鑒西方宗教某些形式,將儒學宗教化,而成立孔教,甚至將孔教上升為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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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政教是相分離的,但這種分離,在某種意義上卻是對宗教的保護。我覺得,康有為把儒學變成儒教,實際上也要尋求這樣一種保護。我們應該理解康有為當年的這層苦心,否則,儒學在民國初年被政治力量的摧殘,就實在很難避免了。此外,天主教直到今天還屢屢強調宗教是道德的基礎,換言之,沒有宗教,人類的道德就沒有保障。這種說法,在康有為的孔教運動中,這個理由也是被冠冕堂皇提出來的,或許正因如此,后來蔡元培他們主張“美育代宗教”,就是試圖讓美育承擔道德培養(yǎng)的功能,顯然,這是針對康有為的孔教主張。當然,從學理上,無疑康有為才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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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發(fā)起的“孔教會”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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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今天,儒學正處于復興之際,雖然目前暫無再遭摧殘之虞,但依然還需要制度方面的保障。更為重要的,儒學不應該把自己局限于諸子百家之說,而要謀求發(fā)揮更多的作用,這就更離不開制度性的支持。當然,儒學在古代社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那么,在今天,最為迫切的應該發(fā)揮什么作用呢?譬如,陳明主張儒教應該承擔構建“公民價值”的功能,而唐文明則從“教化”的角度來理解儒教的現代功能。如果儒教能夠完全恢復古代社會的地位,那就是“國教”了,當然,這還只是遠景的目標。不過,這顯然與西方講的宗教意義上的“國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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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就康有為的晚期思想做了一個簡單概括。但是,這兩個方面卻是距離現代思想最遠、也是現代人最不能接受的,以前我們不重視康有為晚期思想,原因正在這里。但是,近來學界對康有為思想的重新重視,重點卻在這兩個方面,即虛君共和與孔教論。人民大學的張旭教授最早把我們對康有為思想的研究稱為“新康有為主義”,正表明了康有為晚期思想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意義,也表明了我們與過去康有為思想研究不同的根本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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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開始講第二個意義。最近十余年來,國學這股潮流越來越熱,儒學也逐步得到了復興。在這種復興過程中,學界對中國古代思想的研究,不僅越來越深入,而且范圍也更加拓寬了。民國以來的儒學形態(tài),主要是以梁漱溟、熊十力開辟的現代新儒學為代表,后來又發(fā)展成為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代表的港臺新儒學。但是,這種儒學形態(tài)的主要研究對象,或者建構其理論的經典依據,主要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四書”。但是,如果把儒學研究僅僅建立在對“四書”研究的基礎上,顯然太過狹窄了。但是,大家不難發(fā)現,最近這幾年來,國內儒學的發(fā)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經學。那么,什么是經學呢?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其研究范圍已經延伸到《詩》、《書》、《禮》、《易》、《春秋》這“五經”上面,而且,對于“新康有為主義”來說,將主要依據“五經”來從事其理論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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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經學的復興意味著學術興趣的轉移,那么,“新康有為主義”在其中到底將起到何種作用呢?可能很多了解康有為的人,卻未必知道其思想的學術背景??涤袨橐灾巍豆颉窞橹鳎峭砬褰裎膶W的代表人物,算是傳統經學的殿軍。因此,我們講“回到康有為”,不過是藉此而接續(xù)經學傳統而已。但是,經學傳統的接續(xù)得一步步來,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我們首先由康有為及其今文經學入手,然后逐步回到晉、唐經學,最后是前、后漢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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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在他的書里面提到一種說法,即兩期說,我覺得非常重要??鬃右詠?,儒學的發(fā)展經歷了幾個階段,但不同的學者對其中分期的理解并不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牟宗三、杜維明等人主張的三期說。所謂三期說,就是把漢唐儒學看成第一個時期,宋明儒學是第二個時期,至于“五四”以來由梁漱溟、熊十力等開辟的現代新儒學,則可算作第三個時期。在現代新儒學看來,他們是“接著宋人講”,并建構出一套類似西方形而上學的儒家心性之學。至于“新康有為主義”所代表的學術形態(tài),我傾向于更接近清代經學和漢唐經學,可以說,大陸新儒學是要“接著清人講”。就此而言,我和郭曉東對《公羊》學和《三禮》學的研究,還有陳壁生對《孝經》學的研究,都可以看作“新康有為主義”進一步要開展的工作。這是康有為在今天意義的第三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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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說到我贊同整個儒學分成兩期,即孔子開始了儒學的第一個時期,至于第二個時期,則應該從康有為開始。為什么呢?首先,因為孔子與康有為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即改制的問題。對孔子來說,當時是“禮崩樂壞”,即周代的那套禮樂典章制度已經崩塌了,因此,孔子的任務就是重建一套新的制度。公羊家講“孔子作《春秋》”,就是認為《春秋》中包含了一套可以垂法后世的新制度。當然,孔子是“圣之時者”,并非簡單“從周”,而是損益殷、周乃至虞、夏之制,從而建立一套新制度??鬃右院?,漢儒大講孔子“為漢制法”,那是因為漢人切實遵循了《春秋》中那套新制度;漢以后,中國依然尊用孔子之教,則《春秋》又是“為萬世制法”。正因為如此,孔子被歷代經學家們尊為“素王”,道理就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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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末年,康有為又面臨了同樣的問題,即數千年孔子之道在西方文明的沖擊下,其正當性受到了挑戰(zhàn)和質疑,遂最終崩塌了。按照晚清人的說法,中國面臨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變局不僅是一朝一姓之制度的變革,而且是因為當時變天了,道亦不得不變,數千年中國舊制度亦不得不變了。那么,康有為面對舊制崩壞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解決的辦法正是取法孔子。因為孔子是借鑒殷制來改造周制,用公羊家的話說,就是“損周文益殷質”;對于康有為來說,他需要借鑒的對象,顯然不可能來自古老的舊制度,而是來自西方,即用西方的新制度來改造和損益中國數千年的舊制度??梢哉f,康有為是最懂得孔子精神的,這就是“孔子改制”。毫無疑問,康有為之后,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各派思想家,都走上了康有為指引出來的這條道路,即如何向西方學習,用西方的那套制度和觀念來改造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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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康有為之后,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還是以新儒家為代表的保守主義,他們的政治、文化傾向顯然比康有為更為激進。對于康有為來說,他就是要效法孔子改制的精神,即對舊制度進行折衷損益,換言之,康有為并不是要徹底推翻舊制度,最終把中國完全變成一張空白紙,而是試圖在舊制度的基礎上,通過對舊制度的改良來建立一套新制度,這就是所謂“舊瓶裝新酒”。至于康有為之后的現代思想,卻非常激進,完全是一種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對待中國數千年文化。對于現代中國的各派思想來說,他們只是想要簡單地引進西方思想,推翻中國數千年傳統,從而使中國成為一張空白紙,以便在此空白紙上任意馳騁,而描繪出最美麗的圖案。較之這種革命的態(tài)度,無論是孔子,還是康有為,都持一種漸進、改良的方案,更值得今天的國人借鑒。我想,這一百多年來的革命道路早就應該重新反省了,而康有為的方案則提供了我們進行反省的角度。如果說二千五百年前,孔子通過對舊制度的改造,開辟了一個新時代;那么從一百年前開始,康有為通過對儒家經典的重新闡釋,為西方思想的傳入開啟了方便之門,并主動借鑒西方制度來改造兩千余年的舊制度。顯然,這條道路才開始不久,遠未完成,而康有為當年的思考,不過指明了一個大方向而已,我想,以后將有無數儒家學者前赴后繼,效法孔子、康有為的改制方案,真正完成儒學發(fā)展第二期的任務。這就是康有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第三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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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講第四個意義??涤袨橹螅F代中國思想徹底分裂了,既有以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左翼思想,又有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右翼思想,還有以新儒家為代表的保守主義思想。這三派思想不同程度都可以追溯到康有為的思考,就是說,在康有為那里,我們可以看到現代中國各派思想的源頭。譬如,康有為講民權、平等,這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源頭;但康有為又講物質救國,講中央集權,反對聯邦制,這方面又構成了左派思想的源頭。至于康有為關于儒學的思考,無論其早期思想,還是晚期思想,多少又成為現代儒家思想的源頭。譬如,康有為早年對儒家思想頗有批評,認為儒學只是“據亂世”的學說,但西方已經進入到“升平世”和“太平世”,就是說,相對于中國文明,西方文明已處于更高的歷史階段,這種對儒學的理解,顯然構成了“五四”以后新儒家的基本前提。到了晚年,康有為對孔子與儒學的評價越來越高,認為孔子思想能夠把西方“升平世”、“太平世”的思想都能包括進來,因此,孔子思想不僅能夠解決中國當時面臨的現實問題,甚至能夠解決人類未來的問題。用康有為自己的話說,孔子就是“大醫(yī)王”。大概康有為通過對西方文明的反思,尤其是西方經歷過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他愈加意識到儒學對現代世界依然有著巨大的意義。就是說,儒學在后期的康有為那里,不僅能夠解決中國人的問題,而且能夠解決西方人的問題。其后,梁漱溟對西方文明的批判,并將西方文明、中國文明與印度文明相提并論,認為各有優(yōu)劣,顯然,這種立場與康有為并無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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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大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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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康有為的眾多著作里面,還有一部著作非常重要,這就是《大同書》。可以說,康有為很早就開始撰寫《大同書》了,至少在他早期的《實理公法全書》中,多少可看到近似《大同書》的許多思想。按照學界一般的看法,《大同書》最后撰成于1904、1905年前后,但是,此書卻遲遲未曾發(fā)表,直到民國初年,康有為應弟子的請求,才在《不忍》雜志發(fā)表了部分內容。至于里面討論婚姻、家庭的部分,在他生前卻始終沒有發(fā)表,直到他死后,大概在1930年代才刊印于世。那么,為什么康有為在其生前不發(fā)表《大同書》呢?我想,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大同書》里表達的許多觀念是有悖于儒家思想的,甚至直接沖擊了儒家倫理最核心的部分。但是,恰恰這些康有為生前不敢發(fā)表的內容,卻構成了后來自由派和馬克思主義的共同源頭。譬如,《大同書》里屢講個人自由,講男女平等以及婦女解放,這顯然是自由派的思想。但是,《大同書》中又講國家消亡,包括男女平等之類的思想,顯然又是左派的共產主義思想。其實,毛澤東早年頗受康有為的影響,尤其受《大同書》的影響,直到五十年代,當時中國搞“大躍進”,很多人不明白共產主義要怎么搞,據說毛澤東就建議他們去看《大同書》。可以說,在毛澤東及后來的中國共產黨人看來,《大同書》更加細致地描繪了共產主義的理想??梢?,《大同書》確實又構成了中國左派思想的源頭。既然現代中國各派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康有為,足見康有為在今天還沒有過時,而且具有巨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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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四個方面理由,我覺得,康有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可以說是充分凸顯出來了。正因如此,對康有為的研究,尤其是對康有為晚期思想的研究,就成為當今大陸新儒學研究的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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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還要補充一點,就是糾正現在許多人對康有為的偏見??涤袨榇_實是一個褒貶不一的人物,為什么呢?我覺得,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康有為身上確實表現出種種缺點,而是因為康有為距離我們現代人太近了。我想,如果缺乏某種必要的距離感,將使我們不能客觀地去評價康有為,不能濾掉他的政敵們潑在他身上的種種污水,更不可能去抬高康有為。而且,政治人物本無完人,其中不免涉及種種權謀手段。蓋欲謀大事者,常常不得不如此,諸位只要多讀史事,多觀察身邊的人情世故,自不難明白此理。此外,又頗有人批評康有為娶了好幾房妾侍,似乎德行有虧。其實,這不僅合乎古代禮制,而且亦不違儒家道德,此中實在沒有必要進行苛責。古人講“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康有為雖然有六房妻妾,但兒子只有一個,所以,康有為這么做太正當了,是儒家倫理的充分體現。更何況孔子及伯魚、子思,可是三代休妻呢!此外,還有人批評康有為注重物質享受,似乎亦不符合儒家講的君子人格。但是,我們如果真正理解康有為的思想,就應該知道康有為區(qū)別文明高低的標準之一,就是物質財富,換言之,物質的富足從而生活水平的提高,正是西方文明的特點,也是今日中華文明應該追求的目標,直到今天,我們依然視物質需要的滿足為人類社會的基本目標,是未來理想社會的基本前提。誠如此,人類文明既然以追求物質享受為目標,又憑什么責備康有為呢?而且,康有為還因此批評宋明儒學,認為里面鼓吹的實際上是一種禁欲主義的道德,而這正是造成中華文明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完全可以斷言,批評康有為的人一定沒有讀過康有為的著作,或者壓根兒就沒讀懂。所以,諸如此類批評,完全可以視為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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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先的時間安排,我今天大概就講這么多,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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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治道:感謝曾老師的精彩講座,曾老師主要從四個方面講述了康有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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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康有為關于虛君共和與孔教的論述,開啟了現代國家建構的思考;其二,回歸康有為代表的清代今文經學,開辟了一條回到漢代儒學的最寬廣、最純正的儒學研究道路;其三,康有為開創(chuàng)了儒學發(fā)展的第二個時期;其四,現代中國的各派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康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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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進入第二個環(huán)節(jié),請各位師友積極參與討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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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治道總結得言簡意賅,非常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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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靜:謝謝,知識量很大,很受啟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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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順成:康是蘇秦、張儀一類的人物,曾師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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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蘇、張既無學術又無思想,種種游說,只是為個人進身謀而已,焉能跟康比?而且,康作為晚清今文學之殿軍,其思想影響到后來各派中國思想,不能簡單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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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治道:曾老師,有人認為康有為思想中有墨家的影子,您對這種觀點如何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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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或許有墨家思想的影子,譬如,《大同書》中對家庭倫理的否定,其實就接近墨家,也接近后來的左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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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治道:曾老師,您認為現代各派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康有為,其中最為關鍵的原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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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我覺得,最關鍵的原因無疑是借鑒西方,就是說,晚清以后的各派思想不僅不保守,而且非常激進,所以,他們都意識到中國要完成現代中國的轉型,必須要向西方學習。不過,正因如此,各派思想有著共通的毛病,就是向西方學習得太多了,而傳統保留得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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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萬里:怎么看顧炎武與康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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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我喜歡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說,至于康有為后來講“保大清,保中國,保天下”,其中即有顧炎武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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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萬里:最失策的就是丟了自強不息的勤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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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康有為講“保大清”,對應于顧炎武講的“亡國”;而“保天下”則對應于“亡天下”,這也是他主張孔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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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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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哥:曾師如何看待譚嗣同與康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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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靜:這個問題我也想問,即譚的仁學與康的思想有沒有什么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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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譚是康的學生,然而,不論思想還是行動,譚都要激進得多。至于他們之中的共同點,即都對儒家傳統倫理進行了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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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萬里:如果追本溯源,大清的入侵才是對漢民族儒學的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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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順成:我覺得康本質上是一個縱橫家,學術上也是大雜燴,他不過是口頭上的巨人,真不是儒家。因此,其弟子梁啟超對他評價還算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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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萬里:看來還是政治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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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康有為講改良,就必須有自上而下的支持,其中少不了政治權謀。至于孫、毛講革命,則靠發(fā)動民眾,路子根本不同,其實里面有另一種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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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萬里:我同意蘇順成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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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要讀懂康有為,一定要懂《公羊》學??上?,現在懂《公羊》的,不過寥寥數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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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哥:人格上,我更敬重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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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現代人比較喜歡譚,是因為他符合百年來的革命主流話語。但如果我們讀讀清人的敘述,對譚還真沒好印象,說他偏執(zhí)、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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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哥:譚詩有“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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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左傳》里有一段關于“趙氏孤兒”的故事,譚嗣同之流血不過是“我為其易”,而康有為之出逃則是“君為其難”而已。確實,戊戌變法之后,康有為還撰述了大量的著作,組織了大量的政治活動,可謂共和國之“諍友”,其對現代中國的貢獻,豈譚之一死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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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順成:我也認為譚偏激,后來的陳天華更偏了,只有返回孔子中庸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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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靜:康當時向往日本的政治制度,是明治維新呢?還是歷史上的文化天皇制度?三島由紀夫談到日本文化的時候,對明治天皇多有批評,因為天皇個性太強,并且大權在握,其實不符合日本歷史上的天皇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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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康推崇的是明治以后君主立憲制度,至于幕府時期的天皇,確實只擔當了一個文化象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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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哥:我還是欽佩譚更有士子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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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但譚的思想危害極大,對儒家否定太多。譚繼承了康思想中偏激的一面,卻沒有后來回心向儒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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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琪:湖南出血性漢子,敢為天下先,近代以來,莫此為甚。現在想來,沉著冷靜,思維縝密,這方面譚卻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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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我本也是湖南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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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靜:上次聽過老師講的《公羊》學,沒過癮,希望有機會老師再講講《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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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以后有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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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萬里:湖南不愧文化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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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順成:今天學到不少,感謝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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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當時最激進的是湖南人,最保守的也是湖南人,或許是脾性使然。犟驢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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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哥:曾文正公就講究內方外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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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琪:我讀本科的時候,去旁聽歷史系的課,鄭師渠先生講近代史,每節(jié)課必講到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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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或許真正要有大成就,還得學曾文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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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哥:曾公不誑語,不晏起,恒誠,可謂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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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琪:20年過去了,現在只記得鄭老師每講一處,涉及到一個人物,就說:這個是湖南人,講著講著,又說:這個也是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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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看來他很佩服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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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琪:曾國藩是湘鄉(xiāng)人,左宗棠是湘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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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湘陰屬于岳陽地區(qū),而湘鄉(xiāng)屬于婁底地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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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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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順成:曾先生可成為曾子,但康有為卻算不上儒家。凡儒家必講禮守戒,如孔、孟、程、朱以及王陽明、曾國藩都如此,但康的省身慎獨功夫太差,真是縱橫家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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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康的修身功夫是差了點,但卻不能以此論儒家。畢竟?jié)h唐儒學不像宋明儒學那么講究修身,更看重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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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琪:研究康有為思想,蓋棺定論還不是主要目的,主要還是要從康南海身上發(fā)掘晚清已降知識分子思想之變遷。人無完人,康有為固然氣節(jié)有虧,但不可否認的是,近代以來,他是以大篇幅和重量級著作來開創(chuàng)新局面的最重要的思想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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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希:請問曾教授,康有為的主張在當時無疑是失敗了,現在提出“回到康有為”,如何能確保這不是一條失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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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如何理解康有為的失???我想,這主要是政治上的,而非思想上的。因為政治際遇的原因,康有為的思想并沒有多少實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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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希:在當時沒有機會,現在就能有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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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靜: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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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現在真不好說,關鍵還是要有大人物的支持。當年康的政治地位太低了,只是個六品官,而支持他的皇帝又不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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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希:曾教授,現在大人物里有康有為的粉絲嗎?如果沒有,那其中的機會能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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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現在不好說,還談不上有啥大人物。其實,當年孔子也是政治上的徹底失敗者,后人何必以政治成敗來臧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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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治道:感謝曾老師給我們帶來的思想盛宴,感謝曾老師耐心精當的答問,感謝各位師友的積極參與。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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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全球未來論壇”微信群講座錄音整理,經主講人曾亦教授及主持人徐治道先生審定后授權儒家網發(fā)布,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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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葛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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