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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綱”真的過時了嗎

    ——“孔子與當代中國”研討會發(fā)言

    作者：蔣慶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原載于 當代大陸新儒家文叢之《廣論政治儒學》（蔣慶著，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十四日丁未

                耶穌2015年5月31日

【2007年夏，余應陳來先生與甘陽先生之邀，赴京參加“中國文化論壇·孔子與當代中國”研討會，此文為會上回應金耀基先生關于“三綱過時”的發(fā)言。蔣慶謹識。】

我主要回應一下金耀基先生講話中的一些看法。

金先生講到自由、民主、法治等等，說這些價值已經(jīng)成了“中國價值”，現(xiàn)在沒有一個中國人認為這些價值是“西方價值”。其實不然，最起碼我自己就認為這些價值是“西方價值”，在座的張祥龍先生也會認為這些價值是“西方價值”，而不是所謂“人類價值”，更不是已經(jīng)成了“中國價值”。因為我覺得我們中國的問題，特別是儒學的問題，最嚴重的異化現(xiàn)象就是在這一百年來的過程中，我們?nèi)鍖W的獨特價值不斷被西方的價值解構，現(xiàn)在中國的儒學已經(jīng)淪為西方價值任意解釋、塑造、規(guī)范的對象，現(xiàn)在中國的儒學已經(jīng)成為“西方的儒學”，而非“中國的儒學”了。

中國一百多年來都在拼命推崇西學，效法西方，一百多年過去了，現(xiàn)在的結果怎么樣呢？現(xiàn)在的結果是中國的儒學已經(jīng)變了質(zhì)，成了“西方的儒學”，我們中國的整個價值體系都已經(jīng)異化了西化了，所以我們現(xiàn)在講儒學的時候，我們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在講這一百多年來不斷被西方解釋、塑造的儒學。

遺憾的是，這一西方價值解釋、塑造儒學的過程相當成功，所謂自由主義儒學或港臺新儒學受到國人的普遍推崇就是明顯的例子。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我們?nèi)鍖W現(xiàn)在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要回到我們?nèi)鍖W自身的解釋系統(tǒng)或者說自身的價值系統(tǒng)來解釋并重構已經(jīng)被西方價值異化了的儒學，而不是按照一百年來西方價值所塑造的儒學來繼續(xù)解釋儒學。

這是我對金先生發(fā)言的第一個回應，因為金先生解釋儒學的理路仍然是一百年來按西方價值解釋儒學的理路，而按照這一理路解釋儒學，才會產(chǎn)生“三綱過時論”的問題。

第二個回應，金先生談到對“三綱”的態(tài)度，基本的看法是“三綱過時論” ，我想這也是“五四”以來我們很多中國學者的共同看法。即便在儒家學者內(nèi)部，最典型的看法也是“五倫”可接受，“三綱”必消除。在現(xiàn)在儒學開始復興之際，很多中國學者都傾向于認為儒學里面有很多價值可以吸收，惟有“三綱”完全過時了，堅決不能接受。

對這一看法我是不同意的，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三綱”才是中國儒學真正的核心價值，而且“三綱”的價值現(xiàn)在仍未過時，最需要我們?nèi)ス獯蟀l(fā)揚，以解決我們現(xiàn)在遇到的很多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現(xiàn)代性導致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平面化與齊一化的問題。

因為在我看來，宇宙萬物、人類社會、人性心靈都必須具有秩序，即必須具有宇宙秩序、自然秩序、政治秩序、法律秩序、社會秩序、團體秩序、家庭秩序以及心靈秩序，然而，大凡講到秩序，秩序就必須是立體的，而不能是平面的，無高下等差的齊一化與無主次偏正的平面化是構不成秩序的。

比如，天道至尊，乾道首出，在“三才”中天道是高于地道、人道的，天道化生萬物是立體性等差性地化生萬物，而非平面性齊一性地化生萬物；因而在自然秩序中“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不能無尊卑貴賤地與萬物等同劃一，即不能“齊物”。在人類秩序中，政治、社會、家庭必須具有立體的秩序才能體現(xiàn)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秩序自不用說，就人性心靈而言，心性必須立體地高于人欲才稱得上人性心靈的秩序，而不能心性與人欲平等齊一。如果心性與人欲平等齊一，就構不成人性心靈的秩序。因此，凡是秩序都必須是立體的秩序，在這個立體的次序中必然會產(chǎn)生等級性與差異性，而存在等級性與差異性又必然會產(chǎn)生“綱”。

因此，“綱”的意思，就是指在人類的社會政治等一切秩序中，必須有一個立體在上的起統(tǒng)攝主導作用的責任承擔者，同時，又有一個立體在下的不起統(tǒng)攝主導作用的非主要責任承擔者與之相適應。這樣的話，人類的社會政治等秩序就不會處在一個絕對平面化、齊一化而無等差分殊的群龍無首狀態(tài)。這一立體在上的主導性方面作為“綱”，起著統(tǒng)攝、領導與管理的作用，因而擁有與之相應的重大權力與權利，同時也因此要承擔與之相應的主要責任與義務。因為“綱”的一方在人類秩序中具有主導性的作用，當然也要承擔主要性的責任。

具體說到“三綱”，就是作為“綱”的一方，即君、父、夫在人類政治秩序、社會秩序與家庭秩序中要起主導作用并承擔主要責任，而作為“綱”之下的一方，即臣、子、妻在人類政治秩序、社會秩序與家庭秩序中并不要求其起主導作用并承擔主要責任，雙方的權力與權利以及責任與義務不是平面化、齊一化、對等化的，作為“綱”的一方承擔責任與義務要比非作為“綱”的一方大得多得多。

如果人類的政治秩序、社會秩序與家庭秩序出現(xiàn)問題，要責備并承擔主要責任的是作為在上的“綱”的一方，而不是在下的不作為“綱”的一方，比如國家治理不好出現(xiàn)問題、家庭關系不好出現(xiàn)問題、婚姻關系不好出現(xiàn)問題，要責備并承擔主要責任的是君、父、夫而非臣、子、妻。所以，“三綱”是一種人類秩序中自然的合理的等級秩序，其最高的理據(jù)或者說正當性來自天道化生萬物之自然等差節(jié)文。

只要宇宙還必須有秩序，只要人類生活還必須有秩序，“三綱”所體現(xiàn)的天道自然等差之原則就必須存在。如果否定了“三綱”所體現(xiàn)的天道自然等差之原則，即否定了人類秩序的立體性與等差性，亦即否定了人類秩序中起主導作用的自然合理的等級性與差異性，如果這樣，一個具有統(tǒng)攝領導作用的高貴的人類秩序?qū)⒉粡痛嬖?，而人類將處于低級的平面化對等狀態(tài)與機械的齊一化無序狀態(tài)。這是因為人類秩序沒有主導性的一面就不能建立合理的秩序，而有主導性的人類秩序即是高貴的人類秩序。

當然，在今天，“三綱”中“君臣”這一關系沒有了，但“君臣”關系只是表象，而“君臣”關系所體現(xiàn)的“上下”關系才是實理。所以，“君臣”關系在今天可以轉化為“上下”關系，而“君為臣綱”可以轉化為“上為下綱”。只要人類的社會政治等秩序還存在，“三綱”中“上為下綱”的關系就必然存在，即“上”作為人類秩序中起統(tǒng)攝領導管理作用的主導性方面就必然存在，因而對“上”所要求“綱”作為主要責任承擔者的“理”與“名分”也就必然存在。

雖然此“上”作為“綱”的一方不再是君主而是國家領導人或公司、社團等群體關系中的領導人，但此“上”作為“綱”擁有人類秩序統(tǒng)攝管理的權力與權利并承擔相應的主要責任與義務則與古代的“君”實無二致。也就是說，人類秩序中自然合理的“上下”關系必然體現(xiàn)為統(tǒng)治關系中“綱”與“目”的關系，而作為在“上”的“綱”要比作為在“下”的“目”在人類秩序中發(fā)揮更多的主導統(tǒng)攝作用，當然也要承擔更多的道德責任和管理義務。這在古代的君主政治中如此，在現(xiàn)在的所謂民主政治中也是如此，而在一個現(xiàn)代企業(yè)、公司、工廠以及社團、學校中仍是如此。

就算在現(xiàn)代性平等價值影響最深的當代婚姻家庭方面，我認為婚姻家庭秩序也不應該是絕對平面化的對等關系或者說純粹平等化的契約關系。在一個由男女作為夫妻組成的家庭中，其合理的秩序也應該是立體的秩序，仍然應該存在著“綱”的主導方面和相應的責任義務。我們可以設想，婚姻家庭秩序只能有三種關系：“夫為妻綱”的關系，“夫妻互為綱”的關系與“妻為夫綱”的關系。我們盡管對傳統(tǒng)的“夫為妻綱”關系不滿意，我們能不能說體現(xiàn)現(xiàn)代性價值的“夫妻互為綱”的關系就更好呢？或者進而像某些女權主義者那樣反過來認為“妻為夫綱”就更好呢？我們應該冷靜地想一想，究竟“夫妻互為綱”可不可能？或者“妻為夫綱”可不可能？

在我看來，“夫妻互為綱”根本不可能，“夫妻互為綱”就意味著家庭中有兩個主導統(tǒng)攝中心，結果必然是家庭無政府狀態(tài)，夫妻整天都為維護各自的中心統(tǒng)治地位爭奪防范，這就是《易經(jīng)》所說的“陰擬于必戰(zhàn)”，并且結果是兩敗俱傷的“其血玄黃”。那么，反過來主張“妻為夫綱”又行不行呢？這首先要問一問婦女愿不愿意來做這個家庭的“綱”。

有人調(diào)查了現(xiàn)在還存在的云南少數(shù)民族“走婚制”家庭，雖然婦女的家庭地位很高，在家庭中起主導性作用，但家庭責任與義務太大，整個家庭的重擔全都壓在婦女身上。調(diào)查者問她們對現(xiàn)在漢族婚姻家庭的看法，她們很羨慕漢族的婚姻家庭，認為最起碼男人要分擔一部分家庭責任和義務。看來婦女并不想背負這個沉重的家庭的“綱”。

如果現(xiàn)代家庭中“妻”要想完全背負這個沉重的家庭的“綱”，即“妻為夫綱”，我想現(xiàn)在的“夫”們定會舉雙手同意的，因為有“妻為夫綱”，“夫”們無主要的家庭責任，在家庭生活中多么輕松幸福啊?？磥碛捎谧匀坏脑蚺c社會的原因，“妻為夫綱”實際上也不可能，因為“妻為夫綱”超過了婦女在家庭中的自然承擔力與社會承擔力。

因此，“夫妻互為綱”完全抹平了人類兩性的自然差別，而“妻為夫綱”也同樣抹平了人類兩性的自然差別；前者把婚姻家庭關系純粹看成法理化、契約化、平面化的關系，否定了自然的立體統(tǒng)攝的“名分”關系；后者則把婚姻家庭關系純粹看成非自然的建立在絕對支配權力上的家庭統(tǒng)治關系；然而二者都違背了自然，即都違背了天道立體等差地化生萬物的大德。這與主張乾道首出庶物與天理自然等差節(jié)文的儒家價值是沖突的，所以也是儒家堅決反對的。

既然“夫妻互為綱”與“妻為夫綱”都違背了天理與自然而不可能，那么，在人類婚姻家庭關系中，唯一剩下的最自然最合理的家庭秩序只能是傳統(tǒng)儒家所推崇的“夫為妻綱”了。根據(jù)同樣道理，在人類政治秩序中不能“臣為君綱” ，即不能“下為上綱”（文革中“群眾專政”就是“下為上綱”），亦不能“君臣互為綱”，即不能“上下互為綱”（平面化無政府主義就是“上下互為綱”）。

此外，在家庭秩序中不能“子為父綱”，亦不能“父子互為綱”；在婚姻秩序中不能“妻為夫綱”，亦不能“夫妻互為綱”。那么，剩下的人類關系只能是“君為臣綱”（“上為下綱”）、“父為子綱”與“夫為妻綱”了。由此看來，“三綱”哪里過時了呢？因此，“三綱”在今天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是建立人類合理秩序的關鍵所在。

另外，賀麟先生曾非常正面地肯定“三綱”的價值，認為“三綱”講的是道德的絕對性，人類不講道德則罷，只要人類還講道德，這個道德就必須是絕對性的，在人類關系中沒有道德絕對性就沒有道德。我認為賀麟先生講得非常有道理，闡明了“三綱”的本質(zhì)。

道德不同權利，權利要講對等性與平等性，而道德則必須講絕對性與等差性。道德只是絕對地要求行為人自己而不要求對方，此即董子所謂“義以正我”而不正人。從這個意義上說，“綱”就是人類關系中對起主導作用的一方提出的道德絕對性要求，而人類自然合理的秩序離不開這種道德的絕對性要求，所以人類一切自然合理的秩序也都離不開這一立體的主導性的“綱”。這個道理應該是明白易懂的。

再者，無須諱言，“三綱”是有等級性的，所謂“綱”的立體主導性作用就是“綱”的等級性，沒有立體主導的等級性也就沒有“綱”，更無所謂“三綱”。然而，承認“三綱”的等級性，正是肯定“三綱”價值性，因為人類群體關系的等級性是源自天道化生萬物的立體分殊性，具有形而上學的超越的正當性基礎。正因為這一人類群體關系的等級性源自天道，故孔子有上下“正名”之說，孟子有“物之不齊物之情”之說，荀子有“定分”之說，朱子有天理等差節(jié)文之說。

若按照西方學術術語，形而上學的超越正當性相當于西學所謂“自然”，柏克就指出法國大革命以抽象的平等主義摧毀人類合理的等級制，就是在向“自然”宣戰(zhàn)，因為人類的等級制是歷史中長期形成的，歷史的長期性將“人為”轉化成了“自然”，從而形成了“合理的自然”，故柏克認為人類的貴族制就是一種“合理的自然的貴族制”，具有正面的價值基礎與社會功能。因此，按照柏克的思想，具有等級性的“三綱”是合乎“自然”的，因而是具有超越的正當性基礎的。據(jù)此，根據(jù)儒家的“天道觀”我們沒有理由反對“三綱”，而根據(jù)柏克的“自然觀”我們也沒有理由反對“三綱”，因為“三綱”是合乎天道的、合乎歷史的，因而是自然的、是合理的。

從中國歷史來看，“三綱”就是“名教”，而“名教”就是“禮教”。“名教”之所以是“禮教”，是因為按照作為超越之“理”的“名分”在具體之“禮”的度數(shù)節(jié)文中體現(xiàn)立體分殊的等級性與差異性，故這種等差性既是“禮”的特色，更是“理”的特質(zhì)。因此，我們可以說，沒有等級性與差異性，即沒有等差性就沒有中國文化，因為中國文化在本質(zhì)上是“禮樂文化”，“禮樂文化”在本質(zhì)上是“名教文化”，“名教文化”在本質(zhì)上是“等差文化”。

也即是說，如果離開了等差性，就不存在“禮”，因為“禮之本”（“禮”之特質(zhì)）正是別長幼、序上下、定尊卑、明貴賤，而離開了這種等差性“禮樂文化”就不復存在，因而中國文化也就不復存在。因此，只要我們承認按照超越之“理”的“名分”在“禮”的度數(shù)節(jié)文中必須體現(xiàn)人類群體關系的立體等差性，那么“三綱”就必須存在，并且必須永遠存在，因而就必須充分肯定“三綱”在中國“禮樂文化”上的價值性與在中國文化上的貞定性。

一言以蔽之，“三綱”體現(xiàn)的正是中國文化的特質(zhì)，只有肯定“三綱”，才能肯定中國文化，所以，陳寅恪才認為“三綱六紀”是中國文化最本質(zhì)的特征，指出“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有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境界?！笨梢?，中國文化就是“三綱”的文化，沒有“三綱”就沒有中國文化。

綜上所述，我覺得我們現(xiàn)在不應該追隨“五四”的啟蒙迷思不加思索地簡單宣稱“三綱”過時了，我們現(xiàn)在的任務是要批判“五四”的啟蒙迷思而重新反省“三綱”的真實價值。只要我們承認宇宙萬物、人類社會、婚姻家庭以及人性心靈必須有秩序，那么這一秩序就必定是立體的而非平面化的，必定是道德的而非契約化的，必定是神圣的而非理性化的，必定是高貴的而非平庸化的。如此，這樣的秩序就必須有個“綱”，因為“綱”正是立體的、道德的、神圣的、高貴的秩序的最集中體現(xiàn)。

就中國古代的“三綱”思想而言，“三綱”思想最集中體現(xiàn)了這種立體的、道德的、神圣的、高貴的秩序，即體現(xiàn)了最自然最合理的天道秩序。所以，對“五四”以來流傳甚廣的“三綱過時論”我們必須重新檢討，從而發(fā)掘出“三綱”真實的時代價值。

責任編輯：陳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