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曉東】中國自由主義從激進轉(zhuǎn)向保守——“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人文高端論壇側記
中國自由主義從激進轉(zhuǎn)向保守
——“‘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人文高端論壇側記
作者:鄒曉東
來源:中華讀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廿五日己丑
耶穌2015年5月13日
盡管我們和盤托出了“尋找對頭”“挑動論戰(zhàn)”的初衷，結果卻并未因此收獲哪怕一位激進的自由主義學者。帶有儒家情結的學者，卻時不時地想刺激一下自由主義。
連夜推敲“熱點”發(fā)布辭
本屆論壇以“2014年度人文學術十大熱點”發(fā)布作為開幕式，幾乎是在籌備工作最后一刻才做出的決定。之前，作為“熱點”主要發(fā)布方，《中華讀書報》原本打算在北京組織專門的發(fā)布儀式。最終，鑒于多方面考量，特別是考慮到兩條“熱點”涉及儒學，而本屆論壇恰好以“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為題，“熱點”發(fā)布遂與論壇開幕式合并。這可忙壞了相關的編輯人員。
一方面，必須趕在開會前幾天，請相關專家寫好比較詳細的熱點點評。另一方面，作為合作義務，《文史哲》編輯部必須抽調(diào)編輯對熱點點評進行濃縮，形成每條約三百字的發(fā)布辭。
4月30號下午是論壇正式報到時間，晚飯過后仍有學者陸續(xù)到達。與此同時，《文史哲》編輯部一正三副四大主編，外加執(zhí)筆發(fā)布辭的編輯齊集會場，集體對發(fā)布辭作最后推敲。集體推敲的過程并不輕松，時間很快由晚七點到了晚九點，又由晚九點過了晚十點。而負責發(fā)布式PPT制作的李揚眉副主編，則干脆熬過了凌晨一點。
功夫不負有心人。發(fā)布式一炮打響，“熱點”條目本身連同發(fā)布辭的切入角度，一并受到與會專家高度評價。
很難找到激進的自由主義者了
本屆《文史哲》雜志人文高端論壇，從去年秋天的編輯部務虛會開始，就已經(jīng)在醞釀與策劃之中了。在這次內(nèi)部會議上，王學典主編曾如此研判形勢：“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就像蹺蹺板的兩端，一方抬頭，另一方必然反彈。目前，儒學復興呈星火燎原之勢，新一輪的古今中西之爭一觸即發(fā)。”《文史哲》服膺“知出乎爭”的格言，樂見兩軍混戰(zhàn)人仰馬翻。本屆論壇冠以“‘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題目，實際上正有挑動論戰(zhàn)之意。
然而，似乎已經(jīng)很難找到激進的自由主義者了。第一輪邀請函發(fā)出之后，從收到的論文題目和發(fā)言提綱來看，“儒學和自由主義并不矛盾”立場占主導地位。面對曾經(jīng)強勢的自由主義話語，學界似乎正在進行深度調(diào)和。然而，作為策劃者，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找到有力的對頭——激進地反儒學的自由主義學者。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聯(lián)絡人請求部分確定與會的學者，推薦深受他們尊重的自由主義學人。盡管我們和盤托出了“尋找對頭”“挑動論戰(zhàn)”的初衷，結果卻并未因此收獲哪怕一位激進的自由主義學者?？v觀學界氣候，自由主義從激進轉(zhuǎn)向保守，或走向所謂成熟，已經(jīng)有一段時間了。歷史文化傳統(tǒng)深刻影響政治制度的設計與運作，這一認識，已經(jīng)成為訓練有素的自由主義學人的普遍共識。
部分儒者試圖向自由主義開炮
帶有儒家情結的學者，卻時不時地想刺激一下自由主義。
慕朵生認為，自由主義的歷史淵源在于基督教，“人人生而平等”基于“上帝造人”，“法治精神”旨在對治“人性墮落”，“政教分離”源于“人神或圣俗二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自由主義者批判質(zhì)疑儒家文化，乃至投身基督教懷抱，乃是中華文明衰微的重要原因。作為對比，儒家“政教合一”傳統(tǒng)植根于“天人合一”“圣俗不分”思想。基于文化自覺地考慮，慕朵生認為應該對自由主義保持警惕。
顏炳罡教授針對會議主題，提出“以仁義為體，以自由為用”。眾所周知，近代以來，中國人一直用“體-用”范疇回答各種各樣的問題。“體”是“本根”“主體”，“用”是“作用”“顯用”。中國哲學原本講究“體用不二”，牛之體不能有馬之用，然而置身現(xiàn)代化與全球化處境，顏教授希望能基于“仁義”本體吸納其他文明之精華。然而，“以仁義(而非自由)為體”這一提法，明顯蘊含“以儒家價值為本”的訴求。
究竟何為“自由”?
眾所周知，陳寅恪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評價王國維之死。但是，考慮到王國維之死帶有濃厚的“殉清”與“殉中國文化”(三綱“大倫”是其核心，而這常常被認為是“自由”的對立面)色彩，唐文明教授追問：這究竟是怎樣一種“自由”?作為回答，唐教授提出所謂“倫理自由”概念，并認為基于現(xiàn)代以來出現(xiàn)的個人自由觀念對五倫進行規(guī)范性重構，仍是我們應當面對的重要時代課題。此論一出，引起與會者強烈反響。黃玉順、方朝暉教授，試圖從學理上予以進一步補充。林安梧教授則認為王國維身處三綱與皇權意識高壓底下，根本沒有真正的自由可言。蕭功秦教授在承認唐文精彩的同時，毫不客氣地認為此乃走火入魔的附會之作。張祥龍、謝文郁教授則強調(diào)，特定的西學話語(特別是政治上的自由主義)不能壟斷關于“自由”的話語權。
高全喜教授試圖將討論從“自由”拉回“自由主義”。他指出，自由主義有多種形態(tài)，無論從理論上、制度實踐上。實際上，蘇格蘭啟蒙思想自由主義、法國斯蒙思想自由主義、德國思想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現(xiàn)代自由主義，在人性問題上眾說紛紜。自由主義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話題，我們不能簡單化。要想簡單化處理，那就只能大致說一下自由主義最重要的核心、針對的問題是什么。但無論如何，自由主義和自由的關系，是一個不該回避的問題。與此相關，郭萍博士和黃玉順教授強調(diào)，應該從前主體性即生活本身角度，回答個體自由如何產(chǎn)生的問題。
問題回到“究竟何為自由”。對此，孫向晨教授提出一個較為宏觀的勾勒。他指出，西方思想史上存在兩種自由觀念，一種以霍布斯、洛克為代表，另外一種以盧梭、康德為代表?；舨妓箓鹘y(tǒng)很明確地講權利和自由是一回事，這是一種強調(diào)個人權利的自由?？档乱宦穭t講自律，乃是一種道德性自由。權利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是一種非常關鍵的區(qū)分。這兩種自由概念都帶有個體本位特征，但是個體不足以支撐個體本身。所以，黑格爾除了講基于財產(chǎn)的外在的自由和內(nèi)在化的主體性自由，特別指出還需要一種社會自由、倫理自由，需要倫理生活里面把自由展開。與此相關，謝文郁教授指出：在儒家，責任意識的建立過程往往帶有外在強迫性，比如通過家族制約的形式進行;然而，一旦你接受了響應的責任意識，對你來說這就不再是一種強迫。這里面并非像林安梧教授所說的那樣“沒有自由可言”。
此外，針對顏炳罡教授的“體-用”論構想，張祥龍教授提出商榷。張教授認為：“自由為用”如果是指限制性的、狹義的“自由”，那未嘗不可;但若上升到人之為人層面，其他動物受制于本能，而“自由”(在更深長的時間意識中做選擇)則構成人的本性。當然，這種“本性”意義上的“自由”，已經(jīng)超出狹義的“自由主義”，而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哲學”問題。
權利政治還是責任政治?
回到政治哲學議題——能否相對簡明地概括中西政治傳統(tǒng)的差異呢?謝文郁教授提出的“責任政治”與“權利政治”分野，引起與會學者的濃厚興趣。
謝教授指出，康德在分析自由與責任關系時認為，自由是責任的基礎，處于強迫的不叫責任。自由主義即這種理念的落實，它強調(diào)基本權利，包括財產(chǎn)權、言論自由權、結社權，乃至持槍、推翻政府的權利。這些基本權利受憲法保護，自由主義因而首先是一種“權利政治”。但是，社會成員需要在一定的責任意識中行使這些權利。以美國為例，自由主義的政治體制不負責培養(yǎng)責任意識，這個任務主要通過另一個社會機構即基督教教會完成。對此缺乏認識而簡單移植這種“權利政治”體制，在世界各地已經(jīng)造成有目共睹的社會災難。
中國兩千多年來的體制，謝文郁教授認為，則采取“責任在先，權利在后”的模式。這種“責任政治”模式要求政府主導社會成員責任意識的培養(yǎng)，社會成員在各盡其責的基礎上享有權利。傳統(tǒng)社會里的宗族、科舉、書院、學派，均具有責任意識培養(yǎng)功能。官員的責任意識由此而出，相應的政治治理亦很注重維護上述責任意識培養(yǎng)機制。就此而言，慕朵生先生特別提到“政教合一”，可謂切中肯綮。當然，在過去兩千多年的運行過程中，這個體制也有很多問題暴露出來。其中，最嚴重的就是最高領袖的培養(yǎng)問題，即如何培養(yǎng)天子或皇帝的責任意識。
作為主持人，高全喜教授懷疑謝文郁教授過分夸大了教會的責任意識培養(yǎng)功能。對此，孫向晨教授引用“美國的法律可以讓美國人為所欲為，宗教則讓他什么都不能做，禁止他想入非非”一語，替謝文郁教授辯護。顏炳罡教授則試圖從“仁義為體，自由為用”角度，對“責任政治”與“權利政治”劃分提出質(zhì)疑。顏教授認為，“中國人的權利和責任根本上是一致的，責任就是他的權利，權利也是他的責任，這里面不能分先后，把責任、權利分為兩邊，打成兩個東西”。這種“責任、權利根本為一”的提法，既讓人想起“責任出于自由”的康德式界定，亦可以從孔子“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修身境界角度加以理解。當然，這是兩條不盡相同的思路。
君主困境與群眾路線
誠如謝文郁教授所言，儒家“責任政治”的最大困境表現(xiàn)為，最高領導人的責任意識培養(yǎng)問題。鄒曉東博士稱之為“儒家君主困境”。鄒博士在發(fā)言中指出，關于君主施“教”，《大學》《中庸》提供了兩種不盡相同的模式。《大學》基于“知識(傳統(tǒng)共識)現(xiàn)成”意識，突出“知而不行”問題，將“自覺實行”意義上的“誠其意”視為“修身”之本。與此相應，對于那些自覺性不足的民眾或小人，《大學》允許以君主為代表的執(zhí)政者運用聲色威勢“強迫其自覺”。這種模式的盲點在于，傳統(tǒng)只能在理解中發(fā)揮作用，再好的傳統(tǒng)都有可能被誤解，君主的理解如果存在偏差，上述威勢教學勢必只能助長社會災難。
鄒曉東博士進而指出，《中庸》比《大學》更進一步，將普遍性的“過之”“不及”問題與“鮮能知味”掛鉤，充分注意到“知識—理解”問題的根本重要性。為此，《中庸》開篇提倡“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預設生而固有的“內(nèi)在向?qū)А弊鳛榻鉀Q“真知”問題的基礎。順此思路，《中庸》按理可以開出類似“人人平等”的自由主義思路。但是由于深刻“真知”問題意識，《中庸》隨后提出“何為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問題，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修身者自行率性的可能。如此一來，出神入化的至圣“教-化”，就成為“真知”問題的最終出路。然而，鄒博士認為，這更多地只是一種想象。作為替代方案，鄒博士主張取消“真正的率性”問題，而以動態(tài)的“異議表達(所有社會成員)—尋求共識(執(zhí)政者主導)—繼續(xù)體察(執(zhí)政者與被治理者一道)”模式作為“真知”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對此，任鋒教授感覺這很有一點“群眾路線”的意味。鄒曉東博士則坦陳，在他看來，中國許多現(xiàn)行政治理念實際上都帶有深刻的傳統(tǒng)底蘊。
唐文明教授則對上述演示頗為不滿，認為鄒博士對經(jīng)書和解經(jīng)傳統(tǒng)缺乏敬畏。在他看來，《大學》《中庸》作為《禮記》中的兩篇，思路總的來說應該一致才對。謝文郁教授則指出，尊重經(jīng)書文本和遵守特定解釋是兩回事，不應混淆。不過，對于鄒博士“真正的率性”提法，謝文郁教授認為值得商榷。
缺乏個體本位意識，導致目前道德缺失?
沈順福教授從當前的道德缺失危機談起，認為：兩千年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缺少自主決斷和自由選擇的觀念，個人只能被動接受圣賢關于何為善惡的告誡，而沒有形成獨立的、理性的價值判斷機制。最后，他得出結論：價值判斷機制的缺失，使傳統(tǒng)儒家無法有效地適應于市場經(jīng)濟時代。換而言之，只有樹立個人自己作主的觀念，從而建立起價值判斷的機制，才能從根本上化解當前的道德缺失危機。此番言論，可謂自由主義思路在本屆論壇發(fā)出的最強音。
對此，孫向晨教授的發(fā)言頗有“補偏救弊”效果。孫教授指出，支撐起現(xiàn)代社會的“個體”，并不是一個道德意義上的個體，而是一個權利意義上的個體。個體本位思想的積極意義在于，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權利和尊嚴;其消極意義則在于，教條化的個人主義往往導致社會生活的無根化、松散化。最后孫教授認為，儒家真正要做的不是努力從傳統(tǒng)文化“開發(fā)”現(xiàn)代價值形態(tài)，而是應該從制度設計層面考慮如何消解現(xiàn)代主體本位帶來的消極影響。就此而言，林安梧教授的“公民儒學”建構與陳明教授的“公民宗教”設想，乃是很有意義的嘗試。但是問題在于，本世紀以來城市化建設運動導致鄉(xiāng)下沒人了、宗族解體了，現(xiàn)實中的儒家究竟還有哪些集體生活模式，可以資糾正現(xiàn)代“個體本位”偏頗?
冷靜的東西已經(jīng)取代了情緒化的東西
本屆論壇，最后安排蕭功秦教授作總結發(fā)言。蕭教授從1984年進入公共學術領域而沒未間斷，迄今已歷31載，乃是與會學者中資歷最老者。蕭教授從回顧中國學術界的變化談起。
他指出，80年代初期，中國的學術生態(tài)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是情緒化，只要你說一句話，其他人馬上本著各自的“自由”情懷批判幾句。第二是西化，極端的反傳統(tǒng)。第三是學理比較空虛。不需要學理性，只要你有感覺就可以發(fā)言，這里發(fā)言10分鐘就跑路，那里講上10分鐘再跑路。但是，今天的學術界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不同。第一點不同是，它有非常深厚的知識積淀，這個積淀不是一天兩天完成的，而是二三十年沉淀下來的。第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業(yè)領域，在專業(yè)領域說的話都非常有道理。第三，比較冷靜，冷靜的東西已經(jīng)取代了情緒化的東西，情緒已經(jīng)不能解決問題了。這一點蕭教授覺得是可喜的變化，也是時代變化的縮影。他作為這種變化的見證人，覺得很欣慰。
蕭教授還說自己參加過不少會議，而《文史哲》選擇的確實都是各路的精英，都是聰明人。談起來特別的舒暢，一聽就懂，不需要多說什么，馬上大家互相理解，迅速達到一種理解的愉悅。許多與會學者都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有相當?shù)陌l(fā)言權，這一點令他印象非常深。
作為學術總結，蕭教授指出，現(xiàn)在社會思潮已經(jīng)非常多元化了，因而出現(xiàn)了社會的“撕裂”狀態(tài)，網(wǎng)絡上的分裂尤為強烈。對于秦暉教授提出的一個問題，蕭教授非常有共鳴，那就是：到底有沒有共同的底線，或者，這個共同底線在什么地方?這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在當前的集體文化經(jīng)驗中，一種共同的東西開始出現(xiàn)，那就是儒家文化、傳統(tǒng)文化。為什么這么說呢?據(jù)蕭教授觀察思想界至少正在形成如下幾點共識：第一，西方那一套已經(jīng)喪失其普世性地位，左派、右派都開始將其作為一套地方性知識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第二，中國本土的文化被視為可資吸收的資源，不是完全可以拋棄的東西。左派、中派、右派都已經(jīng)開始有這種認識，而隨著時間的增長這種認識只會越來越廣泛。比方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平等、和諧、公正，這在儒家文化當中是特別強調(diào)的。自由派當中開始出現(xiàn)儒家自由主義(如黃玉順教授所言)，強調(diào)人心內(nèi)在的自由可以作為選擇的基礎。盡管自由與道德的關系非常復雜，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已經(jīng)開啟，唐文明教授在內(nèi)都試圖從這方面開出新路。第三，是不是可以說有一個儒家的威權政治模式?儒家“選賢任能”的賢能政治的理念，以及在對當政者進行道德的約束同時賦予其人生價值，對于當政者實際上非常重要。儒家文化完全可以作為調(diào)動官員積極性的資源，比如“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等等強調(diào)為官責任意識的提法，對于現(xiàn)實中的官員實際上是很有滋味的。蕭功秦表示，在座的各位研究儒家文化的學者，是不是可以就此開出新的領域來?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的文化共識、共同底線如果能夠建立起來的話，我們的文化就會迎來更新的高潮。
蕭功秦教授感謝論壇組織者選擇了這么好的題目，成為大家討論的核心問題。他認為會議主題不是拍腦袋一下子想出來，而是從很多學術觀點與學術現(xiàn)象中提煉出來的，會議選題體現(xiàn)了《文史哲》雜志的學術洞察力。
責任編輯：梁金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