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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需要儒學的療育 

——訪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林安梧教授

作者：林安梧

記者：殷立飛

來源：《深圳特區(qū)報》（2015年04月21日第C02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初三日丁卯

           耶穌2015年4月21日

提要：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等事件中，有些人對儒學的批判，那是因為當時的中國處于政治和經濟的弱勢時期，出現了文化上的不自信，大家希望通過文化上的批判和否定來迎接所謂的現代化，實現富強。但是，由于中國文化的特殊性，這樣的道路肯定走不通。特別是進入現代社會后，面對社會形態(tài)的變化，需要尋找治療的方法，儒釋道的思想中有很多值得借鑒的資源。

近日，深圳舉辦“大愛筑城”關愛行動理論研討會，受邀參會的臺灣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林安梧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作為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的高足、“后新儒家”批判派的代表，林安梧教授結合現代社會所出現的一些弊病，對“新儒家”、“后新儒家”的觀點，以及儒學的當代適用性等問題做了深刻分析。

面對社會形態(tài)的變化問題，需要尋找治療的方法，儒釋道的思想中有很多值得借鑒的資源

深圳特區(qū)報：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儒學受到了巨大的沖擊。當代“新儒家”如何面對儒學的存與廢這個時代性問題？

林安梧：“新儒學”的理論就是在回應這個問題，回應徹底的“反傳統(tǒng)主義”。徹底的反傳統(tǒng)主義一直認為，傳統(tǒng)會阻礙中國走向科學與民主，也就是所謂的“現代化”。

作為“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我的老師牟宗三先生認為傳統(tǒng)并不妨礙現代化，反傳統(tǒng)主義者持相反觀點，是因為沒有真正把握住傳統(tǒng)的核心，即“良知”之學和“心性”之學。牟先生提出了一個膾炙人口且引發(fā)爭議的說法，叫做“良知的自我坎陷”，認為要在傳統(tǒng)道德的基礎之上去安置科學與民主，由此開啟所謂的“現代化”。

途徑就是通過“良知的自我坎陷”，開出“知性主體”，開出“民主科學”。科學是中立的，而“良知”是超越知性主體之上的道德主體，由道德開出知識，由道德開出知性主體和民主科學。

深圳特區(qū)報：有人說您是“后新儒學”中的批判派，這個“后”是對您的老師牟宗三先生“新儒學”的批判。您認可這個觀點嗎？

林安梧：我的觀點主要集中在我的《后新儒家哲學論綱》當中，提出當代新儒學代表一個時代的完成，回應了“徹底的反傳統(tǒng)主義者”如何開出現代化。但是，新儒學只是給出了一個理論上的邏輯次序，而我首先要厘清理論上的邏輯次序與實踐上的學習次序的差別。

牟先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過世之后，有人認為要維護牟先生之所論，我認為對牟先生的“新儒學”觀點，要做一個“批判的繼承”，才能實現儒學“創(chuàng)造的發(fā)展”。更準確地說，“后新儒學”是對“新儒學”的轉化，實現發(fā)展。

因為今天所處的時代不一樣了，儒學必須重新去面對現實本身。在牟先生那個年代，呼喚著要進入現代社會，走向民主科學。牟先生給出了一個“理”上的詮釋和說明。但是，在具體如何落實這個環(huán)節(jié)上，還是有缺憾。

由此，我們需要考慮兩個變化。第一個變化是現代社會是一個以“公民”為主體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形態(tài)中，應該需要什么樣的儒學。第二個變化是進入現代化社會之后，人在追逐外在對象的過程中離開了本來價值根源存在的狀態(tài)，自我受制于商品、技術等外在物質，人出現了“異化”。比如，人們發(fā)明手機，本是為了更加方便交流，其結果卻造成人們陷入了手機的“圈套”中，離不開手機，還影響了人際之間的交往，對這些“異化”的問題，需要尋找治療的方法，儒釋道的思想中有很多值得借鑒的資源。

要與傳統(tǒng)交談和對話，讓傳統(tǒng)起到對現代化“批判”和“療育”的功能

深圳特區(qū)報：您對“新儒學”的批判，主要是在批判什么？

林安梧：牟先生觀點的合理性，主要是在詮釋體系的邏輯之下，以“良知”之學為起點，往下來回應“科學與民主”，給出了一個理論上的邏輯次序。但是，現代化的發(fā)展歷程，在東方世界，其實是一個“實踐的學習次序”，也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發(fā)生過程，而有一個歷史的發(fā)生次序。

儒學理論的邏輯次序和實踐的學習次序是兩回事。在理論上邏輯次序不一定適用于實踐的學習次序。例如，在新加坡等東方地區(qū)，民主或者現代化進程中，就無所謂牟先生所言的“良知的自我坎限”，也沒有由道德開出知性主體，開出民主科學。還是從一種感觸直覺當中去學習民主與科學，通過這種實踐的學習次序，卻依然學得相當不錯。

另外，我們所處的時代，已不是牟先生所處的那個時代，因為不同的人，不同的觀念所帶來的問題感不同了。牟先生所處的那個時代，努力地呼喚從“前現代”走向“現代”?？墒?，人類走到今天，不是呼喚現代化，而是在現代化的學習過程中順暢地與傳統(tǒng)交談、對話、融通、結合?？紤]的問題是，傳統(tǒng)文化在現代社會中該當如何，而不是牟先生所考慮的傳統(tǒng)文化如何開出現代化。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從現代社會中所存在的很多弊病中，人類已經清晰地認識到，要同傳統(tǒng)交談與對話，讓傳統(tǒng)起到對現代化“批判”和“療育”的功能。

深圳特區(qū)報：您發(fā)展了牟宗三先生的“兩層存有論”為“存有三態(tài)論”，這樣一個聽著玄妙的概念，對現實和學術本身有什么價值？

林安梧：正所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妙的概念是認識的根本。我所提出的“存有三態(tài)論”延續(xù)牟先生的“兩層存有論”，是為了針對現代社會中的一些問題，幫助人們去認識“存在”本身，讓人們認識到回歸本源和本心的重要性，這是對現代社會起到反思作用的一個哲學理念。在東方的思想資源中，通過儒釋道三教的有關思想，能夠對現代異化現象起到“意義的治療”的作用，更進一步，上升到“存有的治療”或“道的治療”高度。

兩層存有論是牟先生非常重要的哲學論點，主要是通過康德“現象與物自身”的超越區(qū)分來闡釋“存在”，一層是現象界的存在，一層是睿智界的存在，也就如現象和本質的關系一般。通過“一心開二門”來涵射這兩界。

我的理論是由“一心開二門”轉為“存有三態(tài)論”，我認為存有有三個狀態(tài)，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彰顯、存有的執(zhí)定，存有經歷了從存有的根源到存有的彰顯，再到存有的執(zhí)定這個過程。存有這個語匯，不是我們所面對的那一個存在，而是天人地我為一相互對話的那個總體，也就是“道”，這就是存有的根源。“道”的彰顯，就是存有的彰顯之后，人們通過話語去論定一個事物時，就像老子說的“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比藗兌紩椤暗馈苯o出一個名字才能“執(zhí)定”它，但給出名字的“道”人們就從這里開啟了萬物，達到“存有的執(zhí)定”。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都有一個“存有的執(zhí)定”，在論定一個事物時，往往忘卻了存有的原初狀態(tài)，也就是所謂的道。因此，要不斷地回歸本源，做到“至于道居于德”，回到根源，回到本心。達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狀態(tài)。

人類的文明應該具有“與天地參”、“致中和”、“天人合德”等特征

深圳特區(qū)報：“后新儒學”中的“后”，指的是什么？

林安梧：首先是時間上在當代“新儒學”之后，也就是1995年牟先生逝世之后。牟先生過世，代表了當代新儒家成果的一個里程碑。

然后是面臨著現代化之“后”，“人本”已被用爛了，又因為中國文化不同于西方“控欲”的狀態(tài)，是一種“天地人我萬物為一”狀態(tài)，這時的文明到了需要反省的時候了，儒學也因此需要轉變。進入二十一世紀，代表著人類文明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在新的時代，并不是盲目地去追求現代化，而是對現代化進行一個很深層次的反思，人們要回到天地人我萬物這樣一種能夠相互對話的世界。這時，我們更能夠有機會去正視人的“存在”問題。人的存在不再是以“人”為中心的存在，人必須要歸返天地，這才是中國人思考世界的方式。

我們過去太倚重西方所定義的“現代性”，以人為中心來思考問題。近代西方強調“我思故我在”，通過“思”來強化人的主體地位，用知識來啟蒙人類，用知識的亮光來照亮這個世界，控制這個世界，人類好似越來越有力量了，達到自我實現。

但是，中國的思維方式中，一直以來都是天人地我為一的對話方式。人只是一個重要的參與者，而不是核心。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樣的思維，都是天地人我萬物對話的思維方式。其實，人類的文明應該具有“與天地參”、“致中和”、“天人合德”等特征。即便是人，也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而是放在一個“人倫”的網絡中去思考人。所以人不是為自己而活著，我們是父母的兒女，我們是弟弟的兄長，我們是哥哥的弟弟，我們在這個脈絡中來安立自己的生命。這是“現代性”進入“后現代性”的一個重要差別。這種差別也是中華文明在慢慢進入二十一世紀后，逐漸顯現出來的問題。

另外，中國人的思維表意系統(tǒng)是一種“圖像性的文字表意系統(tǒng)”，而非西方的“語言為中心的表意系統(tǒng)”。我們的文字符號只有一種，但是讀音卻有很多種。所以，我們不是語音中心主義，而是圖像中心，我們通過圖像更能體會事物的“意義”所在，我們的文字就很像事物本來的樣子，這樣的表意系統(tǒng)更接近“存在”本身。

因此，基于這些不同，我們不能再以西方的現代性話語為參照，而是要更加自覺地去反思我們的文明。

深圳特區(qū)報：現代社會和古代社會有很多的不同，您是否要根據現代社會的特點來調整自己的理論框架，甚至重構一套理論？

林安梧：準確來說，應該是調整和轉化，還談不上“重構”，因為我的理論中還是堅持儒家的基本價值，并融合進了釋道兩家的思想，也不排斥其它優(yōu)秀的思想資源。只不過因為現實的不同，在調整與轉化中誕生一些新的觀點，比如“公民儒學”。

以前是以人倫、家庭為主的社會，那是一個以血緣性縱貫軸為核心的社會傳統(tǒng)。以前是以血緣性自然聯接人倫、宰制性的政治聯接君臣、人格性的道德聯接教養(yǎng)為主。到現在就變成了契約性的社會聯接，我們在一個社區(qū)或社會中，由于人口流動，社區(qū)和社群的意識更加明顯，就會形成一個締結契約性聯接的社會。

因此，人與人之間的聯接方式發(fā)生了變化，社會更具公共性，每一個公民要有公德。在深圳的關愛行動中，就是儒家所強調的愛與公民價值結合得很好的范例，依靠社會來自我調節(jié)社會。

儒學曾經出現的問題，那是因為特定的歷史時期造成的

深圳特區(qū)報：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您如何看待儒學的未來？

林安梧：儒學發(fā)展數千年，經歷過許多坎坷，但是儒學的價值一直存在，無論是廟堂之上還是江湖之遠，儒學都一直在我們的生活中，特別是在民間，儒學的價值更守尊崇。儒學講天地、人倫、圣賢、教化，在華人傳統(tǒng)中一直堅持這些價值。我們生命有三個維度，一是自然的生命，二是血緣的生命，三是文化教養(yǎng)的生命。孟子說得好，君子有三樂，統(tǒng)治天下并不一定是最快樂的事，而父母兄弟俱在、不愧天地良心、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才是最快樂的事。無論朝代更迭，文化卻生根發(fā)芽，人性依舊在這種文化中生長。

至于說儒學曾經出現的問題，那是因為特定的歷史時期造成的。比如將儒學比作"封建禮教"、"桎梏"，這些并不是儒學最為核心的價值。這種狀況是因為封建王權強勢之下，士人只能走科舉這條路，壓縮了儒學的空間。

反觀現今，百業(yè)俱興，不用再像以往那樣只有一條科舉路可走，只要有本事，做什么都可以。在社會生活的多元化的狀況之下，人們更愿意去追尋一些原本應該有的人性、本心。

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等事件中，有些人對儒學的批判，那是因為當時的中國處于政治和經濟的弱勢時期，出現了文化上的不自信，大家希望通過文化上的批判和否定來迎接所謂的現代化，實現富強。但是，由于中國文化的特殊性，這樣的道路肯定走不通。

現在是文化走向自信，儒學走向復興的好時機。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為發(fā)展起來了，文化上才能自信和自覺，成為文化強國。什么是文化強國？就要有文化的自信，自覺地參與到人類文明的構建當中，作為文化的主體與其他文明更好地對話。單純從人口上來看，以儒教為特征的中華文明是占多數的文明，但因為近代的歷史原因，被"征服"了。當下，中國發(fā)展起來之后，應該更好地去反省，實現中華文明的延續(xù)。

林安梧：1957年生，臺灣臺中縣人?！昂笮氯寮摇钡拇韺W人，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的高足，臺灣大學第一位哲學博士。曾任《鵝湖》學刊社長、主編、《思與言》人文社會學刊主編等職?，F為臺灣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著有《儒學革命論：后新儒家哲學的問題向度》、《佛心流泉》等。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