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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界尋求共識

作者：薛莉（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wǎng)生活版編輯 ）

來源：FT中文網(wǎng)

時間：2013年12月12日

2013年9月4日，中國學界28名學者簽名發(fā)表了《關(guān)于中國現(xiàn)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因為是在牛津大學的會議上擬定，因此被稱為“牛津共識”。

這份800多字的共識聲明看上去有點大而化之，在爆炸性新聞層出不窮的中國當下也談不上有多少影響力。但熟悉中國思想界內(nèi)情的人知道，這已經(jīng)是中國思想界近二十年來的破冰行為。

近二十年來，中國思想界不同派別之間的分歧、對立甚至已經(jīng)到了水火難容、攻擊謾罵的地步。用自由派學者秦暉的話解釋是：“真正思想上的分歧我認為根本不會鬧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只要鬧到你死我活，多半是兩個原因，一個涉及權(quán)力，一個就是涉及到利益?！比绻f這樣的大背景還不足以讓這份“牛津共識”顯得彌足珍貴的話，那么此次牛津會議的召集人、基督徒青年學者王文鋒自掏腰包20萬元貼補這次共識會議卻是真切地讓這份共識聲明帶了些慈悲情懷。

“牛津共識”后再次反思這份“共識聲明”，各派學者對派別之間的分歧與共識又有怎樣的認識與評價呢？FT中文網(wǎng)就此采訪了“牛津共識”文本的四位發(fā)起人秦暉、黃紀蘇、陳明、何光滬以及學者許紀霖等。

何光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基督教代表人物之一）

各個派別對中國問題的“病根”的診斷是不一樣的。

新左派認為病根是資本主義，甚至有些人很不客氣地說是改革開放和全球化，導致了中國的矛盾。自由主義正相反，他們認為中國社會病的原因是舊的體制和“文革”為代表的集權(quán)體制在繼續(xù)起作用，權(quán)力干預市場公正，從而造成社會負面現(xiàn)象。新儒家認為，是因為傳統(tǒng)文化被破壞得過于嚴重；研究基督教的在這方面與新儒家比較接近，認為傳統(tǒng)道德被破壞，宗教信仰被掃蕩至少是社會道德滑坡的部分原因，也有很多基督教學者贊同自由派對政治經(jīng)濟的問題的看法。新左派開的藥方是：恢復國家管制經(jīng)濟，主張平均，用行政手段來解決問題；自由主義則主張政治經(jīng)濟體制改革，讓市場來解決問題，消除由于政治權(quán)力干預帶來的不平等，主張自由平等的競爭。新儒家和基督教的學者則認為應該重視文化的問題，主張信仰自由。我個人覺得自由主義的說法比較有道理。

我從一開始就全力支持“牛津共識”會議，這對學術(shù)界很重要。20多年來，中國學術(shù)界分化得越來越明顯，問題越來越尖銳，對社會問題的形成原因和解決方法都有不同的意見。因為看法不同，相互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再加上少數(shù)人寫文章意氣用事，不同派別的人陷入爭論與糾紛之中。這種無休止的爭論與糾紛不僅會讓外界感到困擾，而且也會讓執(zhí)政者失去傾聽的興趣與耐心。中國目前的矛盾很尖銳，但從根本的道理來說，并不是非常艱深，并且各個派系都對中國有個一致的判斷與共同的希望。中國的領(lǐng)導人應該看到這一點，中國不同立場的知識分子，在一些問題上的基本判斷是完全一致的，都有共同的主張。

陳明，《原道》主編（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在多元的現(xiàn)代社會，由于價值立場和學術(shù)背景不同，思想和思想界存在分歧是自然、正常甚至必要的。90年代以來左派、右派、儒家以及其他各種思想流派的出現(xiàn)是社會空間得到拓展的產(chǎn)物。但是，思想的差異應該與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政治的差異有所不同，不應該變質(zhì)為話語權(quán)之爭，也不應流于意氣之爭。

有人說“牛津共識”內(nèi)容稀薄類似“底線共識”，我覺得應該積極地看成基礎(chǔ)共識，即它是可以作為起點往前延伸的。雖然會議上各家思想分野清晰，但也看到各派的問題意識與思考維度開始被相互間考量吸收，從而使得各派的思想光譜或構(gòu)成變得豐富厚實。如果再聚首的話，我會提國家建構(gòu)與國族建構(gòu)的問題，并堅持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起點和目標。家國情懷，天下責任，在儒家這里是統(tǒng)一的、中庸的。自由派只講個體和天下；新左派只講黨、國或黨國；基督徒當然更是所謂普世主義。我認為儒家思想可以為其他各派提供一個結(jié)構(gòu)性的基礎(chǔ)平臺。

黃紀蘇，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新左翼代表人物之一）

思想界的分歧首先當然是實際社會分化和沖突的反映，一般情況下，社會現(xiàn)實什么樣，它大體也什么樣，不可能出入太大。其次，思想界并不僅僅是個被動回音壁，也是一種能動的社會力量，往往獨立于、甚至異化于社會現(xiàn)實。思想界應該以自己的道德情懷和理性水平引領(lǐng)現(xiàn)實向上向善，而不是比現(xiàn)實更不堪入目。思想界近年來有些所謂的“左右之爭”，只認圈子、不講是非，雖然一個個振振有辭，實屬流派向幫派的墮落，酷似文革時期“大喇叭”、“牛屁股”之類流氓團伙的街頭斗毆，跟“思想”已經(jīng)八竿子打不著了。這雖然不是現(xiàn)今思想界的全貌，但的確是值得警惕的趨勢。

但愿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下次聚首之前能變得獨立自主一點兒：右邊的別護膝文胸似地跟大富豪貼那么緊——看有些教授和資本家在微博上打情罵俏，豈但“公領(lǐng)域”“私領(lǐng)域”不分，連是男是女都看不明白了；左邊的也跟“大大”多少保持點兒距離，別弄得跟貼身保鏢似的，比焦大都不如。這樣雙方或許能在民生和民主問題上真能取得一些稱得上“共識”的共識。

聲明里的“面對中國和世界的大變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會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個可愛亦可信的未來社會藍圖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這段話是我提議加上的。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其實哪種社會思想都有一定的現(xiàn)實和未來合理性。中國的未來的健康發(fā)展，需要整合這些或同或不同的合理性，我想這也是包括此次會議在內(nèi)的思想行動所應追求的一種“共識”吧。

秦暉，清華大學教授（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

“牛津共識”這件事是有一點意義，但僅就這個文本而言，是沒有多大意義的。這個文本講的都是一些幾乎是人人都可以同意的話。但這至少可以說明，不管是主義上的左右，還是文化上的東西，這些人都是可以坐在一起的。當然，坐在一起是個開始，如果我們能夠沿著這個方向，把共識進一步地探尋下去，那可能將來會有意義。

我還有一個意思是，除了左右中西以外，今天的中國要講共識，還有一個是“上下”的共識。但這是我們不能承擔的，因為我們這些人不上不下，既不是高官顯貴，也不是勞苦大眾。老實說，即使是中層，我們也不能說代表了誰。我們每個人都只能代表自己。比如，據(jù)說我是自由主義者，但其他的自由主義者會不會同意我代表他們呢？寫這個文本，只要沒有別人委托我，我都不敢說自己能代表別人，我們都只是代表自己。只能說，寫這個聲明的這些人中包含了左右中西的人，但你不能說他們代表了左右中西的人。

但是目前這個文本，意義并不大，只是這個行為比較有意義而已。如果要說我們各派別之間有最大公約數(shù)的話，現(xiàn)在這個文本肯定不是最大公約數(shù)，它只是個公約數(shù)而已。怎么把這個公約數(shù)做到最大，這可能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作為此次“牛津共識”的積極參與者，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許紀霖則把中國思想界的這個事件放在社會轉(zhuǎn)型的大背景下進行評價和考量。他說：“‘牛津共識’的意義不在于達成了什么共識，而在于各家各派能夠坐下來，有意愿去尋找共識。中國政治最大的問題是彼此之間不信任。晚清時，革命派和立憲派相互之間爭吵不休，互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持續(xù)到民國，國民黨和進步黨也是爭吵不休。‘牛津共識’的意義在于，在尋找共識的時候，大家都能去了解對方，知道對方是怎么想的，從而不會產(chǎn)生誤解。哪怕達不成共識，至少會有一種基本信任。有了基本信任，才有可能對話，達成妥協(xié)，否則只有敵意和誤解。而這種敵意和誤解多了，很可能會出現(xiàn)像埃及那樣的悲劇?！?/span>

責任編輯：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