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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從還是俯就？
——也談中國祭祖問題與周口平墳復耕
作者：黃蕉風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03/08


    
    作者簡介：黃蕉風，筆名耶墨，西歷1089年生人。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學士、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碩士、香港中文大學神學碩士。專業(yè)研究領域為中國基督教教會史、中國墨學發(fā)展史，現(xiàn)于香港從事‘耶儒對話”“耶墨衡論”的專題研究。出版專著：《3的N次方》（影視理論）、《墨家基督徒》（宗教社會學）、《新墨非儒三人談）（墨學研究，年底出）
    
 

中華民族，源遠流長。列祖列宗，闢土開疆。 
驅獸治水，百草療傷。教民稼穡，養(yǎng)殖蠶桑。 
刳木為舟，絲織為裳。伏牛乘馬，貨殖其昌。
———2011年2月3日。臺灣某天主教教會祭祖儀式.春節(jié)祭祖獻詞

 

    背景資料：2012年3月，河南省周口市展開大規(guī)模的平墳復耕和殯葬改革運動，以解決大機器耕作、死人與活人爭地的問題。目前已平遷200多萬座墳墓，復種耕地近3萬畝。根據(jù)周口市委、市政府發(fā)布的“1號文件”《關于進一步推進殯葬改革的實施意見》，要求用3年時間完成農村公益性公墓全覆蓋；火化率100%；徹底遏制偷埋亂葬和骨灰二次裝棺；不再出現(xiàn)新墳頭，逐步取消舊墳頭。由于部分人入土為安的觀念非常深厚，地方政府甚至聘請退伍軍人組成殯葬改革執(zhí)法大隊，強行執(zhí)法。平一個墳頭，村民可獲獎勵200元；完不成平墳指標的官員，將被降職或免職。2012年5月，河南政協(xié)委員趙克羅因聲援當?shù)剞r民批評平墳政策而被政協(xié)除名；2013年年初，周口市市長的岳文海母親的祖墳險些被憤怒的群眾反掘。而在兩次平墳的過程當中，河南作為中國的基督徒大省，少見教會內部人士就平墳事件做出表態(tài)（周口的基督徒本不在少數(shù)）；網絡上亦曾見到民間家庭教會的傳道人出于所謂“宗教原因”和“信仰訴求”支持政府平墳的聲音。此舉遭到一些儒家學者的嚴厲批評，認為是新時代基督教于中國農村教人“不忠不孝”的歷史重演。                   

 

      歷史上中國很少出現(xiàn)所謂的祭祖問題。然而，自明末利瑪竇羅明堅等耶穌會士入華福傳以來的400多年時間里，“祭祖”就一直是個嚴重困擾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和其在中國文化土壤里扎根的問題。我們談中國祭祖問題，基本上可以化約為中國基督徒的祭祖問題。本文主要借用邢福增和梁家麟兩位香港基督教學者的觀點來加以闡釋。

     今人探討祭祖問題，常常放在漢語神學“儒耶對話”的背景下進行考量。儒耶之間關系的表述，當然是處理教會禮儀在實踐上的一個重要進路。[1]然而這仍然不過是在基督教與儒家文化中尋找對應物和投射物的常規(guī)方法和思維模式，且不論“諸圣相通功”與“事死如事生”是否真如其所言相互呼應，單就儒家文化于當今時代日漸式微的現(xiàn)實情況而言，似乎基督宗教在建構解決祭祖問題的實踐神學上，更應是立足于在儒學之外不斷演變和創(chuàng)新的中國文化。[2]筆者的意見亦是與其夸大宗教和文化上的差異，不如具體探討歷史性的和教牧性的問題。即若不能以“全息”的思維來觀察祭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同表現(xiàn)形式，而局限于儒耶對話的單一孤立視角，很容易造成對問題的簡單化處理，從而流于片面。是故諸如周口平墳復耕事件中所謂的“儒耶沖突”，就多少顯得莫名其妙了。更多應是好事者的炒作。

     當然，這并不是要貶低以“儒耶對話”為進路來思考中國祭祖問題的方法。畢竟“敬天法祖”“慎終追遠”是中國人幾千年的文化傳統(tǒng)，背后連接著儒家倫理對孝道和五倫的基本要求，所以當基督教要求信徒不祭祖只祭主的時候，很容易被目為是在摧毀民間宗族共同體的超穩(wěn)定結構。事實上，基督教在華傳教的困境，也絕不僅是“祭祖”所造成。今天當我們追溯200年前“禮儀之爭”，就會發(fā)現(xiàn)，祭祖背后往往連帶著諸如祭孔、迎神賽會、GOD翻譯等諸多論爭。比如說祭孔，就聯(lián)系著中國儒家士君子對道統(tǒng)和學統(tǒng)的承繼；迎神賽會，就聯(lián)系著民間“鄉(xiāng)約”情態(tài)和經濟共同體的契約形式；GOD翻譯，就聯(lián)系著傳教士對于上帝之道如何因應中國基督教的本土化。當然，這其中最關鍵的，確實屬乎祭祖問題，即在教牧實踐的過程當中，面對兼具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中國祖先崇拜，應該如何做到維持本身基督教信仰純正的前提下，開放地收納具備倫理性的儒家式祭祖儀式，而摒棄迷信式的佛道祭祖儀式。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士，經過長期的摸索以及和儒家士君子的探討，發(fā)展出了一套新穎的符合彼時處境的實踐神學。我們會發(fā)現(xiàn)耶穌會士在為基督徒“不孝”的辯護上，常常援引朱熹的《家禮》，而《家禮》恰恰反對佛道的法事、經懺、符咒和功德。近代以來，基督教會改“祭”祖為“敬”祖同時改革神主牌的樣式，也體現(xiàn)了聯(lián)儒拒佛道的努力。如圖：

           《天主教祭祖暫行禮規(guī)（臺灣）》堂區(qū)暨教友家庭祭祖牌位圖[3]

    六七十年代臺灣的基督宗教在福傳上遇到很大障礙，有人士歸罪于教會在祭祖問題上所持的保守立場。于斌樞機于1971年在臺灣恢復敬主祭天，此舉當然和其秉持梵蒂岡第二次大會精神以及1939年的教廷允許中國天主徒祭祖祭孔的諭令有關。然則這一飽受爭議的“本色化”嘗試，并未給臺灣的天主教帶來更多信眾。從某個層面上看，臺灣的天主教徒人數(shù)，比之“開放祭祖”前不升反降。倒是一些持守基要派立場的、堅持祭祖乃“拜偶像”的新教福音派教會，其人數(shù)比之天主教反而有長足的發(fā)展。這就可能帶出一個吊詭的結論，即若以教會增長學來考量，則祭與不祭，其影響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說，教會出于不祭祖會“絆倒”教外慕道友親近福音的同時，忽略了祭祖同樣可能會“絆倒”教內信心軟弱者的一面，在這種情況下，臺灣天主教20年間的人數(shù)，自然此消彼長。結合背景資料，則可知儒耶問題不是主流（如周口平墳事件主要是經濟利益紛爭，而不是文化信仰沖突），歷史性和教牧性，才是首先需要考慮的。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的邢福增教授，在《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歷史的考察》中，將中國祭祖問題放在全息的歷史維度下，對外來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的不同態(tài)度和策略進行考量。邢福增提到十九世紀來華的傳教士，雖然隸屬不同宗派，卻大多受到北美大奮興運動以及敬虔主義的影響。這造成了該波海外宣教運動，不可避免地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和圣俗二分觀念，在教義上堅持比較基要和保守的立場。[4]長期關注中國祭祖問題的晏馬太認為中國人的祭祖早已失卻了“慎終追遠”的意義；祭祖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成為了一種世俗宗教，人們籍此向祖宗祈福，求平安，免災禍。這些完全超越了孝道的表現(xiàn)，成為了徹頭徹尾的拜偶像和封建迷信。[5]

    當基督教落地于甚至擁有更悠久傳統(tǒng)的中華文明土地上時，其所面臨的處境，注定了不可能以在北美殖民地或者非洲部落所采取的摧枯拉朽全盤推倒的方式來建設當?shù)氐幕浇涛幕?。在基督教文明和中華文明的角力當中，前者從來都是居于小群且處在弱勢。傳教士的基要立場不但不能為福音叩開中國這塊磐石，反而阻礙了中國人接受福音的通道。“祖蔭”“祖德”之觀念在國人心中已根深蒂固，完全定性為偶像崇拜，似乎武斷地抹殺了儒家倫理中非迷信的成分。禁祭立場，不僅阻礙了慕道儒生的歸信，也在民間引起極大反感?；酵健安恍ⅰ敝墒莻鏖_，其產生的遺傳，至今不絕。早期傳教士對本地教會的全面控制，也是導致矛盾加劇的一個原因。中國基督徒往往是在教外儒生的質疑下才勉強做出回應，他們在處理這個處境化問題之前，就已經接受了西方傳教士“祭祖乃拜偶像”的前設。[6]“報本返始”等非迷信非宗教的倫理考量，在早期實行教會儀節(jié)的過程當中，基本沒有回旋的余地。

    邢福增在本文中還提到“探索調和之路”，即中國基督教教會史上，關于“基督化敬祖觀念”的定位和建設性取代的問題，尤須引起注意。比如他談到丁韙良的一個重要分辨，即“基督化的敬祖”而不是“西方化的敬祖”。如果祭祖在中國社會并不是一種宗教儀式，而是既定的社會秩序的話，“基督徒自絕以此，等于自絕于中國古代制度的美善之外”，亦即“為了純潔基督教信仰的緣故，是否需要廢掉所有舊的禮儀，并把中國社會改造成為西方的模式？”。[7]也就是說，“基督化”的喪葬禮儀，不必然地等同于“西方化”的喪葬禮儀。就好比中國人祭奠先人是在宗族祠堂焚香燒蠟，西方人紀念祖先則在教會公墓致獻鮮花，儀式雖不同，敬意卻相通。不能因為西方式的“獻花”看起來比中國式的“燒香”干凈、清潔、文明，就認為獻花比之燒香更沒有迷信色彩或更符合基督信仰。同樣地，基督徒葬禮上教友的“微聲啜泣”也不必然地代表其比之中國人的“大聲舉哀”更顯得是對過世者不尊重，或者對先人不孝順。

    當然，中國祭祖問題的歷史性考察，主要著眼的還是本色化和基督化的此消彼長。這點邢福增說的很清楚，即盡管通過基督徒和傳教士的努力和妥協(xié)，其所最終促成的保留若干中國儀式的本色化基督教喪葬禮儀，如祭祖，哪怕受到教會內外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的支持和歡迎，也不見得有足夠的可資實踐的具體情境與場合。[8]在本色化的進路中，基督徒保留諸如神主牌、跪拜、鞠躬、上香、供奉祭品等符合民族特色的傳統(tǒng)儀文，而又補以讀經、禱告、頌詩、追思會等遵循基督教傳統(tǒng)的喪葬儀式的混合模型，又如何能夠保證既不違背孝道，又摒除迷信色彩，同時還符合基督教信仰呢。這就是歷史性的中國祭祖難題。在如鬼魅纏繞一般的偶像崇拜陰影之下，即使像邢福增這樣持論公正的基督教學者，也只能做出“為了避免扣上宗教混合主義的帽子，及誤闖偶像崇拜的禁區(qū)，我們則寧愿舍棄本色化的進路，而傾向基督化的立場”的無奈結論，可見教會在信徒“祭祖”的引導上，確實需要采取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審慎態(tài)度。

     香港建道神學院的梁家麟教授在《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一個教牧角度的回應》一文中，強調“基督徒應否祭祖，其實是一個教牧性而非教義性的問題，牽涉的是在處境中的合宜性（會否絆倒人）、而非在本質上的是非對錯的考慮。故根本沒有固定的、放之四海皆準的答案”。[9] 對于既不想全面否定，又不愿完全擁抱祭祖的中國基督徒，梁家麟提出了兩個方法：一是保留祭祖的文化符號而賦予新的意義；二是保留祭祖的傳統(tǒng)倫理含義而創(chuàng)造新的符號。[10]梁家麟的觀點，其實在教會界是有很大爭議的。然則若是我們將祭祖問題放置于構建“中華基督教”的整體框架內，則吳利明的說法就很能支持梁家麟。在談到本色化教會宣教的唯一合法動機時，吳利明說：“（本色化）是為了是國人易于接受基督教；而非本著民族主義的考慮，刻意去創(chuàng)造一個有民族特色的基督教”。[11]亦即中國祭祖問題，在當代主要體現(xiàn)在宣教策略的因應上，即“處境性的問題，只能用處境性的答案來應對”（梁家麟語）。

    儒家對商周儀禮有所損益的繼承，已經將中國人對靈魂、祖先、巫史等一整套的世界觀改革為具備人文主義宗教的雛形模式。在儒家士君子或曰知識分子眼中，以朱熹《家禮》為標準的喪葬禮儀主要是發(fā)揚孝道文化的倫理工具；在普通底層民眾的眼中，則祖先崇拜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加之后來會合佛道，不可避免帶有迷信色彩。既然中國基督徒無法割裂與所謂“異教之風”有關的禮俗或者習慣法，那么如果能夠證明中國基督徒并非放棄社會當中重要的道德倫理和社會責任，則“基督化”的中國祭祖，是否就真能夠坦然無懼且良心清潔，實未可知。“耶路撒冷會議”之后，使徒群體決定將基督的救贖拓展至外邦人，則教會的禮俗或習慣法，也不再以奉行猶太割禮為依歸。若對照中國的現(xiàn)實處境，以基督教文化去除祭祖中的迷信元素，再以非宗教性的心態(tài)來參與祭祖，則似乎反而比較能夠接近保羅以“俯就”而非“屈從”來向外邦人傳福音的態(tài)度了。

    從上文筆者所舉的“鮮花”和“上香”的案例可以看出，若非中國的社會已經完全西化到一定的程度（如香港），則完全廢除以孝道為中心的中國喪葬禮儀和祭祖，是沒有任何可能的。然而若是出于文化慣性或者民族自尊心，而去構建一個混雜著佛道迷信、儒教倫理和基督教信仰的中華基督教祭祖模式，又無異于作繭自縛。所以就需要教會內外人士以十分智慧，通過結合對歷史性和教牧性的祭祖問題的考量，來摸索出一套既不絆倒教內信心軟弱者，又不絆倒教外真誠慕道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祭祖模式。

注釋

[1] 參 錢玲珠：《天上人間——天主教會看“祭祖問題”及相關問題》，長老會陽明山臺灣神學院「馬偕講座」，臺灣天主教輔仁大學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2002年。其文結論如下： “在中華文化中，自周以降，「祖先」已和「天」、「神」有所區(qū)隔，因此，華人的祭祖，並不背離基督宗教一神的信仰；基督宗教中，死而復活的生命，可以對應中華文化中儒家所特別強調的「死而不絕」的生命；天主教會所體會的「諸聖相通功」的精義，正和儒家所說「事死如事生」是互相呼應的。都是天上和人間的共融；基督的一生，是由白冷（誕生之地）到耶路撒冷（捨生、祭獻之地），基督徒的一生，也是由世界的生命和生活，進入永恆的光榮。未來，我們將和天父、基督、聖人們以及祖先們在美麗的天鄉(xiāng)（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重逢。這和儒家的「祭祖」，要與祖先「再連結」的渴望，是相通的”

[2] 吳利明：<從文化層面探討本色化問題>，《文藝》，第3期，1982年9月，P20。

[3] 《天主教祭祖暫行禮規(guī)（臺灣）》堂區(qū)暨教友家庭祭祖牌位圖，參“天主教在線”，

網址：http://www.chinacath.org/liyi/misa/esp/2011-04-15/11470.html。

堂區(qū)祭祖牌位圖說明：

聖堂祖先靈位牌之高度為30公分，寬25公分；祖先靈位牌頂端之十字架宜用紅色；十字架兩旁雕刻雙龍漆金色；其他則由各堂自行製定。

教友家庭祭祖牌位圖說明：

教友家庭祭祖靈位牌之高度以20公分寬以17公分為原則，但教友可酌情縮小或放大；祖先靈位牌頂端之十字架宜用紅色；十字架兩旁雕刻雙龍漆金色；其他則由各教友自行製定。

[4] 邢福增/梁家麟：<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歷史的考察>,《中國祭祖問題》，香港建道神學院，2012年12月第三版，P9。

[5] 邢福增/梁家麟：<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歷史的考察>,《中國祭祖問題》，香港建道神學院，2012年12月第三版，P12。

[6] 邢福增/梁家麟：<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歷史的考察>,《中國祭祖問題》，香港建道神學院，2012年12月第三版，P23。

[7] 邢福增/梁家麟：<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歷史的考察>,《中國祭祖問題》，香港建道神學院，2012年12月第三版，P29。

[8] 邢福增/梁家麟：<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歷史的考察>,《中國祭祖問題》，香港建道神學院，2012年12月第三版，P101。

[9] 邢福增/梁家麟：<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一個教牧角度的回應>,《中國祭祖問題》，香港建道神學院，2012年12月第三版，P203。

[10] 邢福增/梁家麟：<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一個教牧角度的回應>,《中國祭祖問題》，香港建道神學院，2012年12月第三版，P202。

[11] 吳利明：<從文化層面探討本色化問題>,《文藝》第3期，1982年9月，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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