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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往圣繼絕學，啟來軫以通途
    ——饒宗頤先生之儒家思想與人文精神
    作者：劉夢芙
    原載：2007年第五期《孔子研究》
    
     
    
    【提  要】饒宗頤先生之經(jīng)學、史學、文學研究與詩文創(chuàng)作皆以儒家思想為根本，擴展為天地四方之學，融貫古今，學通于藝，深涵高貴之人文精神，為中華民族文化復興作出卓特貢獻。饒先生之思想品格，堪為典范，有待深入研究，開創(chuàng)儒學之新局面。
    
    【關鍵詞】饒宗頤  儒家經(jīng)學  史學  文學  人文精神
    
     
    
    一、引  言
    
    2003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十四卷二十冊，都一千四百余萬言（以下簡稱《文集》），洵學苑文林之絕大著作也?？蜌q余幸得曾楚楠先生之助，購自香江，寶氣珠光，輝耀斗室。開卷瀏覽，萬象森羅，百靈騰躍，諸如甲骨、簡帛、金石、敦煌曲譜乃至域外奇文異字之考論，門外人如睹天書，安能識其堂奧；略知一二者，經(jīng)史與集部詩文而已。饒先生之學茫無際涯，然余感受最深者，先生治學之思想根源實在儒家，立身處世之精神品格上承歷代圣賢，窮且益堅，變而后大，故能宏開新域，勇拓通途。十余年前，筆者曾承先生寄贈《選堂詩詞集》，諷誦之余，撰《論<選堂樂府>》一文，刊于先生主編之《華學》第七輯，尚未為探本之論。故本篇蠡測管窺，參稽《文集》，闡析先生經(jīng)學、史學、文學研究與創(chuàng)作中蘊涵之儒家思想、人文精神。述此心得，不無謬誤，博雅君子幸有以教之。
    
     
    
    二、《經(jīng)學昌言》之卓識遠見
    
     夫吾國之典章學術，經(jīng)尼山刪訂，集上古三代之大成，施禮樂詩書之教，王官之學散在民間，開晚周諸子爭鳴之新局，西哲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
    
    是也。秦皇混一四海，坑儒焚書，此后兩千余年君主專制相沿不變；而漢武獨尊儒術，儒家之思想學說乃漸成華夏文化之主流，雖釋道二氏代興于漢唐，兼以夷狄紛侵，蒙滿入主，終亦與儒家同化。綱常名教為帝王所用，陽儒陰法，戕害萬民，奪天下之公為一家之利，世人詬之固是；然儒門道德人文之教為民族凝聚和諧之本，豈可毀哉！降及晚清，閉關鎖國，列強交侮，國勢垂危，維新派與革命家接踵而起，帝制遂土崩瓦解，易以共和。而軍閥竊據(jù)，魯難未已，“五四”期間激進者張民主科學之旗，以專制之罪歸獄于儒家，抨擊不遺余力，昆岡火烈，玉石俱焚。壁壘既除，歐西之思想學術遂風行于知識界，縱有護持儒學者奮力以爭，亦難挽狂瀾于既倒。人心紛亂，政局更糜爛不堪，內(nèi)戰(zhàn)未休，東倭入寇，神州板蕩，萬井流離，斯則饒先生誕生前后之時世也。
    
    先生遭逢叔世，所幸者海濱鄒魯之鄉(xiāng)，韓文公遺澤猶存，未為通都大邑之風氣所染。先生幼承庭訓，讀書于天嘯樓中，寢饋經(jīng)史；又多蒙鄉(xiāng)前輩薰沐，儒家之學已厚植根基。不幸尊人早逝，先生孝思不匱，紹乃翁之業(yè)，著《潮州文藝志》二十卷，其慎終追遠之心，上接千古，鄉(xiāng)邦文獻，賴以傳揚。先生弱冠之年即丁國難，播遷于瑤山；輾轉飄零，棲止于香島，世換滄桑，而為學未嘗有輟。特立獨行，艱難求索，誠如朱維錚先生所贊：“淡泊守智，屏祿利于身外；熱腹育人，延華學于一脈?！瓰樘斓厮姆街畬W，固庵奇勝定庵而尤正；索中印梵藏之奧，選堂博逾觀堂而益精?！保ā督堊陬U學術館記》）。然則先生為“天地四方之學”，自有核心，統(tǒng)領之宗，即在儒門經(jīng)義。觀夫儒學大師馬一浮首創(chuàng)“六藝該攝一切學術”之說，言六藝“統(tǒng)諸子”、“統(tǒng)四部”、“統(tǒng)攝于一心”、“西來學術亦統(tǒng)于六藝”；六藝本身亦互攝：“華嚴家有帝網(wǎng)珠之喻，謂交光相羅，重重無盡，一一珠中遍含百千珠相，交參互入，不雜不壞?！恃浴对姟穭t攝《禮》，言《禮》則攝《樂》，《樂》亦《詩》攝，《書》亦《禮》攝，《易》與《春秋》亦互相攝，如此總別不二，方名為通”。[1]饒先生與馬翁同為通儒，治學門徑略似，惟疆域更為宏敞耳。以六藝之道融貫中外古今，泯天人之界、新舊之跡，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非深于圣學者曷克臻此？惜馬翁早逝，否則當與饒先生莫逆于心，相視而笑也。
    
    先生《文集》卷之四為“經(jīng)術、禮樂”，首列《經(jīng)學昌言》，分論殷周《易》學、《書》學、《詩》學、《禮》學、《春秋左傳》以至宋明理學與經(jīng)學，上下三千年，為文三十四篇，以廣博縝密之考據(jù)闡發(fā)精深之義理。其次為《古樂散論》，考論古樂器、樂律、樂教、琴學與琴史、詞學與音樂、敦煌《悉曇章》與琴曲，下及明代南曲樂譜與戲文，凡十五篇，重點皆在于“樂”。其三為《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冶古文字與古樂律、天文之考證于一爐。先生之經(jīng)學研究成果集中于此卷，六藝兼通，尤以《經(jīng)學昌言》遍涉群經(jīng)與儒學源流宗派，有涵蓋乾坤之氣象。而開篇《新經(jīng)學的提出——預期的文藝復興工作》，最見先生之高瞻遠矚，令人感發(fā)興起。此文乃2001年11月2日于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論壇之發(fā)言，先生“充滿信心地預期二十一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可以考慮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的經(jīng)學”，并指出：
    
    “經(jīng)書是我們的文化精華的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亦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jīng)書的價值，在當前是有重要意義的?！?
    
    “‘經(jīng)’的重要性，由于講的是常道，樹立起真理標準，去衡量行事的正確與否，取古典的精華，用篤實的科學理解，使人的文化生活，與自然相調(diào)協(xié)，人與人間的聯(lián)系，取得和諧的境界。經(jīng)的內(nèi)容，不講空頭支票式的人類學，而是實際受用的有長遠教育意義的人智學?！?
    
    “經(jīng)書對現(xiàn)代推進精神文明的建設，有積極性的重大作用?！宄Ｊ呛芷匠５牡览恚侵v人與人之間，互相親愛，互相敬重，團結群眾，促進文明的總原則。在科技領先的時代下，更當發(fā)揚光大，以免把人淪為物質(zhì)的俘虜?！盵2]
    
    “古經(jīng)典舊本子的出現(xiàn)與整理，是弘揚我們的民族精神和先進文化的光輝，培養(yǎng)我們對過去知識的新的理解。我們對古先文獻不是不加一字的不給以批判，而是要推陳出新，與現(xiàn)代接軌，把保留在歷史記憶中前人生命點滴寶貴經(jīng)歷的膏腴，給以新的解釋?！?
    
    先生進而指出西方文藝復興乃人文主義之產(chǎn)兒，其考古工作發(fā)揮決定性作用。而吾國近半世紀以來出土文物之豐富與夫考古所得之成績，與西方可相匹敵，“如果自己不做，亦有人家為之越俎代庖，所以我們不能不急起直追”。“自大與自貶都不必要的，我們的價值判斷似乎應該建立于‘自覺’、‘自尊’、‘自信’三者結成的互聯(lián)網(wǎng)之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廣闊目標的追求，去完成我們的任務。”先生贊成季羨林先生多年倡導之天人合一觀，且釋為“天人互益”，“一切的事業(yè)，要從益人而不損人的原則出發(fā)并以此為歸宿”；“‘益’是積極而富建設性的觀念”。[3]
    
    學界周知，季羨林先生論說東西方文化，謂西方科技數(shù)百年來之發(fā)展，已產(chǎn)生種種問題，自然環(huán)境遭嚴重破壞與污染，人與人、國與國之間仇視殘殺，惡勢力橫行，長此以往，人類與地球必將同歸于盡。因此必需以東方文化“天人合一”之觀念濟西方文化之窮，雙方取長補短，以達和諧，人類前途方有希望，此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說[4]。知識界于季先生之主張，支持者固多，譏嘲者亦不乏其人。而近年民間發(fā)起讀經(jīng)，以儒家典籍施教于兒童，亦頗遭非議，責讀經(jīng)為“封建主義沉渣泛起”、“復古倒退”云云[5]。實則諸多批判者仍不脫“五四”以來二元對抗之西式思維，于吾國汗牛充棟之經(jīng)籍殊乏切實深入之研究，惟以批判代建設，師法歐美，亦步亦趨，如影隨形，適成“殖民化”心理而已。饒先生久居香港，數(shù)十年間親歷亞歐美諸國，通英、法、德、日語及梵文、巴比倫文、希伯來文，視野宏闊，于東西方文化皆知己知彼。立足點雖在中國傳統(tǒng)，但絕非妄自尊大，與昔時抱殘守缺、盲目排外之老輩不可同日而語。先生以不卑不亢之心態(tài)與清明之理性平章學術，展望新世紀中國之文藝復興，必以考古釋經(jīng)為基礎，以“求是”、“求真”、“求正”為目標，立論正大，堅不可移。近百年來吾國屢遭浩劫，元氣凋傷，固有政治體制與社會革命之種種原因，然知識界之偏激浮躁，輕棄家珍，長城自毀，豈無應負之責哉！撥亂反正后國家于文化廢墟中艱難崛起，吾人實應痛定思痛。欲樹立民族之自信心，重建文明，舍卻數(shù)千年優(yōu)秀人文傳統(tǒng)之根基，一味馳心外騖，必蹈覆轍。當如饒先生之博學篤行、慎思明辨，通歐亞之郵，取中和之道，繼往開來，綜合創(chuàng)新，方為正軌也。
    
    《經(jīng)學昌言》中系列論“禮”之文，有《史與禮》、《殷禮提綱》、《<春秋左傳>中之‘禮經(jīng)’及重要禮論》諸篇，考釋甲骨與簡帛，兼參群籍，闡明“史以禮為綱”、殷代卜辭中祭禮賓尸之義、《春秋》為禮義之大宗，是經(jīng)而非史，多方論證以禮立國之重要性[6]。而《釋儒——從文字訓詁學上論儒的意義》一篇，先引章太炎說儒為“方術之士”及胡適釋“儒”之本義為“文弱迂緩”，再博考群書，以文字訓詁之方法為“儒”正名，糾章、胡之誤。據(jù)先生之精密考證，“術”字應取其通義，訓為“道”或“藝”，則《說文》所稱儒是術士，乃泛指‘有道義之人’，并非“術教”或“方術”之士。而儒有“君子儒”與“小人儒”之分，孔子諄諄告誡子夏，勉其“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修己安人，濟時濟世。專主“柔弱”者乃老子，儒家并不以柔立教，孔子主中道，剛柔兼濟?！叭濉敝枴叭帷?，詞意并非柔弱迂緩，而是“安”，是“和”?！叭伺c人間的相安，有待于禮來維持；人與人間的和諧，有待于樂來調(diào)節(jié)。禮樂二者，是求安的最好工具，所以儒家非常重視”?！爸袊鴶?shù)千年歷史的綿延，可說是靠著‘安’這一觀念的維系?！病娜松^是中國民族融合與團結的核心力量，是中國文化真精神的流露。這無疑地應歸功于儒家思想之所孕育”?！叭寮覍Α病淖非?，是一個很正常而又有價值的人文思想。這個合理而美滿的希冀，其實該是人類生存的共同鵠的?！盵7]饒先生此文，大力破除近代以來學術界對儒家之成見，指明“安”、“和”為中國文化之真精神，且具有普世價值，可謂撥云見日。先生倡言吾國文藝復興，必先建立經(jīng)學，重釋經(jīng)典，上述諸文即最佳示范也。
    
    《易》為六經(jīng)之首，數(shù)千年來非但影響吾國知識精英，百姓亦日用而不知。張岱年先生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乃中華民族之基本精神。據(jù)今人研究，科學界如電腦之二進制；物理學之量子論、相對論、規(guī)范場理論、超弦理論；生命基因遺傳之六十四組密碼，皆為《易》所涵。誠如此，可謂《易》道廣大，無所不包，照耀三才，暉麗萬有矣。饒先生遍治群經(jīng)，深明《易》理，諸如履霜凜冰、疾行敬德之憂患意識，剛柔相推、陰陽轉化之辨證思維，彌綸天地、通貫萬物之宇宙觀，生生不已、開拓日新之創(chuàng)造性，皆渾融于先生著述中。先生之經(jīng)學研究，內(nèi)涵深博，茲舉其犖犖大者，以見先生思想之根本，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有待于多方探索也。
    
     
    
    三、《春秋》之筆，歷史之秤
    
    饒先生云：“盈天地間之一切資料，無非史也?！薄段募肥木?，自首卷“史溯”乃至第十三卷“藝術”，皆廣義之史，末卷為駢散文、詩詞創(chuàng)作，亦文中有史、詩中有史。茲則專論先生治史之宗旨，乃上承先圣，非同時下考古家與史學家只知文物史料，而昧于義理也。《文集》卷之六，分上下兩冊，上冊《國史上之正統(tǒng)論》乃先生力作，蜚聲海外。是書由兩大部分組成：先為“通論”，合“結語”共十三章，評章百氏，考鏡源流，褒貶是非，自抒胸臆；再錄歷代有關“正統(tǒng)論”之文獻，網(wǎng)羅宏富，先生加以“按語”，抉隱闡微，精義絡繹。在分論歷代“正統(tǒng)論”之后，“結語”曲終奏雅，充分顯示先生之史學觀，其要點為：
    
    1、自漢以來，史家致力于正統(tǒng)問題之探討，其精髓“在于闡釋如何始可以承統(tǒng)，又如何云可謂之‘正’之真理?！薄八郊沂窌钥少F，其故有三：一、不受史局之約束；二、不為當前史學風氣及政治立場之所囿；三、有超時空限制之精神，對于史事可作重新評價。”
    
    2、“史家之尚論史事，貴能據(jù)德以衡史，決不可徇史以遷德。史家眼中對于帝王（統(tǒng)治者）僅視作歷史人物看待，其是非得失，均得加以衡量判斷。”
    
    3、“歷來持正統(tǒng)論者，每局于夷夏之辨，此在偏安之世則然，若大一統(tǒng)局面下，則地既無疆，天亦無外?！薄吧w中國自周秦以后，即本天下觀念以看歷史，視歷史為一整體，……從過去人事覓得共同規(guī)律以為行動之龜鑒。故中國史家自來即富有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之豁達心胸?！?
    
    4、“歷史之作，正所以明人事之真是非，而折衷于正，故史家秉筆必據(jù)正立論?！盵8]
    
    饒先生之史學觀念，一本于《春秋》。孟子云“王者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故《春秋》為道義之書，是經(jīng)而非史也。馬一浮先生曰：“《春秋》之大用在于夷夏、進退、文質(zhì)、損益、刑德、貴賤、經(jīng)權、予奪，而其要則正名而已矣。‘必也正名’一語，實《春秋》之要義?！试唬骸洞呵铩烽L于治人’、‘《春秋》之失亂’、‘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也。人事浹，王道備，在得正而已矣”[9]。饒先生與馬先生笙磬同音，深明《春秋》大義，于《通論·結語》之最后重申“歷史上之裁判，既為史家之責任”，“古埃及倚神力為裁斷，凡人之終，必受秤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謂神斷之秤，不如歷史之秤。歷史之秤是謂之正。”[10]蓋孔子作《春秋》，持正名之旨，斥諸侯之亂，垂千古之鑒戒，目的在于聳善抑惡，所操者正乃歷史之秤。孟子亦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笨酌辖詷O富批判精神，據(jù)德以衡史。饒先生繼承孔孟之精神，視道統(tǒng)高于帝王政統(tǒng)，特標歷史之秤，觀點鮮明，詞嚴義正?！墩y(tǒng)論》一書，使行將湮滅之吾國傳統(tǒng)史學思想昭彰于世，是為先生對當代史學界之杰出貢獻也。
    
    《文集》卷十四中《選堂賦存》有《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序》，論太平天國“傾覆之故，不越二端。曰有兵而無民，曰有政而無教。……取民之貨，謂全歸于天朝；毒民為兵，固無憂于蓄眾。加以刑罰慘酷，疇不率從？觀夫五馬磔體，慨峻法之復行；燃腹為燈，知人心之難服。此有兵無民之過也?！€魂之說，難以牖民；詔下凡之書，何裨名教？是以民不見德，惟亂是聞；士皆裂冠，相攜以去。人之未亡，邦國先瘁。此有政無教之失也。”先生并非一味批判，繼而指出太平天國運動于后世之正面影響：“揭滿漢之辨，則春秋夷夏大防之義存焉；宣上帝之訓，則中西文化交流之效著焉。雖光復之功，同諸畫餅；而民族精神，斯其木鐸。共和建國之業(yè)，未始不肇基于此也。且田畝之制，男女平等，使各盡所能，同耕共享，則民權民享之說，又何曾不導源于茲也”[11]？當今作太平天國史者，每極力粉飾，所謂‘農(nóng)民起義乃歷史前進之動力’，諱言其以上帝設教，實為愚民，掩其毀滅文化、濫殺無辜之罪過；而昔時詛咒洪楊、頌揚湘軍平亂者，亦走向極端，未能開掘太平天國之歷史價值。先生則平情立論，且“結悲異代，嘆息彌深”，[12]以仁者之心評其功過，公正客觀，斯乃“歷史之秤”也。而《稽古稽天說》中論現(xiàn)代史云：“觀戊戌之敗，民國以來，老成人不在其位，人競嗜新，留學少年以所學為政治之試驗品，亂國之根，即萌于此，可不引為龜鑒！”[13]目光如炬，洞見百年來國家受病之源，《春秋》之筆，發(fā)人深省也。
    
    先生論古史之重建，主張采取三種途徑：盡量運用出土文物之文字記錄，作為三重證據(jù)之主要依據(jù)；充分利用各地區(qū)新出土文物，詳考其歷史背景，作深入探究；在可能范圍下，使用同時代其他古國之同時期事物進行比較研究，以取得同樣事物在不同空間之一種新認識與理解。同時對沿用已久或時下風行之治史方法提出批評：“我們要避免使用一套外來的不切實際的理論去堆砌主觀架構，來強行套入，作出未能愜心饜理的解說，這是懶惰學究的陳腐方法。我們亦要避免使用舊的口號，像‘大膽假設’之類，先入為主地去作一些‘無的放矢’的揣測工夫，這是一種浪費?？偠灾?，我們要實事求是，認真去認識歷史”[14]。明顯可見，此為對胡適以及顧頡剛等“疑古派”之批評。以西化模式削足適履，名曰“科學方法”，實為偽科學，其結果必成歷史虛無主義。先生倡言研究古史之法，有撥亂反正之重大意義。
    
     
    
    四、文學研究與創(chuàng)作之志節(jié)與精神
    
    潮州為韓文公教化之地，千載以來，流風未絕。先生之尊人饒鍔翁即以韓文為極則、為本根，殷殷寄望于“昌黎之學之興于潮”。先生自幼深受家學與師道之影響（其古文教師王慕韓，字師愈，誨弟子做古文從韓文入手），為文宗法昌黎，立大養(yǎng)氣，奠定根基；并精研韓學，多有創(chuàng)獲[15]。昌黎勇于匡時救弊，因諫唐憲宗迎佛骨而遭貶，其剛正不阿之風節(jié)氣概，為后世樹立楷模，潮汕之間，頗多義烈之士。饒先生《文集》中有《廷鞫實錄序》，乃其少作，敘明代揭陽儒士薛侃犯顏直諫，陷逆瑾之獄：“七次被鞫，一詞弗易，屹若泰山，硬如鍛鐵，幽有鬼神，明有君父，玄首可斷，赤志無欺，浩然之氣，亦云偉矣?！盵16]自昌黎至薛侃，可見儒家真精神之傳承，饒先生闡鄉(xiāng)賢之潛德幽光（后又有薛侃與明末烈士郭之奇兩家年譜之作），文化基因在此，非偶然也。
    
    抗戰(zhàn)期間，先生流離轉徙，長歌短詠，詩賦并作，《文集》中儷體多篇，具見先生之風骨懷抱：“何烽燧之連延兮，悼百姓之震愆。紛湖海其洶沸兮，逢否塞而播遷?！瓊ㄣ糁皱镔?，從九蘧以嬉游。纘佚狐之余緒兮，明吾道于春秋。求魯連于海隅兮，幸神明之與休?！瓚谚ざ男刨猓宸诮K身。覬中興之目睹兮，又何怨夫逋播之民”（《斗室賦》）[17]?！坝踵岛?，日月可以韜晦兮，蒼穹可以頹圮。肝膽可以涂地兮，金鐵可以銷毀。惟天地之勁氣兮，歷鴻蒙而終始。踽踽涼涼兮，孰得而陵夷之。鼓之以雷霆兮，震萬類而齊之。予獨立而縹渺兮，愿守此以終古。從鄒子于黍谷兮，待吹暖乎荒土，聽鳴笛之憤怒兮，知此志之不可以侮。倘天漏之可補兮，又何幽昧之足懼也”（《囚城賦》）[18]。弘毅之懷，磅礴之氣，足以起頑立懦。另如《宋王臺賦》“效西臺之哭涕”，《馬矢賦》“悲故國之腥羶”，《白云賦》“思王母之劬勞”，《燭賦》“待重光兮自然”[19]，與《瑤山集》中詩并讀，均見先生于萬方多難、艱危窘迫之時憂國憂民、矢志不移之節(jié)操，與儒家士君子之精神一脈遙承也。
    
    屈原為吾國詩史首標姓氏之愛國詩人，忠魂烈魄，與日月爭光。其“蘇世獨立、橫而不流”之人格與氣節(jié)，尤為饒先生企慕，故以《楚辭》為文學研究重點之一。早年著《楚辭地理考》，糾錢穆先生書中“屈原放歌，地在漢北；《楚辭》所歌洞庭、沅澧諸水，本在江北”之誤，乃先生之成名作?！段募肪硎弧拔膶W”收有關《楚辭》之論著多種，考證屈子曾熟讀《論語》、《易》、《詩》、《春秋》諸書，《離騷》表現(xiàn)之思想，與儒家經(jīng)學息息相通，楚人實受中原正統(tǒng)文化之熏陶，因而屈子《離騷》一如《詩》之言志?！?lt;楚辭書錄>自序》云：“……屈子之學，源出于儒，蓋不誣己！……夫古人遠矣，誦其書者，貴能窺其志之所存?！省峨x騷》者，詩也。其論次前古治亂之故，則詩中有史矣。……予悲屈子內(nèi)美之合于《易》、《庸》中正之義，猶晦暗而不見白于后世也，故因是書而發(fā)之”[20]。詩人、學者曾克耑序《楚辭書錄》，稱“治《騷》之先路，而乃于饒子發(fā)之”，“殆以身世所遭，與屈子無殊，《哀郢》、《懷沙》之痛，明王宗國之思，無人故都之嘆，雖避地海隅，固未嘗夢寐忘也?！湮⒅妓?，所以詔國人范來學，意至深切警悚矣”[21]。而《<楚辭>與詞曲音樂》，進而闡明《楚辭》“可以培養(yǎng)出一種‘傲睨萬物’的人生態(tài)度，提高一個人的獨立人格，踏進另一超現(xiàn)實的精神境界”[22]，《詩經(jīng)》與《楚辭》同為中國文學之木本水源，后世文士與詞人之生活與創(chuàng)作，無不受其影響。又論屈子遠離之心：“文中于去楚之情，低回往復，若不能自已者。是所云‘離心’，即離憂也，亦即離騷也。寧溘死以流亡，而不忍枉道以茍合，此固屈子之初志。然于楚宗國之邦，義無可去，離乎，否乎？將安抉擇？此矛盾心理，即《離騷》一文所為作也”[23]。蓋大陸鼎革之際，先生一介儒士，抱璞守貞，不去必罹劫難；既去又瞻顧鄉(xiāng)邦，依依不舍，此種極矛盾極悲苦之心理情感，與屈子異代相符。而屈子九死猶未悔之志，恰為先生治學之精神動力，是則艱難困厄，玉汝于成，禍兮福所倚也。又觀《文集》卷十四中“儷體篇”載《汩羅吊屈子文》：“余此心之不朽兮，與元氣而為侔。亙千載猶號屈潭兮，莫怨浩蕩之靈修?！┕隉o不在兮，何必求乎故宇。覓天地之正氣兮，惟夫子之高舉?！m遺跡之非昔兮，企前賢以踵武。欸騷臺之悲風兮，鎮(zhèn)徘徊而不能去”（此文未標明寫作年代，似作于1980年游湖南期間）[24]。千載以來，每值滄桑易代，詩人輒思屈子，痛哭悲歌；而詩賦淵源不二，饒先生以賦家兼詩人，故尤能抉發(fā)屈子心志，借酒杯以澆自家塊壘也。
    
    屈子之后世詩人，如詩圣杜甫、大儒顧炎武，饒先生亦極為推崇?！段募肪硎对妼W論集》中論老杜夔州詩“有才繼騷雅”、“終古立忠義”，不啻夫子自道；“若杜公所體察者，往往直心術之微，則詩中之理學也”；“《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老杜畢生為詩，亦其憂患發(fā)憤之作?！辈⑴u朱子誤解老杜，以為作詩無益，“以詩垂訓，曷曾在講學之下哉”[25]？論顧亭林“家和國兩重的血淚，交織成他詩里的哀思”；詩中“猶可看出他的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氣概”；“他的詩踵武杜少陵，最特別處是沒有一首無益的詩。都是記政事、哀民生、樂道人善之作，為的是貫徹他的主張，這樣可以說是能立詩之本，以詩之用，而盡詩之情。我們讀他的詩，應該于詩外求詩，明其詩旨之所在”[26]。蓋孔子云“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孟子言“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斯即儒家倡導之氣節(jié)。詩人為詩，抒情言志，不出孔子所言“興觀群怨”之旨，《詩•大序》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屈子、老杜與顧亭林，皆得儒門圣賢之氣脈，立大節(jié)于國破家亡之際，詩旨純正，故最能激發(fā)饒先生心弦之共鳴，知人論世，深入肯綮。杜、顧之外，先生論明代理學家陳白沙詩“所造為極高明之境界，得力《中庸》之精髓”[27]；論明末奇士屈大均“學詩原本祖述風騷。到后來他復潛心于《易》，運用《易》的變化道理以入詩，……正是他能夠表現(xiàn)詩的奇情壯采的原動力”[28]。凡此皆見先生論詩直指心源，識其大處，發(fā)人所未發(fā)，精義甚多，不勝例舉矣。
    
        先生之駢散文與詩詞創(chuàng)作成就卓越，錢仲聯(lián)先生評價極高，謂選堂之文，辭采之美可擬汪容甫與王觀堂，博學則超乎觀堂、寒柳之上[29]；其遨游海外之詩非黃公度、康南海所能逮。而抗戰(zhàn)違難時所作《瑤山》一集，與老杜安史之亂中詩“亡胡洗甲，世異心同”，“蓋繼變風變雅、靈均、浣花以來迄于南明嶺表義士屈翁山、陳獨漉、鄺湛若之緒而揚之”[30]。錢先生乃當代國學大師，博綜四部，兼涉兩藏，尤邃于集部詩文，箋注與創(chuàng)作皆推巨擘。評饒先生之詩文，精切之至，若鐘子期聆伯牙之琴而賞音，有并世相知之樂，淺學如我者奚能贊一辭。然讀先生詩文及錢評，又生感慨，故得而論之。蓋吾國文學中最可貴者，厥惟士君子高貴之人文精神與高雅之審美情趣，儒道釋諸家之思想智識，每藉詩文表達，體式豐繁，風格多彩。文學之語言符號為漢字，一字一音，形聲義兼?zhèn)?；單字又適宜駢偶，可靈活運用，組合成篇，具圖畫美與音樂美，端嚴凝煉而流動燦麗；短章尺幅中寓豐富之情感、深沉之哲理，耐人尋繹，回味無窮。傳統(tǒng)文學“文”與“言”分，發(fā)揮漢字之特點與優(yōu)勢，穿越時空阻隔，異代暌方之識字者，讀音有殊亦無礙文意之通曉；非同西文之拼音而不表義，聲音流變，詞意不居，百年之后人已難通古籍也。中華文化綿延數(shù)千年而不絕，賴有歷代文人學士心靈創(chuàng)造之典籍，四庫之書，皆漢字文言，群經(jīng)子史與文學，包藏無數(shù)精品。乃一旦乾坤翻覆，易高華典雅之文言為俗語，舉精美絕倫之詩文藝術形式而唾棄之，白話文與新詩遂滔滔天下，名之曰“啟蒙”、“解放”，志在畢其功于一役，始作俑者何目光之短淺歟！
    
    夫臻于至高境界之哲學、文學，皆天才卓特者意匠經(jīng)營之事，庸眾不能為也。人類中賢智之士罕如星鳳，中材及下愚者居絕大多數(shù)，縱令出身與受教育之環(huán)境相同，寒家之聰慧子弟每能脫穎而出，紈绔兒中之魯鈍者仍不堪造就。所謂“平等”，指人之生存權利，貴賤皆受法律保障，乃另一事耳，非謂心腦之智愚、品格之賢與不肖可抹煞差異也?！兑住吩啤坝^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孟》云“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后知，使先覺覺后覺”。哲學家、文學家顯示其思想情感，公之于眾，意在化民，用文言抑或語體，固無施而不可，然識字之下愚者亦難領悟，中人之材需艱辛求索方有所成，文明進程豈一蹴可就、旦夕可至哉！“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人類無知識精英之導引，無真善美之追求，則永居率獸食人之世，科學徒為利器，民主亦成暴政，自相殘殺，終至毀滅而已。近百年來，經(jīng)新文化運動之鼓吹，白話文可謂普及矣，億萬民眾中識真理者能有幾何？“革命”不休，斗爭愈烈，學術文藝淪為仆役，賢智之士悉遭專政，扼殺其自由之思想，卑屈其獨立之人格，彌天冰雪，萬木凋零，胡適之、陳獨秀、周樹人輩若逢此劫，其能免乎？“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與？”嗚呼，圣人之憂何其遠也！若非撥亂反正，中華民族將重返蠻荒時代，異國殖民者征服亦輕而易舉焉。即今之世，庸俗文化、快餐文化充斥于社會，橫行于網(wǎng)絡，宣揚色情與暴力者屢禁不止，“民智”愈開而民德愈賤，溯源追始，豈非廢棄經(jīng)典、鄙視精英之惡果歟？
    
    文言與語體，原非冰炭難容、不破不立之斗爭關系，民國間善作白話文者，無不熟讀經(jīng)典。文言需融鑄俗語新詞，白話亦須汲取文言之養(yǎng)分，二者交相促進，大師智者居先導引，可改良而不可“革命”也。余觀夫前輩學人之著述，諸如嚴復、章太炎、劉申叔、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馬一浮、吳梅、柳詒徵、錢基博、熊十力、陳寅恪、錢穆、劉永濟、蕭公權、顧隨、夏承燾、繆鉞、錢仲聯(lián)、錢鍾書、程千帆等，或?qū)Ｓ梦难?，或兼用語體；新文學家如魯迅亦文白兼施，皆能自成一家，樹其風格。新詩則迄無成功，每況愈下，而作古典詩詞之大家名手燦若繁星，僂指不盡，以上稱引者，大多能詩擅詞。饒先生駢散文與詩詞色色精工，亦不廢語體，乃傳統(tǒng)文壇詩苑中杰出冠時者，學與藝通，是以有鴻儒之尊也。其作品中深涵高貴之人文精神與高雅之審美情趣，乃從群經(jīng)諸子與歷代文學及書畫藝術中廣挹英華，積厚流光，根茂實遂，誠如錢仲聯(lián)先生所言“蓋將為當代學苑懸此鵠的，并為集部樹中天之幟也”[31]。
    
     
    
    五、結   語
    
        以上分論饒先生經(jīng)學、史學、文學之儒家思想與人文精神，概而言之，有若劉彥和《文心雕龍》首標“原道”、“征圣”、“宗經(jīng)”也?！暗姥厥ヒ源刮模ヒ蛭亩鞯馈?；“洞性靈之奧區(qū)，極文章之骨髓”；“并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huán)內(nèi)”[32]，不啻為先生道也。先生以儒學為本根，深究諸子百家，道釋思想亦影響先生非淺。莊子之超然塵表，精神獨與天地相往來，姑射神人之乘云氣、御飛龍；鵬徙南冥而摶扶搖上者九萬里，非先生之逍遙境界歟？釋家以無量智慧修持正果，月印萬川，光明普照，非先生治學之悟徹人天，出神入化歟？先生既通域外之學，沐歐風美雨，西方之宗教精神當深有啟迪，于吾國圣賢經(jīng)典與悠久文化之信仰愈增虔誠。目驚豺虎，身歷風波，百折千辛，寸心不改，頗類宗教情感焉。觀先生與施君議對論“形上詞”之訪談錄，極嘆西方教堂之莊嚴肅穆，令人心存敬畏，可知鄰壁之光，照耀靈府矣。是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而抱元合一，終在儒經(jīng)。為往圣繼絕學，啟來軫以通途，道德文章，為吾人之矜式也。
    
        抑有進者，先生平生不入仕途，不涉政事，不參與任何文化論爭，教務之余，潛心治學，或以為先生乃“為學術而學術”者。然則先生豈真成象牙塔中之學人歟？通讀先生著述，知并非如此也。儒家之學，仁學也，亦人學也，以修齊治平為要務，古之士君子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邦無道而隱，亦非同老、莊之棄絕人世也。余英時先生謂中國之士，近似西哲如伏爾泰、馬克思之解釋世界而志在改變世界者[33]，誠哉此言！惟士大夫每為皇權所役，官祿所羈，致成奴儒鄉(xiāng)愿，君子儒百不得一，圣賢之道晦而不彰。饒公生于帝制崩潰、科舉廢除之世，上庠執(zhí)教，學術足以立身，固不屑于利祿，而于國家民族之前途命運，則有深沉熾熱之關懷，觀其文，誦其詩，處處可見。凡甲骨、鐘鼎、簡帛、碑石、敦煌經(jīng)卷，先生靡不窮究，豈獨學科疆域之開新，其終極目標，實在吾國上古文明史之確立。必以科學之方法、精密之考據(jù)，方足以正疑古者之謬，再現(xiàn)古史之輝煌，明文化源流之不可斷，奠民族振興之基石也。先生向不借用西方框架以建構理論體系，更不介入科學玄學與夫政體改革之論爭，孤行冥索，一以求是求真求正為依歸。關注人間而又超越現(xiàn)實，為萬世開太平，其志偉矣，彼皓首窮經(jīng)不知天下有何事者，豈先生所心許哉！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迄今，大陸知識界興起“文化熱”、“國學熱”，儒學倍受關注，海內(nèi)外研究者交流互動，日趨昌盛。政府倡言“和諧社會”、“以人為本”、“執(zhí)政為民”、“同奔小康”，對外則和平外交，此皆儒家理念。姑勿論當前實效如何，較諸斗爭哲學盛行之年代，不啻霄壤之殊矣。剝極而復，貞下起元，反觀吾國現(xiàn)代化歷程之曲折艱辛，良多感慨，儒學之興廢，實關乎國運之盛衰也。惟今日研究儒家之思想學說者，非徒討論古代儒家，現(xiàn)當代新儒家諸如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錢賓四、馮友蘭、賀麟、方東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等先生，亦皆納入視野；而于饒先生之儒學，尚未覩專題探討者。故筆者不揣淺陋，聊為喤引，寄望于學界同仁，協(xié)力開發(fā)饒先生無量之寶藏也。
    
    小詩一首，以殿拙文，賀先生南山之壽：
    
    東國鴻儒出，開疆納萬流。文章宗圣哲，史筆繼《春秋》。
    
    高矗靈光殿，尊逾海日樓。拜瞻仁者壽，韓水共悠悠。
    
    （“海日樓”，近代大師沈曾植乙庵詩文集名。饒先生早年頗受乙庵之學影響，今之成就，已遠越沈之上矣）
    
    
    【注釋】
    
    [1]《馬一浮集》第一冊，第300頁—301頁。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2]《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以下注中簡稱《文集》），卷四，第9頁—11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年10月版。
    
    [3]《文集》卷四，第12頁。
    
    [4]參觀季羨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書中系列論文。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6月版。
    
    [5]參觀胡曉明編《讀經(jīng)：啟蒙還是愚昧》，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版。
    
    [6]《文集》卷四，第228頁—306頁。
    
    [7]《文集》卷四，第322頁—323頁。
    
    [8]《文集》卷六，上冊，第101頁、102頁、103頁。
    
    [9]《馬一浮集》第一冊，第196頁。
    
    [10]《文集》卷六，上冊，第104頁。
    
    [11]《文集》卷十四，第318頁—319頁。
    
    [12]《文集》卷十四，第319頁。
    
    [13]《文集》卷十四，第24頁。
    
    [14]《文集》卷一，第8頁—9頁。
    
    [15]參觀曾憲通主編《饒宗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曾楚楠、沈啟綿《饒宗頤與韓學研究》，第254頁—262頁。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11月版。
    
    [16]《文集》卷十四，第313頁。
    
    [17]《文集》卷十四，第281頁。
    
    [18]《文集》卷十四，第284頁
    
    [19]《文集》卷十四，分見第279頁、第280頁、第285頁。
    
    [20]《文集》卷十一，第220頁。
    
    [21]《文集》卷十一，第217—218頁。
    
    [22]《文集》卷十一，第373頁。
    
    [23]《文集》卷十一，第410頁。
    
    [24]《文集》卷十四，第306頁。
    
    [25]《文集》卷十二，第102頁、第105頁、第106頁。
    
    [26]《文集》卷十二，第157頁、第158頁、第167頁。
    
    [27]《文集》卷十二，第149頁。
    
    [28]《文集》卷十二，第170頁。
    
    [29]《文集》卷十四，第11頁《錢序》。
    
    [30]《文集》卷十四，第339頁—342頁《錢序》。
    
    [31]《文集》卷十四，第12頁《錢序》。
    
    [32]《文心雕龍》“原道”、“宗經(jīng)”。
    
    [33]參觀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引言——士在中國文化史的地位》，第5—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發(fā)表于2007年第五期《孔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