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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艾愷 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xiàn)代化的兩難》出版暨序言

書名：《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xiàn)代化的兩難》

作者：[美]艾愷 著 王宗昱 冀建中 譯 [美]艾愷 審訂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出版時間：2025-4

【內(nèi)容簡介】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xiàn)代化的兩難》是海內(nèi)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專著，作者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長背景、思想發(fā)展軌跡、重要社會活動，并將之置于世界性反現(xiàn)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讀。作者提出，在20世紀的風浪中，梁漱溟保持了儒者的傳統(tǒng)和骨氣；他一生的為人處世，大有孔孟之風；他四處尋求理解和支持，以實現(xiàn)他心目中的為人之道和改進社會之道，可稱“最后的儒家”。本書1979年獲美國歷史學會東亞史研究最佳著作獎。

【作者簡介】

艾愷（Guy S. Alitto），1975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xiàn)任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語言大學梧桐漢學學者講席教授。著有《持續(xù)焦慮：世界范圍內(nèi)的反現(xiàn)代化思潮》《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合著）等作品。

【目錄】

中文版序言 

導 論

對梁漱溟性格和經(jīng)歷的幾點評價 / 梁漱溟和中國的文化守成主義者 / 世界性的保守主義反應 / 農(nóng)本主義和鄉(xiāng)村建設 / 梁漱溟和他父親的關系

第一章 父與子

桂林梁氏 / 文化上反傳統(tǒng)觀念的梁濟 / 作為道德貴族的梁濟 / 梁漱溟的早年

第二章 精神異常、自殺、成圣 

梁濟的民族自救計劃 / 共和革命 / 梁濟的誓愿 / 梁漱溟的危機和退隱 / 佛教 / 復出 / 梁濟的自殺

第三章 北京大學的孔夫子和文化 

北大風氣 / 五四事件 / 從菩薩到鴻儒 / 文化問題

第四章 中西文化（一） 

意欲和文化的形成/ 反對文化融合 / 科學和民主 / 西方化的結果 / 中國文化：《易經(jīng)》和直覺/ 孔子的直覺主義和柏格森的生命主義 / 中國文化實現(xiàn)自身的失敗/ 中國的早熟 / 人類即將中國化 / 中國的文化困境和梁漱溟的結論/ 一個矛盾的解答

第五章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社會反應 

胡適的看法 / 其他的批評 / 矛盾及其批評家

第六章 梁漱溟的上下求索，1922—1926

一個政治改革的計劃—“我們的政治主張” / 講學 / 社會主義 / 批評與教育改革 / 梁漱溟遇到兩名同事/ 梁漱溟離京赴魯（1924—1925） / 梁漱溟再度隱退（1925—1926）

第七章 廣東與河南：鄉(xiāng)村重建的開端，1927—1931

共產(chǎn)黨人和梁漱溟的“頓悟” / 廣東，1927—1928 / 陶行知和曉莊試驗鄉(xiāng)村師范學校/ 梁  漱溟回到北方 / 對現(xiàn)有鄉(xiāng)村工作的評價 / 村治派 / 鄉(xiāng)村建設理論的第一次系統(tǒng)闡述：1929年

第八章 中西文化（二） 

對西方社會的探討/ 中國：宗教的滅亡/ 人類文化和“理性” / 中國和人類的未來

第九章 鄉(xiāng)村重建：儒家的現(xiàn)代化 

對鄉(xiāng)村建設的歷史的和實踐的辯護/ 士和農(nóng)民 / 團體組織形式和政治 / 鄉(xiāng)約 / 儒家和毛澤東的思想

第十章 “南京十年”時期之鄉(xiāng)村建設： 一個政治和社會的分析 

1927年 / 農(nóng)村的地方精英 / 國民黨對鄉(xiāng)村建設的矛盾心理

第十一章 山東的鄉(xiāng)村建設 

山東鄉(xiāng)村建設研究院 / 鄉(xiāng)學村學是人民的衙門：鄒平方案的精髓 / 合作社 / 自衛(wèi)力量 / 
旨在改進道德的地方團體/ 農(nóng)業(yè)技術 / 公共衛(wèi)生 / 菏澤及“菏澤方式” / 鄉(xiāng)村建設在山東
的推廣 / 當時對梁漱溟鄉(xiāng)村建設的批評/ 對鄉(xiāng)村建設的批評：理論和實踐

第十二章 抗戰(zhàn)時期和戰(zhàn)后：政治和論戰(zhàn) 

民主的第三力量的前奏：1937—1939 / 訪問延安，與毛澤東會談 / 為社會改造和民族解放而工作 / 敵后1939：致山東沉痛的告別辭 / 第三力量的崛起 / 桂林，1942—1944 / 重返政壇：和平談判和內(nèi)戰(zhàn)

第十三章 回到北京 

回到政治生活，1950—1955 / 與毛澤東的沖突和1955—1956年的批判運動 / 晚年，1975—1977

第十四章 1986年跋 

采訪 / 梁漱溟的暮年 

參考書目

【中文版序言】

在人們的腦海里，梁漱溟有四種形象：哲學思想家、鄉(xiāng)村建設運動領袖、政治上的中間派以及20世紀50年代知名的受難者。

不過還有一點應予補充，梁漱溟也曾就此提醒過我們。他自謙地說，“我不是學問家而是實干家”。這是他的獨到之處。他不同于中國現(xiàn)代的知識分子，從不“坐而論道”；他總是思考著社會問題，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還強調過，也無人可以否認，他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

當只有二十幾歲的梁漱溟成名時，正值具有重大意義的五四時期。對于這個時期，各國史學界無一例外地給予重視。然而梁漱溟雖是該時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卻例外地沒有像別人那樣受到注意。不單在中國是這樣，美國亦然。

美國史學界研究中國史起步較晚，直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方面的著作尚付闕如。華裔學者周策縱60年代寫了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運動史》），才提到梁漱溟，但也只有一頁半，僅限于介紹梁漱溟早年作品《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拙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xiàn)代化的兩難》（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是海內(nèi)外第一部梁漱溟評傳。同時代的梁啟超、胡適、李大釗、魯迅等，都有人作了傳記，甚至不止一種。美國人認為胡適是五四時期的主要思想家，這和胡適與外國聯(lián)系不無相關。外國人容易知道他、理解他。胡適、李大釗和梁漱溟是同時代的人，而且李氏和梁漱溟還是好友。美國人在研究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時， 首先注意到了李大釗。這當然不難理解，人們自然會注意站在左右兩翼突出位置的歷史人物。

梁氏終生被看作近代中國的保守派，或者“文化守成主義派”，且又不屬保守派中的最杰出者。說到五四時期，人們可能提出梁啟超、張君勱或其他人為保守派的主要代表。梁漱溟的思想在當時（五四）已被評定為保守， 贊同他意見的人寥寥無幾，多數(shù)人則不免先入為主地予以忽略。

作為20世紀40 年代政治中間派的關鍵人物，梁漱溟往往鮮為人知。張君勱常被看作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張氏研究西方政治，又于1953年寫了英文專著The Third Force in China（《在中國的第三勢力》），并領導著一個中間派的民社黨，因而大家知道他的作用。梁氏說過，他參與政治，完全是為了調解國共沖突，一旦國共沖突已無可避免，便決意退出現(xiàn)實政治。這和許多人涉足政治的路徑很不一樣。

在50年代受到粗暴批判的人相當多，不過情形并不一樣。例如胡適， 對他的批判甚猛，但他卻身居海外，不受觸動。梁漱溟則不然，只因他具有罕見的定力，抓住一次次政治運動的間隙，才完成他的《人心與人生》及其他相關的哲學著作。他后半生的著作，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幾乎是在他辭世前不久才得以出版。這既可慶幸又可惋惜。

我研究梁漱溟先生既與偶然機遇有關，又與個人性格有關，也和美國史學界對中國的研究逐步深化的總體趨勢分不開。費正清先生在美國是研究中國的泰斗，他對中國的研究是從西方文化和歷史學進入中國并影響到中國開始，漸進深層，直至研究中國本身。進入五六十年代，受他的影響， 我們這些研究中國的后學，大體上也是這樣一個路數(shù)。

60年代初，大陸集中批判楊獻珍和周谷城。頗為偶然地，這卻成了我研究梁漱溟的機緣。在閱讀那些批判文章時，我第一次看到梁漱溟這個名字。當時臺灣不允許公開出版梁漱溟等身居大陸的學者的著作，而在臺港探訪梁漱溟早年的學生時，他們也不知道老師的現(xiàn)狀。我是在美國和中國臺港地區(qū)搜集梁漱溟的資料的，可見封鎖還是很嚴的。

在美國的圖書館中雖然有關于梁漱溟的資料和他的一些著作，但學界對他實在很陌生，只是在《最后的儒家》出版以后，注意他的人才漸漸多起來。例如費正清在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美國與中國》）第三次再版時，便加進了有關梁的述評。

我曾于1973年首次訪問中國大陸，那時正著手撰寫《最后的儒家》。一到北京，我就多方打聽梁先生，渴望見到他，但是每一個被問到的人都難以回答。1980年夏天，我終于如愿見到梁先生，使我驚喜的是，他幾乎與我想象中的那個人相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梁漱溟的表里如一，讀其書如見其人。只是到了這一天，我才確信自己成功了：我的書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要義，反映了他的人品。

在約半個月的訪談中，我發(fā)現(xiàn)在拙著中有少許事實出入，這在第二版中都得到了糾正。

此后我多次訪華，和梁先生又長談過一次。不過，我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在山東鄒平作長達數(shù)月的實地訪察，了解當年這里鄉(xiāng)村建設理論實驗的經(jīng)過和成效。

梁先生過世后，我覺得，我對他的評價應作一些改動?，F(xiàn)在看來，我對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化三個路向和鄉(xiāng)村建設理論的意義評價偏低。通常，一件事做成了，人們會說那是對的；一件事沒有做成，人們就說那是錯的。但是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據(jù)我們眼見的成敗去認識和估量。多次去鄒平后，我覺得，本來是他對了。他提出的確實是建設中國的長期方案。

我愿借作序的機會解釋一下—為什么稱梁漱溟為“最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國，只有他一個人保持了儒者的傳統(tǒng)和骨氣。他一生的為人處世， 大有孔孟之風；他四處尋求理解和支持，以實現(xiàn)他心目中的為人之道和改進社會之道。

梁漱溟是一個文化守成主義者，他的思想在當下不易為人們所接受。不過，一百年后回顧20世紀中國的思想家，或許只有他和少數(shù)幾個人才經(jīng)得住時間的考驗，而為歷史所記住。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