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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長儒教，化民成俗”——唐代廟學功能之面相

作者：張宏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來源：《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12期

摘要：孔子廟與教學制度的合一奠基于唐初，起轉承合，興衰榮辱基本上與大事件“安史之亂”相始終，所不同的是二者相偕的是時段，而相悖的是內核；換言之，晚唐墮敗后的國家制度，尤其是祭祀與教學制度式微不收，反而使得廟學獨立任重，秀出傳統(tǒng)教育之外。而整體考量前后期的情況，唐代廟學除卻循規(guī)既定范式教育，以及補足、填充官方教育短板、缺失之外，對于儒教的弘化，以及在化民成俗的隨方設教的層面上始終是一致的，尤其是在砥礪士風、收拾人心方面功莫大焉。

孔子廟與教學制度的合一奠基于唐初，起轉承合，興衰榮辱基本上與大事件“安史之亂”相始終，所不同的是二者相偕的是時段，而相悖的是內核；換言之，晚唐墮敗后的國家制度，尤其是祭祀與教學制度式微不收，反而使得廟學獨立任重，秀出傳統(tǒng)教育之外。而整體考量前后期的情況，唐代廟學除卻循規(guī)既定范式教育，以及補足、填充官方教育短板、缺失之外，對于儒教的弘化，以及在化民成俗的隨方設教的層面上始終是一致的，尤其是在砥礪士風、收拾人心方面功莫大焉。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元年下詔：“天下學皆各立周、孔廟，贈孔子為司寇，謚‘文宣’，旋準房玄齡議停周公祀，專祀孔子，尊為先圣，以顏回為先師，配享孔廟?！必懹^四年又詔“州縣皆特立孔廟，四時致祭，以左丘明等廿二人從祀”?！皣訉W立孔子廟”“天下學皆各立孔子廟”以及“州縣皆特立孔廟”和追謚，配享、從祀和“四時致祭”的完備明顯提升了孔子的地位，但尤為值得關注的則是孔子廟與教學制度的合一，即“廟學”，或言“學廟”。段成己在《河中府重修廟學碑》中說：“隋唐以來，學遍天下。雖荒服郡縣皆有學，學必立廟，以禮孔先圣先師”。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十三《學?？检艏腊浵仁ハ葞煛窏l末按曰：“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圣之廟矣”。

換言之，遍及州郡鄉(xiāng)里的學校其實質就是廟學，“郡邑廟學，大備于唐”。盛備于唐的廟學實際上成為了全國教化的中心?！皬R以崇先圣，學以明人倫”，孔子廟作為崇圣祀賢的場合，對圣人的釋奠之禮被列為國家典制的中祀，“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天神祭、二曰地祇祭、三曰享人鬼、四曰釋奠于先圣先師”“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鎮(zhèn)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為中祀【1】”。廟學釋奠禮的實施并不僅僅只是一種簡單形式，而是有其完備的內容，朱熹在《信州州學大成殿記》中說，“惟國家稽古命祀，而祀先圣先師于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tǒng)，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向往而及之，非徒修其墻屋，設其貌像，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為觀美而已也”。在朱子看來，修葺孔子廟堂，盛其器服不唯是美觀，釋奠先圣先師在于明曉道統(tǒng)之所在，使天下的士人能夠體察而心向往之，能夠切實去施行道。

興建孔子廟堂，躬行釋奠之禮以崇先圣，明人倫，是國家立學興教的旨趣所在，不僅釋奠之禮被納入國家規(guī)定的祀典，還有其他的學禮也在孔子廟舉行。唐高祖武德二年，曾在詔立孔子廟于國子學的同時，施行過“四時致祭”，不過這種典禮是短暫的，能夠形成制度得以切實進行和維持的還是常典，除卻仲春、仲秋上丁的釋奠常祀之外，還有地方州縣學由博士領銜，師生均參與的十月祭祀先圣孔子、先師顏回的鄉(xiāng)飲酒禮和十二月的正齒禮；皇帝或者皇太子于二月行視學禮，國子監(jiān)諸學的師生參與的祭祀；此外，典籍中還記載有開元七年十一月皇太子主持，國子監(jiān)諸學師生參與祭祀先圣孔子、先師顏回以及從祀諸儒的齒胄禮等【2】。

在孔子廟內舉行釋奠、視學以及鄉(xiāng)飲酒和齒胄等祭祀先圣先師的典禮，在于“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祭祀夫子以及先賢是“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jīng)”的舉措，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質與文均在于而顯。切實躬行的效用能夠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齒別有序，遞相勸勉，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易言之，國家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州、縣、鄉(xiāng)、里的教化是以廟學為中心而展開的。

一、 “化人成俗，必由學乎”

“六經(jīng)茂典，百王仰則；四學崇教，千載垂范。是以西膠東序，春誦夏弦，說《禮》敦《詩》，本仁祖義，建邦立極，咸必由之”。從唐高祖李淵的一則詔書可以看出來，廟學作為教化的中心，其所肩負的，或者說被賦予的責任是重大的，職能的定位和角色選取從一開始就被規(guī)定、固化了，但由上而下的傳達和具體施行則端賴歷史的際遇和為政者的抉擇。各地陸續(xù)遍立的孔子廟，縱使有與中央政策相頡頏的地方，比如高宗年間猶有未設立的例外，《舊唐書·高宗紀》記載：咸亨元年，五月的詔書要求，“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宜令所司，速事營造”。但是總體來說，孔子廟在全國范圍內是普遍設置了，而且也配套了相應的教授人員、教育設施以及薪金俸祿制。

自從國子監(jiān)不再隸屬太常寺以來，“凡國學諸官，自漢以下并署太常，至隋始革之”，國子學就相對獨立為教育機構了。主要學官，如國子祭酒官階為從三品，司業(yè)為從四品下，二者的職責是“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國子丞為從六品下，職責是承掌判監(jiān)事。國子監(jiān)轄下的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律學和算學也有相對應的配額，如國子博士二人，正五品上，助教二人，從六品上，學生三百人，典學四人等等【3】；地方的官學品階，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府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大都督府博士一人，從八品上，中都督府博士一人，從八品下等等【4】。

教授人員均對應相應的品階，比如國子祭酒從三品，州學博士從九品等，實質上是將“師”納入了統(tǒng)一的行政體系，易言之，就是貫徹官師合一的模式。政治性的目的撇開不談，這樣的模式對于教化的權力運用是有力且高效的，一紙詔令能夠迅速傳達全國各地，而政府資金的充裕保證了教學的規(guī)模性和持續(xù)性。劉禹錫曾說，“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從其對費用支出使用的不滿來看，地方的教育經(jīng)費在唐末似乎也并沒有稍減，至于州縣其他的孔子廟設備以及人員配備等等事項想起來也同樣不差，顯見全國自上而下教育系統(tǒng)的完整性。

以完備的教育體制來弘闡王化，以及移風易俗定位了孔子廟的角色扮演，唐朝初年的風教弘化，孔子廟的參與是理所應當之事，畢竟整個唐帝國處在相對平穩(wěn)的狀態(tài)，政治社會的清明能夠使之政令、教化能夠自上而下得到有效的傳達。進于唐朝末年，誠如馬端臨所言“衰亂之后，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頹圯，教養(yǎng)廢弛，而文廟獨存”，禍亂之后，社會板蕩，秩序不復，庠序廢弛是自然之現(xiàn)象，“雖設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yè)”。孔子廟獨存的情況一方面維持了學校的教育體制在形式上的完整，另一方面，也促使了教育功能的轉化，即孔子廟獨自擔當了教化的職能。

執(zhí)行朝廷政令之外，興辦學校并作為弘化的重心，致使地方的文教風行，應始自于漢朝的文翁，《漢書·偱吏傳》記載：“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爸廖涞蹠r，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嗣后歷朝歷代無不參照，以之作為地方施政和文教的主要措施，隋唐以下，風潮有增無減?！侗笔肪砹牧袀鞯谖迨酚涊d柳旦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端鍟ち簭┕鈧鳌酚涊d梁彥光招致山東大儒，每鄉(xiāng)立學，非圣哲之書不得教授，對于“有好諍訟、惰業(yè)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以禮勸化，人皆克勵。為治一方的干吏，均以學校的設立為弘化的重心，以禮義為手段，將學校的教育視為風氣轉化的關鍵。進于中晚唐時期，在官學體制廢弛，教學機構虛置的情況下，孔子廟自然就成為了文教的核心。

以孔子廟作為地方乃至全國弘揚文教的中心，誠如前文已經(jīng)述及的那樣，自然是禮義弘化為要。禮者，履也，不離于百姓日用之間，自然不能徒行，而流于形式。夫子有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注疏》說“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哉者？所貴者，在于安上治民。樂之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鍾鼓鏗鏘而已”。玉帛鐘鼓不過是形式罷了，在孔子廟中行禮致奠在于“睹禮知古”，“以禮而行”，取“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之效。

《唐六典祠部郎中員外郎》記載：“仲春上丁，釋奠于孔宣父，以顏回配焉，其七十二弟子及先儒并從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仲春上戊，釋奠于齊太公，以留侯張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縣皆置孔宣父廟，以顏回配。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禮，仲秋上丁亦如之”。在孔子廟舉行的釋奠之禮屬于國家祀典的中祀，從朝廷到地方普遍躬行之。而行釋奠之禮的意義是尊師重道。司馬光在《聞喜縣重修至圣文宣王廟記》中說，釋奠祭祀孔子，“非為一人之私，而為存道”。明代的程徐云：“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道也【5】”。立廟以奉先圣，明道之尊，加之“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釋奠亦明學之所有自。作為全國通行的祀典，地方的釋奠之禮春秋不廢，《舊唐書·忠義傳》記載王義方赴海南為治時，“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jīng)，行釋奠之禮；清歌吹龠，登降有序，蠻酋大喜”?！杜f唐書·曹華傳》記載憲宗朝時，曹華“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于孔子廟，立學講經(jīng)，儒冠四集。出家財贍給，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歸”。

《大唐開元禮》詳細記載了皇太子釋奠先圣先師的禮儀，大致包括齋戒、陳設、出宮、饋享、講學以及還宮等諸環(huán)節(jié)。由儀式的重視程度來看，擔承人皇太子是國家的儲君，代表了社稷之寄托，規(guī)格屬于國家級。由過程來看，各個環(huán)節(jié)一絲不茍，“皇太子散齋三日于別殿，致齋二日于正殿”，“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祭服，諸陪祭之官皆公服，學生青衿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樽罍及幣。犧樽實以醴齊，象樽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玄酒，各實于上樽”等。這是國家的釋奠，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論語·顏淵》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在上君子，為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為政與施治同樣如此，國家上層重視并以身躬行，身教大于言傳，政令的傳達順暢，政教達到的效果自然明顯。

地方的釋奠釋菜禮儀比照國家的祭典，在達到的效果上比朝廷的釋奠更為直接。祀典的主持一般是當?shù)氐恼啄X，“前享三日，刺史散齋于別寢二日，致齋于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享之官，散齋二日，各于正寢，致齋一日，于享所”，齋戒等一樣不可疏忽，陳設、省饌、行事等項順次齊備。這種釋奠之禮一般是地方行政官員率領鄉(xiāng)邑士紳參與，整肅衣冠，拜府庭下，如對君父，居民觀之，乃知孔子之道尊。釋奠先圣先師百姓觀者如堵，肅穆禮樂之下，“耆艾嘆嗟，睹禮知古”，對于古禮能夠直觀的理解，親見和就近感受到的沖擊力自然非同一般。

中國傳統(tǒng)禮樂文明肇基于三代，三代的禮樂文明是一個與時俱進、體達時代精神的系統(tǒng)。它能夠自我更新和調適，能夠化解各種異流沖擊、同化各種資源，并將其導化入禮樂文明的大系中來。儒教最切實的含義正在于最切身的踐行，作為一切人倫關系的規(guī)范，一套社會調適的形式，一種生活方式，支配著日常的社會生活，生活經(jīng)驗中的儒家價值遠遠超過書本上的儒學，重在參與是其內核。三代以下，治出于二，禮樂與刑政別為兩途，虛名化的禮樂，誠如歐陽修在《新唐書·禮樂志》中所謂，“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被史官所記的事物名數(shù)、降登揖讓、拜俯伏興的禮節(jié)，不過是有司之事，是禮之末節(jié)，實質上早已偏離了禮樂的本質，禮之所云，崇此玉帛而已，樂之所貴者，貴此鍾鼓鏗鏘而已。禮樂為虛名，“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嘗見也”，天下之人不常得見的禮樂，即使是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禮樂的學習成為書本上的知識，成為歷代師法相承的學問，存在于汗牛充棟的經(jīng)解注疏之爭論中，趨于形式而徒具象征價值。而在文廟中躬行釋奠之禮，脫去其宗教性的因素，目的就是要恢復傳統(tǒng)禮樂感染教化的功能，使民得諸觀感，切身感受古禮之洋溢，禮樂之宏盛，日用之間教之以順序梯次，應對之際布以敬篤仁讓之義?？鬃佑醒裕骸跋冗M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

以文廟為依托施行的學禮不止于釋菜、釋奠，而且就弘化所力圖達到的效果而言，亦莫過于養(yǎng)老以及鄉(xiāng)飲酒、鄉(xiāng)社之切?！抖Y記·祭義》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zhí)醬而饋，執(zhí)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人君養(yǎng)老分為四種，《禮記·王制》云：有虞氏養(yǎng)國老于上庠，養(yǎng)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yǎng)國老于東序，養(yǎng)庶老于西序。殷人養(yǎng)國老于右學，養(yǎng)庶老于左學。周人養(yǎng)國老于東膠，養(yǎng)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雖然名稱不一，但是有虞氏的上庠和下庠，夏后氏的東序和西序，殷商的右學和左學，以及周人東膠和虞庠，在實質上不外是學校的別稱。《禮記·王制》記載：“凡養(yǎng)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yǎng)于鄉(xiāng)，六十養(yǎng)于國，七十養(yǎng)于學，達于諸侯”。不計別以燕禮、饗禮和食禮之分，鄉(xiāng)即是鄉(xiāng)學，國即是小學，學就是大學，這是通行于全國的，所謂“達于諸侯”。養(yǎng)老禮顯見是行于學校的。

歷代在學校施行養(yǎng)老禮的，史籍上多有記載，《魏志》記載高貴鄉(xiāng)公詔曰：“夫養(yǎng)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后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揀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師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就表彰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的詔書來看，王祥則應是以作為三老被尊崇，《晉書》記載王祥作為三老“陳明王圣帝之軌，君臣政化之要，俯以訓帝”，其身份之崇高，是以師道為尊的，而以學為顯的。

進于唐代，養(yǎng)老禮的施行見于《唐大詔令集》卷八十的“養(yǎng)老”條目。一為唐太宗貞觀三年四月“賜孝義高年粟帛詔”，其內容為：百行之本，要道惟孝；一言終身，恕而已矣。春生夏長，寬仁之令行焉；齊禮道德，恥格之義斯在。以及唐玄宗開元二年九月的“賜高年幾杖詔”：古之為政，先于尚老，居則致養(yǎng)，禮傳三代；行則就見，制問百年。此外《大唐開元禮》卷一○四《皇帝養(yǎng)老于太學》“養(yǎng)老”條載：“仲秋之月，擇吉辰，皇帝親養(yǎng)三老、五更于太學”。唐太宗的詔書中明確說明了國家養(yǎng)老的目的是，“冀遐邇休息，得相存養(yǎng)，長幼有序，敬讓興行”，是以表彰孝義為主的；唐玄宗的“九十以上，宜賜幾杖，八十以上，宜賜鳩杖”的詔令是偱“古之為政，先于尚老，居則致養(yǎng)”，落腳點是為政“行則就見，制問百年”。《新唐書·偱吏韋景駿傳》記載：韋景駿為官仕宦生涯多治學坊廬、館舍、橋障，對于州郡窮險有蠻夷風之地，開學校，為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至于有以母子相訟者，韋景駿則以為是教育之失，便授《孝經(jīng)》，使習大義。其所行所言均是以孝義治理之先，“得相存養(yǎng)，長幼有序，敬讓興行”，養(yǎng)老禮所倡導的精神為地方政者所踐行，而效果的取得較禮儀之形式亦勝一籌。

鄉(xiāng)飲酒禮在學校的實施，最早見于唐太宗貞觀六年的詔書，《唐會要》卷二六《鄉(xiāng)飲酒》條記載：“當納之軌物，詢諸舊章，可先錄鄉(xiāng)飲酒禮一卷，頒行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齒別有序，遞相勸勉，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詔書謂“詢諸舊章”，舊章自然是承繼了先前的制度?！端鍟肪砭拧抖Y儀志》云：“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圣、先師，年別一行鄉(xiāng)飲酒禮。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于學行鄉(xiāng)飲酒禮”。武德九年“共尊社法，以時供祀，各申祈報，兼存宴醑之義，用洽鄉(xiāng)黨之歡【6】”?！短茣l(xiāng)飲酒》記載：唐睿宗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敕：“鄉(xiāng)飲酒禮之廢為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xiāng)飲酒禮”。唐玄宗即位開元六年七月十三日又詔云：“初頒鄉(xiāng)飲酒禮于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

鄉(xiāng)飲酒禮在唐代的施行有一個頗值得注意的地方，即鄉(xiāng)飲酒禮在當時實際上是兩個概念，其一是貞觀年間的詔書所規(guī)定的那樣，即州郡長官推行的鄉(xiāng)飲酒禮，“縣令掌風化，察冤滯，聽獄訟……每歲季冬行鄉(xiāng)飲酒禮”。其二則是諸州貢舉之時舉行的“賓貢”宴飲儀式?！短茣矶l(xiāng)飲酒》條“其所貢之人，將申送一日，行鄉(xiāng)飲酒禮，牲用少牢，以現(xiàn)物充”。雖同名異實，但是依舊脫不了“朝廷率由舊章，敦行禮教”，以期“長幼各相勸勖，忠于國，孝于親，內穆于閨門，外比于鄉(xiāng)黨”的主旨。誠如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在奏疏中所言，“每年各備禮儀。準令式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7】”?！妒酚洝た鬃邮兰摇酚涊d：“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xiāng)飲大射于孔子?！?。鄉(xiāng)飲、鄉(xiāng)射自原初就圍繞孔子的意義予以進行，自然在孔子廟實施鄉(xiāng)飲酒、鄉(xiāng)射等是理所應當?shù)?。以地方州縣的貢人為主，以州郡的行政長官為力推者的鄉(xiāng)飲酒禮在于使士紳民眾人目擊之，謀風教之陶冶，圖政化之融洽，地方的切實施行對于唐朝后期的文教的宏闡與有功焉。

《新唐書·李棲筠傳》記載李棲筠時任常州刺史時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xiāng)飲酒禮，效果是“登歌降飲，人人知勸”?！缎绿茣じ叱泻唫鳌酚涊d，高承簡治郾城時，修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合而言之，其相同之處都是為治偏僻未化的地方，所施行的也都是以學校為依托的鄉(xiāng)飲酒、饗宴之禮儀。孟子有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稘h書·食貨志》中說：“里有序而鄉(xiāng)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庠序即學校也，禮儀之施行，教化之行進自是為政之一端。《鄉(xiāng)飲酒義》中說“民知尊長養(yǎng)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yǎng)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進行學禮的演習和行為的示范雖不復禮樂刑政四者原本相依而存的國家和社會管理之道術，但猶不失學亦為政，以學為政的要素。蘇轍在《上高縣學記》中論述“在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xiāng)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搡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yǎng)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于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

二、收拾人心、砥礪士風

“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jié)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8】”，賈至之言可為安史之亂的真實寫照，河北動蕩，叛軍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逃竄，幾無實質的抵抗，這固然是由于承平日久，民不習戰(zhàn)，但是守節(jié)之士寡少，仁義之道不行也是實情。觀河北之變后，尊位如宰相陳希烈者，親如玄宗女婿張垍者，皆受“祿山偽命”“同掌賊之機衡”，觍顏仕偽朝，禮讓仁義道蕩然不存，忠臣孝子之節(jié)湮滅不聞，《誅受賊偽官達奚珣等詔》中所言：“人臣之節(jié)，有死無二。為國之體，將而必誅。況乎委質賊庭，宴安逆命，耽受寵祿，淹延歲時。不顧恩義，助其效用，此則可宥，法將何施”？朝廷之有尊有位者尚且閹然媚于世，下民則何以取舍？何以效法蹈矩？

有唐一代，士風疲敝，風俗蕭索，其來有漸，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自六朝以來，君臣之大義不明，其視貪生利己、背國忘君已為常事。有唐雖統(tǒng)一區(qū)宇已百余年，而見聞習尚猶未盡改”?！拔?、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執(zhí)政者的昏憒，使得士人在理想和現(xiàn)實之間左右支絀，漢末范滂在就死之前對其子說：“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睘樯苿t不為世所容，只落得身死家敗，為惡則又從道義上說不通。或許可將范滂的境遇與概嘆，理解為德福不一致，修德向善之人從來都是凄慘孤老，不被現(xiàn)實所容，福報屢爽，而為惡作奸之徒在現(xiàn)實中向來是處處得水、優(yōu)裕豐足。德福不一致的現(xiàn)象從來都不是一時一地之景，難免會給人帶來消極懈怠的情緒，使人對修德與福報之間的必然性產生懷疑，而敢于為惡，或甘于離世遁俗。

芻狗禮義廉恥，弇髦仁義道德，統(tǒng)治者要么視禮教為敝履，徒以功利相尚，如魏武帝《舉賢勿拘品行令》:“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zhàn)，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要么以禮教作為維持統(tǒng)治的幌子，用作翦除異己、殺人的由頭，如嵇康遇害，《晉書》記載，嵇康“答書拒絕（鐘會），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不孝為假，以“孝”殺人而已。個人、家族、社會、國家的利益追逐和價值關懷的不一致，更加劇了社會罔知所適，虛浮詐偽泛起，傳統(tǒng)士風凋弊自然之中【9】。

士風在魏晉時候的失守，轉向以個體和家族為重心，而南朝士族政治、軍事權力的失去，則將士族的責任擔當，以民族國家為己任的習氣幾乎掃蕩殆盡。而后顧惜個人榮辱、家族得失成為風尚。隋唐一統(tǒng)天下，多承南朝流風余韻，士風亦沿自往昔。羅仲素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jié)；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從教育上著手應是根本，或許能夠擔當這項使命的則就是以孔子廟為核心進行的教育了。

以廟學進行教育，或言砥礪士風、風揚教化，早有有識之士對于此，唐朝中期名相楊綰曾進言：“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jīng)填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jīng)》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況復征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為常談，以向背為己任。投刺干謁，驅馳于要津；露才揚己，喧騰于當代【10】”。針對進士登科是非相陵、扇結鉤黨，投刺干謁，不復淳樸的原因，楊綰以為是“《六經(jīng)》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視傳統(tǒng)經(jīng)典為無物，只知雜文，明經(jīng)填帖。這雖然是針對進士科舉的弊端，但是直指教化的源頭，若要有所改變，必須復歸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的教化，“取《左傳》《公羊》《谷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jīng)，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jīng)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希冀“數(shù)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yè)，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

在楊綰奏疏之后，《全唐文》還記載了賈至對楊綰條奏貢舉疏的議論，他說：自典午覆敗，中原板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圣朝一平區(qū)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xiāng)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筑，地望系數(shù)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止依古制，鄉(xiāng)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宏訓誘。賈至之言實際上是對楊綰建議的補充，楊綰希望更張學校教育的內容，以及完善取士的流程，賈至則以為只有朝廷在中央的舉措，顯然不足以風化士風，更要廣立學校，推廣地方的教育，“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尚無，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而禮部每歲拔擢進士等次只不過“長浮薄之風，啟僥幸之路”。所做之緊要處在于“兼廣學校，以宏訓誘”。

顯然在有識之士看來，擴大學校的范圍，恢復儒教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教學，是應對士風疲敝之現(xiàn)實、弘揚教化之良方。而養(yǎng)士、化民的教育在唐代一開始就被提了出來，武德七年《令諸州舉送明經(jīng)詔》云：“周孔之教，闕而不修，庠塾之儀，泯焉將墜。非所以闡揚徽烈，敦尚風范，訓民調俗，垂裕后昆”。所提出的具體舉措就是“其吏民子弟，有識性開敏，志希學藝，亦具名狀，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學。明設考課，各使勵精，琢玉成器”。唐玄宗先天二年也提出：“先王務本，君子知教，化人成俗，理國齊家，必由于學矣”。

而中晚唐后期，地方廟學的教育堪副此任。據(jù)大歷十年獨孤及的《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并序》，可以推知當時的福州都督府府學禮樂不廢，具體的典制為：禮先圣先師，先師寢廟、七十子之像在東序，講堂書室、函丈之席在西序，齒胄之位，列于廊廡之左右。每歲二月上丁，習舞釋菜。先三日，公齋戒肄禮，命博士率胄子，修祝嘏，陳祭典。釋菜之日，釁器用幣，籩豆在堂，樽罍在阼。而根據(jù)《新唐書常袞傳》所記載：常袞“為設鄉(xiāng)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而早常袞任福建觀察使的李椅，亦提倡儒術，在獨孤及的《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并序》中有記載“閩中無儒學，成公至而俗易”，在其任內“以五經(jīng)訓民，考教必精，弦誦必時。于是一年人知敬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祈祈，賢不肖競勸，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家有洙泗，戶有鄒魯”，“俗一變”，“時未幾，皆化翕然”。這種籠統(tǒng)的“化”當然是從民風習俗上說的，而士風自為其中之一，尤為關注的則是“未嘗肯出仕”者開始出仕，進入傳統(tǒng)儒家士大夫的行列；以及士人文化的轉變，核心的轉變則是這些士子均習誦儒家經(jīng)典，以傳統(tǒng)經(jīng)學為歸【11】。

朝廷不遺余力地鼓勵興學教化，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員也頗為用心，如果說在朝廷正常的學校制度不能發(fā)揮應有的作用后（唐朝中后期），地方興廟建學的起了替代和補充的作用的話，那么顯然這種重新以儒教經(jīng)典和傳統(tǒng)文化來弘揚教化、砥礪士風的政策和措施確實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不過在重新審視前后兩期的分別時，不難發(fā)現(xiàn)，前期和后期在提倡儒家典籍教學方面并沒有很大的不同，經(jīng)典的傳授和仕進的門徑均沒有完全被忽略和廢置，文學、雜學和明經(jīng)填帖也未完全予以取締。那么就帶來了一個疑問：中晚唐時期的地方廟學在砥礪士風、宏闡教化方面究竟有什么值得特別關注之處呢？簡言之，其實廟學（尤其是地方廟學）在教學科目在并不與官方推薦的綱目相悖的情況下，教授內容保持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在缺失官方教學，或言官方教學名存實亡的情況下（中晚期），它所在廟學內進行的教育貫徹了儒教一以貫之的傳統(tǒng)，即以昌明道統(tǒng)為核心，對士風最大的影響是從道不從君，以天下為己任。韓愈在《處州孔子廟碑》中說：“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yè)。獨處州剌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考為顏回至子夏十人象，其余六十子及后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元等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又為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嘆嗟，其子弟皆興于學”。

郡邑中設置的孔子廟普遍廢覆不起，博士弟子多寄于他事，名存實亡之外，最要害處是“失其所業(yè)”。中晚唐再建與修飭的孔子廟幾乎撐持了帝國后期的教育，韓退之表彰的不僅僅是地方廟學對教化的功用，尤其著力的地方是復起了“道”，再起了士風?！翱鬃又?，非帝王之政不能及遠；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遠，無損于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國【12】”。帝王之政固然是必要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孔子的教化固然需要政治和制度化的推廣，但政治更需要孔子之教以廣播其政令條章。換言之，儒教可以離開既定的政治束縛，有其自身不移的恒久價值與功能，獨立于政治之外；政治或者為政者離開了儒教所倡導的施政理念與價值規(guī)范，必然招致危亡，沒有不本乎人情人性的政權可以持久。而弘道之事正在于人，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為士者，能夠做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困頓之時以節(jié)義固守，樂在其中；顯達之時以道德自兢，民具爾瞻。

孟子曾說，“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君子所言平淡而道存乎其中，君子所行修身而已，修身則求諸于己，由己而行，不假于外，不怨天不由人。如果世人普遍都能夠按照君子的要求去行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修身立本則天下平治。《冊府元龜學校部奏議三》記載鳳閣舍人韋嗣立之疏“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fā)揚，弘獎道德，于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館廟之尊、儒師之尚、禮儀之崇、道德之弘，以及教化之揚的關鍵在于庠序之廣立，廟學之敦守，夫如是，則本立而道生，源浚而流長，士人自任、民心攸歸，四海之教靡然，草上之風必偃。

注釋
 
1《唐六典》卷四。
 
2《大唐開元禮》《新舊唐書》和《唐會要》。
 
3詳參新舊《唐書》職官以及《唐會要》。
 
4《唐六典》卷三十。
 
5《明史》卷一三九。
 
6《冊府元龜》卷三十三“帝王部·崇祭祀第二”。
 
7《唐會要》卷二十六“鄉(xiāng)飲酒”。
 
8《舊唐書·楊綰傳》。
 
9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1-357頁。
 
10《舊唐書·楊綰傳》。
 
11陳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三卷，中華書局，2001年。
 
12孔貞叢：《闕里志》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