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博】《周禮》在中華文明大一統(tǒng)體系建構中的意義
《周禮》在中華文明大一統(tǒng)體系建構中的意義
作者：雷博（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臘月初七日庚辰
耶穌2024年1月17日
在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統(tǒng)一性”是非常重要的特質。歷史上，“分久必合”與大一統(tǒng)的建構是一個基本趨勢，這里面既有歷代思想家、政治家在倫理觀念和禮樂制度層面不斷探索創(chuàng)造所帶來的文化凝聚力與文明向心力，同時也是各族群之間交往、砥礪、碰撞、融合的產物。在各種內外因素中，《周禮》是一條很重要的線索，對中華文明大一統(tǒng)體系的建構具有深層意義。
《周禮》的淵源、內涵與政治文化意義
《周禮》一書本名《周官》，是一部以王官制度形式保存記載周代典制，同時表達政治理想的儒家經典。世傳為周公旦所著，但實際上可能是在春秋晚期到戰(zhàn)國早期，由孔子后學歸納整理并修撰而成。其基本結構分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核心理念是“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具體內容則是以“設官分職”的形式，勾勒出一整套國家治理體系。其內涵極為豐富，凡邦國建制、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稅度支、農商醫(yī)卜、工藝制作，各種名物、典章、制度，無所不包，堪稱上古文化史之寶庫。
“周”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王朝，王國維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睆奈耐?、武王伐紂翦商，到周公定鼎雒邑、制禮作樂，周初的一系列措置，為之后三千年中國政治奠定了根基。在周人的文化基因當中，既有農耕民族的祖源記憶，又有游牧民族的生活經歷，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質相兼”的文化形態(tài)。而“周克商”的歷史經驗，則給周人帶來了全新的天命觀和價值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周人突破了商代中晚期被鬼神祭祀控制與異化的心靈狀態(tài)，形成了一種偏向現(xiàn)實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政治文化與理想情懷。孔子既欣賞其“文”的豐富性——“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同時更強調對“質樸”“實質”的追求：禮樂的核心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內在精神，是面向治理本質的制度探索?？鬃訉Α拔摹迸c“質”關系進行了非常深刻的界定：“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不僅是個體修身的原則，也可以用來理解中華文明演變的內在邏輯。
《周禮》既具有“禮文”的豐富性和儀式性，同時又是一套以“職事”為中心的、務實的政治方案。這一經學主旨后來成為北方地區(qū)士大夫學術傳承的重要內容，在秦漢以后的中國歷史與政治文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是一部“文質相兼”的理想政治藍圖，從而成為政治改革與創(chuàng)新的典范文本。傳統(tǒng)對《周禮》的關注，較多集中在經學與文獻學領域，但近年來，有學者注意到《周禮》與兩漢、北朝、北宋及明清政治改革之間的深刻聯(lián)系，將《周禮》經學的內容與不同時代的制度創(chuàng)設探索相結合，勾勒出一條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演變的歷史線索。
《周禮》的“文”“質”二元性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周禮》為藍本的變革是兩漢之際的王莽改制。王莽以《周禮》為制度依據，試圖將其中包含的職官制度和治理政策一一實現(xiàn)出來，但其改革卻造成了嚴重的政治與社會秩序混亂，最終自取滅亡。這場改革的根源弊病是“務虛名、重形式”：王莽認為“制度定則天下自平”，只要能在職官、地理、禮樂、名教這些方面具備《周禮》的條文制度，就可以實現(xiàn)周公太平之政。這樣盲目照搬古代經典而脫離具體實際，是很典型的“循名復古”，在“致太平”的理想外衣之下，掩蓋的其實是聚斂財富、嚴刑峻法和神怪迷信。這是一個極為重要且深刻的教訓。
與王莽改制形成對照的，是北宋中期的王安石變法。這場改革同樣以《周禮》為經學基礎，如青苗、市易、保甲、免役的諸多政策，都脫胎于《周禮》的理念。但是，從形式上來看，王安石并沒有簡單效仿《周禮》的具體內容。他認為，“以《周禮》決事者，學周公之次者也。真學周公者，仰觀天，俯察地，中考人事。若于理可為，則雖周公未嘗有此，亦必為之。此乃真學周公者也”。照搬經義無異于刻舟求劍，更重要的是“法其意”，即考察《周禮》中蘊含的政治經濟原理，把握其精髓，然后結合現(xiàn)實情況進行制度設計，這才是改革的正確方式。
王安石的財政經濟改革思路均源于《周禮·地官·泉府》的內容。“泉府”是國家的財政儲備與調控機構，其意義重在“均平”“變通”“流通”，結合法家“利出一孔”“輕重制御”的觀念，王安石提出了“開闔斂散”的經濟治理思想。其本質是政府主導下的高速高效的經濟循環(huán)，依托中央到地方各級資源、機構、渠道、信息、價格、倉儲等要素，裁汰冗余，規(guī)劃重組，轉移支出，定向投放，推動經濟結構與組織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王安石通過青苗、市易、免役三大新法的配合，建立起一套全新的貨幣財政系統(tǒng)。青苗、市易分別主導的農業(yè)貸與商業(yè)貸致力于推動貨幣結算，而免役法則借助貨幣化的方式，實現(xiàn)基層勞役資源的重新配置，形成了一定的勞動力自由市場。依靠新貨幣財政體系，可以整合運轉大量社會剩余財富，再通過各種渠道投向更多細分領域，如農田水利、災傷賑濟、吏員薪俸、保甲編戶、治安武備、緣邊經略等。變法的價值關懷即《周禮》的核心理念“惟王建國，以為民極”，嘗試在中央政府與基層民眾之間建立各種“直接通道”，跨越豪商、高利貸者等中間階層，實現(xiàn)財政的雙向循環(huán)流通。為了配合拓展這一模式，政府大規(guī)模鑄造發(fā)行貨幣，包括銅錢、鐵錢等金屬貨幣，也包括鹽鈔、茶鈔、交子等紙質券幣，以增加基層財政撥付，加強市場流動性。其最終目標則是通過整合中原內部各個經濟板塊，激活市場與民間社會的經濟潛能，形成資源合力，從而“恢復漢唐舊疆”，建立起一個基于經濟和文化能力的大一統(tǒng)王朝。其探索雖然因為各種原因沒能獲得最終的成功，但為中華文明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和精神遺產。
王莽與王安石的變法體現(xiàn)了《周禮》的兩極：一邊是“務虛文”，一邊是“重實質”。中國古代的“正名”觀強調循名責實、規(guī)范名義，但是王莽只抓住了“名”這個表象，在建筑、器物、度量衡、禮儀、音樂、車馬、衣服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與資源，對于“名號”“形式”有一種近乎偏執(zhí)的狂熱，這就完全背離了《周禮》本旨。與之相反，王安石注重發(fā)掘《周禮》在經濟治理方面的“實質”意義，依托經義進行大量的政策創(chuàng)新，卻又容易讓反對者質疑其過分重視理財聚斂而忽視禮樂政教，甚至是假借經典文飾私意?？梢哉f，《周禮》中“文”與“質”的二元張力，既是我們認識這部經典的重要維度，也是我們理解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關鍵視角。
《周禮》對北方民族建構王朝制度體系的重要意義
《周禮》作為一部經世政典，不僅對中原王朝影響深遠，對于北方民族建構王朝制度體系也有格外重要的意義。在中華文明大一統(tǒng)的進程中，北方民族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但傳統(tǒng)敘述視角較多關注其軍事文化、治理技術以及民族融合等部分。這一視角容易將歷史簡化為草原民族南下征服、吸收中原文化然后逐漸融合的單一線索，從根本上難以跳出“征服帝國”的框架，也難以與亞歐大陸其他地區(qū)發(fā)生的“征服—吞并—融合—分裂”的過程進行理論上的根本區(qū)別。因此，就會產生所謂“崖山之后無中國”“內亞史觀”“新清史”等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觀念。
要想突破這一敘事模式與思維框架，需要轉換視角，將中國各族群的融合統(tǒng)一，視作中華文明體系內部“文質相兼”的歷史演化進程。北方民族在其中扮演的不僅是一個驅動力量，而且以“質勝文”的方式深度參與中華文明精神內核的建構，其中《周禮》經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
南北朝時期，拓跋鮮卑建立北魏王朝的過程中，就與當時北方地區(qū)的士大夫合作，大量吸納了《周禮》的內容作為王朝建制的根基。到北魏分裂為東西魏之后，處于弱勢地位的西魏選擇高舉“周”的旗幟，以《周禮》為藍本改革制度，將經典中的六官之制與漢魏舊制和鮮卑八部制度相融合，既能夠維護統(tǒng)治階層特別是鮮卑貴族的利益，同時也能兼顧漢族士大夫的利益和價值訴求，從而促進民族融合，為后來的隋唐王朝奠定了制度基礎，客觀上推動中國走出南北分立的歷史泥潭，重建大一統(tǒng)政治秩序。
隋唐兩朝制度受《周禮》影響深遠，《唐六典》即從《北周六典》演化而來，三省六部、選拔考課等文官制度，都與《周禮》經學有十分密切的關系?？梢哉f，中古以降的王朝政治制度，就是在“因襲沿革”和“依經正禮”的交織過程中不斷發(fā)展，之后各朝代基本遵循這一演化邏輯。特別是遼金、元、清等朝代的北方民族，在“沿襲”的基礎上，不斷依托儒家經學塑造王朝體制與政治合法性地位，除了在制度禮文方面的設置外，也體現(xiàn)在都城建筑格局上。如金中都、元大都、清代北京的建制，又如南北郊祭天與祭地禮儀的合與分，無不體現(xiàn)經學對政治的深刻影響。
更進一步，如果跳出“經學—政治”的視角，還可以把《周禮》理解為一種“文質相兼”的中間狀態(tài)或者理想狀態(tài)。因為《周禮》經義的核心訴求，就是以“禮文”的方式探索治道的“本質”，這種文與質的平衡狀態(tài)，恰恰是歷代王朝特別是北方王朝格外重視的要素。北方民族政權出于統(tǒng)治需要，必然會往“文”的方向去豐富禮樂制度，同時又要警惕過度漢化帶來的困境甚至危機，因此也需要向“質”的方向去刪減還原。有北方民族基因的王朝，如北魏、北周、隋唐、遼金、元、清，因其身處的生存環(huán)境、固有的生活習俗與政治生態(tài)、面對的治理問題與困境，都有某種相似性，因此包括《周禮》在內的儒家經學，既可以成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tài)與話語旗幟，吸引中原士大夫的認同與歸附，同時也可以為其建構新的治理體系提供重要的理論指導。
《周禮》作為一條“文質相兼”的精神線索，在中華文明大一統(tǒng)體系建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對于中原王朝而言，《周禮》不僅是一個在政治制度上可以取法依托的理想模板，同時也是各種國家治理思想與觀念資源的寶庫，從中能夠挖掘出十分豐富的意蘊。對于北方王朝來說，《周禮》則是一個重要的銜接紐帶，能夠將質樸剛健的北方民族精神和細密嚴縝的南朝制度聯(lián)結起來，從而相互融通，成為建構王朝格局氣象的基石。在這一問題上，依然有很大的探索空間，特別是《周禮》與北族王朝在思想、文化、信仰、制度以及治理模式方面的深層聯(lián)系，還有待進一步的辨析。這對于我們理解中華文明大一統(tǒng)體系建構的內在邏輯，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
責任編輯：近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