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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學泰斗孫奇逢

作者：田衛(wèi)平（1982—2005年供職于《河北學刊》雜志社）

來源：《河北地方志》1988年第3期第35—39頁

說明：1982年7月，我從河北大學歷史學系畢業(yè)后，被分配到河北省社科院主辦的《河北學刊》編輯部。當時，《河北學刊》的主旨是，服務于本省的社會、經濟、文化事業(yè)；為了身體力行，不僅我主持的歷史學欄目要在約稿、發(fā)稿環(huán)節(jié)上充分體現，自己過去感興趣的中國醫(yī)學史，也轉向對河北歷史文化的研究。

但由于之前對河北歷史文化的發(fā)展脈絡不熟悉，所以，只好先從河北歷史人物入手，不斷地讀書、找感覺。從1984年開始，先后撰寫了南北朝時的祖沖之、祖暅父子，唐代的一行（張遂），宋代的潘美，元代的李冶，明代的楊繼盛，清代的孫奇逢、張之洞、張佩綸等八位人物，分別刊發(fā)于《河北學刊》《人物》《河北地方志》等。

這些日子，將三十多年前的舊期刊找出，不斷重新錄入文字，想作為歷史資料保存于此，與同道交流。

今天推出第八篇：《北學泰斗孫奇逢》

·舊文新推·河北歷史人物研究（8）·

北學泰斗孫奇逢

田衛(wèi)平

元、明、清三朝，位于保定市東南部的容城縣，相繼出現過三位卓有影響的人物：一位是元朝屢屢徵召而終身不仕的學者劉因（1249—1293）；一位是以“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自勉的明朝諫臣楊繼盛（1516—1555）；另一位是氣骨、俠膽、學養(yǎng)集一身的名儒孫奇逢（1585—1675）。尤其是后者，因晚年徙居中州蘇門山下（今河南省輝縣）躬耕自給，并開設“兼山堂”，講授和弘揚理學，一時又有“開河朔一大宗派，海內之士仰之如泰山北斗”之譽。

一、少慕鄉(xiāng)賢，成就“夏峰先生”

孫奇逢，字啟泰，號鐘元，明代北直隸容城（今河北省容城縣北城村）人。生于明萬歷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585年1月14日）。

他的祖父孫臣，為明朝嘉靖年間的舉人，歷任沭陽縣令、河東鹽運司運判等職。祖母楊氏，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的再從侄女。父親孫丕振，邑諸生，與楊繼盛的兒子楊補庭(應尾)過從甚密。

由于有了這樣一層關系，少年的孫奇逢即在楊繼盛的影響下，憂國憂民，以經世致用為念。

他十四歲入學，“年十七，中萬歷庚子科舉人”。后因連年科場失利，加之祖母和雙親相繼過世，遂結草廬守墓，不覺一守就是六年，逐漸斷絕仕念。其間，“取五經、四子及宋明諸儒書讀之，研求身心性命之歸，而究極于天人之際，乃覺一言一行皆發(fā)于良知，而基于慎獨。其得力，益自居廬日始也”。

至明熹宗天啟年間，宦官魏忠賢等竊據朝柄，屠戮政敵。孫奇逢激于義憤，為營救東林黨領袖左光斗（1575—1625）、魏大中（1575—1625）、周順昌（1584—1626）等，不惜舍家鬻產，奔走相助，由此義聲驚動天下。樞輔孫承宗（1563—1638）、御史黃宗昌（1588—1646）、禮科給事中王正志等頻頻向上舉薦，“詔書到門者再，皆不赴，朝野重之，稱曰‘徵君’”。

崇禎九年(1636)，清英親王阿濟格（1605—1651）兵逼北京，南下保定，孫奇逢集約士民死守容城，奮力抗擊。清軍雖用兩千余騎環(huán)而攻之，七日竟未克，“鄰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

崇禎十一年(1638)，孫奇逢深感容城四周無險可守，非久居之地，便率族人弟子避隱易州（今河北易縣）五公山，結廬雙峰山下。之后，為避戰(zhàn)亂，又遷于定興江村、新安、祁州（今河北安國）等地。

清順治三年（1646）春，圈地令下，京畿一帶皆受其擾。在兵劍的威逼下，他含憤舉家渡黃河南徙，途中，得友人水部郎副使馬光裕的資助，定居于輝縣(今屬河南)蘇門山附近的夏峰村?！皠?chuàng)‘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弟躬耕自給”。

由于他在理學講授中超越門戶之見，融會不同思想家的思想，通過參悟《易經》中的辯證思維，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上又有創(chuàng)新，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學思想體系，“四方負笈而來者日眾”，因而學者又尊稱其為“夏峰先生”。

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675年5月15日)，孫奇逢病逝，享年九十一歲?！岸?，葬于夏峰東原衛(wèi)郡?！焙幽?、河北學者，祀之蘇門百泉書院。在易州，學者就故宅辟為“雙峰書院”；在容城，則與劉因、楊繼盛同祀；在保定，則與孫承宗、鹿善繼（1575—1636）同祀。

道光八年(1828)，鑒于孫奇逢“講學著書，以慎獨存誠，闡明道德，實足扶持名教，不愧先儒”，詔命從祀于文廟。

二、仗義紓難，時稱“范陽三烈士”

明代后期，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國事混亂不堪?；实鄣幕栌梗勾髾嗯月?，宦官幸臣相繼專權。官僚地主階層中的各派勢力紛紛在朝中結黨，逐漸形成了以東林黨為一方、以浙黨為首的非東林黨為另一方水火不容的局面。

就黨爭本身而言，雙方都想把持政局，且不乏意氣用事。一方贊成的，另一方則必然反對。但是，由于東林黨人以“三吳士紳”居多，因之與工商業(yè)者有著較多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工商業(yè)者的客觀要求。在政治上，他們也或多或少地表現出對中下層官僚的同情。并且，為政清廉，反對宦官專權，反對礦監(jiān)稅使，反對宗室大量占田，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到天啟年間，非東林黨一派與宦官魏忠賢（1568—1627）結盟，使“門戶之爭”擴展成了東林黨與閹黨之間的斗爭。

天啟四年(1624)六月，東林黨領袖、左副都御史楊漣（1572－1625）與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相謀，上疏參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接著，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等也率同官上言，要求清除君側之奸。

魏忠賢一伙知道明熹宗年幼無知，反誣楊漣等人受楊鎬（1548—1629）、熊廷弼（1569—1625）賄賂，借皇帝之手對東林黨人大肆屠戮。楊漣入獄致死，左、魏等被囚禁，就連已削職還鄉(xiāng)的吏部文選員外郎周順昌也未能幸免，一并下獄。東廠、錦衣衛(wèi)四出濫捕，凡與東林黨人有牽連者隨意杖斃。一時間，“虐焰方張，凡素與往來者，皆鍵戶遁跡，無復過而問之”。獄中的周順昌不由得想起了東漢孔融（153—208）全家紓難救張儉（115—198）的事，借用景泰年間錢曄的兩句詩“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吁請同仁救援。

孫奇逢在萬歷三十九年(1611)最后一次赴京應試時，就結識了當時在吏部供職的周順昌。后又經幼年好友、定興人鹿善繼引薦，與左光斗、魏大中等有相見恨晚之誼。

左、魏入獄后，左光斗之弟左光明、魏大中之子魏學洢率相投奔鹿善繼的父親鹿正家中避難。孫奇逢、鹿正及新城人張果中等聞知此事，義憤填膺，決心傾身營救。

由于孫奇逢與兵部尚書、高陽人孫承宗有過一面之交，加之鹿善繼此時亦在榆關（今河北省秦皇島市山海關）贊佐孫承宗抵御清軍。故當即寫信一封，派其弟孫奇彥連夜送往榆關，請孫承宗出面相助。信中寫道：

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jié)，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w下功德，前無邃庵，憐才扶世之感，諒必有激于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

孫承宗對魏忠賢一伙在朝中的劣跡早有所聞，讀了孫奇逢情誠意切的書信，隨即擬定奏章，以面陳軍事為名，疏請入朝，圖謀申救諸公。

魏忠賢等得知孫承宗將來京覲見的消息后，猶如末日來臨，魂飛膽喪，當夜在宮中繞御床哭泣哀告：“孫承宗提兵數萬，欲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長跪不起，哀請發(fā)旨?；栌沟拿黛渥谥缓媒舆B下旨三道，馳詔止孫承宗南行，終使“高陽亦不能申救也”。

孫承宗等欲救左、魏未果，魏忠賢愈加視獄中諸人的存在為心腹之患，遂以追贓為名，謀將其速置于死地。他知道這些人為官大都清廉，且家居南方，囊中既無積金，又無親友可依，故定左光斗“贓銀”兩萬兩、魏大中等“贓銀”五千兩，嚴刑拷打，限期追繳。

孫奇逢與鹿正、張果中聞知，毅然決定，變賣家產，以補追繳。當時，孫家居容城縣北城村，鹿家住定興縣江村，張家住新城縣白溝河，三人冒著烈日酷暑，奔走數百里，四處籌措。見此情景，鄰里曾有人勸孫奇逢防不測之禍，他坦然答道：“人固當有死，為三君死，死不恨。且死定有命，閹其如我何!”經過一番努力，“醵數百余金，齋送都門，而(魏)科都已斃杖下矣”。

魏大中之死，使孫奇逢等倍感時間的緊迫，但是，兩萬白銀是個不小的數目，單憑三人積資籌借，短時間內難以奏效。孫奇逢記起萬歷年間，左光斗曾出任屯田使，在京畿一帶疏渠浚川，建閘筑塘，“為定興開永賴之利”；又有督學畿輔，“知名士悉拔高等”，“門下士甚眾”之事，便與鹿正等謀劃，公開在京畿附近募捐，“約鄉(xiāng)民，捐錢一文，可得數十萬緡；約青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一兩，可得數百金”。一時間，響應者云集；數日之內，已湊齊大半。但“甫送至，而(左)僉院亦斃杖下”。

不久，周順昌也慘死獄中。孫奇逢等人聞訊后，長歌哭吊，淚灑易水河畔，并集結志同好友，納金贖骨，使三人歸葬故里，待諸事料理完畢后，將募捐剩余之財，“復散金還諸人”。

孫奇逢原本是一介貧儒，身無屠龍之技，家無萬貫之資，但當左、魏、周等人被魏忠賢誣贓下獄后，在封建的政治高壓下，“一時知交削跡遠遁，奉頭鼠竄，惟恐蔓引波連”，他卻挺身而出，慷慨急難，毅然與鹿正、張果中等承當起營救的重任，“求援于樞輔，醵金于衿民”，置個人生死于度外。

雖然，他終未將諸人救出死地，但是那種為同仁舍家鬻產的高義、俠膽，為世人樹立了典范。故爾，孫、鹿、張三人，倍受時人推崇，被譽為“范陽三烈士”，成為燕趙大地悲歌慷慨、尚義重信的代表；同時代的著名學者黃宗羲（1610—1695）對此舉也不禁贊嘆道：“燕趙悲歌慷慨之風久湮，人謂自先生而再見?！?/span>

三、著書立說，名列清初三大儒

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接著，生活在東北地區(qū)的滿族貴族又一躍而為全國的統治者，建立起了清王朝。這一連串的劇變變事件，使得許多封建士人在驚愕之余，開始認真思索，進而發(fā)展到對理學的批判、總結階段。

孫奇逢幼年入學時，即與奇儒、奇遇兄弟三人以程朱之學相砥礪。萬歷二十八年(1600)考中舉人后，由于受“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轉而屬意于陸王學說，尤其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贊賞不已。以后，為開闊視野，又對儒家各種學派的理論廣泛涉獵，朝夕攻讀，“治身務自刻厲”。

如果說，在草廬守墓的六年中，孫奇逢“從憂思忍郁中灼見功在慎獨”，形成了對宋明理學的初步認識，那么，在經過戰(zhàn)亂的顛沛流離、親自目睹了明王朝覆亡的全過程后，受這種強烈浪潮的沖擊，則使他與陸王學派末流的空談心性有了截然的不同。他在融會諸儒學說的基礎上，逐漸走上“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的道路，并由此引申出力行、慎獨、講求實際等主張。

孫奇逢一生堅持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觀點，但是，他對“知行合一”的理解與他人有著明顯的不同。他強調，“陽明良知之說，著力在‘致’字”。對此，他曾在《讀易大旨》一書中發(fā)揮道：“道路只在眼前，眼前有相對之人、相對之物，靜對之，我正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能盡人性、盡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而救諸遠且難，不知道也者?！边@樣，日用常行一類事，就成為“致良知”的源頭，世界也就不是不可認識的了。尤為可貴的是，他對王陽明所謂“知決定行”的主觀唯心論進行了較大的修正，認為：“蓋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恥躬不速，圣人固慮之?！薄翱诶镎f一丈，不如身上行一尺?！睆娬{了“行”在認識上的重要性。這說明，他對實踐與認識的辯證關系較前人有了更深的理解。

孫奇逢思想的可貴之處還在于，他肯定了商湯逐桀、周武伐紂的正義性。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是繼承了孟子的觀念，但是把它放在明清之際封建社會末世的歷史條件下來考察，仍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

他在《四書近指·孟子·湯放武伐》中寫道：“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一章之案，在此二字。以‘誅’字易‘弒’字，是春秋之筆。湯、武此舉犯古今大難，虧孟子看得準，判得定?！薄八胃咦趩栆鼰l曰：‘紂，一君也，孟子何謂之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咦谟謫栐唬骸暢既缤两妫急阋暰艨艹?’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高宗大喜。由此觀之，孟子皆本《尚書》，非自為一家之說?！?/span>

在《書經近指·尚書·湯誓》中，他又繼續(xù)闡發(fā)道：“《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非孔子定此案，后世鮮不聚訟矣。夫湯既順天應人，而亳之人何以言不恤我眾也?自亳眾而觀，如此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自夏眾而言，則水火也，倒懸也，奚我后久矣?！?/span>

他的這種視湯武放伐為革命的思想、視弒國君為誅一夫的思想，可以說是封建社會走向衰亡時期，反對君主殘暴、重視民眾權利思潮的一種反映。雖然孫奇逢在論說時，主要是援引古義，以孔孟之言來定案，但其時代精神的主旨在于反映封建君主的殘暴，要求重視民眾生存的權利，這一點是應當肯定的。

孫奇逢在理學上雖守陸王，但卻不立門戶。對程、朱、陸、王的學說各道其長而不諱其短，力求加以調和，以尋其同。

他認為：“周(敦頤)之無欲、程(頤、程顥)之主敬、朱(熹)之窮理、陸(九淵)之本心、王(陽明)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同歸，百慮而一致，無非說約之旨耳。”后世學者之所以對程朱、陸王學說的異同聚訟不已，根本在于“乏通融之見，失原初之旨，支上生支，遂成歧路”。所以，他主張“我輩只宜平心探討，各取其長，不必代他人爭是非、求勝負也。一有爭是非、求勝負之心，卻與前人不相干，便是己私，便是浮氣，此病關系殊不小?！?/span>

為了避免無謂的爭辯，他在《理學宗傳》一書中，選擇了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淵、薛瑄、王陽明、羅清光、顧憲成等十一位理學家作為大宗，稱之為“主”。又以漢董仲舒至明劉宗周之間列了一百四十六位儒者，稱之為“輔”，并標明其中哪些屬“朱門弟子”，哪些屬“王門弟子”，以期說明各自有各自的師門學統，避開了程朱、陸王之學相互水火不容的角度。故此書寫成后，能夠得到理學家們的廣泛贊同。另外，該書的大宗以宋朝為發(fā)端，到明末結束。這一學術脈絡，也是符合理學史的發(fā)展實際的。因此，《明儒學案》稱此著述為“別出手眼者矣”。

當然，由于孫奇逢長期身居北方，對當時已形成的以反對宋明理學為主旨的啟蒙思潮沒有機緣去接觸、去了解，雖然也曾與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等相識，并有過書信來往，但其基本上仍以理學大師的身份來總結理學，“猶為舊學(理學)堅守殘壘，效死勿去”，故對后世的影響顯然要比顧、黃兩人遜色。

孫奇逢一生著述甚豐，除了前面提到的《讀易大旨》《四書近指》《書經近指》《理學宗傳》之外，晚年定居于輝縣夏峰村后，又相繼寫成表彰儒學的《取節(jié)錄》《圣學錄》《讀易大旨后傳》《諸儒傳》；臧否人物的《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孫文正公年譜》《晦庵文鈔》《北學編》《洛學編》《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經世范俗、掖引后進的《歲寒集》《歲寒堂續(xù)集》《答問圣學錄》《興學會約》《夏峰集》《夏峰集補遺》《蘇門紀事》《百泉紀游》《續(xù)容城縣志》《新安縣志》；勸世示禮的《教子家訓》《家禮酌》《家祭儀注》《孝友堂家乘》；記載個人履歷的《孫夏峰年譜》《日譜》《游譜》等共計33種。

孫奇逢的學術思想，他對理學做出的貢獻，使之在清初與同時代的李颙（1627—1705）、黃宗羲齊名，“奇逢之學，盛于此，與李颙、黃宗羲鼎足”，被學界公推為清初三大名儒之首。

四、凌霜傲雪，志在松柏之操

明清之間的朝代更替，少數民族統治者掌握了最高權力。這對于心存“夷夏之防”的讀書人來講，的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孫奇逢在《渡江賦辨》一文中曾寫下了這樣兩句話：“夷夏君臣，千古為照。不能用夏滅夷，豈遂以夷而滅夏哉!”從表面上看，是在為南宋遺民劉因的《渡江賦》辯護，實則表明，此時他也準備像劉因那樣，始終以大明遺民的身份來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所以，在明亡以后，他自署為“歲寒老人”，以松柏之操行砥礪自己，屢次徵召而不仕。他晚年徙居夏峰后，為人師誨人不倦、老將至學而不厭的勤奮精神，更是他勵松柏之操的主要表現。

夏峰村附近的蘇門山一帶，山清水秀，泉石幽勝，宋代邵雍（(1011—1077）、金末元初姚樞（（1203—1280）、許衡（1209－1281）等幾位理學大師都曾在此筑堂建祠、聚徒講學。孫奇逢遷居此處后，在率門人弟子躬耕自給的同時，也蓋起了數間茅屋，取名“兼山堂”，恢復了此地沉寂多年的講學活動，“四方來學愿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

孫奇逢講學的特點是：不以講學自居，不立朋黨，因材施教，因人而異，“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氓野老，有就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怯也”。他以為，“人無賢愚，茍問學，必開以性之相近，使自力于庸行”。所以，貫徹在講學中，他“務實行，先彝倫。問答因人，不主一端。矯枉救失，各衷于理。又能洞鑒隱情，談言微中，使人言下自悟，不以形跡繩人”；“或蓄疑不能自決，徐為條析，往往如其意所欲，出而相悅以解”。這種不論身份地位，一律以誠相待、因材施教、循循善誘的教學方法，在當時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前來受業(yè)者絡繹不絕，就連當時的一些達官仕宦如湯斌（1627—1687）、耿介（1622—1693）、魏裔介（1616—1686）、魏象樞（1617—1687）、申涵光（1620—1677）等也慕名登門求教。故此影響所及，遠至大河南北。

孫奇逢不僅為人誠摯，平易近人，而且學問精實，至死孜孜不倦。在晚年，他總結自己幾十年治學體會時說道：“七十歲工夫，較六十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散懈，此心庶幾少明?！?/span>

雄縣人李崶，自號“三無道人”，對《易經》研究造詣頗深，清順治七年(1650)途經輝縣時，曾拜訪孫奇逢于蘇門，奇逢時年已六十七歲，為精通《易經》之說，留李崶暫居夏峰，移身求教，因之寫出《讀易大旨》一書。二人由此結下深厚的友情，在《夏峰集·贈三無道人》詩中，孫奇逢不無感激地寫道：“人在孫邵間，大易有傳薪。我向君問易，君為我指津?！辈⒗顛サ摹叭裏o”，即“眉端無煩惱、胸中無機械、口中無雌黃”，奉為自己修身養(yǎng)心的座右銘。

這種學而不已、勤奮著述的精神，贏得了當世乃至后世學者的尊崇。近人梁啟超（1873—1929）曾高度評價道：“夏峰是一位有肝膽、有氣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學養(yǎng)，越發(fā)形成他的人格之尊嚴。所以，感化力極大，屹然成為北學重鎮(zhèn)?！边@絲毫不是溢美之詞。

[參考文獻]
 
孫奇逢：《夏峰先生集》
孫奇逢：《夏峰語錄》
徐世昌 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師儒傳》
徐世昌 等：《清儒學案·夏峰學案》
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孫奇逢》
錢儀吉 編輯：《碑傳集·理學上》
黃宗羲：《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下》
趙爾巽 等：《清史稿·儒林一·孫奇逢傳》
王陽明：《王文成公全書》卷一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陽明學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梁貴晨：《孫夏峰著述手稿簡介》，《中州學刊》1984年第3期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