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恒】朱熹與南宋書院復興
朱熹與南宋書院復興
作者：張恒
來源：《學習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七月十七日壬戌
耶穌2023年9月1日
北宋初勃興的書院至北宋后期漸趨沉寂，至有“至崇寧末乃盡廢”之說。宋室南渡后書院再興，朱熹于此功不可沒。朱熹畢生致力復興書院，創(chuàng)建、復建、擴建及讀書、講學、到訪書院60余所，培養(yǎng)生徒400余人，“四大書院”半數(shù)因其揚名?？v觀古代教育史，“能有如此眾多的書院與己有關，朱熹可以說是第一人”。
朱熹有功于書院，不僅在硬件建設，更在于軟件建設：其所制定的學規(guī)作為典范推廣全國并延及后世，其所大倡的會講成為書院講學與學術爭鳴的重要方式。朱熹復興了書院，書院也成就了朱熹，他在數(shù)十年書院活動中完成了一生多數(shù)著述，理學思想不斷成熟，終成集理學大成的一代宗師。
創(chuàng)辦書院，“播理學火種”
朱熹一生著述達2000萬字，“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尤其是其集大成的理學體系，不僅深刻影響中國數(shù)百年，亦延及海外。朱子理學萌芽于其少時就讀的南溪、星溪、環(huán)溪、屏山、云根、湛廬諸書院，而其體系化則主要發(fā)生于其所創(chuàng)建、修復的書院，尤其是親手創(chuàng)辦的閩北4座書院。
乾道六年（1170年），40歲的朱熹在建寧府建陽縣后山天湖之陽（今屬福建南平）母親墓側建寒泉精舍，守墓的同時治學講學，蔡元定等20余人從學。此間，朱熹鉤沉早期理學家行實，編撰《伊洛淵源錄》，建構起以周敦頤為源頭、二程為中心、張載為補充的早期理學譜系；與呂祖謙合作，分主題匯集早期理學家語錄，編成《近思錄》；還撰成《太極圖說解》《西銘解》等文。
寒泉精舍建起當年，朱熹路過附近云谷山，見其“峰巒特秀”，遂委托蔡元定在此搭建草堂。淳熙二年（1175年），晦庵草堂建成，蔡元定、劉爚等曾學于此。其間，朱熹與弟子登云谷山，遇雨淋濕，心生感懷，想起張載名篇《西銘》名句“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遂各自解讀，后朱熹撰成《西銘解》。當時蔡元定還在附近建西山精舍，與晦庵草堂呼應，懸燈為號、次日切磋。草堂元季傾圮，明代曾重建為云谷書院。
淳熙十年（1183年），因彈劾唐仲友受挫而歸居武夷的朱熹，在武夷山五曲隱屏峰下建起武夷精舍，也就是今天的朱熹園。韓元吉《武夷精舍記》稱“講書肄業(yè)，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一時學者云集，最多時有蔡元定、黃幹等百數(shù)十人。朱熹在武夷精舍完成《四書章句集注》并于紹熙元年（1190年）刊布，這是朱子理學集大成之作，也是以理學解讀儒家元典的里程碑之作，元代以后成為科舉考試指定教材。
紹熙三年（1192年），遷居建陽童游的朱熹在考亭建竹林精舍，聚徒講學。兩年后，擴建改名滄洲精舍。曾先后從學于寒泉、晦庵、武夷的蔡元定、黃幹等人又聚學于此，形成理學史上著名的考亭學派。此間，朱熹完成《孟子要略》《韓文考異》《楚辭集注》《儀禮經(jīng)傳通解》等撰著。淳祐四年（1244年），宋理宗御書賜額“考亭書院”。
有學者認為，朱熹在其親手創(chuàng)辦的4座書院“從事教學前后達數(shù)十年，時間最長，著述最豐富，及門弟子最多”。此外，朱熹還在各地任上復建、擴建多所書院，如淳熙六年（1179年）在知南康軍任上復建白鹿洞書院，紹熙五年（1194年）在荊湖南路安撫使任上重修擴建岳麓書院，同年在原址重建湘西精舍。
制定學規(guī)，“盡為學之方”
朱熹復興書院文化之功，不僅在于創(chuàng)辦、修復等硬件建設，還在于理念、制度等軟件建設，其所制定的學規(guī)、教諭等不僅成為南宋書院之典范，而且成為接下來幾個朝代發(fā)展教育的綱領性文件。
復建并執(zhí)教白鹿洞書院期間，朱熹憂于以往“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的學風，“特取凡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制定《白鹿洞書院揭示》（以下簡稱《揭示》）?！督沂尽诽岢觯虒W之旨在于實現(xiàn)“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教之目”，并進一步提出“為學之序”在于“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修身之要”在于“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在于“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揭示》以其宏旨微蘊引發(fā)廣泛關注，朱熹弟子劉爚任國子司業(yè)時上奏朝廷，“請刊行所注《學》《庸》《語》《孟》，以備勸講，及《白鹿洞規(guī)》示太學”。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視察太學，親書《揭示》賜諸生，令天下學校、書院遵行。淳祐六年（1246年）又詔頒《揭示》于各州府縣立石，《揭示》遂成全國性學規(guī)、教規(guī)。朱熹部分弟子及當時不少學者以《揭示》為范本，興教辦學時直接效法或參考借鑒。朱熹晚年重修并講學于岳麓書院時，也曾將《揭示》應用于岳麓書院的教學與管理，名為《朱子書院教條》，使岳麓書院有了正式學規(guī)，對書院的規(guī)范化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岳麓書院后躋身古代“四大書院”。《揭示》亦影響元、明、清幾朝乃至海外，成為數(shù)百年間書院學規(guī)范本與教育辦學綱領。王陽明對《揭示》評價極高，認為“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guī)盡矣”。除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外，朱熹后來創(chuàng)建主持滄洲精舍（考亭書院）時還作《滄洲精舍諭學者》《又諭學者》諸文，強調“立志”的重要性，所謂“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認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朱熹主張，以二三年為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詩》《書》《禮記》及二程、張載諸位學者之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yǎng)玩索，著實行履，如此便能有切實的入手之處。
大興會講，“道明而德進”
南宋理學發(fā)展至集大成階段，高度思辨化的理論迫切要求各種爭鳴辯論，“會講”于是興起。當時較早、較知名的幾場會講如“朱張會講”等皆與朱熹有關，大都發(fā)生于朱熹修建或講學的書院之中。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應岳麓書院主教張栻之邀，從福建崇安遠赴湖南潭州（今長沙）。在兩個多月時間里，朱張二人圍繞“太極”“仁”“中和”等重要哲學概念以及“已發(fā)”與“未發(fā)”、“察識”與“涵養(yǎng)”、“心”與“性”“情”等重要哲學問題展開了相當廣泛的討論?！爸鞆垥v”不僅聚集起書院師生，而且吸引了各地學子，盛況空前，“馬飲則池水立涸，輿止則冠冕塞途”，長沙至今還有“飲馬塘”“朱張渡”等地名。
“朱張會講”促進了朱熹與張栻兩位理學大家思想的成熟。張栻《詩送元晦尊兄》云“遺經(jīng)得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全無?！?，言二人的討論已到庖丁解牛、超然無物之境。朱熹答詩稱“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言其對太極等的理解又深一層?！爸鞆垥v”后岳麓書院名聲更噪，誠如元代理學家吳澄所言，“自此之后，岳麓之為書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后朱熹任荊湖南路安撫使時又重修擴建岳麓書院，“規(guī)模宏闊，教條詳明，一時湖南道化之盛，至比鄒魯”，岳麓書院后躋身古代“四大書院”。
除“朱張會講”，朱熹還與陸九淵等人在江西有過“鵝湖之會”。早在寒泉精舍時期，朱熹就曾與呂祖謙相會于建陽并合編《近思錄》，二人的“寒泉之會”被視為“鵝湖之會的前奏”。淳熙二年（1175年），由呂祖謙邀集，朱熹、呂祖謙與陸九齡、陸九淵兄弟相會于江西信州鵝湖寺（今屬江西上饒），史稱“鵝湖之會”，就為學之方等問題展開激烈辯論，最后不歡而散。后人在“鵝湖之會”處建鵝湖書院，成為重要地標。淳熙八年（1181年），陸九淵應邀前往朱熹主持的白鹿洞書院講學，也是一次重要會講。朱陸討論了“義利之辨”等問題，陸九淵留下了著名的《白鹿洞書院論語講義》，朱熹刻石立于書院并親自作跋。
朱熹《論語集注》言，“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朱熹在各地書院主持、參與會講，大大繁榮了南宋書院文化，推動了學術爭鳴論辯，理學也在一次次會講中成熟完善，終至集大成之境。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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