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強】伯益稱“益”史實考論
伯益稱“益”史實考論
作者：徐新強（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五月十六日壬戌
耶穌2023年7月3日
孟康論《易》之興云“伏羲為上古”。在傳世文獻中，上古是一段沒有被文字直接記載的歷史。因此，對上古人物的記述多經口耳歷代遞傳，而對他們事跡的敘述更是多附益于神話，讓人不得其實，讓后人對這一時期的歷史多有疑惑。但“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伯益也是傳說中上古時期的重要人物，文獻中對他的記載也十分零散。通過梳理這些零散文獻并佐之于“益”之得名與治水之功、“瑯琊之稻”與考古之稻、伯益之職與《山海經》之作辯證，似乎能發(fā)現上古大禹、伯益等形象真實存在的印跡。
第一，“伯益”之名與其助禹平治水土有關。經典中說伯益為舜時虞官，職掌山川林澤及鳥獸事務?！渡袝に吹洹吩疲骸叭曜麟抻荨?，即《周禮》所謂山虞、澤虞之官。同時，正史中所言其助禹治水也正與其所職掌山川脈理相關。文獻中記載伯益在隨禹治水過程做了許多有益于百姓與邦國的政績，有些甚至直接影響到中華文明發(fā)展的進程，因此在禹執(zhí)政后期，曾“以天下授益”，但益未受位，而是“讓帝禹之子啟”。伯益平治水土前或并不名“益”，《史記》說他初名“大費”，《舜典》中也是在陟升其為虞官時稱之為“益”，“益”之得名或因其曾參與治水、教民種稻、始作井等功績有關。
《史記·秦本紀》載：“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羲凑{馴鳥獸，鳥獸馴服，是為柏翳?！迸狍S《索隱》云：“此則秦趙之祖，羸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伯益’?！断当尽贰稘h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由此可知“益”之名蓋為后得?！耙妗保缰?，漲出、漫出之意，“益”為“溢”之初文?！墩f文解字》：“益，饒也。從水皿。水皿，益之意也?！币婕礊樗缰?，其后又衍生出富足、增加、美好等意。“伯益”之“伯”乃尊稱，《說文解字》云：“伯，長也?！毙鞛墩f文解字注箋》云：“凡長之稱，《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周禮·大宗伯》：‘九命作伯’，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是也?！庇硪喾Q“伯禹”?！安薄耙妗倍质且蚴妨现兴浧渲嗡⒎N稻、鑿井等功績與民有益而尊稱之語，以文獻中所記其功來觀照《山海經》的著述及其內容，可進一步推證。
第二，伯益始教民植稻。伯益在以其虞官之職參與治水的過程中，開始教民引水灌溉種稻?！妒酚洝は谋炯o》載：“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益是有記載的最早教民于低洼之處種植水稻之人，他作為舜之虞官掌管山澤，教民種稻亦是其本職。因此，實際的情形可能是，在治水間隙，伯益在考察山澤植被、收集食物的過程中，經常于低洼積水之處發(fā)現稻這種作物，久而久之便掌握了植稻的規(guī)律。而傳為伯益所作的《山海經》中《海內經》也有關于水稻的記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史記》與《山海經》的記載可以互為支撐，由《史記》伯益教民種稻之說可以證伯益作《山海經》及《山海經》有關膏稻的記載，而由伯益作《山海經》亦可佐證伯益教民種稻之說。由考古發(fā)掘的成果來看，中國水稻出現的歷史可以上溯至7000年前的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而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則在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中亦有零星發(fā)現，因而被認為是水稻的傳播區(qū)。而距今4000多年的龍山文化中后期，與大禹治水、伯益教民種稻的時間契合，伯益教民種稻的可能性是極大的。伯益因功而封于費地，即秦漢瑯琊之地。而聞名于后世的“瑯琊之稻”即為此地所產，文獻中雖然沒有關于伯益與“瑯琊之稻”直接關系的記載，但上文所說，可以將伯益教民種稻與“瑯琊之稻”建立起源流的關聯，后世“瑯琊之稻”源頭即為伯益于封地教民種所植之稻。
第三，文獻中記載伯益是中國鑿井技術的開創(chuàng)者。《呂氏春秋》說：“伯益作井?！薄督浀溽屛摹芬噍d：“《世本》云：‘化益作井?！沃栽疲骸妫嬉?。’”關于伯益作井的說法，古人多有記述。伯益助禹治水的過程中，掘土挖石是必有之事，而在江河澤源近水之地向下挖掘，往往輕易就能發(fā)現水由地下汩汩而出，伯益等人第一次看到水由地而出一定會特別訝異，天上既未下雨，地上他水不通，四處皆無來水?；蛟S因無法解釋水的來處，曾一度成為崇拜迷信的對象。可是時間既久，這種情形越來越多，或許伯益最早想清楚地下水的來源問題，而漸漸推廣至遠離河湖濱岸的平原之地。因此，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說：“鑿井技術為常時挖土的伯益所發(fā)明，最合邏輯。”鑿井技術的發(fā)明，使先民擺脫了只能傍水而居的生活方式，也不必再迫近江河居住，避免雨季江河決溢的威脅，而使得他們可以到更廣闊平原地帶生活?！睹献印酚终f：“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辈娌坏従扑?，而且還掌火烈山林，為先民開辟了廣闊的生產活動空間。伯益作井使先民擺脫了依河而居的限囿，也改變了文明產生與發(fā)展必依河而起的范式，使人類文明的發(fā)展不斷深入內陸。
第四，伯益因其職守被賦予《山海經》著作權。經典之中多有伯益隨禹治水并負責記錄山川名物而作《山海經》的說法。劉歆《山海經敘錄》稱“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歷代學者多因論無實據而以“伯益作《山海經》”為傳說。但結合《山海經》中“膏稻”的種植、《史記》中又稱瑯琊之地“被海為膏壤”，且又有伯益封費（秦漢瑯琊之地）、始教民植稻之文，而推斷伯益與《山海經》之作的關聯。明楊慎認為《山海經》與《禹貢》皆源于禹治水布九州所鑄九鼎，其《〈山海經〉補注序》云：“其經而不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山海經》所記本來就有虛有實，《四庫全書》便因其所述離奇怪誕，不合實情，將之列于小說異聞之屬。大禹治水伯益輔之并梳理山川脈理記之為《山海經》，《史記》載有其事，《山海經》內所載述山川地理也多實有其地，此蓋為《山海經》之實。但其所記異域奇聞珍奇，多有夸張想象之辭，此皆《山海經》之虛，但這些想象卻反映了上古先民對神秘莫測的自然界初識印象，也是先民對客觀事物的真實反映，虛實之間不僅是上古先民樸素地理觀念的反映，更是史實的寫照。周秦之時去古未遠，時人追記上古的文字或許還有前世口耳相傳的材料或圖繪為依據，但不能因其為追述之作便以之不可信。梳理上古先王及事跡的零散記載，以之與考古發(fā)掘成果相對照，也能隱約發(fā)現這些上古人物及其事跡真實存在的線索。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禹貢》圖’集成與研究暨數據庫建設”（19VJX029）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