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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召祿】從《文鏡秘府論》看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

欄目:海外儒學
發(fā)布時間:2023-05-31 15: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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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鏡秘府論》看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

作者:劉召祿(蘇州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四月十一日丁亥

          耶穌2023年5月29日

 

從儒家思想在古代日本的傳播和影響史來看,平安時代是儒家思想在日本傳播和產生影響的重要時期,后來出版的“敕撰三集”、《文鏡秘府論》以及《和漢朗詠集》等漢詩集、文論集,承繼了儒家思想中“詩言志”的“詩神”。其中,《文鏡秘府論》是日本詩論史上第一部詩學理論著作,也是一部集漢詩作法與四言漢詩于一體的文論和文學著作,由平安時代的僧人空海主持編纂。以《文鏡秘府論》為切入點,可以管窺平安時代以前,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方式、平安時代接受儒家思想的特點以及儒家思想對日本的跨域影響。

 

體現儒家思想傳播方式

 

《文鏡秘府論》是平安時代初期的產物,日本歷史上的平安時代是指794年至1192年這段時間,而儒家思想在更早的時間點就已經傳入日本,因此《文鏡秘府論》中有儒家思想傳播帶來的文化印記,從《文鏡秘府論》可以看出平安時代及之前一段時間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兩種傳播方式。

 

第一種傳播方式是以儒家經典為載體并逐漸將其教科書化。《文鏡秘府論》中大量引用《論語》等儒家典籍。據《大日本史》記載“阿直歧能通經傳,皇太子師之”,王仁“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于是皇太子從學焉”,可見儒家思想最早傳入日本是以儒家經典為載體的,在飛鳥、奈良、平安、鐮倉乃至江戶時代,儒家經典都是儒家思想傳播的主要載體。在儒家經典傳播過程中,日本統(tǒng)治者逐漸將儒家經典教科書化,如飛鳥時代制定的現已散佚的《大寶律令》(公元701年)中,將儒家經典規(guī)定為儒學教科書。奈良時代修訂的《養(yǎng)老律令》(公元718年)繼承了《大寶律令》的大部分內容,其中“學令”規(guī)定“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各為一經,孝經、論語學者兼習之……通五經者,大經并通,孝經、論語皆須兼通”,鞏固了儒家經典的教科書地位。平安時代則在上述經典的基礎上增加《春秋榖梁傳》等為儒學教科書,可見飛鳥時代法律中確立的以儒家經典為教科書的傳統(tǒng)被奈良、平安時代的法律繼承下來。

 

第二種傳播方式是將儒家思想與治國理念相結合。《文鏡秘府論·天卷序》“觀時變于三曜,察化成于九州”化用《周易·賁卦》中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將儒家思想寓于“化成九州”的治國理念中;《北卷·帝德錄》以記錄儒家所推崇的古代賢王的方式,委婉勸諫統(tǒng)治者賢德治國。這種將儒家思想與治國理念結合的方式,在平安時代之前也可找到依據,如推古時代的圣德太子曾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學習儒家思想,并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制定《十七條憲法》,其中的觀念和詞語大都采用四書五經中的典故和用詞,如“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等都是儒家思想的體現;后由中大兄皇子、中臣鐮足等新興貴族領導的革新派為穩(wěn)固統(tǒng)治實行了“大化革新”,大化二年(646)下達的詔書《改新之詔》也被日本學者評價為“都是儒學的精髓”。

 

展示儒家思想接受特點

 

《文鏡秘府論》中儒家思想的接受特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儒家經典的初步化用與闡釋?!段溺R秘府論》所引儒家經典包括《論語》《周易》《尚書》《毛詩序》等,所引內容都是通過刪減、改寫等方法簡單化用和闡釋。例如,《文鏡秘府論·天卷序》中“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一句,引自《論語·陽貨》,但刪除了“可以群,可以怨”二句。孔子“興觀群怨”的原意是認為學詩可以“感發(fā)意志”,是“詩言志”的體現,在學詩過程中可以“考見得失”“觀風俗之盛衰”并體察時事;學詩之人聚于一處,可以“群居相切磋”,互相啟發(fā)砥礪,并形成共同的詩趣,還可以抒發(fā)情懷,發(fā)表政見,“怨刺上政”。但空海卻將“可以群,可以怨”二句刪除,這表明空海有意識地對《論語》進行了選擇性刪減。空海引用《論語·陽貨》時只強調詩的“感發(fā)意志”和“觀風俗盛衰以考見得失”,而有意過濾了詩“群居相切磋”和“怨刺上政”的功能,也就是說只保留詩的“美”(歌頌)功能,而去除了詩的“刺”(諷刺)作用。其原因在于,當時“藥子之亂”剛剛平息,平安朝政權尚未穩(wěn)固,平安朝的貴族急需特定的儒家思想以穩(wěn)定時局,空海正是看到了此時“群則生亂”和“怨刺失時”的狀況,因而有意刪除了“群、怨”二句。

 

二是強調“詩言志”的詩學觀念。儒家“詩言志”的詩學觀念源自《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一句,是說詩歌可以表達作者的志向?!段溺R秘府論·南卷·論文意》引王昌齡《詩格》“詩本志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然后書之于紙也”,此句源自《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概括說明了詩歌可以表現作者思想感情的特點,并涉及詩的認識和教育作用?!段溺R秘府論·天卷序》中提到“夫大仙利物,名教為基;君子濟時,文章是本也”,“利物”“濟時”四字,既涵蓋了“文章”認識社會的功用,也囊括了詩歌“爛其文而撫黔首……燦其章以馭蒼生”的教育和教化作用,可見《文鏡秘府論》有意對“詩言志”的詩學觀念進行強調。

 

三是貫徹儒家的秩序觀念。儒家思想強調秩序觀念,推崇禮樂制度,主張“克己復禮”和“忠孝節(jié)義”,如《論語·顏淵》中“克己復禮為仁”和《論語·里仁》中“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強調“禮”和“孝”,都是秩序觀念的體現。在儒家看來,秩序井然則萬物運行無礙。受此影響,《文鏡秘府論》中也處處可見潛移默化的儒家秩序觀念?!段溺R秘府論》分“天地東西南北”六卷,其編纂結構采用天地兩儀配以四大方位的方式,《文鏡秘府論·天卷序》將其概括為“配卷軸于六合”,這種結構使得整本書秩序井然,有利于對問題進行精準分卷論述,是儒家秩序觀的體現。此外,各卷內容如音韻論、聲病論、體勢論、對屬論等,其編纂目的都是為日本漢詩找到正確的寫作綱領,建立漢詩寫作的秩序,《天卷序》“然則一為名始,文則教源,以名教為宗,則文章為紀綱之要也”中闡述了從文字到文章再到教化的層層遞進關系,強調文章是教化的重中之重,也是儒家秩序觀念的體現??傊?,從整部書的編纂結構到細部的文字闡述都能看到儒家秩序觀念潛移默化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日本平安時代的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發(fā)展產生了極大的推進作用,《文鏡秘府論》可以說是反映儒家思想在平安時代傳播與接受狀況的“異域之眼”。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更好地將中國思想、中國文化展示給世界已經成為我們新的歷史使命,通過“異域之眼”下的文學作品,深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有利于我們提升文化自信,在時代長河中不畏激流,踔厲奮發(fā),創(chuàng)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精神文明成果。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和漢朗詠集》之中國文學接受的跨文化闡釋與研究”(19BWW035)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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