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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翔 著《大同立教：康有為政教思想研究》出版

書名：《大同立教：康有為政教思想研究》

作者：張翔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3年3月

【內容簡介】

晚清民初知識分子在大變局中探尋中國道路，開拓知識分子的新道路，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重要部分。本書梳理和討論了康有為“大同立教”的思路以及推動定孔教為國教的政治行動，嘗試從康有為的思想和實踐一孔窺豹，思考中國思想及其承載者和創(chuàng)造者的歷史性大變局。

本書對康有為的“大同立教”思想做了系統(tǒng)梳理，提供了康有為大同思想發(fā)展的新圖景。青年康有為經歷了從“全球公理之學”到“以大同立教”的發(fā)展變化。以1899年康門師徒辯論為界，康有為思想經歷了重要調整。由此本書對康有為生前不印行《大同書》全書的問題提出了新的解釋。

從康有為“大同立教”研究出發(fā)，本書對晚明以降大同思想的發(fā)展線索做了新的梳理，拓展和深化了對大同思想近代脈絡的理解，并由此展開對“夷夏之辨”的近代轉型、政/教的階層分流以及“分流中的再合流”等思想文化巨變的探研，打開進一步的思想史研究空間。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中國思想文化“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的“大同立教”

    一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與“大同立教”的問題脈絡

    二  傳統(tǒng)夷夏之辨的轉型：東西方文化論戰(zhàn)與大同論述的興起

    三  清末民初政/教專業(yè)階層的分流趨勢與文化領導權問題

第二章  從立公理之學到以大同立教：康有為奉孔子為“大地教主”的過程與方法

    一  秩序巨變、泰西之法與公理之學

    二  反思的進展：從中國敷教于民到全球大同之義

    三  奉孔子為“大地教主”的理由與動力

    四  康有為的方法：以建立全球公理之學為基礎展開反思和建構

第三章  “大同立教”的近代脈絡與清代今文經學

    一  “秦火斷裂論”的展開：歐洲傳教士的適應策略與儒學史敘述的分斷

    二  爭奪先圣之意的解釋權：清代士大夫問題意識的“反客為主”

    三  “太平”解釋權的爭奪：以太平釋天國與常州今文學派的太平論

    四  反思“二千年來之學”與“大同立教”：今文經學的“秦火斷裂論”

第四章  康有為經學思想的調整和發(fā)展

    一  革命辯論與康有為的第二次釋經高峰

    二  以“大地教主”為“圣之時者”

    三  “三世說”闡釋的結構性變化

    四  比較《春秋董氏學》與《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

    五  為什么釋“四書”，而不是釋“六經”？

第五章  大同“公理”論與知識范式的轉變

    一  引言：托孔立教與康子自道

    二  “不忍人之心”與“去苦求樂”：《大同書》的問題意識

    三  從血緣關系到“天民”：大同的“公理”問題

    四  破除九界：新的知識范式的萌生

    五  社會科學的問題架構與中西比較視野：大同論的展開

    六  重新理解康有為生前為何不刊行《大同書》全書

第六章  大同立教的雙重困局與不同應對

    一  大同立教的“謀于下”與“謀于上”

    二  大同立教的雙重挑戰(zhàn)與戊戌士林的普遍異議

    三  戊戌維新失敗的反思：君臣之防的凸顯與政教矛盾的忽略

第七章  共和與國教

    一  引言：“大同立教”、國教問題與共和的道德基礎

    二  跨政黨宗教的建構：建黨與立孔教的分岔與重疊

    三  國教的政治領導權：兩種“政教分離”與“不立國教—特立國教”之辯

    四  俗本政末論與教俗“不可變”論：康有為對共和道德基礎的論證及袁世凱集團的援用

    五  在國民運動中尋找共和理念：新舊道德論戰(zhàn)與東西方文化論戰(zhàn)的交織

結語  道術已為天下裂：從大同立教的命運看現代政治轉型

附錄  “天”變、公理與時勢：大同論的宇宙觀基礎

    一  無限宇宙的展現：從“人人皆為天之子”到“人人皆為天上人”

    二  消失的上帝與永恒的孔子

    三  公理之學與大同之教的天學基礎

    四  時勢成為“天理—公理”之變之后的核心問題

索引

參考文獻

后記

【內文試讀】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與“大同立教”的問題脈絡

文｜張翔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康有為一代晚清民初知識分子對自己身處時代狀況的基本判斷。全球格局的體系性變化，中國社會天翻地覆的變革，變革方案的紛紜歧出，政治力量的縱橫交錯，知識分子階層的深刻轉型，是同時展開的歷史進程。傳統(tǒng)士大夫經歷著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重要部分。晚清民初知識分子在大變局中探尋中國道路，開拓傳統(tǒng)士大夫階層的新道路。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人民挽狂瀾于既倒，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一百年左右的時間里，就改天換地，重新走向民族復興的征程。

本書致力于梳理和討論康有為以大同立孔教的思路以及推動定孔教為國教的政治行動，分析康有為的這些思想和政治實踐所呈現的“大變局”?？涤袨橐浴叭晡从兄笞兙帧睘榛A展開其政治思考，我們則可以從康有為的思想和實踐一孔窺豹，思考中國思想及其承載者和創(chuàng)造者的歷史性大變局。

《大同立教》是筆者的康有為思想研究的第一冊專著，[1]也是同時寫作的近代大同觀念系列研究中的一冊。這一系列研究的其他兩冊分別是：“大同思想的近代轉型”向前追溯，致力于提供明末以降大同思想轉型與持續(xù)發(fā)展進程的新圖景；“從文明論到社會科學”著眼于研究二十世紀前期超越康有為的思想運動，梳理“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文明論”模式不復處于統(tǒng)治位置、“無產階級社會科學”逐漸興起的知識轉型，討論這一轉型與共和制度困境及其突破之間的關系。后兩項研究是在研究康有為政教思想過程中的拓展，關注的共同問題是，近代中國的思想發(fā)展在中國的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斗爭中的位置，共和制度在中國奠基發(fā)展，以及中國人民迅速扭轉國勢重新振興的思想文化基礎。

▲康有為（1858-1927）

康有為是近代中國較早自覺意識到教權從政治統(tǒng)治權之下分離并致力于以群體力量獲取教權的知識分子。在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但沖擊力猶存的時代成長起來的康有為，意識到教權在中國文明危機和清代皇權崩解危機中需要重建，重建者可能成為教權的新主人，教權的爭奪者可以憑借自己的影響力推動政治運動，建構政治勢力，影響乃至主導新的國家建構進程?？涤袨樵谖煨缱兎ㄖ凹撮_始倡揚孔教，以系統(tǒng)性的儒學經典闡釋為基礎提供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建立孔教的基礎，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后推動定孔教為國教。這一以思想運動和宗教運動獲取國家教權的努力，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發(fā)生歷史性轉變的重要案例。

康有為的思想創(chuàng)造力、動力和活力，與他所推動的思想和宗教運動之間存在相當密切的關聯：在他對自己推動的思想和宗教運動保有樂觀期待之時，其思想創(chuàng)造力和動力是充沛的；當他發(fā)現自己推動的社會政治運動空間狹小之后，其思想創(chuàng)造力和活力陷入衰竭。這兩者的強相關關系，顯示康有為思想發(fā)展的主要出發(fā)點和落腳點都在于他所致力的政治文化運動。康有為“大同立教”的思想及其實踐，可以為我們深入理解中國思想文化和知識分子的近代轉型提供重要的啟發(fā)。

01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視野與康有為研究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晚清以降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但人們對于此一問題的理解有不同側重，有的強調西方列強到來的變局，有的更強調從君主制到共和制的革命性變化。這些差異與中國近代歷史敘述的不同模式有著密切的關系。

常見的敘述模式是“列強環(huán)伺”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激起變革思潮的逐漸遞進（洋務運動為維新改良派所取代，然后維新改良派又為革命派所取代，再之后革命派締造民國），而這些依次遞進的運動都是對“列強環(huán)伺”和泰西制度思想沖擊的回應方式。這一敘述模式包含了一個基本判斷，即西方沖擊提供了中國近代變遷的“第一推動力”，是最為重要的動力。與此看起來針鋒相對的論述同樣常見，即強調如果“沒有西方影響”，中國仍然可以繼續(xù)保持國力的強大，或者發(fā)展出現代資本主義，認為近代化扭曲了中國傳統(tǒng)文明發(fā)展方向。

這些論述雖然看上去與上述“沖擊—回應”模式相反對，但事實上同樣將西方的沖擊和影響視為中國變遷的“第一推動力”。在這些敘述模式影響之下的康有為研究，呈現兩極化發(fā)展的態(tài)勢：或者重視康有為的維新變革主張及大同思想與西方影響之間的關系，視之為開啟新風氣的代表人物；或者重視康有為的?；手鲝埡投捉虨閲讨鲝?，視之為中國傳統(tǒng)價值的捍衛(wèi)者，或者基于更為保守的立場，批判康有為的大同思想違背了重視家庭倫理等方面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價值。

▲錢定安校本《大同書》，1935年版

另一種敘述模式更為強調共和革命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性。這一類敘述并不否認“列強環(huán)伺”變局的重要性，但認為共和革命的變化更為關鍵，更為重要。強調從君主制到共和制的革命性轉變的重要性，也是對中國社會內部變遷動力的強調，對中國社會變革的自主性的強調。在這一視野之下，西方的沖擊是中國社會尋找新道路過程中應對、整合、吸納的重要要素之一，中國社會在探索道路的過程中消化了來自全球包括西方的文明，而不是變成西方文明的消化對象或附庸。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敘述實踐中，這種嘗試不絕于縷，但總體上來說，還有進一步發(fā)展的較大空間。這類敘述嘗試目前尚缺乏系統(tǒng)性，一個重要表現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議題上，已經有較為系統(tǒng)的討論，但對于近代以來乃至于明末以來的探索，較少放在這種視野之下重新敘述。

近現代歷史敘述的這一格局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即中國從落后挨打到重新走向復興的巨大歷史波折發(fā)生在百年之間（從1840年到1949年），過于迅速，歷史敘述者要從落后挨打的壓迫感和緊張感中走出來，并不容易。[2]在新中國建立之前，近代中國的諸多探索如太平天國運動、維新變法運動都失敗了，但這些探索并不只有失敗，它們在不斷推進重新發(fā)現自身傳統(tǒng)、吸納整合全球經驗、探索中國道路的進程。此一過程，也是新的“中國思想”不斷形成的過程。

從后見之明的角度說，近代中國社會保持了通過政治運動重建國家的想象力和行動力，在運動發(fā)起和展開的過程中有很強的知識消化能力，這是中國在百年之間即能在“列強環(huán)伺”的格局之下建立新的人民共和國、重新走向復興的一大關鍵所在。近代中國這一持續(xù)的進程和發(fā)展態(tài)勢，既不能以所謂“閉關鎖國”的斷語一筆抹消，也不能因為探索的挫折而忽視經驗、膽量、胸懷、識見的不斷積累。[3]以共和革命的變局作為中國近現代歷史敘述的主要關節(jié)點，可以強調如下兩個方面，一是中國變革的自主性，二是中國自主變革對全球經驗和自身傳統(tǒng)的整合與吸納。在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刻，這兩個方向的基本經驗分別是，“在國內，喚起民眾”，“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盵4]

▲康有為《大同書》手稿（青島又石齋藏）

康有為是最早指出共和革命變局是更為重要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近代中國思想家。他是從批判共和革命主張的角度做出這一判斷的，最早的批判對象是歐榘甲、梁啟超等在流亡之后不久便傾向排滿共和革命主張的弟子。他的這一洞見，并不只是反對者對于論敵的透徹了解，而是如他所言，他闡釋孔子的大同之義，在近代中國較早倡言平等民主，清楚共和革命對于兩千余年的帝制中國意味著什么?？涤袨閷Α傲袕姯h(huán)伺”的變局亦多有論述，但認為共和革命的變局更為根本，這一判斷提示，他的問題意識的重心并不在于“列強環(huán)伺”，而是中國在新的變局中究竟做何種變革，以及人類將有怎樣的世界。他將“列強環(huán)伺”視為中國變革的基本情境和條件之一，其中國變革方案與世界大同方案都大量吸納西方經驗，但并不認為中國的未來道路就是復制西方列強。

康有為的思想探索和政治實踐在兩個方面都可以提供重要啟發(fā)：中國變革的自主性，以及中國自主變革對全球經驗和自身傳統(tǒng)的整合與吸納?？涤袨閺呐械慕嵌雀鼜娬{共和革命變局的重要性，是歷史參與者對于此一時期歷史敘述方式的重要建議。他的思想和實踐，需要放在以共和革命變局為主要關節(jié)的歷史和政治視野中分析。康有為較早地提出了以共和革命變局為主要關節(jié)的歷史敘述模式，他的思想和實踐則提供了重要的案例。本書嘗試從這個角度切入，對康有為的思想做出系統(tǒng)性的勾勒，并以此作為重新敘述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種探索，在以共和革命變局為關節(jié)的視野中重新定位康有為的歷史位置。

02 康有為論兩種“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5]

“數千年未有之巨變”、“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等說法最常為后人所引述的出處之一是李鴻章的“籌議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74年12月10日）：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聚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6]

李鴻章指出了這一變局的一個重要表現，即清王朝的政治軍事重心從西北向東南轉移，從內陸向海洋轉移。這種轉移和變化有其條件和動力，它所對應的是與部分歐洲國家的海洋（殖民）探索興起相關的世界性的格局變化。在當時的朝野，對于是否應該“捐西守東”，究竟以東部海洋方向為重心，還是以西部內部方向為重心，發(fā)生了重要的辯論。這些辯論顯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是在東南和西北、海洋和內陸多個方向同時展開的。雖然來自歐洲國家的海洋探索的沖擊最為強烈，但變化是全局性的，它的背后是整個世界格局的深刻變化。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開往中國的英軍艦隊

康有為清晰地指出了整個世界格局的變化，中西相遇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在《上清帝第四書》中敘述了世界格局巨變興起的脈絡，并敘述了“列強環(huán)伺”步步演進的進程：

泰西當宋、元之時，大為教王所愚，屢為回國所破，貧弱甚矣。英人倍根當明永樂時創(chuàng)為新義，以為聰明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華，主啟新不主仍舊，主宜今不主泥古，請于國家立科鼓勵。其士人著有新書，發(fā)從古未創(chuàng)之說者，賞以清秩高第。其工人制有新器，發(fā)從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幣功牌，皆許其專利寬其歲年。其有尋得新地，為人跡所未辟，身任大工，為生民所利賴者，予以世爵。于是國人踴躍，各竭心思，爭求新法，以取富貴。各國從之，數十年間，科侖布尋得美洲萬里之地，辟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銀巨萬，而銀錢流入中國矣。墨領遍繞大地，知地如球，而荷蘭、葡萄牙大收南洋，舉臺灣而占濠鏡矣。哥白尼發(fā)現地之繞日，于是利瑪竇、熊三拔、艾儒略、南懷仁、湯若望挾技來游，其入貢有渾天地球之儀，量天縮地之尺，而改中國歷憲矣。至近百年來新法益盛。道光初年，始創(chuàng)輪舟，而十二年英人犯我廣州，且遍收四洲為屬地，辟土四萬里矣。道光末年，始有電線、鐵路。……近者英之得印度、緬甸，俄之得西伯利至琿春，法之得越，皆筑鐵路以逼我三陲矣。[7]

康有為從整個世界變動的視角進入，分析了中國千年未有之變局。整個世界格局變化的關鍵是西方海洋殖民帝國的興起，即“地球之辟、泰西之來”。

西方的巨變發(fā)生在明代中期，歐洲的封建以及由此造成的國家之間的競爭和戰(zhàn)爭提供了歐洲資本主義和海外拓殖的動力，英國等國以國家力量推動科技、思想、資本與市場的發(fā)展，推動海外墾殖，從而改變了整個世界。

中國變局是泰西巨變所帶來的整個世界變局中的一部分，中國之變同樣起自明季。從事海洋探索的葡萄牙人1514年（明武宗正德九年）首次到達中國南部海濱。在《荷蘭游記》（1904年）中，康有為更為詳細地追溯了荷蘭這一明代變局的始作俑者，指出變局是從明朝中葉開始的：

荷蘭濱海而都，以船為生，故從班、葡之后，辟新地而取南洋最早?！睹魇贰酚罉窌r，南洋朝貢諸國最盛，當明中葉而忽焉沒已者，皆荷蘭之為之也。今星架坡、澳門一帶及臺灣，皆荷人開辟地。[8]

南洋朝貢諸國“當明中葉而忽焉沒已”，即是中國朝貢體系危機的開始顯現。康有為等中國近代思想家所觀察到的“數千年未有之巨變”，從16—17世紀即明末清初開始，貫穿整個清代。1840年鴉片戰(zhàn)爭是真正讓中國人清晰意識到“數千年未有之巨變”的第一個重大事件。[9]列強威脅中國，不是來自某一個方向，而是“合伺”和“環(huán)伺”。這是“變局”自東、西、北、南各個方向同時發(fā)生的局面，而且是朝貢體系的瓦解危機由外及內、自周邊到腹心逐漸蔓延的局面。[10]

相對于李鴻章等人的分析，康有為的突破在于，分析和敘述了另一種“數千年未有之巨變”，即共和革命的爆發(fā)、清王朝的覆滅和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建立。在他看來，相對于列強環(huán)伺的巨變，共和革命所意味的巨變更應該被稱為“數千年未有之巨變”?？涤袨樵凇豆埠徒ㄔO討論會雜志發(fā)刊詞》（1912年4月）分析了共和革命乃是對整個數千年來中國體制的革命：“且今茲之革命，非止革一朝之命也，實革中國數千年專制之命也。”[11]《中國以何方救危論》（1913年3月）更為全面地指出：

……今茲之革命，非止革滿洲一朝之命也，謂夫教化革命、禮俗革命、綱紀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盡中國五千年之舊教、舊俗、舊學、舊制而盡革之；如風雨迅烈而室屋盡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艦忽沉。[12]

他指出，共和革命的特點在于，它是同時在文化和政治層面上“革”中國數千年帝制及其依托的教、學、俗等文化基礎之“命”；它已經超越了革命興起之初的“排滿”目標，不再僅僅是“革滿洲一朝之命”，而是要摧毀整個帝制及其文化基礎。1912年7月30日，他在給鼓吹定孔教為國教最力的弟子陳煥章的信中，這樣論述儒教及其體制的衰落的巨變：

近者大變，禮俗淪亡，教化掃地。非惟一時之革命，實中國五千年政教之盡革，進無所依，退無所據。頃并議廢孔教，尤為可駭，若墜重淵，渺無所屬。嗚呼痛哉！自吾中國以來，未危變若今之甚者也。[13]

依此分析，共和革命所意味的巨變，與前面討論的“列強環(huán)伺”所意味的一系列巨變很不一樣：其一，這一巨變所引發(fā)的后果要遠甚于“列強環(huán)伺”所意味的巨變。所謂“自吾中國以來，未危變若今之甚者也”，即使同樣被認為是數千年未有之巨變的“列強環(huán)伺”也不能與之相提并論?！傲袕姯h(huán)伺”的巨變并不必然能導致中國五千年專制和政教被“盡革”，它也不必然引發(fā)足以造成“盡革”效果的共和革命。

▲1912年的亞洲地圖

其二，這一巨變所包含的斷裂比“列強環(huán)伺”所意味的巨變要遠為深刻。康有為以“進無所依，退無所據”、“若墜重淵，渺無所屬”描述五千年政教盡革的后果，形象地指出了共和革命所造成的斷裂的深度?？涤袨檎J為中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復興的動力存在于原有的政教中，從革命的批判者一面揭示，對于數千年來的中國而言，共和革命是從未遭遇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其三，共和革命的巨變是起自中國內部的變化，是中國社會吸納消化歷史巨變之后做出的自主抉擇，而“列強環(huán)伺”的巨變從根本上說是外在的巨變，它是共和革命的一個重要背景和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列強環(huán)伺”在中國激發(fā)起的也不只是共和革命的浪潮。中國內部變化的脈絡多元而復雜，例如，從共和革命興起之日起，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保皇派就一直與之辯論、競爭和抗衡。與其說勝出的一方完全主導和塑造歷史的走向，不如說革命派和改良派等多重力量共同塑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的走向。

其中常為人提及的例子是，“五族共和”這一民國建國方略，其實是康有為等保皇改良派的主張，而革命派恰恰是將“排滿”作為發(fā)動革命的重要口號，但是他們揚棄了自己此前的主張，而吸納了?；矢牧寂傻恼?。另一例子是割據自立和聯省自治的主張的命運，這一主張多為革命派所支持和宣揚，而康有為等人一直嚴厲抨擊這一主張，民國成立之后的中國事實上是沿著?；矢牧寂伤鲝埖姆较蚯斑M的。那種列強環(huán)伺的巨變引起變革思潮不斷遞進的單一直線型的歷史敘述，很難解釋中國近現代歷史演進的主要動力，也很難解釋革命浪潮不斷發(fā)展的動力。

▲1911年10月11日，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成立

如康有為的分析所顯示，共和革命所意味的第二種“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比“列強環(huán)伺”所意味的第一種“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更為重要、更為根本，它是理解中國近現代歷史及其中包含的斷裂和轉折的主要樞紐所在。它將使中國巨變（尤其是革命）的內部脈絡和內在動力，真正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敘述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從而真正超越那種將中西相遇作為中國現代進程的主要動力和開端的現代性歷史敘述模式。將共和革命興起視為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可以打開中國現代性歷史敘事的新的可能性。

參考兩種“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分析思路，思想文化領域同樣出現了兩種大變局。

【注釋】
 
[1]《新世本原》是筆者康有為思想研究的另一冊，討論康有為“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變之將至”，在君主—共和、封建—郡縣等方面的政治思考。
 
[2]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對這種狀況已有論及，他一方面指出，“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绷硪环矫嬗种赋?，“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覺悟過來了，有些人正在換腦筋。事變是發(fā)展得這樣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學習。”（《毛澤東選集》，第1469-1472頁。）
 
[3]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消化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并與教條主義做了富有成效的斗爭，是近代中國社會的知識消化能力和文明重鑄能力的繼續(xù)發(fā)展和突破，是這一進程的高峰。
 
[4]《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2頁。
 
[5]本小節(jié)及下節(jié)部分內容曾以《重思“數千年未有之巨變”》為題，刊于《讀書》2011年第10期。
 
[6]李鴻章《籌議海防折》，見《李鴻章全集》，第二冊，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第1062頁。所引句讀有修改。
 
[7]《上清帝第四書》，見《康有為全集》第二集，姜義華等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81-82頁。
 
[8]《荷蘭游記》，見《康有為全集》第七集，第498頁。
 
[9]根據現有史料，1840年至1860年間，揚州秀才黃鈞宰1844年指出西方人到來是一大“變局”，是罕見的一個例子。但在1861年至1900年間，至少有43個人評論了這種變化的意義。參見【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第186頁。
 
[10]參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第745頁。
 
[11]《共和建設討論會雜志發(fā)刊詞》，見《康有為全集》第九集，289頁
 
[12]《中國以何方救危論》，見《康有為全集》第十集，第35頁。
 
[13]《與陳煥章書》，見《康有為全集》第九集，337頁。

【作者簡介】

張翔，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清華大學文學博士、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主要從事十九世紀以來的中國思想與文學研究，包括康有為的政治思想與海外游歷研究，在《文學評論》《哲學動態(tài)》《中國哲學史》《開放時代》等刊發(fā)表論文三十余篇。曾在牛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訪學。2001-2013年間擔任《21世紀經濟報道》社評主筆，寫作經濟時政評論百余萬字。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