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當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
當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
作者：高超群：
來源:《二十一世紀》2011年8月號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歷程。 [①]在1989年之前，中國最重大的政治問題是要不要改革。保守還是改革，這種爭執(zhí)非常尖銳，導致了兩屆總書記的非正常離職。1992年之后問題變?yōu)椋阂裁礃拥母母铮瑢W者們糾結爭論的問題是“左的還是右的？”。正是在個時候，發(fā)生了體制內外的斷裂。在體制內保守派和激進改革派，特別是主張政治改革的力量都被清洗、或者邊緣化了。體制內實現了短暫統一：團結一致向前看，先搞市場化。這個時期形成了三個主要派別，一個是體制內的市場改革派，是主流。他們基本退出了意識形態(tài)領域，埋頭政績，很少關注體制外的爭論。體制外則分裂為要求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和反對市場化經濟改革的新左派，他們基本只是活躍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對主流的市場改革派的行為和實踐作出評價。
主流的市場改革派的共識并不穩(wěn)定，當時這些改革派大多在內心中相信先經濟后政治的改革路線。后來的歷史并沒有沿著這樣的邏輯前進，而是發(fā)生了逆轉。于是產生了今天的分化：一部分人依然堅信政治改革的前景，只是認為應該更穩(wěn)妥些；而另一部分人認為中國正在創(chuàng)造新的政治模式，沒有必要實行政治改革。產生這種變化的一個背景是，從2008年以來改革本身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就體制內而言，其改革共識開始破裂，精英們開始爭奪改革的主導權。或者更坦率一點說，他們是要爭奪改革的勝利果實了。就體制外而言，許多人認為，如果把改革看作朝向某一個方向的有意識地、不斷地變動的話，改革已經死亡，已經被維穩(wěn)取代，維穩(wěn)就是要維持現有秩序的穩(wěn)定，承認既有的利益和秩序格局是合理的。
但在現實的政治分析中，人們還在延用舊的分類方法談論中國的政治派別，“保守、改革”、“左右”。這些分類方法已經不能反映今日中國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它常常會帶來混亂。比如：通常被認為是左派的人，既包括支持經濟壟斷和政治強權的人，也包括同情底層、吶喊革命的人，而右派既包括支持自由市場的人，也包括支持勞工運動，維護弱勢群體的人。也有人用XX黨和X派這樣似是而非的分類方法來認識中國的政治。這種分類的錯誤在于將短期的權力聯盟，看成長期的政治分歧。事實上，即使在XX黨內，也有不同的主張，而X派的主張是什么？誰也不知道。顯然，這樣的派別只是權力派別，不是政治派別。他們的爭斗只與權力的份額有關，并不會對政治的發(fā)展走向產生真正影響。
因此，我們需要用新的分類方法來重新描繪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本文主要談論的是精英之間的政治分歧，這也是當下中國真正重要的政治分歧。在本文中，民眾只是作為一種被動的政治力量而加以考慮。
筆者將中國當下的政治思想派別分為四種，主流社會分為兩個派別：溫和國家主義派 [②]和自由市場派，此外，還有兩種比較邊緣的思想派別：政治民主派和社會革命派。
關于本文還有一點需要說明，那就是如何看待利益與觀念的關系。利益如同一把冰冷的剃刀，它斬斷了束縛著我們的種種意識形態(tài)、道德枷鎖，釋放出了人的欲望，從而創(chuàng)造了30年的經濟繁榮。但它也斬斷了人和人之間的有機聯系，并通過重新塑造精英和大眾的心靈、氣質以及政治態(tài)度，逐漸開始改變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資源的形態(tài)及其分布。因此，離開利益談論政治和思想，在當下的中國無疑是幼稚天真的。但這并不意味著運用經濟決定論、階級分析法來描繪當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是恰當的，事實恰恰相反：階級分化和階級斗爭并沒有隨著城鄉(xiāng)差別、貧富分化而加劇，在中國階級意識仍然非常淡漠。這是因為，利益成為個人價值的核心，每個人通過捍衛(wèi)自己的利益來表達和捍衛(wèi)個人權利。利益使個體更加獨立，而不是使他們更為凝結。因此，單單依靠利益本身，社會并不能自發(fā)整合，也不可能產生政治派別。必須借助觀念的塑造，這一過程才能展開。因此，我們在分析當代中國政治思想時，應當注意到利益與觀念之間的相互塑造，并且逐漸整合的過程，而不應簡單地以為它們中的一個決定了另一個。
可以觀察到的是，利益與主張的結合，在今天日益成熟。因而政治的分歧也從純粹的思想分歧，落實為非常具體、切實的利益斗爭。這將會使思想的斗爭會越來越激烈、越來越真實，而不再只是知識人茶杯里的風暴，或者私下的牢騷。換句話說，利益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外衣，思想找到了自己的肉身。在本文中我們只是呈現兩者初步結合以后的結果。
隨著利益越來越凝固化，中國社會的政治化進程也會逐漸加快。在這個進程中，中國的思想自由或許會面臨更為嚴酷的社會環(huán)境：每個人都被迫要在這種思想格局中選定自己的角色，甚至不得不選擇你并不完全信服的某種立場。
一、溫和國家主義者
這種思想的倡導者，是以國有壟斷企業(yè)為代表的利益集團與一部分官僚集團、特殊的高層政治集團的結合。從1992年以來，這個聯盟在利益上逐漸坐大，并開始形成穩(wěn)定的主張。但他們始終遭到整個社會的普遍抵制。雖然他們握有巨大的資源，是中國真正的統治者，但他們沒有話語權、沒有擁護者，只要在公共領域稍一露頭就會遭到嚴厲的抨擊。不過，他們成功利用了人們對改革過程中不公正的不滿，對整個社會依照金錢的力量來重新等級化的不適應，以及市場、利益關系對中國人熟悉并倍感親切的人倫關系的傷害，成功扭轉了自己在公共輿論中的頹勢，并進而在權力格局中擠占了自由市場派的地位，開始占據政治舞臺的中心，雖然他們自己也是那些他們批判的現實的制造者之一。在今天他們開始嘗試闡述和傳播自己的主張，并對其進行有意識的系統化和理論化。
詭異的是，他們的群眾基礎和思想基礎，竟然是來自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受到最嚴重剝奪的階層，以及一些曾經嚴厲批判市場化改革的“左派”。與批判市場化改革的“左派”結盟，使他們大大改善了自己在公共輿論中的被動局面，而這些左派的政治主張也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從最激進的底層利益維護者變?yōu)樽畋Ｊ氐膲艛嚯A層利益維護者。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中，他們最有可能收獲改革成果。這種政治主張與也官方所宣傳的意識形態(tài)契合程度最高。
他們的政治主張，主要包含以下一些內容：想往偉大國家，從內心中憎惡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認為中國將成就一種超越古今中西的新文明類型。這種文明類型將汲取傳統中國和社會主義中國的優(yōu)勢，將更多地從傳統中國2000年的文明中尋找政治和文明的合法性。他們鼓吹民族優(yōu)越論，程度不同地肯定傳統中國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父慈子孝的家庭關系、仁義禮智信的倫理價值、溫良恭儉讓的人倫關系，乃至認為以文化認同為核心的天下主義將為整個世界提供新的國際關系結構、以自然和諧為核心的天人關系將為人類提供新的人和自然關系。他們強調國家利益，認為個人利益應該服從國家利益，并以為國家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為榮，批判市場和個人價值，鄙視個人利益、金錢關系。反對冷冰冰的法治，強調在統治者與群眾之間建立血肉聯系。
在經濟上，他們強調國有經濟的作用，認為國有企業(yè)保證了強大國家的經濟基礎，對國有企業(yè)的壟斷地位應該加以保護和支持。并經常以此為由反對外資企業(yè)與民營經濟，認為前者危害民族利益，后者是地方保護主義和黑心資本家的溫床。同樣，他們支持一個強大的、有效的集權式中央政府。與經濟政策上的右傾相比，他們的社會政策則相對左傾。他們認為應該給下層提供更多的福利，以及強有力的保護。在收入分配中更為傾向底層，但反對弱勢群體的自我壯大和成長。同時，他們正在嘗試建立統治者與民眾之間的直接關系，用一種較為溫和的手段動員民眾，并以此來削弱法律和市場對整個社會的重構。這種動員主要表現在宣傳手段和文化主張上，強調對勞動大眾生活的反映和對他們的價值觀的重視，并試圖用提供保護，來換取他們在輿論上的支持，以壓制其他的精英階層，尤其是中間階級和民族資本。他們也呼吁在利益分配上向底層的傾斜。
溫和國家主義者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貧富矛盾，試圖將民眾憤怒的禍水西引，指向精英群體的另一部分，以便自己取得主導者的地位。
支持他們的民眾有兩種心理動機。一種是在整個市場化、法制化進程中遭受到的挫折感和被剝奪感。受這種心理動機支配的人往往是對政治不是特別感興趣的民眾，只是希望獲得復仇的快感，看到昔日高高在上者倒霉。這些民眾對于政治并沒有太明確的目標，他們也并不真正的支持某種特定的政治主張，他們很有可能是最不懷好意的看客和圍觀起哄者。
另一種心理動機則更為深厚：相信一個至善的統治者的存在是可能的。大多數民眾不自覺地或多或少受到這種心理動機的影響，他們對于超越法律之上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深懷希望，希望得到他的保護。他們對于獲得“特權”比對于“普遍權利”更有興趣，他們認為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可以明辨是非、洞悉民生疾苦的超然領袖、黨派可以給“好人”以“好報”。因為生活經驗告訴他們，那些抽象的法律條文、精密的政治制度，對他們而言是過分遙遠的，無法祈求的。而強人和政府的保護是實實在在的，具體的。
這個派別的影響力正在不斷上升，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中國政治“臺上派”中的主流派。但他們要面對的現實或許會使他們的主張大打折扣。因為：1、這種主張需要的動員力量，特別是中等階層和官僚系統的支持，是當下這個溫和、唯利是圖的社會所不能提供的。特別是經過30年理性化、技術化轉型的官僚集團，對于過份理想化訴求有著天然的排斥心態(tài)，或許不久的將來，官僚集團對這種主張的抵制和疑慮就會顯現。溫和國家主義者懷有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人的雄心，卻很可能要面對意大利式的社會狀況。2、雖然支持這種主張的政治精英曾經深入底層，但與第一代共產黨人不同。他們并不真正打算動員民眾、服從民眾，和民眾站在一起。他們懷著一種統治者的心態(tài)，自以為深悉民眾的各種弱點，也懂得如何毫不手軟的利用這些弱點。底層民眾僅僅只是他們手里的工具，而不是歷史的方向，他們不會用自己巨大的力量為底層民眾的未來開道。他們這一次很可能只是對第一代共產黨人的失敗模仿，就像拿破侖三世模仿自己的叔叔，不太可能開創(chuàng)出拿破侖一世那樣的政治新局。3、好大喜功，過分自信，會造成他們的輕率盲動，這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天然弱點。長期以來他們對在內政和外交上無所作為的執(zhí)政者心存蔑視，早想一展雄圖。更何況他們天生的熱衷大戰(zhàn)略、崇拜英雄和強者。4、在他們的政治主張與經濟主張之間有著巨大分歧，國營經濟體系顯然不能作為偉大國家的基礎；更為致命的是，在他們的上層精英和群眾基礎之間，也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如何滿足嗜利的群眾分享國有經濟體系好處的愿望？這不僅需要巨大的利益調整，更需要復雜的制度變遷。5、統治階層雖然因為既得利益或者自滿心態(tài)，會滿足于現有體制。但因為利益的分割，即使在統治階層內部，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不同的行政和黨務部門之間、不同地域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都有著相互沖突的利益和觀念訴求。試圖用建設偉大國家的理想，來重新塑造這些利益主體，抹平他們的利益差異，這種想法有些過于浪漫。
但是，這個派別在兩個很重要的方面，有效地回應了當下中國面臨的問題：1、從內部講，隨著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整個社會有一種瀕臨崩潰的危機感，官民之間的沖突不斷增加。這種主張成為除了民主化之外，最鮮明、也最建設性的一種克服官民矛盾的可能，并且獲得了一些成功的經驗。2、從外部講，中國國力的增強、再加上百年來的歷史恩怨所激發(fā)的民族情緒，使得中國人尋求文化認同和民族自豪的需求急劇上升。此外，隨著中國和外部世界交往的深入，兩者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頻繁、日常，如何在這些矛盾中捍衛(wèi)國家利益、提升中國的國家地位。這種主張的回答最為清晰、最富吸引力。
二、自由市場派
這個派別大約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最為持久的一個了。他們的基本主張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沒有太大變化。雖然這種主張從未得到官方認可，但它始終承擔著為改革提供方向和評價標準的功能，甚至在政治領域。這種主張從20世紀80年代的全民信仰，現在基本演變成為民族資產階級的旗幟。近年來，它的政治地位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zhàn)。
他們的思想主張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簡單地說主要包括：在政治上實現自由化和民主化，通常非常重視選舉民主，特別重視法制，主張社會自主發(fā)育，反對政府過度介入社會本身。在經濟上主張市場化，非常激烈地反對國營企業(yè)的壟斷地位。在文化上他們重視個人價值，反對任何形式的強制。他們主張對每個個體的尊重，特別是對每個人的利益的尊重。在對外關系上，通常比較親西方。
但對于以上這些主張，他們通常都不能決絕地貫徹。雖然不滿專制，對于專制的現實，卻有很高的容忍度。因為他們卻從不認為自己有義務、有能力改變現實，還經常出賣他們當中的激進者，劃清自己和他們的界限，從而導致了那些激進者從他們當中溢出，成為政治民主派。雖然主張法制，但每當自己的利益遭到侵犯的時候，往往會動員各種資源，尋求特殊保護。雖然主張保護產權，但對于別人的利益保護，卻并不那么在意，有時甚至還加以蓄意侵犯。
在20世紀80年代，這種主張推動了中國的改革：它與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反思形成了良好互動，并為改革派提供了巨大的輿論支持，助長其成為中共的主流派。在90年代以后，這種主張深入大眾，尤其是在媒體上獲得了巨大成功。它在體制內的影響力也不斷增強，大部分官員在私下都會高度肯定這種主張的正當性。在他們處理具體的行政、司法事務時，都會盡可能地效仿西方的成例，并以此作為改良他們工作的方向。
雖然媒體與體制內官員都受到這種主張的影響，但二者之間并未成為同盟，他們在思想上一致，在政治立場上卻尖銳對立。這種情況從90年代后期開始，并逐漸加劇。主要表現為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的對立，媒體對體制的批判日益犀利，1989年以來知識精英的對立情緒也無法消除，只能部分緩解，而政治精英逐漸地對知識精英與媒體也喪失了政治信任。經過長期對峙，二者漸行漸遠，結果是：前者喪失了影響政治的能力，后者喪失了輿論的支持。
進入新世紀以來，官僚集團內部出現了分歧，一部分官僚接受了溫和國家主義派主張的官員，開始反思自己先前對于自由市場的過份信任，并努力尋求新的合法性依據，探索新的出路。主張市場改革方向的官員往往首當其沖地成為指責與反對的對象，有時甚至會腹背受敵。他們無力開拓新的改革領域，卻要為改革的所有問題買單。這一派別從改革伊始，就始終遭到來自體制內的質疑，因此，體制內的質疑并不能削弱他們，反倒會激發(fā)他們的斗志。對他們最大的打擊，或許來自于民眾的不信任，媒體的批判。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主張本來就是與自己的集團利益相悖的，是為了百姓、未來中國的。而且，長期以來來自民眾的道義支持是他們最大的資本，今天卻遭到唾棄，所受到的打擊可想而知。或許正是因為民眾支持的弱化，使得他們極為現實地尋找新的支持點——民族資產階級，這樣一來其主張與利益之間的重合度反而大大提高。
總體來說，這種主張由于其在行動上的軟弱、主張上的僵化，在主流精英中，成為被攻擊、詰難、乃至嘲笑的對象，逐漸處于守勢。他們往往口頭上非常激進，在行動上卻非?？酥?。這一方面使得反對者覺得他們色厲內荏，另一方面，擁護者則覺得他們虛偽、自私。他們也許很快就會從改革的主導者，成為旁觀者。這種主張的支持者，在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仍然廣泛存在，甚至在權貴階層中也不乏支持者，但已經過了自己的上升期，其動員力開始下降。在處于上升期的時候，它未能實現組織上的整合， [③]使得今日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呈現出一幅無可奈何、任人宰割的悲慘模樣。
它的基本支持者大多轉而支持政治民主派。這種主張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改革與保守的矛盾、是市場與計劃的矛盾、是法治與人治的矛盾。
在他們處于上升期的時候，他們本有機會成為民族命運的擔綱者，把他們的利益訴求普遍化為整個民族的要求，使自己成為民眾的領袖。但他們錯過了歷史的機遇?；蛟S在內心里，他們也在期盼一個拿破侖式的強人，為他們打開通向未來的大門吧。他們從沒有想過成為自己的主人。
由于溫和國家主義派的逐漸得勢，這種主張從一種隱性的、背景式的普遍信仰成為一個單獨的派別。它的作用在于凸顯精英集團內部的矛盾。但從總體上來說，這種主張的內部整合程度并不如溫和國家主義派，或許因為后者是以反對派、挑戰(zhàn)者的面目出現的，因而更容易界定自己的邊界。而自由市場派似乎還沒有在這個挑戰(zhàn)者面前清醒過來，它還在用老的辦法，比如指責對方反對改革，來打擊對手，而沒有實現真正有效的思想更新（針對如何實現強大國家，如何讓民眾生活幸福等等問題）、組織收縮（在政治上，與溫和國家主義者鮮明決裂，而不是把矛頭對準對改革有怨氣的民眾）。因此，這一派別下落的態(tài)勢似乎還沒有終結。
三、政治民主派
這個派別主要有兩個來源，其主流是從文革后期西單民主墻以來，始終在中國社會時隱時現的反對派力量。1989年是這一派別影響力的最高峰。此后因為受到巨大的打擊和迫害，他們逐漸從主流社會的視野中消失潛隱。另一個源泉是從1992年以來，不斷被體制擠出的激進人群，他們或者因為生活遭際，或者因為個性原因，被迫脫離了生活的常規(guī)，并敏銳地將個人的遭遇與整個體制的弊端聯系起來，從生活經驗出發(fā)對現行體制產生了強烈的反抗情緒。
他們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先驅追溯至反右、民國的知識分子及其政治代表。在思想上，他們往往以自由主義的正宗傳人自居。在實踐上，有偏向政治革命的激進派和偏向改良的溫和派兩種。他們毫不掩飾對于一黨專政的厭惡，對于多黨制民主的向往，可以說這是他們最為核心的追求。與自由市場派相比，他們更為接近底層，特別是在改革過程中遭受損害與侮辱的群體，甚至和訪民、宗教徒結合在一起，對于這些底層民眾給予極高的同情，并開始有意識地通過接觸，來動員和組織他們。這個派別通常認為底層苦難不幸的來源是政治上的專制、缺乏自由、沒有法治。因為他們中很多人在生活遭際上與這些底層人有類似經歷。經過多年艱苦的努力，他們獲得了有限的成果。有時，他們也會用底層的革命來嚇唬和威脅統治者，促使他們開始政治改革。不過，從根本上講，他們基本上不太認同與執(zhí)政者合作的漸進改良道路。由于真誠的理想主義，敢于向強權挑戰(zhàn)，甚至不惜為此付出個人代價，他們常常得到媒體的高度認同和道德褒獎。在所有的政治派別中，他們身上保留了最多的公民的勇敢德行。
這是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是從正常的生活常態(tài)中溢出的，因此雖然脫離了和其他階層的聯系，但在個人交往上，他們卻可以深入到每個階層，并因其敢于犧牲的理想主義，受到較之其他派別更多的同情和幫助，并據此建立了廣泛的社會網絡。在這些網絡內部，他們之間的熟悉程度和相互認同程度較高?？梢哉f雖然很少有人有勇氣追隨他們，但對他們的同情遍布四方。這種主張對于民眾，特別是城市中的中低階層，有極大的潛在號召力。
由于幾乎沒有回頭過正常生活的可能，因此，他們非常堅決和勇敢，行動能力非常強。因為80后和90后的加入，他們的行動更為靈活多樣，也更為積極主動。雖然89年的悲劇依舊是他們的心結，但其救國救民的悲情意識在不斷退，對于普通民眾的冷淡抱有較強的寬容性減，更多的參與者愿意把反抗定義為個人的意愿。在反對政府對于市場的干預，特別是大型國企的壟斷地位上，他們和自由市場派有著高度一致性。但總體來說，對于財富和資源的分配，他們沒有太多明確的主張。
他們對于現實的批判往往從個人經驗出發(fā)，非常有穿透力；對于種種掩蓋真相，打壓反抗者、侮辱受害者總能感同身受，常常自發(fā)援助圍觀，有時甚至能對事件產生較大影響。而在這兩個方面，他們都得到了媒體的有力支援。同時，他們往往和社會的自組織力量形成友好同盟，從業(yè)主委員會、環(huán)保組織各種民間NGO到中小企業(yè)的自發(fā)組織都會是這種政治主張的同情者，也都可以指望從他們那里得到實質性幫助。
在現實的政治格局中，他們實際上是自由市場派的激進形態(tài)。與自由市場派強調利益不同，他們更為關注權利。權利與利益密切相關，但二者也有著鮮明差別：利益是具體的、特殊的，而權利是抽象的、普遍的。從總體上來說，兩者在思想主張上有很多接近之處，但各自依賴的階級基礎則有很大差別。他們的思想批判力、政治行動力要遠遠高于自由市場派，在網絡上和媒體上與溫和國家主義展開有效論爭和爭奪群眾的是他們，而不是自由市場派；采取種種抗議行為捍衛(wèi)產權、公民自由的也是他們，而不是自由市場派。他們很少得到來自自由市場派的資源和道義支持。
他們認為當下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是不受制約的權力與缺乏基本人權的個人之間的矛盾，其他的種種矛盾則是這種矛盾的衍生和變化。在他們看來，官民沖突的前景必然是整個國家的民主化。
總之，與20年前相比，他們在政治上更為成熟，也更為堅韌。他們不再對上層給予幻想，也不再急切地追求民眾的認同，在精神上較為自足和獨立。
他們或許是在民情上最為接近中國現實的政治派別，因為他們不鄙視民眾的牟利追求，而是鼓勵民眾改善自己的生活，往往以扶危助困的形象登場。隨著政治分歧的加劇和演化，這個派別和自由市場派的結合會非常容易。而這兩派在政治上的整合將使兩者形成巨大的互補，其政治能量將大大增加。
四、社會革命派
這個派別就是通常所說的毛派，其活躍者是一些知識分子。他們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社會出現較為嚴重的貧富分化之后。雖然他們有時把自己的政治譜系追溯到晚期的毛澤東、文革中的造反派、四人幫等等，但實際上并沒有太多的組織和思想聯系。這個派別因其激進和偏狹，基本上完全為主流社會所排斥。他們激烈否定中國的改革開放，認為這個過程造成了中國的貧富分化，形成了對工農群眾的新的壓迫和剝削。并認為暴力革命，或者階級斗爭將是改變現實的有效手段。其活躍分子多為老特權階層及其后代、國營工廠的老工人，以及年輕的知識分子。
他們的核心主張是對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雖然表面看起來，他們希望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但那只是一部分人的向往，對其擁護者而言，僅僅是一種情緒表達。是否重回毛澤東體制，是否要展開階級斗爭、暴力革命，是否要無產階級專政，擁護者們并沒有太多認真的思考。民眾只是不滿當下的腐敗、貧富分化，以美化過去的方式來凸顯當下的邪惡。只有一小部分知識分子在進行系統地理論努力，這種努力很難得到民眾的有效呼應。
在網絡上和輿論上，他們有一定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是民眾對于貧富分化、特權腐敗的厭惡情緒的一種宣泄。而且這種影響力，很可能會被溫和國家主義派收割。因為他們的大多數主張都能被溫和國家主義派所覆蓋，而后者又有他們根本無法比擬的強大行動能力和資源分配能力。在對自由市場派的斗爭中，他們和溫和國家主義派走在了一起。其可悲之處也在于，隨著溫和國家主義派逐漸成為主流，他們將與五毛黨越來越難以區(qū)分。也越來越難以真正站到底層民眾的立場上來說話。雖然在現實生活中，現在很多人依然同時主張溫和國家主義和社會革命，而不自覺兩者之間的天塹鴻溝。但當社會沖突更為激烈尖銳的時候，尤其是當溫和國家主義成為現實的時候，這個派別會出現分化，一部分會追隨溫和國家主義，另一部分會和政治民主派結合在一起，成為底層的代表。
作為一個政治派別，他們在言辭上極為激烈，行動能力卻很難低下。甚至很難組織起有效的抗議行動，尤其是與真正的底層抗議者很少結合。因此，雖然他們的面目讓整個主流社會震驚，但事實上，他們并沒有多大的政治能量。這個政治派別完全依賴民眾的興起，但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思想上，他們都不具有掌握民眾的能力。
五、打開政治的大門
請允許我再強調一次，現在精英之間的分歧是實質，是中國政治最大的矛盾。但這種分歧只是政治危機的開始，如果精英之間不能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的話，民眾將涌入政治的場域，其前景將是民眾和精英的矛盾。
在此前的改革進程中，精英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但他們始終維持著一種斗而不破的政治局面。這種政治張力保證了中國政治的活力，使得改革能兼顧、平衡多種利益訴求，而且一定程度上能使執(zhí)政者超越自身利益束縛。最為經典的政治組合就是鄧小平和陳云之間的政治合作。但隨著利益集團逐漸成形，各個集團之間逐漸喪失了相互之間的政治信任，舊有的處理利益沖突的機制、政治威望、意識形態(tài)漸次失效。精英們開始嘗試動員民眾。而民眾正在由猶疑的圍觀走向試探性的呼應，正在從克制上訪、有限泄憤，走向有意識的報復和破壞。
如果精英們不能再依照舊有的游戲規(guī)則決定中國的未來：在華麗會議桌下拳打腳踢，在桌上冠冕堂皇地一致通過協議，一旦動員民眾的大門打開，政治的未來就不完全取決精英集團。他們所掌握的各種權力的、金錢的、思想的資源，也就必須經受民眾的考驗。誰都知道，精英集團的公開分裂是政治變革的開始。一旦這扇大門打開，中國政治將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其結局并不一定就是慘不忍睹的。
最后，我要再次強調，所有這些政治思想，都有著偉大的傳統，他們之間也沒有絕對的對錯高低，正如所有的利益之間沒有高尚低賤一樣?；蛟S我們需要的智慧和力量是，勇敢面對這些不同的利益和激情的沖突，并在沖突中學會理性的解決沖突。不過羅馬人說過：愿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愿意的人，命運拖著走。從這點上講，我是樂觀的。
注釋
[①]很多人認為改革是在不爭論、政治高度統一的前提下實現的。但事實上，自改革以來，無論是高層還是民間的政治，始終充滿分歧和斗爭，極具張力，有時沖突還非常激烈。這種政治爭斗，是改革的一部分，或許也是改革得以實現和推進的前提。這也是中國與東歐國家、以及一般威權國家不同的一個重要特征。這種政治斗爭的性質、模式和意義，現有研究還非常薄弱，我們尚無法勾勒出一個大致的框架。
[②] “溫和國家主義”這個概念，最初筆者使用的概念是“溫和法西斯主義”，其靈感來源于2004年余世存先生“次法西斯時代”的提法。很多師友對這一概念提出了頗多質疑，并認為應該用國家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等提法。對應于現實，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威權主義都不是那么準確，很難做到名實相符。尤其有研究德國史的學友指出，法西斯本身比國家社會主義更為復雜，其所指非常明確。經過權衡，筆者放棄了“溫和法西斯主義”這一提法。當然，對于未來中國而言，法西斯主義的前景并非完全沒有可能。
[③]雖然受自由市場派影響的人群數量和范圍都非常廣大，但因為僅僅是一種理想化的未來而不是利益把大家團結在一起，而且始終未能得到公開表達的空間，只能用影射、私下傳話等扭曲的方式傳播、溝通，因此這些主張者很難產生集體行動，缺乏有效的整合，甚至連有效整合的努力都很少看到。這是我們和臺灣以及其他東亞民主國家的重要差別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