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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董仲舒政治哲學研究的新進展——為王博《究天人與通古今：陰陽五行視野下的董學新闡》一書所作序言

作者：李宗桂

來源：“董子與儒學研究”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八月初四日乙卯

          耶穌2022年8月30日

作者簡介

李宗桂，中山大學哲學系暨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xiàn)代化研究所（國家文科重點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古代哲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當代中國文化、現(xiàn)代新儒學。出版著作10余部，主編學術叢書多套，在海內外發(fā)表學術論文近200篇，是《人民日報》向海外介紹的中國文化研究專家。

董仲舒思想研究是學術界自改革開放以來研究的重點，近年在各方面力量和各種因素的推動下，成為熱點，是當代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研究的前沿問題。

董仲舒思想內涵豐富，意蘊深厚，學術界多年來已經(jīng)做了很多富有學術價值的工作?？v貫地看，侯外廬（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三章：《董仲舒公羊春秋學的中世紀神學正宗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三冊第二十七章：《董仲舒公羊學和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馮契（《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fā)展》中冊第五章：《獨尊儒術與對儒家神學的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任繼愈（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fā)展史》秦漢卷：《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神學體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澤厚（《秦漢思想簡議》，《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第2期）、李錦全（《也談怎樣理解董仲舒的自然觀問題》，《新建設》1965年10月；《論漢代正宗神學奠基者董仲舒的哲學思想》，《學術研究》）1981年第6期）、劉澤華（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思想史》秦漢魏晉南北朝卷，第三章：《漢帝國的政治“大一統(tǒng)”與獨尊儒術》，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湯一介（湯一介、李中華主編：《中國儒學史》兩漢卷，第二章：《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儒學思想體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金春峰（《漢代思想史》：《董仲舒思想的特點及其歷史地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周桂鈿（《董學探微》，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陳蘇鎮(zhèn)（《<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二章：《“以禮為治”和“以德化民”——漢儒的兩種政治學說》，中華書局2011年版）、賴美琴（《韓非與董仲舒政治哲學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張俊峰（《董仲舒政治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學者都做了別具一格的研究，闡發(fā)了自己的見解。大致說來，大陸地區(qū)的學者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研究，總體上側重于董仲舒哲學思想的性質、董仲舒思想的社會歷史作用等展開闡釋，一般認為董仲舒哲學思想是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以天人感應為中心的思想體系本質上是粗鄙的神學；董仲舒構建的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價值觀，是為封建地主階級服務的，是封建社會的總道德、總原則。如果從評價的角度看，這個時期對于董仲舒天人感應的哲學思想、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價值理念和發(fā)展觀念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情況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隨著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的深入，以“兩個對子”（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兩軍對戰(zhàn)”為核心和標志的蘇聯(lián)日丹諾夫哲學史定義被揚棄，從哲學范疇、社會思潮入手研究包括董仲舒思想在內的成果日漸增多，對董仲舒思想的評價逐漸走向正面。20世紀90年代以后高潮迭起的國學熱、傳統(tǒng)文化熱，客觀上推動了董仲舒思想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時至今日，對于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崇尚統(tǒng)一的政治理念、三綱五常的核心價值觀、興學重教的教育思想、貴和尚中的和諧理念、《春秋》公羊學說等方面，學界都給予了相當正面的評價。但是，對于董仲舒的陰陽五行思想，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學界的研究還頗為不足。前面提到的諸多學者的論著中，對于董仲舒陰陽五行思想與其政治學說的關系，要么有所缺失，忽略不計，要么一筆帶過或者簡略介紹。真正從董仲舒思想體系切入，從陰陽五行視野對董仲舒學說進行系統(tǒng)闡釋的成果，實在稀缺。

考察海峽對岸的學界，錢穆的《國史大綱》固然對董仲舒褒揚有加，甚至說董仲舒《天人三策》與賈誼的《治安策》一道奠定了漢代文治政府的基礎，但對董仲舒陰陽五行思想?yún)s諱莫如深（錢穆：《國史大綱》第八章：《統(tǒng)一政府文治之演進》，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論及董仲舒時，比較重視其天人思想，但對于陰陽五行與董學的關系，也未深究（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九章：《賈誼至仲長統(tǒng)》）之第三節(jié)《董仲舒》，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錢穆和蕭公權以上著作出版于1940年代，是各自的代表作，長期不斷重印（直到現(xiàn)在，兩岸都在繼續(xù)印行），典型地反映了他們對相關問題的見解。徐復觀1970年代出版的《兩漢思想史》卷二有專章研討董仲舒，并且認為董仲舒思想的出現(xiàn)，是“先秦儒家思想發(fā)展中的轉折及天的哲學大系統(tǒng)的建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先秦儒家思想發(fā)展中的轉折及天的哲學大系統(tǒng)的建立——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版）。強調突出董仲舒的天的哲學，但他關注的重點是關于天的哲學的方法問題、天人關系問題、天與政治的問題，盡管談到了董仲舒與《洪范》五行的關系，但卻沒有從整體上探討陰陽五行與董仲舒思想的關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王博博士的學術專著《究天人與通古今：董仲舒政治學說新闡》，是一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用新的學術視野開展董仲舒政治學說研究的新成果。可以說，這部著作的完成和出版，是在會通上述諸多學者成果的基礎上，在吸納這些年學界相關研究的條件下，獨立思考、獨出機杼的新成果，是對既往相關研究成果的超越。

王博是北京大學哲學博士。這部著作是他在其博士論文《陰陽五行視野下的董仲舒政治哲學》基礎上修訂而成。正如王博自己所說，該書嘗試在陰陽五行學說的視野中重新梳理董學體系，以董仲舒《春秋》學的核心主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作為安置董學核心要素的基本邏輯框架，力圖展現(xiàn)出董仲舒在大一統(tǒng)政治環(huán)境中為了實現(xiàn)長治久安的圣王之道所作的種種努力。該書除導論和結論外，主體部分共四章。第一章題為《陰陽五行與天人合一及大一統(tǒng)》，在系統(tǒng)回顧陰陽五行學說發(fā)展史的基礎上，以政治化的陰陽五行學說作為董學的基本思想背景。認為陰陽五行學說政治化的每一項實質性推進，都出于大一統(tǒng)政治的實際需要，質言之，是在不斷趨新的歷史條件下用陰陽五行學說來重建或構建天人的合一。第二章題為《陰陽五行與<春秋>大義》，從思想史層面對董仲舒《春秋》學的主旨，經(jīng)世、災異、決獄三大面相，以及陰陽災異說等進行系統(tǒng)性的闡釋，揭示作為核心工具的陰陽五行學說對董仲舒提出其政治學說的重要意義，闡明陰陽五行學說是董仲舒實現(xiàn)他的《春秋》學主旨“究天人”與“通古今”的理論基礎，全面系統(tǒng)地討論董仲舒的政治學說。第三章題為《陰陽五行與究天人之際》，分別從天人之際、天人相副、圣人配天三個層面切入，闡釋董仲舒“究天人”的思想。認為董仲舒以陰陽五行學說作為工具構建起的天人之學體系，以“十天端”學說為基礎，暗示了天人之間的距離需要依靠陰陽五行來弭平，陰陽五行之理同時也證明了天人可以相副并實現(xiàn)天人感應。將人副天數(shù)、同類相動、天人感應學說安置到一個逐步深入的天人相副學說中，進而論證董仲舒的人性論在于證明為何圣人必得立教化而代天理民，以陰陽五行之理指導自己的行政，由此實現(xiàn)王道。第四章題為《陰陽五行與通古今之變》，以陰陽刑德與更化、從五德到三統(tǒng)、官制象天為論說對象，從通古今之變的視野中重新梳理董仲舒的陰陽刑德學說、歷史學說和官制學說。這是董仲舒把天人合一理論置入于社會歷史的實際運展之中。董仲舒既以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批判提出新的政治原則，又要進一步用新的天命解說作為改制的依據(jù)，并最終以完美的官制設計保證政治權力的良性運行。在這個完整的理論構造中，陰陽五行成為核心依據(jù)。

在對相關問題進行史論結合的細致而又深入的論證后，作者在《結論》部分提出了若干看法。作者認為，董仲舒依托《春秋》學，利用作為時代共法的陰陽五行構建起了究通天人、古今的大系統(tǒng)，其最終目標都指向了對現(xiàn)實政治的改造，以期實現(xiàn)千古一貫的圣王之道。他提出一整套理論并非僅著眼于時代的難題，而是要實現(xiàn)長治久安的圣王之道。今日的我們要理解董仲舒的成就，也應該把他放在政治理論家這個維度中來審視。作為《春秋》學家，也許董仲舒并不成功，但他依托于《春秋》學所構建起的貫通天人、古今的大系統(tǒng)所要實現(xiàn)的目標不僅是古代政治理論的核心關切，也奠定了董仲舒以后學術與政治互動的基本圖式。作者還認為，董仲舒天人合一學說的真實意趣，是禮樂興而教化行的圣王之道。董仲舒將圣王之道最終落實為君臣、父子、夫婦各得其宜的人倫政治的和諧，卻未曾料想王道三綱逐漸演變?yōu)槎Y教的核心內容，既讓以秩序為追求的政治理論家以此為楷模，又為越禮教而任自然的士人所極力抨擊，更成為今人鞭笞專制政治泯滅人性的理據(jù)。作者提出，在以秩序為核心追求的政治學說中，為禮制找到最堅實理據(jù)的，首推董仲舒。無論董仲舒的王道理想是否可行，比起學者們所擅長的種種居高臨下式的道德批判，董仲舒少了很多狂妄，更顯得睿智和理性。作者還提出，董仲舒用陰陽五行構建了近乎完美的天人相副學說，在理論層面實現(xiàn)了究天人之際的《春秋》學理想。董仲舒以王道政治作為天人合一的現(xiàn)實依歸，不僅為當時的帝王提出了努力的目標，更使自己的理論匯入中國古人關于理想政治的漫長追尋歷程中去。董仲舒提出的政治原則上承諸子，下啟后學，成為難以逾越的理論高峰。在大一統(tǒng)政治成為秦漢以后中國的主要政治運作方式后，董仲舒是第一個以系統(tǒng)的理論建構來限制和平衡大一統(tǒng)王權的學者，他對德政的強調及對法家政治的反對皆足以讓他成為劃時代的人物。作者這些見解，人們自可見仁見智，但不得不承認，作者是經(jīng)過認真研究后而得出的獨特新穎之見。

作為一個青年學者，王博這部著作的優(yōu)長之處首先表現(xiàn)為其思想的敏銳度高，問題意識強。從政治哲學入手，抓住董仲舒生活時代大一統(tǒng)的時代主題，以陰陽五行理論統(tǒng)貫董仲舒學說，揭示其內涵、特質和作用，透顯其究天人、通古今之道，無疑是抓住了董仲舒思想的綱領，抓住了董仲舒學說研究的關鍵。王博這部著作的第二個優(yōu)長之處，是整體感強，重點突出，邏輯嚴謹，不枝不蔓。這些年出版的相當部分學術著作，動輒洋洋數(shù)十萬言，鋪陳過度，渲染過分，曲里拐彎，冗言贅語甚多，結構松散，缺乏重心，看得人稀里糊涂。王博這部著作不是這樣，它主題鮮明，重心突出，觀點凝練，章與章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聯(lián)系，論點和材料扣合甚好，沒有游離主題的無端鋪陳。該書的第三個優(yōu)長之處是確有創(chuàng)新。作者抓住董仲舒天人思想這個關鍵，彰顯其作為核心理念的天人合一，突出陰陽五行在董仲舒政治學說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將大一統(tǒng)進程與陰陽學說的政治化、大一統(tǒng)進程與五行學說的政治化作為董仲舒政治學說的思想文化背景與精神滋養(yǎng)，體現(xiàn)出優(yōu)良的哲學素養(yǎng)和提煉問題概括問題的能力。作者對董仲舒《春秋》陰陽災異說所作的解讀尤其深刻，較好地展現(xiàn)了思想家既要參與并維護大一統(tǒng)政治的理想，又要適度限制君權的主觀愿望之間的現(xiàn)實落差，比較合理地詮釋了董仲舒實現(xiàn)政治理想的困頓所在。作者對董仲舒天人相副學說做了富有新意的闡釋，認為董仲舒的天人相副學說包含人副天數(shù)、同類相動和天人感應三個逐步深入的層面，是一個理性化的構造。其中人副天數(shù)是天人相副的學理基礎，其核心原理為“可數(shù)者副數(shù)，不可數(shù)者副類”；同類相動乃對天人為何相副尤其是“不可數(shù)者”為何“副類”的進一步論證，將經(jīng)驗認識上升到普遍規(guī)律；天人感應則是在前兩者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天人之間的互感互通并非神意。在此基礎上，作者闡明了天人相副最根本的內涵是人主與天相副，從而實現(xiàn)天下大治而成為圣人。作者對于董仲舒三統(tǒng)說的闡發(fā)饒有新意。作者認為，三統(tǒng)說并非顧頡剛所說的“半截子的五德終始說”，它的創(chuàng)立乃是出于對五德終始說的反對，并以正朔服色方面的全面改構而徹底放棄了以五行學說解釋歷史演進的做法。在三統(tǒng)說中，董仲舒更為鐘情的陰陽學說扮演了突出角色。這樣，作者徹底超越了自顧頡剛先生以來的成說。該書的第四個優(yōu)長之處是平實暢達。概念平實，不故弄玄虛，不故作高深。作者坦承，研究中國學問，先要講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并用現(xiàn)代人能夠聽懂的語言講出來，“這本書就是用現(xiàn)代漢語講清楚董學到底是什么的一種嘗試”。綜觀全書，我覺得作者達到了這個目的。

王博博士的這部著作，從其在北京大學完成博士學位論文答辯之際，就受到作為論文評審專家的前輩學者的肯定和鼓勵。有的專家指出，該書闡釋的董仲舒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以陰陽五行為綱骨而建構了宏大的思想體系，呈現(xiàn)了陰陽五行學說從先秦到漢代的發(fā)展脈絡，突出了董仲舒政治哲學的核心內容和主要特點，是推進董仲舒研究的一個學術新成果。有的專家指出，該書以董仲舒政治化的陰陽五行的哲學思想為核心，挖掘和詮釋董仲舒政治哲學的內涵和基本特征，反映了作者的問題意識和創(chuàng)新意識的自覺，是一篇高水平的博士學位論文。就我閱讀這部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后的著作后的感覺而言，我覺得專家們的意見是嚴肅的，是符合實際的。

董仲舒思想的研究，這些年來在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態(tài)勢下，勢頭迅猛。數(shù)量甚多的專著、論文、研究項目、國內外學術會議、專業(yè)學術團體、大學研究機構、學術期刊、大眾傳媒，齊心協(xié)力，共襄盛舉，把以董仲舒儒學研究為重心的董學研究乃至漢代思想文化研究推進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和高度。與此同時，在發(fā)揮老一輩和中年一輩董學研究專家的帶頭作用的基礎上，涌現(xiàn)出一批好學深思、思想活躍、勇于創(chuàng)新的青年才俊，王博博士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現(xiàn)在這部專著的出版，便是明證。今天，我們要光大中國精神，傳承中華文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用改革創(chuàng)新的時代精神引領董學研究，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在更高的發(fā)展層面上、更廣闊的學術視野中，守正創(chuàng)新，開掘董學研究的新課題，拓展董學研究的新局面，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為此，需要在新的條件下，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突破傳統(tǒng)的學科劃界，多學科協(xié)同創(chuàng)新。董學與中華民族共同體、董學與中華文化共同體、董學與傳統(tǒng)思想文化形態(tài)、董學與漢代文治政府、董學與究天人通古今的思想傳統(tǒng)、董學與禮法合用的治國方略等問題，都是值得我們去探索去深究的重要課題。我曾經(jīng)講過，與其說兩千年之學是荀學，不如說兩千年之學是董學；與其說兩千年之政是秦政，不如說兩千年之政是漢政。這是從秦漢到清末中國古代社會發(fā)展和思想文化演進的宏闊層面審視董學的意涵及其影響后得出的感受。但這需要具體而細致的學理論證和歷史分析。這個論題會引出很多頗有意味的話題和爭論，勢必有助于董學研究乃至更為廣闊范圍的傳統(tǒng)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化。

路漫漫其修遠兮，董學研究正未有窮期。在祝賀王博博士這部著作出版的同時，我希望他能夠繼續(xù)努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董學研究的領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我也樂意與他和學界其它同好一道，為董學研究的升華，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弘揚而共同努力。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