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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王學“清談誤國”論質(zhì)疑

作者：黃振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摘    要：學界對陽明學哲學內(nèi)蘊的闡發(fā)，多致力于挖掘王學的“庶民性”，更有論者將其與西方“啟蒙”概念相比附。余英時認為王學是“得君行道”不得而“覺民行道”，也有著覺醒下層的意蘊在。然而，除去對王學文本分析和講學研究之外，學界對王門后學與國家之間的行跡研究，實際上卻著力不多，基本沿用舊有話語表達，“清談誤國”論即為顯例。明末清初流行的“清談誤國”論認為王學袖手談心性，使明王朝陷入危機乃至崩潰，而這其實有著特定的歷史語境，不可抽離來界定王學的性質(zhì)。王學興盛時，也是明王朝邊患劇烈之時，考察王門后學在抗倭中的作為，以及邊將翁萬達的經(jīng)歷，可以發(fā)現(xiàn)，王門后學以國家為己任，勇于任事，履艱危，能自豎立，以志節(jié)振拔于一時，遠非所謂“清談誤國”可涵蓋。因此，弄清晚明清初“清談誤國”論的來龍去脈，可以為進一步討論王學的歷史進程及其與社會國家的關系奠定基礎。

關鍵詞：明清之際; 清談誤國; 王學; 啟蒙; 余英時; 翁萬達;

一

王陽明學說研究史的兩種路徑，一是對陽明學的哲學闡釋；二是挖掘并彰顯出王學的所謂“庶民性”。考察以上研究所依據(jù)的史料，第一種路徑主要依靠王陽明及其后學的著述，第二種路徑則主要是根據(jù)王門后學的講學活動，對此類講學史料的梳理，成為“庶民性”論斷的主要史料依據(jù)?！?】

余英時這一判斷多少延續(xù)了之前學界所突出的王學左派的敘述脈絡，蘊含著啟蒙話語的內(nèi)核，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與訴求?！?】

所謂“覺民行道”的含義，是否只能是不愿意被君權收編的士子喚醒民眾以“道”來與君權相抗衡呢?從嵇文甫等開始對王學左派的標舉與研究，到余英時等學者的研究，在啟蒙的預設里，又隱含著國家與社會的二分，社會處于與國家的分裂狀況，社會在儒學士子動員組織下與國家現(xiàn)實政治秩序?qū)?，而這被認為是王學的“進步性”而被大談特談?！?】

這一王學研究主流的“進步性”基調(diào)的歷史敘述，與明清之際的王學“清談誤國”論形成有趣的對照，“清談誤國”在明末清初的意思，是指王學游談無根，提倡縱情達欲，給明王朝造成巨大危機，并最后導致王朝崩潰。而在后世的革命話語里，封建王朝的崩潰成為正面效果，王學無疑也就由此具有了“進步”性。也許可以說，明清之際的王學“清談誤國”論，在現(xiàn)代學術研究敘述話語里奇跡般“借尸還魂”，呈現(xiàn)出一種奇妙的內(nèi)在連續(xù)性。比如，任劍濤說王學是“儒學的最后掙扎”，認為“‘王學’潛在的威脅就是顛覆秩序”，這一論斷無疑和革命、“清談誤國”論有著某種奇妙的親緣關系。【4】

那么，明清之際的王學“清談誤國”論到底是什么呢?

王學“清談誤國論”從晚明起就不絕于耳，5這一論述的經(jīng)典表述是顧炎武（1613—1682）所言：“五胡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6】顧氏反對陽明學，認為“清談”導致神州蕩覆，提倡“修己治人之實學”，以矯正王學流弊。后來學術界據(jù)此推出明清“實學”研究，“成果”可謂蔚為大觀?！?】

明末清初“清談誤國”論的典型表述很多，又如：呂留良（1629—1683）：“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至于陸沉，此生民禍亂之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薄?】王夫之（1619—1692）《張子正蒙注》：“王氏之學，一傳而為王畿，再傳而為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喪，盜賊興……故君父可以不恤，名義可以不顧，陸子靜出而宋亡，其流禍一也?！薄?】顧炎武、呂留良和王夫之均把明朝滅亡歸罪于王學清談。此外，張履祥等遺老，陸隴其、陸世儀、熊賜履、張烈等清初儒者均有此種言論，不贅述。

“清談誤國”論首先來源于儒學學派內(nèi)部的分歧。晚明到清代對王學的批評，大多基于程朱學的立場，正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所說，“凡崇朱氏學者，稱先朝之亂由于學術不正，其首禍為王陽明”。【10】由于陽明學確實也借鑒和吸收了禪宗的思想和表達方式，【11】故王學“明心見性”的言論，被認為非?？帐?，近于禪。其次，明清鼎革巨變，顧炎武等遺老遭逢慘烈的家國之痛，這促使他們對晚明的種種現(xiàn)象進行嚴厲的反思與拷問。此時陽明學首當其沖，晚明的種種亂象很自然地被歸咎于陽明學所致。顧炎武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在著述和日常生活中反復提及和宣揚王學清談誤國論。由于顧氏為人與為學備受敬重，影響深遠，故信奉此說者所在多有。但問題關鍵在于，顧氏此論有著個人獨特的學術宗旨和現(xiàn)實關懷，其論析并不客觀和慎重。對此，同為著名遺民的錢澄之（1612—1693）在給顧炎武外甥徐元文（1634—1691）的信中，有極為生動的描繪：

向與閣下聚首于令母舅寧人寓齋，寧人極詆陽明之學，又出吳江一老生所寄罵陽明書，比之毒藥猛獸，遍示坐客。弟見其方寸敗紙耳，字畫怪誕，文理惡劣，皆陳羹餿飯語，不惟未嘗見陽明書，并未嘗讀程朱書者，不知寧人何以欣然夸示人也?弟見寧人罵興甚勇，如此固陋，尚欲引之為助，其所以惡陽明者至矣，故默不與辯。酒間，問曰：“顧涇陽何如?”曰：“正學也?！钡茉唬骸坝嘤^其《學》《庸》，亦頗采陽明語，何也?”寧人大咍，以為妄，問弟見諸何書，弟偶失記，無以應，益大噱，久之，曰：“君元來于此事甚淺。”閣下爾時亦主寧人之說，以涇陽深辟陽明者也，猶記之乎?弟比大慚，非慚其學之淺，慚其以為妄也。既抵家，搜諸敝簏，得之，蓋顧先生《小心齋札記》也，即命兒子鈔稿奉寄，托為轉致寧人，以謝此慚。頃再至汴梁，則孫征君重刻《圣學宗傳》，所謂《小心齋札記》，儼然載于其后。書行，想閣下與寧人皆得見，故不更寄所錄也。征君學陽明之學，弟不敢知，但涇陽先生采陽明語，一一可按，弟固非妄言也?！?2】

盡管寫信對象是顧炎武的外甥，但錢澄之并不忌諱對顧氏的評價。通過這封信的信息看到，顧炎武對王學的抨擊帶有極強的情緒化因素。顧氏“極詆陽明之學”，同意王學為“毒藥猛獸”之喻，所舉之例證竟然只是孤陋寡聞的吳江老生的唾余之言，卻沒有做多少學理的分析。對此，錢澄之先是默然不做聲，既而舉顧憲成（1550—1612）《小心齋札記》為例，做調(diào)和之論。但顧炎武不相信顧憲成會引用王陽明的學說，雖然錢澄之當時不記得具體出處，但后來檢出孫奇逢（1584—1675）《圣學宗傳》所錄顧憲成《小心齋札記》中陽明學說的內(nèi)容，而這正是顧炎武所不愿相信的。顧氏對王學的偏見與偏執(zhí)，于此可見一斑。顧炎武長于史學，拙于思辨，尤其不相信頓悟一途，這既是他的學術所長，亦是其限制所在。因此，顧炎武王學清談誤國論，有著獨特的個人體驗，并不能視為歷史的真實就是如此。

面對明清鼎革的慘痛記憶，很多成為社會中流砥柱的士人也不愿意公開承認曾受惠于陽明學派，正如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里所總結的，那時候像黃道周、張煌言、王翌、瞿式耜、陳子壯、張家玉等學者支撐反清復明的危局，“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業(yè)，令我們永遠景仰。他們自身，卻都是——也許他們自己不認——從陽明學派這位母親的懷里哺養(yǎng)出來”，因為，他們認為明朝之亡，“是學者社會的大恥辱大罪責”，【13】所以雖然不愿意口頭承認，但他們抗清動力實際上卻是來自陽明學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遺民沉痛反思而發(fā)出的“清談誤國”論，到清初為清廷所采用。為此，清廷采取極其嚴格的管控措施，比如禁止生員議政、禁止講學，重新推崇朱子學等。在政治權力的壓制、學術潮流的轉換之下，王學在清初成為潛流，直到晚清受日本明治維新影響再重返國內(nèi)而復興?！?4】這一轉換極有特殊意義，遺民與清廷成為“合謀”，共同促成了“清談誤國”成為定論。【15】任劍濤在《當代知識界的悲劇——以頌揚國家代替限制權力》訪談中，起首即提及對陽明學的諸種判斷，他認為，明代“王學”的興起可視作儒學衰落的開始——“王學”是“儒學的最后掙扎”，因為“王學”的興起已經(jīng)顯示儒學沒有面對現(xiàn)實的從容感了。他甚至認為，“王學”潛在的威脅就是顛覆秩序?！?6】然而，如果深入到歷史的語境，事情恐怕未必這么簡單。

明朝滅亡是個綜合性的事件，【17】比如最近的環(huán)境史研究，甚至把明清易代歸結于氣候因素?！?8】總之，要某種思想學說為明王朝滅亡負責，無疑是夸張了思想的作用。那么，如果王學不是“清談誤國”，又是什么樣的事實呢?

二

傳統(tǒng)中國的經(jīng)典思想文本很多是零散的，往往是以語錄形式呈現(xiàn)，缺乏西方如康德等思辨哲學家那樣系統(tǒng)性的哲思，作者的思想體系需要我們?nèi)ソ?。《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的部分言行記錄，是語錄式的，每段對話或記事應該都有具體場景，可是這些我們都不得而知，因此給解讀帶來了困難。司馬遷《史記》記載，孔子曾說過：“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币馑际钦f，與其看言語的記錄，不如看實際行事，能得到更為深切明確的結果。儒學的這種踐履傳統(tǒng)影響極為深遠，后來儒學的主要傳統(tǒng)呈現(xiàn)出來都是零散的、語錄式的。朱熹著述很多，但和朱熹論辯的陸九淵則認為“易簡功夫終久大”，很少立文字。到王陽明的時代，更是如此。

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后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并進之說?！薄?9】倡導“知行合一”的后果之一，就是王陽明自己及其后學，并不以著述為重，而是特別重視實行，所謂“俾務躬行則可”。按照陽明的邏輯，“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行是知之成”，如果有篤實的行動，就相當于有了文字的撰述。因此，王陽明本人雖然文治武功并重，但較諸朱熹，文字著述實在差距太遠。

而且，與朱熹很不同的是，王陽明招收弟子也不以知識作為考核標準。很多王門后學可能并無多少知識上的素養(yǎng)和訓練，門下弟子有陶工、農(nóng)夫、樵夫，即可為明證。尤其泰州學派，雖然稱之為“學派”，其實并不以學術見長，而是重視改造社會的行為，他們極富行動力，乃至能夠“赤手搏龍蛇”，有掀天動地的精神。

舉個例子，來說明王門后學的實際作為。

王門后學與嘉靖倭患

王學興起到興盛的過程，恰值江南倭患愈烈之際?！睹魇贰份d：“倭之躪蘇、松也，起嘉靖三十二年，訖三十九年”，【20】有論著稱之為“嘉靖大倭寇”?！?1】明人對倭寇為禍之烈的記憶深刻，記載甚多。如，謝肇淛（1558—1614）《五雜組》：“倭自嘉靖末，鈔掠浙、直、閩、廣，所屠戮不可勝數(shù)，既以吾閩論之，其陷興化、福清、寧德諸郡縣，焚殺一空，而興化尤甚，幾于洗城矣?！薄?2】李詡（1505—1593）《戒庵老人漫筆》記載，由于倭寇侵擾，“東南民死焚掠者、死征戍役者、死供餉死逃亡者，累數(shù)十百萬人，至不欲為民?！薄?3】王學的興起地區(qū)，也正是江南，王學士子談兵、游幕，積極參與抗倭救民的行動中。

著名思想家李贄（1527—1602）就是代表人物。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寇侵擾泉州，李贄正好家居，于是奮起加入到抗倭行列。李贄自述說：“時倭夷竊肆，海上所在兵燹。居上間關夜行晝伏，除六月方抵家。分家又不暇試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晝夜登陴擊柝為城守備。蓋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無糴處。居士家口零三十，幾無以自活。三年服闋，盡室入京，蓋庶幾欲以免難云?！薄?4】萬歷二十五年（1597），李贄著成《孫子參同》，正是緣于他曾親身參加抗倭而做的理論總結。

以書畫戲曲聞名的徐渭（1521—1593），是王門弟子季本的學生，徐氏自稱“生平頗閱兵法，粗識大意”。他后來參加了“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匿兵中，環(huán)舟賊壘，度地形為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jīng)營，筆之于書者且數(shù)篇” ?！?5】徐渭在《會稽縣志諸論》中提及其參戰(zhàn)地點，稱“近歲倭夷掠東關屯高埠者，亦從曹娥江入”。【26】徐渭的論兵之作，現(xiàn)在流傳下來的有《治氣治心》以及《軍中但聞將軍令論》等，他認為：“用兵之妙，機而已矣?！薄?7】歸有光不僅研究《孫子兵法》，還寫有《御倭議》《備倭事略》，【28】討論具體的御倭策略，這也是因為他居住的地方經(jīng)常受到倭寇騷擾，并曾搬遷至內(nèi)地。

以文學知名的唐順之（1507—1560），也信奉陽明學，“聞良知說于王畿”，并曾與胡宗憲（1512—1565）協(xié)謀討倭。史稱：“順之以御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nèi)地咸受禍。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驚嘔，順之意氣自如?！薄?9】雖然后來唐順之以文學知名，但他在當時最有影響的，恐怕還是論兵之作?！睹魇贰繁緜髡f：“順之于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qū)分部居，為《左》、《右》、《文》、《武》、《儒》、《稗》六《編》傳于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30】唐順之撰有《武編》，體例略如《武經(jīng)總要》，《四庫全書總目》稱：“是編雖紙上之談，亦多由閱歷而得，固未可概以書生之見目之矣?！薄?1】

由于嘉靖江南倭患嚴重，需要派督撫總攬抗倭事宜，整個過程中派過多人，“其間為巡撫者十人”，有彭黯、屠大山、趙忻、翁大立等，但“無一不得罪去者” ，【32】其中最為重要也最為成功的督撫是胡宗憲。胡宗憲任職時間最長，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巡撫浙江。

黃宗羲（1610—1695）說胡宗憲“開府浙直，歷訪奇士”，認為胡氏幕府藏龍臥虎，稱：“吾觀胡之幕府，周云淵之《易》、歷，何心隱之游俠，徐文長、沈嘉則之詩文，及宗信之游說，皆古振奇人也!曠世且不可得，豈場屋之功名所敢望哉?“【33】《明史》說：“（胡宗憲）性善賓客，招致東南士大夫預謀議，名用是起。至技術雜流，豢養(yǎng)皆有恩，能得其力。”【34】

考察胡宗憲幕府諸人的學術背景，也大多和王學有關。除了前面提及的徐渭，是王門后學，黃宗羲所稱“何心隱之游俠”，乃泰州學派的何心隱（1517—1579）。何氏被后世認為是著名的反傳統(tǒng)思想家，現(xiàn)在留存的資料很少。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充分發(fā)掘了何心隱的著作和思想，里面沒有提及他曾在胡宗憲幕中，僅稱嘉靖三十六年何氏去南都找過程學顏（號后臺，生卒年不詳）。程學顏其時正在胡宗憲幕中，兩年以后何心隱隨其入京，【35】可能此時在胡宗憲幕中短暫待過。

有游俠之稱的另外一位王門后學顏鈞（1504—1596），嘉靖三十六年正在胡宗憲幕參謀軍事，顏氏《自傳》記載了這段經(jīng)歷。前述與何心隱來往的程學顏是顏鈞的門人，曾任應天推官，他以“‘異人知兵法’薦（顏鈞）于梅陵胡公”。于是，嘉靖三十六年，胡宗憲通過程學顏邀請顏鈞入幕，胡宗憲“具禮迎鐸，并取學顏軍前聽用”，【36】可見程學顏也是在這時入胡宗憲幕的。顏鈞在胡宗憲幕很有作為，據(jù)他說是七天之后就“倒溺百千倭寇于?！??！?7】經(jīng)過這次舟山戰(zhàn)役，胡宗憲想請顏鈞擔任指揮，但顏鈞沒有答應，只是讓次子顏自頤“參隨軍門”。【38】

在胡宗憲幕府的文人，除了進行日常的文書工作以及出謀劃策之外，他們工作很集中的體現(xiàn)是編纂《籌海圖編》。雖然，《籌海圖編》一般署名為總督胡宗憲，【39】但這類以名臣顯宦為著者的作品，后面往往另有實際的主持人和撰述者。根據(jù)汪向榮的研究，【40】《籌海圖編》成書也是如此，實際主其事者為鄭若曾。鄭若曾字伯魯，號開陽，昆山人，嘉靖初貢生?！端膸烊珪偰俊氛f：“若曾少師魏校，又師湛若水、王守仁，與歸有光、唐順之亦互相切磋。數(shù)人中惟守仁、順之講經(jīng)濟之學，然守仁用之而效，順之用之不甚效，若曾雖不大用，而佐胡宗憲幕，平倭寇有功。蓋順之求之于空言，若曾得之于閱歷也?！薄?1】

鄭若曾顯然不可能以一人之力編纂如此鴻篇巨制，據(jù)其自稱，“是編也，肇意于荊川（唐順之），玉成于龍池（王道行），而少保公（胡宗憲）實釐正之”， “翼而輔之者”，有“胡松、杜拯、范惟一、唐愛、凌云翼、譚綸、王春澤、唐樞、嚴中、茅坤、戴沖霄、黎秀、戚繼光、蔡汝蘭、俞獻可”，【42】將此與《籌海圖編》書后的參訂姓氏名單進行比較：

胡宗憲、唐順之、胡松、羅洪先、杜拯、李遂、楊博、鄒守益、袁煒、翁大立、王畿、周如斗、趙貞吉、張時徹、曹邦輔、任環(huán)、唐愛、凌云翼、熊桴、劉景韶、羅汝芳、王道行、譚綸、李春芳、王崇古、楊成、王春澤、蔡汝楠、侯一元、朱希周、唐樞、潘恩、嚴訥、張景賢、趙承謙、茅坤、周思兼、范惟一、陸師道、張元忭、嚴中、王慎中、張情、殷邁、許論、吳子孝、曹三旸、徐栻、章煥、徐敦、華察、錢有威、徐學謨、袁洪愈、章美中、歸有光、張憲臣、郭仁、徐師曾、袁尊尼、皇甫汸、王應電、王宇、俞大猷、戴沖霄、黎秀、戚繼光、蔡汝蘭、俞獻可、徐渭、沈明臣、邵芳、李續(xù)、李希直、鄭文茂、邵曉、舜臣、鄭旦、邵炳?！?3】

列入這份參訂人員名單的共79人。這份名單基本包括了“翼而輔之”編纂《籌海圖編》的人，這些人在編纂《籌海圖編》時，唐樞為兵部主事，唐愛為參議，凌云翼為兵備副使、戴沖霄為都指揮，戚繼光為參將，譚綸為海道副使，蔡汝蘭為鎮(zhèn)撫。此外，列入“參訂姓氏”名單者，一部分是朝廷抗倭的主導人物，如總督胡宗憲、兵部尚書楊博、浙江布政使鄭旦、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裕州知州王宇、兵備副使吳子孝、僉都御史唐順之和章煥、御史徐栻、徐敦、周如斗，刑部河南司主事郭仁，等等；另外一部分是抗倭將領，如副使張情以及任環(huán)和俞大猷等；還有一部分則是胡宗憲幕中的士人，比如徐渭、沈明臣、茅坤，等等，如果把這份名單繼續(xù)加以考訂，應該能挖掘出更多曾游胡宗憲幕的士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名單有一大批是我們熟悉的、通常以“王門后學”面目出現(xiàn)的人物，如羅洪先、鄒守益、王畿、羅汝芳、趙貞吉、張元忭44等，如果加上前面已經(jīng)提及的徐渭是王門后學季本的學生，唐順之也信奉王學，以及王門后學顏鈞、何心隱、程學顏均曾游胡宗憲幕，鄭若曾本人也是王門后學?！?5】

王門后學的重要人物王畿，列名其中。檢其年譜，只有嘉靖三十八年王畿赴杭州天真之會并訪胡宗憲的記載?！?6】但不能因此而得出王畿與胡宗憲關系不大的結論，我們必須很小心材料限制的問題，有的是因為胡宗憲后來名聲不好而有所回避，有的情況則是部分儒者以事功為霸術，認為不值得記載和提倡，使得傳記的編纂者往往對他們這方面的作為有所隱匿。比如，范淶編纂的《兩浙海防類考續(xù)》，這是接續(xù)《籌海圖編》而作的重要海防著作。但是，《江南通志》把范淶列入《儒林傳》中，記載有他所著的《休寧理學先賢傳》《范子嚨言》及其文集，但是獨獨沒有提及《兩浙海防類考續(xù)》。對此，四庫館臣曾感慨說：“蓋自宋以來，儒者例以性命為精言，以事功為霸術，至于兵事，尤所惡言。殆作志者恐妨淶醇儒之名，故諱此書歟?然古之圣賢，學期實用，未嘗日日畫《太極圖》也。”【47】有些王門后學文集，往往是由他們的學生編輯的，比如歐陽德的《歐陽南野集》由其門人王宗沐編輯?！秲?nèi)集》10卷，都是歐陽德的講學之文，《外集》6卷是應制及章奏、案牘之文，《別集》14卷為應俗之詩文，對材料的編纂顯然已經(jīng)有所考慮。歐陽德的門人馮惟訥所編《南野文選》錄入的都是講學文章，更可看出其傾向。查閱由王畿門人周怡編輯的《龍溪王先生集》，沒有發(fā)現(xiàn)王畿曾參與抗倭或游胡宗憲幕的材料?！?8】從胡宗憲幕還可能發(fā)現(xiàn)不少王門后學人物，僅從參與校訂《籌海圖編》的這份名單就可以看出，王門后學陣容可謂龐大，王門后學參與《籌海圖編》的編纂乃至參與抗倭斗爭的程度之深，實在出乎我們意料，王門后學真的不是在“袖手談心性”啊。

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加入胡宗憲幕府的王門后學，基本上沒有被黃宗羲收入其所編的《明儒學案》，【49】而《明儒學案》是后世研究王門后學最主要的史料來源，【50】因為黃宗羲編輯《明儒學案》并非是為整個明朝儒生提供一份名單，而是有其鮮明的論學宗旨?！?1】另外，那些主要身份不被認為是儒生的人物，自然是不會被列入這個《學案》的，這就使得以《明儒學案》來概括明代學術有很大風險，翁萬達從來沒有被任何學術史作品提及，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例子。

翁萬達（1498—1552）為廣東揭陽縣人，丙戌（嘉靖五年，1526）登進士?！睹魇贰繁緜鞣Q其“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筆頃刻萬言。為人剛介坦直，勇于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陣嘗身先士卒，尤善御將士，得其死力。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窾者，萬達稱首……萬達飭邊備，整軍實，其爭復套，知彼知己，尤深識遠慮云”?！?2】

在任何哲學史、思想史上，都不會出現(xiàn)翁萬達的名字，原因很簡單，因為翁萬達沒有留下任何可以被哲學史或思想史能夠采擷的文本材料。然而，即便是《明史》極為精煉的文字介紹里，仍然可以看到，翁萬達與王門后學過從甚密。當然，翁萬達是以嘉靖邊臣中“萬達稱首”的面目示人的，在當時軍政方面非常有影響?！?3】好在他有文集流傳，【54】使我們得以知曉翁萬達不僅是個武將，而是有著更為豐富的人生內(nèi)蘊，足以在學術史也留下他的名字。細細檢繹其文集，可以看到，盡管他沒有留下專門的哲學或思想論著，但他留下的片言只語所顯露的蹤跡，說明他是在王學激勵下，專行事功，真正實現(xiàn)“知行合一”的人物，應該成為王陽明學說產(chǎn)生實際影響的有力佐證?！?5】

翁萬達是王陽明的忠實弟子，在王陽明去世之后，他作為抬棺者之一參加了王陽明的葬禮，“仲冬癸卯，奉夫子櫬窆于越城南三十里之高村” ，在葬禮上，他稱頌先師王陽明“大有功于世教圣門之宗旨”，并對王陽明的一生進行了繪聲繪色的描述，“蓋其求之也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時雨之施，弗先弗后，而言易入，若春風煦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聞識，其發(fā)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然若蓍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56】

作為武將的翁萬達是怎么和王陽明產(chǎn)生關聯(lián)的呢?翁萬達曾給林文選寫信，講述自己在京師學習心學，持循心學的歷程：“往以覲事入京師，得伏謁門下，辱接引甚勤……仰惟執(zhí)事良知真學，舍筏先登，位秉銓綜，志同砥柱，防瀾塞潰，不激不隨，方當涇渭薦紳，抑揚庶品，天下欣欣動矣，豈非吾道之輝榮，古學之徵驗邪!”在信中，他特別提及自己在征戰(zhàn)過程中，雖然沒有論學的同道，但在心中反復檢驗所學，“僻游荒陲，實鮮同志，耳目近俗，利害相煎。頃者龍、憑之議，籘峽之征，交州之役，辟之扛鼎，幸免折肱，徒以夙昔良朋互相磨切，此學此志，未盡澌滅，賴有持循。又老師（按：王陽明）過化之地，肖形在邕，瞻想儼然，如聞懸鐸，夙夜思服，棄避迷途，蓋兢兢也”?！?7】信中提及他路過王陽明曾經(jīng)征戰(zhàn)過的地方，想象老師的模樣，“如聞懸鐸”，兢兢自守，不敢松懈，讀之令人動容。

翁萬達畢竟是武將，平常以操練征戰(zhàn)為事，沒有時間撰寫討論思想學術的文章，在《與張靜峰中丞書》中感慨說：“方今北虜陸梁，海內(nèi)虛耗，國事日非。吾輩茍一日在仕途，乘軒食肉，不能為官盡職，為朝廷分憂，乃欲以綺麗之文，轉相題拂，何益于理?”【58】但他非常嚴格地遵守陽明教誨，對自己的言行反復檢討，看是否符合陽明宗旨。比如，他在給陳豹谷的信中說：“某致知工夫未能合一，凡百作用，多就其質(zhì)之所近，又或自任太過，皆非良知本體。舟中稍稍習靜，痛自湔刷，漸覺有太平無事氣象，只恐不能時時如此耳?！薄?9】這無疑是王學政學合一宗旨的體現(xiàn)。

《翁萬達集》中收有翁萬達與王門弟子的書信來往甚多，談道論學雖然僅僅數(shù)語，但顯示了他對王學及其同門的深切認同。翁萬達晚年欲回歸田園，和同門講學論道，他在給戚繼光的信中說：“曩嘗買田數(shù)畝，咫尺東莆，欲相與講道致知，安根立命?！薄?0】可惜天不假年，翁萬達沒有機會從容論學，于嘉靖三十一年就以54歲的壯年病逝在征戰(zhàn)途中。

其實，王學士人在與倭患斗爭中的表現(xiàn)非常突出，像翁萬達這樣立下事功的將領，還可以列舉出很多，比如郭子章、李材，【61】等等。

清代儒學門戶之見可謂森嚴，但也并非都只是人云亦云地貶低陽明學“清談誤國”，虛玄無用。清初顏李學派推崇事功，講究經(jīng)世致用，顏元評價王學“精神不損，臨事尚為有用” ，【62】就看到了王學篤實一面。在清代被奉為程朱正宗的桐城派主將方苞曾說：“自明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jié)振拔于一時者，大抵聞陽明氏之言而興起者……吾聞忠節(jié)公（鹿繼善）之少也，即以圣賢為必可企，而從入則陽明氏。觀其侄孫高陽（孫承宗），及急楊（漣）、左（光斗）之難，其于陽明氏之志節(jié)事功，信可無愧矣。因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為自事其身心，即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為圣賢之徒。”【63】可見，方苞并沒有囿于門戶之見，尚能公正看待陽明學的實際影響。

清代由于官方原因，王學被壓抑為潛流，公開談論者不多，支持者更少。光緒四年（1878），曾紀澤在日記中寫道：“近世談性理者，好持朱陸異同之說以立門戶，然學士大夫能講求實際，任艱巨，著績效者，出陸王之門為多。其詆陸王者，大半硁硁自守之士，空談無補。”【64】曾國藩是理學名臣，以程朱為宗，事功彪炳，為同治中興的再造之臣，他的兒子曾紀澤得出的這個觀察，內(nèi)中緣由，讓人深思。

綜上所述，王學的思想定位，如果只是看明清之際顧炎武等遺民的反思沉痛之語，或遵循清代官方的功令所在，或如任劍濤等研究者依憑哲學概念推演，根據(jù)王學留下少數(shù)文本，辨析其學說的觀念與結構，只能得出“清談誤國”“游談無根”“虛玄”的結論。如果能夠超出文本文獻，放眼于實際歷史語境，考察其行事，則可以看到王學更為深刻的內(nèi)涵。

結 語

總而言之，王學“清談誤國”之說，在以顧炎武等人那里，是因為理學內(nèi)部學術分歧，并進而受晚明國勢日危的刺激而發(fā)的激憤之詞，在清初則有著國家功令的引導，兩者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成為定論。王學“清談誤國”論不能離開晚明清初的語境進行抽象地討論，更不能沿襲“清談誤國”這一舊說，認為王學攪亂的民眾社會世界，對國家無益，對時事無補，從倭寇入侵到蒙古北犯，都有著大量諸如胡宗憲、翁萬達等王門后學在其間艱苦卓絕挽狂瀾于既倒，雖然功敗垂成，但不能以結果來否定其學說的治國平天下性質(zhì)，更不能借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為我所用而故意脫離當時語境，歪曲地接受當時歷史環(huán)境下的特定論說。

另外，值得反思的是，中國思想史研究傳統(tǒng)以文本文獻為主要材料和對象，這發(fā)軔于胡適的西學格義。但是，傳統(tǒng)中國思想史有其獨特性，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毕啾攘舸嫖淖?，儒家強調(diào)踐履，強調(diào)歷史行跡的重要。后來像王陽明學派更是提倡“知行合一”，強調(diào)“行是知之成”，并不以留存文本為目標，留存文本也往往只是碎片式的，以書信、語錄等形式居多，這提醒研究者不能僅僅依靠文本文獻，必須深入歷史語境考察行跡，不僅“聽其言”，更要“觀其行”，才能對其學術與思想獲得較為全面的歷史認識。

注釋
 
1吳震：《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系年：1522—1602》，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劉勇：《中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構：以李材（1529—1607）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等等。
 
2正如余英時給《士與中國文化》新版做的序所自陳：“本書所探討的對象雖是歷史陳跡，它所投射的意義卻可能是現(xiàn)代的。”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新版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頁。
 
3島田虔次：《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甘萬萍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應該特別說明的是，王學在晚明的歷史境遇，被后世研究者賦予了太多情懷，所敘述出來的歷史無疑是經(jīng)過高度選擇的。
 
4劉玉海、朱天元：《當代知識界的悲劇——以頌揚國家代替限制權力》，《經(jīng)濟觀察報·書評》2018年9月26日。此文是對任劍濤的訪談，其觀點見任劍濤：《當經(jīng)成為經(jīng)典：現(xiàn)代儒學的型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5佐藤錬太郎：《明清時代對王學派的批判》，見吳根友主編：《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1年。
 
6顧炎武：《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02頁。
 
7陳鼓應、辛冠潔、葛榮晉主編：《明清實學思潮史》，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實學研究可謂蔚為大觀，有“中國實學研究會”，并辦有雜志，研究還推廣到韓國、日本等地，韓日也成立實學研究會。葛榮晉著有《韓國實學思想史》（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關于“實學”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實有爭論，姜廣輝撰有《”實學”考辨》（見湯一介編：《國故新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再詮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對此進行辨析。中國實學研究會主編：《實學文化與當代思潮》（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集中收錄了“文革”之后到2002年的研究成果，可以參考。
 
8呂留良：《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一《復高匯旃書》，見《呂留良全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9頁。
 
9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九，見氏著：《船山全書》第12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371頁。
 
10《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四《正學隅見述》（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235頁。
 
11忽滑谷快天：《王陽明與禪學》，李慶保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18年；陳永革：《陽明學與晚明佛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等。
 
12錢澄之：《田間文集》卷四《與徐公肅司成書》，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第69頁。
 
13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頁。
 
14關于陽明學在日本明治維新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影響中國讀書人，并反過來促進國內(nèi)陽明學的復興，參考鄧紅《日本的陽明學與中國研究》（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
 
15楊念群：《何處是江南》（增訂版），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7年;馬子木：《十八世紀理學官僚的論學與事功》，《歷史研究》2019年第3期。
 
16劉玉海、朱天元：《當代知識界的悲劇——以頌揚國家代替限制權力》。
 
17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史林》2005年第1期。
 
18李伯重：《火槍與賬簿：期經(jīng)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7年。
 
19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7—48頁。
 
20《明史》卷二〇五《張經(jīng)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409頁。
 
21王守稼：《試論明代嘉靖時期的倭患》，《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陳學文：《論嘉靖時的倭寇問題》，《文史哲》1985年第5期。
 
22謝肇淛：《五雜組》卷四，《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61頁。
 
23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五“蔣陳二生”，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87頁。
 
24李贄：《卓吾論略》，見廈門大學歷史系編：《李贄研究參考資料》第1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頁。
 
25徐渭：《徐文長三集》卷一六《擬上督府書》，見《徐渭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65—466頁。
 
26徐渭：《徐文長三集》卷一七《會稽縣志諸論》，見《徐渭集》第二冊，第496頁。
 
27徐渭：《徐文長逸稿》卷一三《治氣治心》，見《徐渭集》第三冊，第893頁。
 
28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0—75頁。
 
29《明史》卷二〇五《唐順之傳》，第5423頁。
 
30《明史》卷二〇五《唐順之傳》，第5424頁。
 
31《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九，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839頁。
 
32《明史》卷二〇五《張經(jīng)傳》，第5409頁。
 
33黃宗羲：《蔣氏三世傳》，《黃宗羲全集》第十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98頁。
 
34《明史》卷二〇五《胡宗憲傳》，第5414頁。
 
35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第23章“泰州學派繼承者何心隱的烏托邦社會思想”，第1節(jié)“何心隱戰(zhàn)斗的生平”，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005頁。
 
36顏鈞：《自傳》，《顏鈞集》卷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27頁。顏鈞為程學顏寫的傳《程身道傳》也有相關內(nèi)容，同見《顏鈞集》卷三。黃宣民編的《顏鈞年譜》引用顏氏家藏抄本有胡宗憲給顏鈞的信件：“執(zhí)事學行純篤，所謂異人，決不我欺。今備禮相聘，煩為轉致。外采緞二匹，盤金十兩?！保ā额佲x集》卷一〇附錄二，第140頁。）
 
37顏鈞：《自傳》，《顏鈞集》卷三，第27頁。黃宣民編《顏鈞年譜》曾對此略加考訂，他根據(jù)《國榷》的記載，此役只是“稍有展獲”（《顏鈞集》卷一〇附錄二，第143頁）。
 
38顏鈞：《自傳》，《顏鈞集》卷三，第27頁。
 
39比如《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九史部地理類二，以及《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均著錄為胡宗憲撰。
 
40汪向榮對《籌海圖編》的作者及版本問題進行過考辨。見氏著：《〈籌海圖編〉和胡宗憲》，《學林漫錄》第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41《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九《鄭開陽雜著》，第617頁。
 
42鄭若曾：《籌海圖編·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0頁。
 
43鄭若曾：《籌海圖編》卷一三下，第983—985頁。
 
44黃宗羲把他列入《明儒學案》卷一五《浙中王門學案五》，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45鄭若曾：《敘倭原》，見氏著：《籌海圖編》卷一一上，第717頁。他在書中大量引用王陽明的論述，稱呼王陽明為“陽明先師”。
 
46彭國翔：《王龍溪年譜》，見氏著：《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5年，第548頁。
 
47《四庫全書總目》卷七五，第656頁。
 
48《王畿集》里收錄有和胡宗憲有關的文章，見《王畿集》卷一三《督撫經(jīng)略序》《三錫篇贈宮保梅林胡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363—367頁。
 
49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七、八冊;黃宗羲：《明儒學案》（修訂本）（上下），沈芝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50請參考朱鴻林先生關于《明儒學案》的研究。
 
51朱鴻林：《為學方案——學案著作的性質(zhì)與意義》，見氏著：《中國近世儒學實質(zhì)的思辨與習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55—378頁。
 
52《明史》卷一九八，第十七冊，第5251—5252頁。潮州李春記書坊曾刊行《古板最新翁萬達全歌》以韻語形式評述翁萬達生平，民間流傳有潮劇《翁萬達主婚》《翁萬達平南》等，據(jù)說在泰國有“英勇大帝”廟百余處，祭祀翁萬達，可見翁萬達確實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531993年，汕頭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和汕頭大學潮汕文化研究中心聯(lián)合發(fā)起和組織“翁萬達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結集名為《潮汕文化論叢二集》（海口：海天出版社，1993年），論文集主要討論翁萬達的“邊臣”之功，黃挺《論翁萬達的學術思想》一文簡單討論了翁萬達《養(yǎng)吾說》和《主靜說》兩篇短論，認為翁萬達受白沙學派影響很深。但該文對王學的認識仍舊是“王學最終轉化為對封建倫常的新威脅”，甚至認為明末重新推崇程朱理學的風氣轉向，翁萬達“已啟其先”（《潮汕文化論叢二集》，第41頁）。
 
54翁萬達：《翁萬達集》，朱仲玉、吳奎信校點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55關于翁萬達與王陽明的關系，請參考鄭克晟《翁萬達與王陽明》（《明清史探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黃挺《潮州王門學派簡述》（《汕頭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王門學派弟子沒有列入翁萬達，認為翁萬達未曾正式執(zhí)弟子禮，只是問學于王陽明。
 
56王陽明：《王陽明全集》（新編本）卷三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76、1461頁。
 
57翁萬達：《翁萬達集·翁萬達文集》卷一七《與林東城文選書》，第648—649頁。
 
58翁萬達：《翁萬達集·翁萬達文集》卷一七《與張靜峰中丞書》，第652頁。
 
59翁萬達：《翁萬達集·翁萬達文集》卷四《言行錄》，第111頁。
 
60翁萬達：《翁萬達集·翁萬達文集》卷一六《與戚南山》，第631頁。
 
61劉勇：《中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構：以李材（1529—1607）為中心的研究》。該書著眼點主要在李材的講學經(jīng)歷與學派建構方面。
 
62顏元：《存學編》卷三，見《顏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63方苞：《方苞集》卷一四《鹿忠節(jié)公祠堂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13頁。
 
64曾紀澤：《曾紀澤集》卷一，光緒四年九月十二日，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第3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