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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漢學家倭妥瑪?shù)奈膹R書寫

作者：王燕

來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3期

摘要：1879年，英國駐華領事、漢學家倭妥瑪在上海出版了《文廟祀位指南》，這是西方人撰寫的第一部孔廟祀位專著，在孔廟文化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該著輯錄了177位清代同光年間得以奉祀孔廟的歷代名賢的生平與著述。長期以來，學界對于倭妥瑪其人其作缺乏研究，致使這部孔廟研究的煌然大作湮沒不聞。本文系統(tǒng)考察了倭妥瑪?shù)脑谌A經(jīng)歷與漢學成就，研究了《指南》的文獻來源和主要內(nèi)容，分析了該著的行文特色與學術(shù)影響，這對于拓展孔子研究格局、了解孔廟文化西傳譜系等都具有一定學術(shù)價值。

關(guān)鍵詞：  倭妥瑪; 《文廟祀位指南》; 孔廟; 祀位; 

作者簡介：王燕，女，1973年生，山東鄒城人，現(xiàn)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文學、海外漢學。

1879年，英國駐華領事倭妥瑪（Thomas Watters，1840-1901）在上海出版了《文廟祀位指南》（A 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這是西方人撰寫的第一部孔廟祀位專著，在孔廟文化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作者在“序言”（Preface）中說：“本著旨在臚陳孔子奉祀者的姓名，簡要評論他們出生和生活的環(huán)境，以及他們各自的著作?！薄?】該著輯錄了177位清代同光年間得以奉祀文廟的歷代名賢的生平與著述。重要的人名、地名、作品等均在括號內(nèi)以中文標出，成為當時罕見的中英文合璧著作，由擁有近代先進印刷設備的上海美華書館印制而成。

倭妥瑪在華30年，既是領事官、漢學家，也是東亞文物收藏家和捐贈者，他學識淵博，著作等身，在中國儒釋道研究方面用力之勤、著述之多令人感嘆。長期以來，學界對于其人其作缺乏研究，致使這部孔廟研究的煌然大作湮沒不聞，這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契機。本文系統(tǒng)考察了倭妥瑪?shù)脑谌A經(jīng)歷與漢學成就，研究了《文廟祀位指南》的文獻來源和主要內(nèi)容，分析了該著的行文特色與學術(shù)影響，這對于拓展孔子研究格局、了解孔廟文化西傳譜系等都具有一定學術(shù)價值。

一、倭妥瑪?shù)纳脚c漢學成就

倭妥瑪，漢譯名又作瓦特斯、多馬華脫、沃特斯等。1840年2月9日出生在愛爾蘭的鄧恩郡（County Down)，1857年進入貝爾法斯特的女王學院（Queen’s College，Belfast），成績優(yōu)異，學業(yè)突出，1861年獲得學士學位，翌年獲得碩士學位，同年12月通過中國領事館考試，第二年被派往北京擔任譯員，在天津、牛莊、蕪湖、宜昌、福州、汕頭、廣州等多個領事館任職。1895年4月1日因健康狀況不佳而退休。退休后居住在倫敦西部的伊靈地區(qū)（Ealing），作為“皇家亞洲學會”成員，積極參與學會活動，直至1901年1月10日辭世。

關(guān)于倭妥瑪?shù)纳郊爸觯疚馁Y料來源主要依靠以下兩篇文章提供的線索：一是英國漢學家卜士禮（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撰寫的倭妥瑪訃告，該文1901年首刊于《英國和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會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ish and Ireland)，1904年轉(zhuǎn)載于倭妥瑪英譯的《大唐西域記》（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2】二是1901年法國漢學家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在《通報》（T‘oung Pao）上為其撰寫的個人簡介。高第說：“如果不是因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倭妥瑪很可能在威妥瑪爵士（Sir Thomas F.Wade）和理雅各博士（Dr.James Legge）去世后被任命為劍橋大學或牛津大學的漢學教授。他對中國的儒釋道問題都有研究?！薄?】這些都是研究倭妥瑪生平及著述的第一手資料。

倭妥瑪在中國領事館工作期間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他閱讀廣泛，筆耕不輟，著述頗豐，在《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教務雜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會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等知名刊物發(fā)表多篇文章。不少文章后來結(jié)集成冊，獨立出書，先后出版了5部著作，廣泛涉及中國語言、日常生活、儒釋道等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4】。

在自然科學史上，倭妥瑪之名曾被命名為一種云雀，信息來源于臺灣的“高雄俱樂部”（Takao Club）網(wǎng)站，該網(wǎng)站為倭妥瑪創(chuàng)建了專門詞條，原因是1865-1866、1876-1877、1880-1883年間，他曾在臺灣府、高雄、淡水等地任職【5】。在他之前，臺灣府前任領事是著名博物學家郇和（Robert Swinhoe，1836-1877）。郇和利用職務之便，實地考察了中國南方尤其是臺灣島的自然生態(tài)，成為世界自然科學史上最早系統(tǒng)分類著錄臺灣島生物的舉足輕重的人物6。郇和離職后，倭妥瑪繼續(xù)幫他提供臺灣島上的鳥類標本，為了感謝他的支持，郇和以“倭妥瑪云雀”（Alauda gulgula wattorsi）命名伯靈科“小云雀”。這種云雀在現(xiàn)代學者張萬福所著《臺灣鳥類彩色圖鑒》（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Taiwan）中依然可以查見【7】。

倭妥瑪對臺灣鳥雀的觀察催生了他的處女作，1868年，倭妥瑪在《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會刊》發(fā)表了他的第一篇學術(shù)論文，題名《中國人關(guān)于“鴿”與“鳩”的觀念》（Chinese Notions about Pigeons and Doves）【8】。文中多次提及郇和，顯然是受到了他的影響。但在治學伊始，倭妥瑪就不像郇和那樣太過依賴田野調(diào)查，他另擇蹊徑，別開生面，顯示了一個人文學者特有的文化素養(yǎng)。他的文章中英文合璧，引經(jīng)據(jù)典，辨析字義，《爾雅》《詩經(jīng)》《荀子》《左傳》等典籍中的故實信手拈來，運用自如，文獻之豐富，推理之謹嚴，令人嘆為觀止。

1873年倭妥瑪在同一刊物發(fā)表的《中國狐貍神話》（Chinese Fox-Myths）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在意的依然不是從西方物種學的角度給中國的狐貍進行編碼和歸類，而是結(jié)合《本草綱目》《淵鑒類函》來理解狐與貍的字義，同時根據(jù)他對福州當?shù)亍昂蓮R”祭拜的觀察，以及《太平廣記》《聊齋志異》等文言小說中的“狐仙”故事，努力提煉出中國“流行的關(guān)于狐貍的觀念和傳說”。在理論方面，則借助當代著名英國人類學家、古典進化論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理論，從“文化遺留”（survivals in culture）的角度解釋“這些幻想形成的哲學基礎”【9】。

1870年，倭妥瑪在福州領事任上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老子哲學研究》（Lao-Tzǔ，A Study in Chinese Philosophy），對于老子生平及其《道德經(jīng)》做了文獻辨析與理論闡釋。他自知這是一個小眾話題，問題本身“艱澀而深奧”，這種知難而進的學術(shù)勇氣，使他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深邃而非凡的學術(shù)眼光。他在開篇“導言”中指斥雷慕莎（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年）等歐洲學者對老子存在的諸多誤解，主張應將老子本人的學說與后世道教的教義區(qū)別看待。他通過《史記》《孔子家語》等漢籍中的相關(guān)記載描述了老子的一生，認為語言的古老、表達方式的曖昧、討論主題的難以言明，是造成《道德經(jīng)》文意晦澀的主要原因。他臚陳了古往今來的十多種《道德經(jīng)》注本，探討了老子的核心觀點、政治信條與倫理觀念，以及孔子與老子在這些方面的相通性。他的不少觀點放到今天也具有啟發(fā)性。比如，他認識到老子之“道”的復雜與自足，認為不能以西方的“道理”（Raison）、“邏各斯”（Logos）等術(shù)語代替老子之“道”，因為這樣做不但言不及義，而且還相當荒謬。他嘗試以廣義的“自然”一詞理解“道”之本體，在接納老子哲學回歸自然的一面的同時又深刻地指出：“老子的哲學顯然是一個倫理或者說是政治倫理體系。他所有的教義都是為了使人成為一個更好的個體，同時也成為一個更好的社會成員?！薄?0】

對于19世紀的漢學家來說，為了學習漢語，編著一本漢語教材幾乎是個慣例。倭妥瑪?shù)南嚓P(guān)著作在他辭世前兩年才面世，這就是1899年出版的《中國語言隨筆》（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這不是一部簡易的漢語教材，而是一部學術(shù)論著。對他個人而言，這部作品醞釀了25年之久，顯然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該著系統(tǒng)整理了西方人的中國語言觀，全面介紹了歷代中國的語言學著作，探索了漢語的起源，以獨立章節(jié)分析了漢語中的感嘆詞和擬聲詞，對與生、死相關(guān)的字詞也做了匯總。全書最具獨創(chuàng)性的內(nèi)容在后半部分，其中一章鉤沉了漢語中的外來詞，一章研究與“道”字相關(guān)的漢語詞匯，最后兩章分析佛教對于漢語的影響。整體看來，這部著作對于研究19世紀西方人的中國語言觀具有一定學術(shù)價值，可惜至今乏人問津。

1896年，倭妥瑪出版了《中國現(xiàn)代日常生活故事集》（Stories of Everyday Life in Modern China），這是一部帶有紀實性色彩的短篇小說集。作者在“序言”中說自己旅居中國三十余年，往來穿梭于內(nèi)陸城市與沿海島嶼之間，在路邊、橋頭與當?shù)厝私徽剷r聽說了許多故事，講故事的人來自各個階層，其中既有醫(yī)生、教師，也有商人、農(nóng)夫，作者隱去了他們的真實姓名，以細膩的筆觸重述了這些道聽途說卻又不乏真實性的故事。其中，《一個官員的自傳》（Autobiography of a Mandarin）講的是一個權(quán)勢顯赫的官員如何厭倦了官場生活而出家為僧的故事?！吨艺\的丈夫》（The Constant Husband）寫的是一位丈夫在妻子去世后久久不能釋懷，經(jīng)常到妻子的墳頭哭訴家中的事情以及對她的思念。倭妥瑪說，雖然自己無法用英語再現(xiàn)漢語表達的生動凝練以及中國人的思想情感，“但是，公正的讀者也許會從這些故事中了解到，在某些中國人的性格中有許多外國人認為不可能有的可親可敬的美好特點?！薄?1】

倭妥瑪辭世后三年，“皇家亞洲學會”出資為他刊印了譯稿《大唐西域記》，1904年、1905年合計出版兩卷。該書由英國著名巴利文研究專家戴維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1843-1922）和漢學家卜士禮整理出版。戴維斯在“序言”中說，《大唐西域記》之前的一個譯本錯誤頻仍，熟悉巴利文和梵文的倭妥瑪是最有資格糾正這些錯誤的人。同時，他說：“倭妥瑪?shù)挠⒛暝缡攀菤v史科學不可彌補的損失，他罕見的精神品質(zhì)和淵博的知識贏得了最有資格評判他的人的欽佩，他的個人品質(zhì)也贏得了所有認識他的人的愛戴?！薄?2】卜士禮在介紹譯者時說，倭妥瑪為《大唐西域記》中所有的梵文地名與人名提供了一個詳盡的中文索引，所有對佛教傳說和印度古代地理感興趣的人都急切地期待這部著作的問世。

除了領事官和漢學家，倭妥瑪還是一位收藏家。1887年至1888年在朝鮮擔任代理總領事（Acting Consul General in Corea）期間，他收集了不少東亞文物。1888年返回英國時，他將這些文物捐贈給了英國兩大博物館，其中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官網(wǎng)顯示倭妥瑪贈品總計44件，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Albert Museum）官網(wǎng)顯示倭妥瑪贈品總計31件，臺灣島和朝鮮半島藏品或許是最早進入這兩家博物館的文物，對于研究19世紀東亞社會生活具有一定參考價值【13】。

二、《文廟祀位指南》的文獻來源與主要內(nèi)容

通過生平經(jīng)歷與漢學成就的學術(shù)梳理，不難發(fā)現(xiàn)，倭妥瑪在華三十年，前后出版5部著作，還為英國博物館捐贈了近百件藏品，這是關(guān)于他的最初印象。根據(jù)時人記載，來華同儕提及他時，常用勤勉、謙恭、慷慨大方、與人為善等詞描述他，結(jié)合其生平著述，這些品質(zhì)似乎不難得到印證。就此而言，他對中國儒釋道問題的廣泛研究，以及對中國知識所保有的那份持久的好奇與熱情，是他撰寫《文廟祀位指南》的初心與動力，否則我們很難想象孔廟祀位這樣一個枯燥而瑣碎的問題，在他筆下竟然可以敷演成一部煌然大著。

《文廟祀位指南》主要由“序言”（Preface）、“說明”（Note）、“導言”（Introduction）和“祀位”（The Tablets）四部分內(nèi)容組成。開篇“導言”涉及四方面內(nèi)容：一是“文廟布局”（Outline of the Temple）。他說中國各州縣都有孔廟，格局一致。由南而北，他依次介紹了文廟的泮宮、黌墻、狀元門、欞星門、泮池、圓橋、宰牲亭、官廳、大成門、戟門、西廡、東廡、丹墀、月臺、大成殿、崇圣祠和文廟旁邊的文昌廟等典型建筑。二是“歷朝祀典”（Historical Sketch）。作者歷數(shù)了歷朝皇帝對文廟的祭拜或重建，從魯哀公致禱、漢高祖以太牢祭祀孔子，講到順治諭令各州縣設立孔廟、康熙重修闕里及親臨孔廟等重要歷史事跡。三是“文廟釋奠”（The Worship Offered in the Temple）。他說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和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此前對于釋奠過程曾做過詳細介紹，本著無需贅言，故而補充了丁祭時間、參加人員、祭壇祭品、樂章舞容，以及“干舞”“文舞”的歷史淵源等。最后的“總論”（General Remarks）指出，文廟奉祀人員主要來自孔子門徒、孔子學說的發(fā)展者、古代經(jīng)典的保存者、傳播者和解釋者，以及其哲理的推廣普及者，還有那些在生活中踐行了儒家人生準則的賢哲。

孔廟祀位與其說是一個理論問題，不如說是一種結(jié)構(gòu)存在，不需要太多闡釋與想象，因此，找到倭妥瑪所用漢籍文獻的資料來源，是研究其譯介與理解的首要之務。《文廟祀位指南》的“說明”提供了該著的文獻來源，作者直言不諱地說，文中資料主要參考了1824年出版的《圣域述聞》和1872年再版的《文廟祀位》，《文廟祀位指南》的英文書名“A 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明顯來自后者。倭妥瑪沒有提供二著的作者，實際上，前者出自清朝黔陽縣教諭黃本驥之手，后者出自禮部尚書倭什琿布、大學士祁寯藻等人之手。而今方便找到的相關(guān)版本乃咸豐二年（1852）重刊的《圣域述聞》和同治八年（1869）出版的《文廟祀位》。前者所敘孔廟奉祀人員資料詳實，內(nèi)容豐厚；后者著錄奉祀人數(shù)雖然更為齊備，但只著錄人名和奉祀年份，內(nèi)容簡略，對于具體人物的描述來說幾乎毫無價值。以下借助表格全面統(tǒng)計一下《文廟祀位指南》著錄的所有人物。

從以上列表可以看出，在孔廟奉祀人員著錄方面，倭妥瑪?shù)摹段膹R祀位指南》具有以下五個特點：

第一，清代孔廟以奉祀人員眾多、祭祀規(guī)制森嚴著稱于世，孔子正位及各級奉祀人員牌位依序排列，不可僭越。《文廟祀位指南》共計介紹了孔廟奉祀人員一百七十七人，大致分配在兩處：一是大成殿奉祀人員，包括正位孔子、四配、十二哲、七十九位先賢、六十五位先儒。文末還補充了即將奉祀孔廟的有清一代名臣張伯行。二是崇圣祠奉祀人員，包括五位正祀、五位先賢、五位先儒。

第二，在奉祀人數(shù)上，《圣域述聞》共著錄一百六十五人，較之《文廟祀位指南》，缺少公孫僑、公明儀兩位先賢和毛亨、許慎等十位先儒【14】?！段膹R祀位》共著錄一百七十九人，較之《文廟祀位指南》，多出大成殿先儒劉德和輔廣，兩人分別于光緒三年和光緒五年奉祀孔廟，書中并沒提供其他信息，這或許是倭妥瑪略去二人的主要原因。對于光緒四年奉祀孔廟的張伯行，倭妥瑪在文末專辟一節(jié)介紹他賑濟災民、減免賦稅、崇尚儒學、驅(qū)逐傳教士等事跡，對他的著作《居濟一得》《濂洛關(guān)閩書》等也做了詳細著錄。由此可見，對于奉祀人員，倭妥瑪追求的是野無遺賢，能收盡收。

第三，在著錄順序上，孔廟正祀牌位，坐北向南，奉祀人員，分列兩側(cè)。一般文獻著錄奉祀人員時，通常先敘東側(cè)賢儒，再敘西側(cè)賢儒。而《文廟祀位指南》則不分東西，左右兩側(cè)交叉推進，順序與《文廟祀位》基本一致。這種安排有利于呈現(xiàn)奉祀者地位之主次、朝代之先后，避免了《圣域述聞》依照先東后西的順序帶來的先講歐陽修而后及韓愈的尷尬。這種調(diào)整對于倭妥瑪而言應該是有意為之，因為他根據(jù)西歷紀年大致推測出了奉祀人員的生卒年，依照朝代先后敘之自在情理之中。

第四，在人名著錄方面，倭妥瑪表現(xiàn)出了一個優(yōu)秀學者特有的小心謹慎，典型例子莫若“鄭玄”之名的著錄。為了避諱康熙皇帝“玄燁”之名，《圣域述聞》《文廟祀位》等漢籍在提及“鄭玄”時均作“鄭康成”，而《文廟祀位指南》卻直接著錄了“鄭玄”之名。倭妥瑪解釋說：“‘鄭玄’牌位上刻的是‘鄭康成’，因為‘玄’或‘元’是皇帝的名字，不能用。在書中，我們發(fā)現(xiàn)‘玄’字經(jīng)常被代之以‘元’字，然而，如上所言，‘鄭玄’主要以其字‘康成’著稱于世?！薄?5】他的博學多識由此可見一斑。

第五，《文廟祀位指南》提供的文字信息當然不可能完全準確，尤其是他習慣根據(jù)西歷紀年推算奉祀人員的生卒年，如此換算，難免出錯，但這自然不能全都怪罪于倭妥瑪。胡適在提及《圣域述聞》中孟子生卒年時就曾說過：“此年譜大不可信。古代史傳均不言孟子生死年月，而《圣域述聞》言之確鑿如此何也？”【16】此外，《文廟祀位指南》書末所附“勘誤表”雖更正了該書的大部分錯誤，但書中還是有個別問題存在，比如，“揚雄”寫作“楊雄”；王安石之子“王雱”之“雱”，當讀作“pāng”，倭妥瑪誤作“Yü”；“壤駟尺”亦作“壤駟赤”，括號內(nèi)的漢字“赤”字漏寫。然而，整體看來，類似文字方面的錯誤屈指可數(shù)。

三、《文廟祀位指南》的行文特點與學術(shù)影響

《文廟祀位指南》面世已近一百五十年，而今重提該著，有必要結(jié)合具體個案展示其行文特色，方能真切體察作者的匠心與該著的價值。

首先，《文廟祀位指南》對于著錄的一百七十七位奉祀人員并非平均用力，而是有所取舍，有所側(cè)重。大成殿內(nèi)奉祀的孔子、四配、十二哲這十七人總共用了三十四頁，每人約占一兩頁。東西二廡供奉的先賢和先儒則判然有別。七十九位先賢用筆最簡，總共不到四十頁，甚至出現(xiàn)了縣成、廉潔等七人共用一頁的情況。不計文末補充的張伯行，六十五位先儒用筆最繁，每人約占兩三頁，總共用了全書的近半篇幅。概而觀之，在奉祀人員的介紹上，《文廟祀位指南》行文具有兩個特點：一是“輕孔子而重從祀”；二是“輕先賢而重先儒”。

孔廟內(nèi)奉祀人員，除了正祀孔子，其他人員都是從祀。倭妥瑪在介紹孔子時，僅簡單提及牌位、坐向、尊號、名字、籍貫、父母等重要信息，用兩句話概括了孔子的一生，他說：“無論是私人生活還是公共事務，孔子都很不幸。他和妻子離了婚，還與兒子不和，并且，兒子還先他辭世。當時的君王和諸侯都不采納他的建議，他的學說得不到推行，他還不得不哀悼幾個最優(yōu)秀的門徒的亡故?！弊髡吆鲆暱鬃赢斎徊皇且驗樗恢匾?，而是因為西方漢學界“關(guān)于孔子的生平，人們已經(jīng)講了太多，這里就不作贅述了。特別是理雅各和莊延齡（Parker)【17】兩人，他們把所有可以了解到的關(guān)于孔子的歷史與學說以及他死后的命運，還有這兩位漢學家收集到的已經(jīng)廣為人知的各種細節(jié)，全都匯集到了一起?！薄?8】如其所言，1879年《文廟祀位指南》出版前，理雅各的相關(guān)著述已享譽西方漢學界。1861年，理雅各在《中國經(jīng)典》（The Chinese Classics）第一卷第五章“孔子及其弟子”中對孔子的生平、觀點、影響及弟子做了詳盡介紹【19】。1877年，理雅各又出版專著《孔子的生平與學說》（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Confucius)【20】。故爾，倭妥瑪跳過孔子直接介紹其他從祀人員無可厚非，后者才是《文廟祀位指南》的核心，這對于孔子研究來說恰是一個有益的擴展與補充，沒有從祀人員，孔廟之莊嚴巍峨與孔學之博大精深似乎也無從談起。

如果說“輕孔子而重從祀”是倭妥瑪尊重西方漢學界既有研究成果的結(jié)果，那么，“輕先賢而重先儒”則是他接納中國典籍著錄情況的務實選擇?？讖R先賢和先儒是兩個不同的群體。先賢主要來源于孔門弟子，先儒多是漢唐以來的碩學鴻儒；前者年代久遠，生平不詳，后者古今聞達，歷歷可考。倭妥瑪參考的漢籍除《圣域述聞》《文廟祀位》之外，還有《孔子家語》《史記》《文獻通考》和《資治通鑒綱目》，這些著作論及孔門弟子，大多也只能例舉姓名字號。因為事跡湮滅，先賢個性模糊，到了明初，宋濂甚至發(fā)出罷七十子祀之論，李之藻則直言不諱地說：“每思兩廡群賢自《論語》《家語》記載而外，嘉懿泯滅，師儒秉鬯，大抵憶姓名于彷佛。”【21】而先儒之中，既有孔安國等傳經(jīng)之儒，也有范仲淹等行道之儒；既有周敦頤等理學大師，也有歐陽修等一代儒宗；既有諸葛亮等盡忠名臣，也有文天祥等報國志士。較之孔門先賢，歷代先儒文與行兼，名與實副，嘉言懿行比比皆是，相關(guān)著述代代傳承。倭妥瑪既然參考中國典籍著錄奉祀人員事跡，自然不得不有所傾斜，故此，行文必然呈現(xiàn)出“輕先賢而重先儒”的特點，而此處之所謂“輕重”恰恰是作者尊重漢籍的結(jié)果。

其次，《文廟祀位指南》在介紹歷代先賢、先儒時，并非簡單陳述人物事跡，而是積極與西方人物展開對比，努力與西方學界保持對話，這使該作不僅具有歷史性和文獻性，還具有反思性和批駁性。

倭妥瑪最常引用的西方文獻是理雅各的《中國經(jīng)典》和梅輝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的《中國讀者手冊》（Chinese Reader’s Manual）。書中53次提及理雅各之名，15次提及梅輝立之名。他對理雅各在1861至1872年間出版的五卷本《中國經(jīng)典》尤其倚重，但也并非毫無駁難。在介紹子路時，倭妥瑪說孔子討厭子路的大膽莽撞和崇尚武力，但對他的追隨又充滿信賴，有一次甚至說如果自己“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歟”。職是之故，倭妥瑪說：“事實上，這個門徒似乎對孔子的個人情感超過了其他任何人。他隨時準備著為老師而爭論和戰(zhàn)斗，也隨時準備著為老師默默祈禱，甚至追隨老師共赴死地。所以，理雅說子路是個‘彼得一樣’（kind of Peter）的人物對他來說很不公平。當然，他說的是西蒙·彼得（Simon Peter），就是那個缺乏信仰和忠勇，但卻信誓旦旦的人?！薄?8】彼得是耶穌最喜歡的門徒之一，曾發(fā)誓絕不背叛耶穌，后來卻三次否認自己是耶穌的門徒，較之子路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在論及王陽明時，倭妥瑪也在中西方之間展開討論。他對王陽明偏愛有加，用六頁篇幅介紹他，文末評論道：“王陽明的生平、思想與笛卡兒（Descartes）有許多相似之處，這些相似之處并非流于表面，這方面的研究將會非常有趣。兩人都是軍人，同時也都熱愛哲學，盡管王陽明這個異教徒是為了比基督教更崇高的事業(yè)而奮戰(zhàn)。兩人都認為人心擁有一種天生的能力，可以了解崇高的真理，并教導人們自立的重要性。但這位中國哲學家有勇氣發(fā)表自己的觀點，而笛卡爾卻懼怕教皇，他無論如何都不會說‘教會反對的任何一句話’。即便如此，他還是被指控為異端，沒辦喪禮就被埋葬了。”【22】倭妥瑪雖然沒有提及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卻努力嘗試著理解王陽明的“良知”，這一對中西哲學史上的重要學說確實值得對照分析。

再者，倭妥瑪通過系統(tǒng)梳理文廟祀位并全面介紹177位奉祀人員，一方面為西方漢學界提供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儒家賢哲人物畫卷，一方面對西方漢學界長期爭論的儒學的宗教屬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結(jié)合孔廟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帝王之祀有盡，孔子之祀無窮?？讖R是皇帝公卿祭孔之殿、享神之地，也是青衿學子勸學之堂、觀瞻之所，上承先師，下啟來者，因而，得祀孔廟是歷代士子畢生砥礪的追求?！妒ビ蚴雎劇酚醒裕何奶煜椤盀橥訒r，見學宮所祠鄉(xiāng)先生歐陽修、楊邦義、胡銓像，皆謚忠，即忻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23】后來果然以精忠大節(jié)，青史留名，萬古流芳。每一個奉祀孔廟的人，都有熠熠生輝的人生或可歌可泣的故事，《文廟祀位指南》以簡潔的語言勾畫出他們的生平，不啻為西方漢學界呈上了一幅中國歷代賢哲的人物畫卷。因此，一部《文廟祀位指南》，可謂人才薈萃，濟濟一堂，讀來頗有異彩紛呈、應接不暇之感。

通過考察這批文化巨人，倭妥瑪對于儒學的宗教屬性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崇尚文化知識，作為文化知識的奠基人，孔子非一代一國之師，而是至圣先師、萬世師表，集前代圣哲所有榮耀于一身，因而得到了歷代君王和學者的尊崇。他是第一個使學習變得容易的人，第一個傳授美德之道的人，還是第一個確立社會政治秩序的人。人們對他的祭奠總體說來是“事死如事生”，這是人事的沿襲而非神靈的崇拜，故此，“文廟祀典不能被看作宗教崇拜，因為中國人沒有創(chuàng)造孔子這個神靈。沒人向他祈禱，也沒人在任何場合下求他幫助或請他干預”【22】。倭妥瑪?shù)倪@一論斷，實際上是對當時西方漢學界一直討論的重大命題——儒教是否是宗教的積極回應。

《文廟祀位指南》在當時的西方漢學界就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不妨以號稱英國“三大漢學家”之一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為例。1884年，翟理斯從中國歷代名家名作中選譯了部分作品，匯集成冊，出版了《古文選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他相信這部作品“無論如何都會推動部分英文讀者更加深入地了解、更為熱情地欣賞（中國）這個古老而美好的民族”【24】。由此為他1901年出版英語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其有生之年，《中國文學史》未出修訂版，而《古文選珍》不但于1922年出版了修訂版，商務印書館在1925年還出版了該著的中文版《漢文萃珍》。由此可見，就接受與傳播而言，致力于原汁原味地翻譯名家名作的《古文選珍》并不亞于《中國文學史》。

在《古文選珍》中，翟理斯翻譯作品之前，一般都會對作者做個簡要介紹，少則一兩句，多則三四段。在介紹韓愈時，翟理斯說：“由倭妥瑪先生的大著《文廟祀位指南》，我了解到翻閱韓文公的著作之前，我們應該先在薔薇露中凈手?！薄?5】又說，“韓文公的牌位被安放在文廟中，唯儒家學說的倡導者獨享此榮，倭妥瑪先生說：‘因為他幾乎是唯一一個站出來反對佛教異端的人物，佛教異端險些熄滅了儒家真理的火炬?！薄?4】翟理斯在此不但提及倭妥瑪之名，甚至直接引用了他的原話。在介紹歐陽修時，翟理斯只用了兩句話：“歐陽修是宋朝著名的政治家、歷史學家、詩人和散文家。他的牌位可以在孔廟中找到，這種榮譽只留給那些為闡明或傳播儒家真理做出貢獻的人?！薄?4】此外，在介紹蘇軾、王安石時他同樣詳細著錄了他們奉祀孔廟的時間。這些信息顯然源自《文廟祀位指南》，若非該著深入人心，翟理斯不至于論及名家時總是考量他們身后是否奉祀孔廟一事。

如果說《文廟祀位指南》是倭妥瑪研究儒家文化的力作，那么《老子哲學研究》和倭譯《大唐西域記》則是他探索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成果，可惜對后兩部作品，相關(guān)研究同樣乏善可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學界關(guān)于倭妥瑪?shù)难芯可刑幱谄鸩诫A段，他對中國文化的研究與貢獻或許會成為一個新的學術(shù)研究增長點。

注釋
 
1 T. Watters， A 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 Shanghai， China: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9.
 
2 S.W.B.，“Thomas Watters， 1840-1901”，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ish and Ireland， 1901， pp.373-375.
 
3 Henri Cordier，“Thomas Watters-Necrologie”， T‘oung Pao(通報)， Serie II， Vol II， 1901， pp.92-93.
 
4 倭妥瑪發(fā)表的學術(shù)文章數(shù)量眾多，難以統(tǒng)計。他對儒釋道等宗教問題均有興趣，對佛教研究尤其深入，相關(guān)文章有《中國的佛教》（Buddhism in China）《中文佛經(jīng)〈妙法蓮華經(jīng)〉評論》（Notes on the Miaofa-lien-hua-ching， a Buddhist S?tra in Chinese）等，此外，還有研究伊斯蘭教的《中國的伊斯蘭教文獻評論》（Notes on Chinese Mahometan Literature），以及研究儒士的《韓愈或韓文公的生平與著述》（The Life and Works of Han Yüor Han Wên-kung）。
 
5 參見“高雄俱樂部”網(wǎng)頁http://www.takaoclub.com/personalities/Watters/index.htm.
 
6 郇和（Robert Swinhoe，1836-1877），又稱史溫侯、斯溫霍、斯文化氏等，以撰寫《1860年華北戰(zhàn)役紀要》（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著稱于世。張譽騰在《英國博物學家史溫侯在臺灣的自然史調(diào)查經(jīng)過及相關(guān)史料》一文中指出：“鳥類是史溫侯最喜歡的研究題材，他在這方面的成就亦最斐然，臺灣約400種鳥類中，在史溫侯的著作中出現(xiàn)者超過200種，其中由史溫侯鑒定命名者有58種。臺灣62種陸生哺乳類中，史溫侯鑒定、采集或記錄了27種，其中11種是由他親自鑒定命名的?！眳⒁姟杜_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7 張萬福：《臺灣鳥類彩色圖鑒》，臺中：禽影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第190-191頁。
 
8 T. Watters，“Chinese Notions about Pigeons and Dove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67， No.4， pp.225-242.
 
9  T. Watters，“Chinese Fox-Myth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4，No.8， pp.47-65.
 
10 T. Watters， Lao-Tzǔ， A Study in Chinese Philosophy， Hongkong:Printed at the“China Mail” Office；London:Williams&Norgate， 1870， p.41.
 
11 T. Watters， Stories of Everyday Life in Modern China， London:David Nutt， 270-271， Strand， 1896， p.vii.
 
12 Thomas Wat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629-645 A. D.， Edited， after his death， by T. W.Rhys Davids and S. W. Bushell， London:Royal Asiatic Society， 22 Albemarle Street， 1904， vol. I， p.v.
 
13 倭妥瑪藏品，可參見大英博物館網(wǎng)頁“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term/BIOG15378”及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網(wǎng)頁“https://collections.vam.ac.uk/search/?q=Thomas%20Watters”。
 
14 清咸豐二年（1852年）黃本驥所著《圣域述聞》目錄中說東廡先儒二十七位，實際數(shù)目二十八位，加上西廡先儒二十八位，共計五十六位。
 
15  T. Watters， A 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 Shanghai， China: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9， p.104.
 
16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下冊），?？冢汉Ｄ铣霭嫔纾?994年，第167頁。
 
17 莊延齡（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19世紀英國漢學家。
 
18 T. Watters， A 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 Shanghai， China: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9， pp.1-2.20.
 
19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Hongkong:at the Author's. London:Trübner&Co.， 60， Paternoster Row， 1861， Vol. I.， pp.56-128.
 
20  James Legge，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Confucius， London:Trübner&Co.， 57&59， Ludgate Hill， 1877.
 
21 （明）李之藻：《頖宮禮樂疏》卷2《祀典存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1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8頁。
 
22  T. Watters， A 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 Shanghai， China: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9， p.216.xv.
 
23 （清）黃本驥：《圣域述聞》，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0年，第653頁。
 
24  Herbert A. Giles，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Bernard Quaritch， 15， Piccadilly；Shanghai:Kelly&Walsh， 1884， p.v.116.167.
 
25 （唐）馮贄：《云仙雜記》：“柳宗元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后發(fā)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北本褐腥A書局，1985年，第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