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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孝悌”到“舉孝廉”——略論漢代政治與倫理的同構

作者：曹婉豐

來源：《現(xiàn)代哲學》2020年第6期

摘    要：西漢雖承秦的制度而立國，然而統(tǒng)治思想上卻極力矯正秦政的流弊，從統(tǒng)治者自上而下對“孝”的推崇、踐行到以此為基礎和標準形成“舉孝廉”制度正是其中的重要舉措。這個過程折射出的不僅僅是所謂的儒學“獨尊”，更重要的是儒家政治觀念與價值取向對國家政治的多方面滲透與引領?！芭e孝廉”制度的推行，一方面成為政府選拔和儲備人才、擴大政權基礎與增加政治活力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朝廷推行儒家教化、增強國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關鍵詞：以孝治天下；孝悌；舉孝廉；《孝經(jīng)》；

作者簡介：曹婉豐，黑龍江伊春人，哲學博士，北方工業(yè)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漢代尤重孝道，在西漢漢武帝年間形成重要的“舉孝廉”制度。對漢代孝道以及相關問題，學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已然相當豐富，這里不準備對之做全面的介紹與論述，而著重從漢初重“孝悌”到“舉孝廉”制度形成的相關問題加以探討，以求教于方家。

一、秦的教訓與漢的問題

歷來對秦政的批評抨擊，多集中在其繁密的法網(wǎng)、嚴苛的刑罰上，通常認為秦因嚴刑酷法的推行導致覆亡。這樣的論述并非全無道理，但對秦法繁密嚴苛的強調(diào)，同時容易給人造成似乎秦只行法令而完全不講倫理道德的錯覺，但事實上并非如此，對此需要全面而深入的審視與考察。

在秦代，仁、義、禮、智、信、儉、貞節(jié)等道德得到統(tǒng)治者自上而下的提倡，各地秦刻石的文字中多有記載，如“圣智仁義，顯白道理”“端直敦忠，事業(yè)有?！薄敖挂鶝u，男女絜誠”【1】。《史記·李斯列傳》趙高夸獎胡亥，除“學以法事數(shù)年矣，未嘗見過失”【2】外，又有“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于心而詘于口，盡禮敬士”【3】等語。而不孝在秦代就是罪名。趙高、李斯在矯詔殺害太子扶蘇與將軍蒙恬時，罪名便是“為人子不孝”和“為人臣不忠”。

《韓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薄?】然而，法家所提倡的“忠孝”并非目的，而是手段。誠如學者所言：“在總體傾向上，禮義孝悌之類對于秦政，只能說是一層淡淡的粉飾而已；君權和法制，才是其政治賴以運作的主軸。并非凡是講‘仁義’，就能與儒家所說的‘仁義’等量齊觀?！薄?】更進一步來說，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對忠孝等倫理道德提倡，不同于儒家之處，即對忠孝等觀念，在價值上并不認同甚至極其輕視其價值，但在作用上仍將其視作穩(wěn)定統(tǒng)治的工具。因此，客觀的來看待“孝”在秦代政治與社會中的作用，或許肖群忠的觀點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借鑒：“秦肯定沒有像漢那樣把孝作為其統(tǒng)治思想的基礎和核心。至于作為一種實踐道德的孝，由于道德文化有其歷史延續(xù)性和繼承性，因此，從民眾行為實踐的小傳統(tǒng)來看，秦代也未必就一點不重孝?！薄?】

可見，就統(tǒng)治需要來說，統(tǒng)治者需要提禮義孝悌的教化來凝聚人心。但儒家與法家的本質區(qū)別就在于倫理道德在政治策略、施政理念以及政治實踐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如宮崎市定所說：“從始皇對人民訓誡的內(nèi)容來看，仍然是事親以孝，這一點其實與儒家的教誨沒有什么不同，至于如何行孝，這卻是法家學說里找不到的。在列國對峙的形勢下，法家君主集權的主張對擊敗敵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這只是以權術為內(nèi)容的學說，不具有人生的理想?！薄?】法家對“忠孝”觀念的提倡是以維護國家凝聚力為目的的；而在儒家理論中，政治不是法家那種基于人性的趨利避害而訴諸于獎懲賞罰的管理，而是需要將道德與情感納入其中的整體性考量。

對于全面反思秦的教訓而立國的西漢來說，在武力征討奪取政權之后，如何鞏固政權進而實現(xiàn)長久執(zhí)政，在漢初年間完成休養(yǎng)生息之后最迫切解決的政治問題。如果說漢初年間“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那么到武帝時期，興教化則成為當務之急。顯然，對于漢儒來說，“治安之國”是遠遠不夠的。陸賈說：“夫法令所以誅暴也，故曾、閡之孝，夷、齊之廉，此寧畏法教而為之者哉?”【8】

事實證明，到了漢武帝年間，一味的清靜無為早已不足以應付隨著漢朝國力發(fā)展而凸顯的種種社會與政治問題。概言之，“統(tǒng)治者不必積極有為，或說不可違道妄為，‘道’作為宇宙秩序會自然把社會調(diào)節(jié)到適宜狀態(tài)。如此‘反樸’取向，與一個大型文明國家的治理方式，最終難于整合”【9】。推崇黃老的竇太后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即元光元年，漢武帝下令“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shù)”，這一詔書也宣告了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皬拇艘院螅瑖业臅r新派政策以更強有力的形式出現(xiàn)；一個虔誠的《道德經(jīng)》信奉者是很難贊同國家朝積極的和擴張主義的政策方向作明顯的轉變的。”【10】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對于一個經(jīng)過幾十年休養(yǎng)生息、養(yǎng)精蓄銳的國家，一個雄才大略而非昏庸無為的皇帝，以清靜無為為理論基調(diào)的政治理念勢必無法滿足國家發(fā)展與統(tǒng)治者的需要。新時代的新問題，“不是功臣貴族子弟所能解決的，不是法吏所能解決的，亦不是前一代黃老哲學所能應付的”【11】。而儒家之長恰恰能補黃老之短，政治理念的變更已然是大勢所趨。

二、從作為道德倫理的“孝悌”到作為人才選拔制度的“舉孝廉”

從統(tǒng)治者自上而下對“孝”的推崇、踐行到以此為基礎和標準形成一種政治制度，由儒家“孝悌”進而國家“舉孝廉”，以往的研究慣用“獨尊儒術”來總結這一過程，但深入探究，其中折射出的不僅僅是所謂的“獨尊”，即儒學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儒家政治觀念與價值取向對國家政治的多方面滲透與引領。余英時認為，漢代以“孝悌”為取士的最重要的標準，便是根據(jù)“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的邏輯推衍出來的【12】。而漢代從對“孝”的重視到“舉孝廉”制度形成的過程，也是“社會的倫理秩序與一般性的政治制度進行對接”【13】的過程。

閻步克說，一種行政制度的形成需要量變的積累，但質的變動卻往往聯(lián)系著更為廣泛的政治文化背景的變動【14】。比如，從漢初開始對“孝”的重視及褒揚。漢代的皇帝多以“孝”為謚。顏師古說：“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薄?5】漢文帝說：“孝悌，天下之大順也?！薄?6】孝悌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武帝即位之初即頒布詔書：“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yǎng)之事?！薄?7】再如，漢武帝對儒學的推崇，誠如胡秋原所說：“武帝之初，儒生已成重大勢力。儒學不待武帝之尊而尊?！薄?8】而儒學地位的提升，“此實為儒者長期(至少八十年)奮斗之成績，風會之使然。武帝即位之時僅十七歲，不能謂即有堅定之主張也。不過此一少年皇帝亦感受時代思潮而已?！薄?9】

因此，“舉孝廉”作為一種人才選拔制度之所以能夠在漢武帝一朝得以確立和實施，與其說是君主個人的選擇，不如說這是時代潮流的大勢所趨?！百t良、方正之設科，是與知識群體特別是儒生集團的參政，與王朝之最終把儒術奉為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過程，是一致的；孝廉科亦是如此?！薄?0】《漢舊儀》曰：“高后選孝悌為郎?！薄?1】早在呂后執(zhí)政時期，已經(jīng)有這種因德行出眾而進入仕途的選拔方式。而孝廉制度的正式確立，則通過董仲舒的提議而被武帝所采納。在與武帝的對策中，董仲舒說：

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wèi)，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22】

《漢書·武帝紀》記載：“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薄芭e孝廉”制度由此肇始【23】。從漢代重“孝”到“舉孝廉”制度的實施，董仲舒居功甚偉。班固曰：“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fā)之?！薄?4】這一由儒者倡導的制度，其精神實質是以儒家的道德標準作為取士標準，根據(jù)孝子的孝行來舉薦、提拔、考核人才的制度?！芭e孝廉”的逐漸推廣對漢帝國政治所產(chǎn)生的影響，如嚴耕望所論，“遂使?jié)h代政治本質起重大變化”【25】。此種變化，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申說。

首先，“舉孝廉”制度的推行，成為政府選拔和儲備人才、擴大政權基礎與增加政治活力的有效方式。對于漢初統(tǒng)治集團來說，“彼輩既純樸農(nóng)工，政治設施茫然不解，更無新理想可言，故一切法制，悉承秦舊，‘蔭任’、‘貲選’蓋其類耳。是以功臣封侯食采，子弟平流涌進，而不知隨時向民間吸收新因素，增加新血輪，致政府輿民間日逐懸隔，在上人材日稀，在下民情隔膜。上下不能連貫，有僵化為新貴族之趨向?！薄?6】到漢武帝年間，漢初功臣以及他們的子孫所起到的輔佐作用越來越小【27】。隨著功臣及其子弟逐漸淡出歷史舞臺而出現(xiàn)的政治空間如何填補，成為考驗政權的執(zhí)政能力能否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問題。通過“舉孝廉”制度選拔人才來填補政治空間，成為武帝時代的必然之選。原因有二：

第一，孝廉制度的設立，為底層百姓的入仕開啟了大門。并非按出身來展開，所謂“英雄不問出處”；以德行為標準，階級、門第、血統(tǒng)都不重要，這無疑使得政權組成來源多元化，而這種多元化對于政治活力的保持，社會利益的分配都會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與此同時，人才由皇權直接選拔，權力直接進入到社會的最底層，最底層的優(yōu)秀分子直接進入到國家政權?？梢哉f，“舉孝廉”制度選拔的范圍廣泛而開放，政權的開放程度與平民化進一步加大，這就使得國家政權在全社會范圍內(nèi)獲得最大程度的支持與認可。

第二，在選拔標準上，誠如學者所論，“賢良、孝廉之所以殊異于此前的官吏舉薦之法的，一是設科名目上的‘進賢’意圖，二是舉薦形式上的‘貢士’色彩。這方面，充分地適應于上述儒家的為政以德、教民以德、以及由恪守德義的君子賢人任官以‘軌德立化’的思想，體現(xiàn)了一種在選官上‘以德取人’的原則”【28】。以是否符合儒家德行作為選拔人才的標準，進而“建構一個由‘孝悌’、讀書出身和經(jīng)受推薦、考核而構成的文官制度，作為專制皇權的行政支柱”【29】。至此，“為政以德”與“以德取人”形成一種良性支撐與互動，為儒家“仁政”的實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其次，除了選拔人才，“舉孝廉”也是朝廷推行儒家教化、增強國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根據(jù)《漢書·百官公卿表》《漢書·循吏傳》《后漢書·循吏列傳》《后漢書·儒林列傳》《后漢書·文苑列傳》的記載，漢代的許多官吏都是通過“舉孝廉”而進入仕途。他們通過“舉孝廉”參與到國家政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fā)揮作用；而在他們施政的過程中，又必然會褒獎孝行，在為政中起到一種導向性作用。由此形成一種良性循環(huán)，不論是對社會風氣還是人才儲備，都起到正面積極的引導作用。這種循環(huán)互動如干春松所總結，“隨著儒家的制度化，儒家觀念便更合理、順暢地改造著現(xiàn)實的制度。而制度的儒家化強化儒家制度化的深度和廣度”【30】。通過對德行的提倡而入仕，一方面拓寬政權社會基礎的同時，另一方面則加大提倡教育的力度。在這兩方面共同努力下，極大提升了文化吸引力與政治向心力。

孝廉、茂才皆地方推薦而來，全國百余郡國，無論其在中原或邊疆，無論居民之為華夏民族，或邊裔少數(shù)民族，亦無論其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之高低，一律一視同仁，皆以戶口多少為比例。推薦人才到中央為郎官，在首都觀摩數(shù)年，然后分派在中央或地方(不到本籍)任職，這樣增加了地方四裔對中央的向心力。秦漢時代中國第一次走上統(tǒng)一之途，能維持四百年之久，此一制度盡了相當?shù)墓δ堋Ｖ袊?jīng)此長久的統(tǒng)一局面，已凝成為不可分之一體，自后政治上縱然時或有離心的叛亂出現(xiàn)，但最后終歸統(tǒng)一，得此制度影響甚大。換言之，中國二千年來世界性國家之局面，為曠世所未有，此一具有闊大胸襟不分夷夏一視同仁之制度，實有其歷史性的影響作用?！?1】

這種在文化上由中央到邊疆的輻射和影響，通過對一種文明觀念的認同，使得孝悌等儒家價值觀成為這個“大一統(tǒng)”政治的粘合劑。到了東漢時，期門、羽林的軍士也須學習《孝經(jīng)》章句，匈奴貴族也遣子入學。

漢文帝曾立孝經(jīng)博士：“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jīng)》、《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后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jīng)》而已。”【32】由此而帶來的疑問是，罷《孝經(jīng)》博士，是否真就意味著《孝經(jīng)》地位的下降?對此，王國維說：

然《論語》、《孝經(jīng)》、《孟子》、《爾雅》雖同時并罷，其罷之之意則不同?！睹献印芬云錇橹T子而罷之也。至《論語》、《孝經(jīng)》，則以受經(jīng)輿不受經(jīng)者皆誦習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罷之者也……蓋經(jīng)師授經(jīng)，亦兼授《孝經(jīng)》、《論語》，猶今日大學之或有豫備科矣。然則漢時《論語》、《孝經(jīng)》之傳，實廣于五經(jīng)，不以博士之廢置為盛衰也?！?3】

顯然，《孝經(jīng)》在漢代的基礎性地位不容置疑，這種基礎性地位的特殊之處就在于并非隨著博士的“立”或“罷”而有所改變。到漢平帝元始三年，“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jīng)師一人；鄉(xiāng)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jīng)》師一人”【34】?！短接[》卷五四五引《荀氏家傳》：“故漢制天下皆誦《孝經(jīng)》，選吏則舉孝廉，蓋以孝為務也。”

對于孝道的踐行，有儒家經(jīng)典作為其價值依據(jù)，再配合以人才選拔制度為獎勵，在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的齊頭并進，使得漢代“以孝治天下”取得了良好的社會與政治效果。

三、孝為善政之基石：從倫理秩序到政治制度的變遷

從政治制度演變的層面來說，有學者認為，“從周制到秦制，從最高權力上說，則有一個從宗族的家天下到家庭的家天下的轉換，這是周秦之際的歷史大勢”【35】。統(tǒng)治基礎的轉變自然帶來的是思想觀念的變遷。承秦制而建國的西漢，在短暫的郡國并行制之后，在漢武帝時期最終確定和鞏固了“家庭的家天下”。因此，“家庭的家天下”正是建基于“家庭倫理”基礎上的【36】，對孝的強調(diào)自然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肖群忠對漢代的孝文化總結為三點：“首先是孝道理論的綱?；c理論論證的神秘化；其次則是孝道的政治化、實踐化；最后，是孝道義務與實踐的片面化、絕對化?！薄?7】可以說，漢代孝道理論的綱?；侵袊⑽幕l(fā)展史上的重要節(jié)點。漢代對孝的重視，將其放大化，就成為對忠的提倡。隨著“君為臣綱”被列為三綱之首，這種由“孝”而“忠”論證的不斷加強，亦是從觀念變遷的層面折射出“孝”從倫理秩序具體化為政治制度的變遷過程。

先秦時，《論語》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薄?8】孟子強調(diào)：“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薄?9】漢初陸賈說：“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親?！薄?0】在《孝經(jīng)》中，“事君”已然成為“孝”的一部分，并提出移孝為忠的治國理念：“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薄?1】董仲舒曾說：“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42】董仲舒以“土”來說明忠與孝的地位，正是為了強調(diào)其“不可以加”的至高無上。如此一來，當“孝”延伸到“忠”，其范圍也從“家庭”擴大到“朝廷”，成為家國同構的理論基石，如“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43】等論說，不僅在漢代，在后世也有很大影響。

凡此種種，表明“孝”已經(jīng)不僅是一種倫理規(guī)范，在政治領域同樣發(fā)揮著重要的規(guī)范作用。以儒家觀念為基礎與指導建構起來的制度，不但意味著從倫理規(guī)范到政治原則的飛躍，還意味著儒家與政權的深度鏈接，儒家價值觀對權力的塑造。以經(jīng)義影響政治，以儒家經(jīng)典中所推崇的價值作為衡量現(xiàn)實政治得失的標準；以儒家的政治觀念引導君主的政治行為，以儒家的政治傾向影響現(xiàn)實政治運行的走向。比如，《漢書·郅惲傳》：“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既然君王如父母，統(tǒng)治者同樣如父母一樣在犯錯時接受臣子的勸諫。誠如當代學者所論：

在今天的用語中，“孝”指子女對父母的道德，在“家”范圍之內(nèi)，是私領域的事。但是，古代并沒有今人所謂的公與私的分界，道德與政治的明確分界，因此，“孝”的問題也決不是私人領域子對父的道德問題，而是全面構建人間秩序的核心要素，帶有強烈的政治性?！?4】

因而，從推崇“孝”觀念到推行“舉孝廉”制度，我們需要嘗試超越時代的局限和對古人的苛求，才能對這一過程做出有分寸且有邊界的理解。 如《東漢會要·選舉上》中所說，漢代“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為后世所不能及”。與此同時，儒家孝道由倫理到政治的制度化建構，也意味著必須投身到社會與政治生活中去，才能實現(xiàn)自身的價值。從這一點來說，儒家積極入世的基調(diào)從孔子“學而優(yōu)則仕”的觀念逐漸演化成為被政治權力不斷強化的國家制度。正如李澤厚所說：

孔子繼承遠古所提出的仁學結構，主要便是通過漢代一系列的行政規(guī)定如尊儒學、倡孝道、重宗法，同時也通過以董仲舒儒學為代表的‘天人感應’的宇宙圖式，才真正具體地落實下來?！?5】

從對“孝”的推崇與踐行，到“舉孝廉”制度的確立，漢代以儒家孝道為精神資源和價值根據(jù)，以物質獎勵、法律約束、社會教化與人才選拔等方面的措施相配合為其實施保障。既有來自法律方面的硬約束，又有來自教育方面的軟手段，全方位地發(fā)揮了“孝”在社會生活與政治運行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過度的強調(diào)子女對父母之孝，除了發(fā)展到愚孝之外，必然走向其反面。恰如《抱樸子·審舉》篇中記錄的童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門良將怯如雞。”當孝行成為進身之階，就已不再是單純的道德情感，而成為獲取功名利祿的手段。

注釋
 
1 [漢]司馬遷：《史記》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09、210、223頁。
 
2 [漢]司馬遷：《史記》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240頁。
 
3 同上，第2240頁。
 
4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510頁。
 
5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33頁。
 
6 肖群忠：《孝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頁。
 
7 [日]宮崎市定：《東洋的古代》，馬云超、張學鋒、石洋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第34頁。
 
8 王利器：《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5頁。
 
9 閻步克：《秦漢之際法、道、儒之嬗替片論》，《閻步克自選集》，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70頁。
 
10 [英]崔瑞德、魯惟一編：《劍橋中國秦漢史》，楊品泉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31頁。
 
11 胡秋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70頁。
 
12 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9頁。
 
13 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0頁。
 
14 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8頁。
 
15 [漢]班固：《漢書》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 76頁。
 
16 同上，第109頁。
 
17 同上，第136頁。
 
18 胡秋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第271頁。
 
19 同上，第293頁。
 
20 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第9頁。
 
21 [清]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90頁。
 
22 [漢]班固：《漢書》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185—2186頁。
 
23 閻步克認為，董仲舒建議郡國貢舉“吏民之賢者”，而漢武帝所定科目卻兼有“孝”“廉”，便有了兼顧文吏之作用?！斑M賢”“貢士”之法中，又兼含“達吏”之意，除經(jīng)明行修治儒生外，文吏亦可以由此科而得舉。此外，根據(jù)閻步克的考證，《漢書》中“舉孝廉”和“察廉”“廉吏”有著明確的區(qū)別，不可混為一談。(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第13、29—37頁。)
 
24 [漢]班固：《漢書》第3冊，第2196頁。
 
25 嚴耕望：《中國政治制度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1頁。
 
26 同上，第91—92頁
 
27 參見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第59—73頁。
 
28 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第10頁。
 
29 李澤厚：《秦漢思想簡議》，《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7年，第139頁。
 
30 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第10頁。
 
31 嚴耕望：《中國政治制度史綱》，第94—95頁。
 
32 [漢]趙岐：《孟子題辭》，[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7頁。
 
33 王國維：《漢魏博土考》，《王國維全集》第8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109—111頁。
 
34 [漢]班固：《漢書》第1冊，第301—302頁。
 
35 李祥?。骸肚貪h價值觀變遷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10頁。
 
36 李祥俊認為，把皇權建立在家庭倫理基礎上，而非建立在宗族倫理基礎上，這是秦漢專制皇權的基本特征。(李祥俊：《秦漢價值觀變遷史論稿》，第111—112頁。)
 
37 肖群忠：《孝與中國文化》，第58頁。
 
38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7頁。
 
39 同上，第339頁。
 
40 王利器：《新語校注》，第118頁。
 
41 汪受寬：《孝經(jīng)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8頁。
 
42 [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16頁。
 
43 王文錦譯解：《禮記譯解》，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631頁。
 
44 陳壁生：《孝經(jīng)學史》，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8頁。
 
45 李澤厚：《秦漢思想簡議》，《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159頁。